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炜 (1969—) , 男,汉族, 山东省郓城县人, 山东经济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农村经济研究；王莉 (1981—) , 女, 汉族, 江苏人, 山东经济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助教, 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03期。
摘要：中国县域经济的块状发展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经济现象，以浙江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县域超越当地的资源局限，以市场为纽带，以加工工业为中心，以发展民营经济为根本手段实现了县域经济发展的飞跃。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县域经济块状化发展的原因、路径进行了分析，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对块状经济由企业集聚向产业集群转化的趋势和路径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 县域经济；经济块状化；制度经济学；企业集聚；产业集群
经济块状化是经济自然发展的表现。人类自身就是以块状聚居的。在农业社会时代，人类根据自然地理特点生产农业产品, 进而出现块状农业, 这种现象延续至今。工业的块状化出现在手工业时代, 工业革命之后“块状经济”更加明显, 城镇的产生就是“块状经济”发展的结果。在现代经济生活中, 相对于城市大工业的规模集聚，乡村小工业的集聚以及城市边缘新兴产业的集聚也表现出明显的块状经济特征, 如意大利北部的中小企业集群和中国浙江县域经济的块状集聚等。
浙江现象成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样板。2005年, 浙江省88个县市区中, 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块状经济, 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有519个, 块状经济总产值达5993亿元, 约占全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9%。在浙江县域块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一方面以核心产业为中心, 培育龙头企业, 走市场化道路, 即“产业+企业+市场”;另一方面以地方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为纽带打造地区性商圈, 培育企业家团体和相互学习制度。同时政府扮演了明智的角色, 既不成为企业发展的负担, 又适时地为企业发展创造条件。块状经济的快速发展, 提高了浙江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 也促进了浙江省的综合发展。
浙江县域块状经济并不是独立的, 广东、山东、江苏、福建等沿海地区都有所表现, 而近年来内陆许多地区甚至一些落后地区开始学习浙江经验, 发展块状特色经济。块状经济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企业的集聚, 这是块状经济发展的较低级层次;一个是产业的集群, 这是块状经济发展的高级层次。中国的县域块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已开始向产业集群发展, 而内陆的多数地区发展块状经济还处在初级的模仿阶段, 是企业聚集阶段。块状经济由企业集聚向产业集群发展是一个质的飞跃, 它关系到县域经济发展的未来前途, 是县域经济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县是中国行政建制、行政区划的名称, 起源于春秋, 推广于战国, 定制于秦朝始皇帝。春秋战国时代, 各诸侯国为掠夺土地混战不止, 为对新征服地区进行有效控制而建立县制。至战国时, 县成为拥有一定政治、军事组织和完整的税赋制度的行政单元。在以后的中国历史所经历的各朝代中, 县制设置发生了许多变化, 其制度内涵和职能不断丰富和完善, 一直发挥着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的区域中心的职能, 成为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最为稳定的层次。1930年代中国设县有1962个, 新中国成立后县仍为一级重要的行政层次, 至2002年我国县级行政区划达到2860个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
从历史上看, 县制的设置是为了管理一方地域, 是基于一定地域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制度产生于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 它不仅规范某一区域内人们的活动, 而且具有对外屏蔽的功能。历史地看, 古代中国的县制设置首先基于军事和政治需要, 但随着政治的稳定和地区归属权的明确, 县级行政机关的职能就转而以推进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主, 解决民生成为县级行政部门的核心职能。
新中国成立后, 县级行政机关的职能得以加强, 同时执行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 只是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其政治职能更强, 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后, 县级政府的政治管理职能逐渐服务于经济与社会发展职能。中国虽然是中央集权式国家, 但由于地域广阔, 中央政府赋予县级政府自治权和发展权, 并自主管理县域的各种事务, 特别是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最终是委托县乡政府来完成, 县级政府以发展经济并籍此推动社会进步为主要职责, 中央政府更多的是进行行政管理、政策管理和制度管理。
