作者简介：刘海，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杨丹，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自敏，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章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献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24年第6期

摘要：乡村善治不仅要关注包容性增长，也要摆脱集体行动困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本文构建了包容性增长影响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采用广义Bonferroni曲线度量包容性增长水平，通过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这一工具变量识别包容性增长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因果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并从贫困个体、贫困区域和扶贫效果三个维度探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非经济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包容性增长促进了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对农户而言，家庭收入越低、成员越多、土地经营面积越大、所在村庄规模越小，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促进作用越强。第二，包容性增长可通过提高农户互助水平和人际信任程度增强村庄动员能力和和谐程度，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第三，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不仅有利于提高包容性增长水平，还有非经济效应。而且，包容性增长更有利于推动原贫困户、扶贫区域和扶贫效果好省份的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本文研究提供了包容性增长影响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理论逻辑和微观证据，能为政府制定促进包容性增长和村庄公共事物治理的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公共事物治理；包容性增长；集体行动；非经济效应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福利的包容性增长，可以有效促进多元化社会主体围绕公共事物开展集体行动，通过基于理性的策略互动，实现自主组织与自主治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从农村现实情况看，目前负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行政部门并没有深入到村一级。村委会是基层治理的正式机构，村社组织在失去土地调整权和税费收入后，经济实力大为削弱，在公共品供给方面的权威和凝聚作用也在弱化，村级层面的集体行动面临困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3－2021年，全国每年因公共工程老化、毁损等导致的耕地灌溉面积减少量占总耕地灌溉面积减少量的 24.23%。同时，村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基层治理功能弱化等问题也制约着集体行动的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2020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9899万人，年均减贫1237万人，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1.3个百分点。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使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减贫幅度达70%，大大缩小了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促进了农村的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提高，不仅增强了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也可能是解决农村集体行动失灵的关键路径。

现有文献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的相关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第一，现有文献主要分析了包容性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探讨了影响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因素，但是，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从微观农户层面分析包容性增长对集体行动影响的研究较少，也疏于探讨内部作用机制。第二，现有对包容性增长的测度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且较多为综合指标，侧重于分析宏观经济包容性对整体经济运行的影响，较少关注包容性增长的微观测度指标及其影响农户行为的经济逻辑。第三，现有文献虽然对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多方面分析，但主要关注增收、减贫等经济效应，较少关注农村地区环境面貌的改善、贫困人口人力资本和社会地位的提升等间接的非经济效应。

二、主要内容和边际贡献

（一）主要内容

首先，本文构建了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分析包容性增长对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并从内驱和外推两方面分析具体的作用机制，进而提出相关研究假说。其次，本文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CLDS数据库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调查数据，描述了相关特征化事实。再次，通过工具变量法，识别出两者的因果效应并探讨具体的影响机制；最后，从贫困个体、贫困区域和扶贫效果三个维度探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非经济效应。

（二）边际贡献

第一，将收入公平和福利改善纳入 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的整体分析框架，探析包容性增长对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同时，从社会互动、人际信任、动员能力与和谐程度等方面深入分析相关作用机制，拓展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的研究边界。

第二，基于广义 Bonferroni曲线的测度框架，测算微观层面的包容性增长水平，从低收入农户福利角度分析农村包容性增长的特征及其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的影响路径，在微观层面深化对广义 Bonferroni曲线的运用。

第三，从公共事物治理视角出发，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背景下聚焦村庄层面，采用微观数据分析包容性增长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弥补现有大部分研究仅使用省级或市级统计年鉴中的宏观数据而无法分析微观主体行为的不足。

第四，创新性地从非经济效应视角探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提高农户非经济福利的结果，拓展中国情景下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边界。同时，以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为政策性工具变量，识别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的因果关系，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三、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第一，包容性增长可以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通过替换解释变量和子样本回归方式进行的稳健性检验表明，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收入水平越低、成员数量越多、经营面积越大、村庄规模越小，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促进作用越大。第三，从内驱机制看，包容性增长有利于提升农户互助水平和人际信任程度，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从外推机制看，包容性增长有利于提高村庄的动员能力与和谐程度，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第四，包容性增长更有利于推动原贫困户、扶贫区域和扶贫效果好的地区的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二）政策建议

第一，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应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在过渡期继续实施帮扶政策，让低收入农户形成可持续的增收路径和均衡发展模式，进一步提高低收入农户福利水平。第二，基层政府可鼓励企业、社会组织等参与农村发展项目，并为其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缩小农村发展差距，提高包容性增长水平。第三，基层政府也可通过构建“村委会+村民小组+互助小组”的农村互助机制，提高农户间互助水平。通过派遣驻村调解员、驻村律师等方式加强基层人才建设，及时化解农户内部矛盾，提高农户间人际信任水平，提升村庄公共事物治理效率。第四，村庄可通过确立团结友爱的村规民约，保障低收入农户在非经济性集体行动中的合法权益，提高村庄动员能力，强化村组织与个体之间的联系，促进信息共享，提升村庄和谐程度。

四、研究、写作、投稿、修改过程和心得体会

本选题是研究团队立足农村集体行动的理论与现实情况拟定的，基于经济物品的属性将集体行动细分为经济性集体行动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而本文则是围绕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特性展开的具体研究。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家庭成员的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影响能否化解其参与公共事务面临的内外部局限，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如果能，具体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动机。

本文自构思、撰写至最终录用，历经将近两年时间。衷心感谢在投稿和修改过程中众多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以及期刊编辑部相关老师们逐字逐句、不厌其烦的校对和润色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本文的规范性和严谨性。针对农村集体行动与公共事务治理的研究，不仅是涉及农村善治的治理议题，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中至关重要的发展问题。本团队将继续扎根中国农村，深入探讨与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相关课题，积极传播中国故事，致力于为乡村振兴事业作出贡献。期望拙文能够激发更多同仁的思考，共同探讨这一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