中国的县政是相互独立的, 县与县之间是一种竞争与协作的关系。基于这种关系, 一方面不同的县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经济发展战略, 在县域之间形成分工协作;另一方面县域之间的竞争又导致各自政策上的封闭性, 有时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 容易在县域之间形成产业布局的差别。同一县域内的各个乡镇也是相对独立的, 同县与县之间的关系相类似, 各乡镇为满足自身需要, 在竞争中会各自采取封闭的态度以及相关措施, 进而在企业跨乡镇建设或发展时受到一定限制, 甚至排斥。这种制度安排的独立性的存在都极易导致县域经济发展出现块状特征, 以县为特色或以乡镇为特色的产业布局在许多地方出现并表现出较强的态势。
改革开放后, 传统上较为开放的地区率先出现了块状经济, 浙江、广东、江苏、福建、山东的一些县乡以发展“一县一品”和“一乡一品”为支点, 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出发实现了县域经济发展的飞跃, 而浙江更是通过发展块状经济跻身全国经济大省。县域经济块状发展改变了中国传统县域经济趋同化的弊端, 较好地解决了市场的差别性问题。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考察, 这种块状经济是对县域经济传统发展模式的变迁, 一方面它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变迁, 另一方面它实现了发展路径的变迁。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 县域经济被定义为农业经济, 县域发展农业, 城市发展工业, 造成中国大多数县域工业基础薄弱, 小农思想浓厚;另外, 在县域零星的工业经济中, 不同县域或同一县域的不同公社或乡镇之间产业趋同、产品趋同, 形成小而全、大而全的发展模式, 由于缺乏竞争和产品趋同, 产业难以更新和升级, 工业生产在低水平上竞争徘徊, 难以对农村经济产生根本影响。对于县域经济发展而言, 改革的功效在于, 一是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条件自由选择生产方式和生产种类;二是不同县乡形成了属于自己特色的经济布局, 这种块状式发展很自然地在全社会形成了分工与协作。
中国县域发展块状特色经济是基于发展商品经济而产生的需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 商品经济基于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社会分工, 二是私有制。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 社会分工是基于政府的计划制定的, 它不是人们发展商品生产的自主选择。由于否定私有制以及对个人或个体利益进行严格控制, 不仅私人不再掌握生产资料, 企业也不再掌握生产资料, 生产发展的各种要素统一掌握在代表国家意志的各级政府手中, 私人和企业都被剥夺了取得和占有利益的独立权力。这种制度安排的弊端在于:一是遏制了个体追求利益的积极性, 从而压抑了民众的创新动力;二是为了满足各地区的需求, 政府平均化配置资源, 在各地形成了“小而全”“大而全”的生产布局, 消灭了地区间的分工协作。改革形成的新制度安排的优越性就在于明确了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合法性, 因而释放了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积极性。但是改革政策对于不同地区产生的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先发地区充分利用了宏观制度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机会调动各种资源, 结合区位条件、文化传统和经济特色建立起块状经济发展模式, 并获得了快速发展。这些地区在发展县域块状经济中表现出以下特征:
一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给与民营经济充分的发展空间。突破所有制界限, 把民营经济作为主体进行培育。浙江省民营经济的比重已超过50%, 而在一些块状经济发展突出的县域地区, 民营经济已经超过了80%, 如绍兴县。
二是大力发展家庭经济, 充分调动百姓的积极性。百姓经济发生于一家一户, 能够充分利用各家各户的劳动力特点。家庭经济还剔除了繁琐的分配环节, 成本小, 技术要求低, 能够为百姓增加收入。
三是坚定地走市场化道路。商品经济以市场为依托, 要发展民营经济和百姓经济就必须健全市场交易体系。“专业市场+产品加工”的模式, 把经济单位和市场连接起来, 有效地解决了生产与市场的衔接问题。
四是政府提供良好的服务。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现实证明, 良好的政府服务是实现发展的必要条件。在社会意识形态敏感的改革初期, 浙江政府用“无为”即不干预不禁止的理念服务于民营经济, 而当民营经济发展遭遇瓶颈时又积极作为, 为民营经济提供制度供给和制度服务。
五是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有两种, 一种是内部外向型, 一种是外部外向型。发达地区县域块状经济就是从发展内部外向型经济走向外部外向型经济的, 这种发展模式一开始引入竞争机制, 积极参与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 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
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制度变迁的两个基本途径。诱致性制度变迁产生于个人或个体对新的获利机会的适应, 或者说经济个体为取得新的获利机会而采取的制度安排, 如浙江的家庭经济, 适应改革初期我国民生贫瘠对日用消费品的旺盛需求, 百姓自发安排生产并组织市场销售。强制性制度变迁产生于为整体利益提供服务的动机。因此强制性制度变迁需要引入政府的强制力。浙江为推动县域民营经济向更高层次上发展, 一方面利用政府资源直接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构建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的“服务网”和“安全网”, 使民营经济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沿海地区县域块状经济发展过程中, 政府正是充分发挥了这两点优势并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浙江等沿海地区县域经济的良性发展同时证明, 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职能定位是关系制度变迁发展方向的关键环节。同样, 落后地区的县域经济要获得发展, 政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关键同样在于, 政府如何引导个人激励。现实的社会实践经验也说明, 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与该地区政府服务落后密切相关。林毅夫认为衡量一个政府是明智还是不明智的标准在于政府如何引导个人激励, “在任何情况下, 个人总是在寻找使他自己获得好处的机会”, 而一个政府完全可以“为了一个经济的发展, 有必要冒超一般化的风险去建立一种鼓励个人生动活泼的寻求并创造新的可获利机会的生产收入流的系统, 和一种允许用时间、努力和金钱进行投资并让个人收获他应得好处的系统”。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的原因也许正在于, 它们不能充分激励个人追求正当利益, 而有时不合法的利益追求却得到保护, 某些政府的行为颠倒了人们的正常价值观和传统伦理。另外的情况是政府不作为。不作为是很多落后地区政府的行为常态, 这样的政府面对可能的获利机会时无动于衷或看不到获利机会的存在, 它们的行为只是重复上级政府的制度和规章, 但由于看不到市场与计划之间出现的获利机会而无法对上级政府的制度安排做出合理的执行, 从而由于自己的不作为一次次失去发展的机会。
政府不合理作为也是导致一些地方发展缓慢甚至不发展的原因, 突出的例子是中国那些贫困县的长期不发展问题。解释中国的贫困县的发展问题不能忽视两种现象, 一是中央政府以及省市政府每年为贫困县解困济贫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但年复一年, 贫困状况改观缓慢, 原因在于上级政府投入的资源没有转化为实现当地发展的增值要素;二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大兴土木竞建豪华办公设施的浪潮中, 有许多贫困县的政府部门反而更加积极, 建造更加奢华。这些现象反映出, 一方面上级政府没有为这些贫困县政府设计良好的资源使用与发展地方经济相应的评价制度, 另一方面反映出这些地方政府从思想上就没有把发展地方经济, 解决地方民生作为基本的职业操守。
政府制度供给环境成为推动或延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特别是县乡政府的行为选择。但是要实现县域块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还必须解决生产的技术问题, 即需要新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扩张。在同一区块内, 企业可以为了获取共同利益而产生合作的动机, 并形成一定的制度安排, 包括习惯、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比较于那些正式的制度安排, 这些非正式制度安排在民营经济中更加普遍, 而且能够解决正式制度安排产生的庞大交易费用以及执行中的“怠工”问题。
但无论是从制度安排还是从实践结果看, 块状经济内的企业集聚仍然只是产业制度安排的初级形式, 块内企业处于产业链上相同的层次, 相同的生产方式, 提供相同的产品, 面对相同的市场。企业集聚可以节约由于生产技术难题和开发市场所产生的费用, 如同家庭中的不同成员根据各自的效率分享技术成果和市场份额。但这种家庭式企业集聚的问题在于缺少产业链的延伸和扩展能力, 不仅增加了横向交易费用, 而且减少了产业纵向延伸和横向扩展的收益。块状经济发展突出的地区的实践反映了相关的情况:第一是块内大多数企业生产雷同, 技术、市场、产品完全一致;第二是专业分工与协作主要集中在单一产品的纵向工艺分工领域, 涉及的产业链太短, 与上下游相关产业间的交易费用高;第三是块内横向功能分工发育迟缓, 块内相关公共货品配套产业发展不完善, 企业发展所需公共货品的交易费用高;第四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需要不匹配, 绝大多数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人才、资金、体制和环境, 没有核心技术。上述情况成为阻碍块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块内企业依赖低成本低价格手段进行竞争, 不仅难以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而且会由于消费者信息透明度增加和收入增长而遭抛弃。
解决块状经济发展局限的途径是推动块状经济由企业集聚向产业集群发展。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领域中, 在地理位置上集中, 且相互联系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 并以彼此共通性和互补性相联结, 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 以及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和技术支持等机构。它是同一产业的企业以及该产业的相关产业的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 强调企业在相关产业中的分工与协作。产业集群具有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协作、交易成本低、信息充分、国际营销网络广泛及高知名度等优势, 特别是可以依靠自主创新优势化解不利因素而实现长期发展。与企业集聚相比, 产业集群在纵向上延伸了产业链条, 使处于上下游产业之间的企业交易内部化;在横向上, 相关配套行业间的联系得到重视, 横向功能分工得到发展, 产业相关分类产生的相关交易通过集群内部化而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而创新机制的产生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都有利于促进集群内部的创新动力的升华。大陆沿海地区和台湾地区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与企业相互之间紧密的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密不可分。
从发达地区发展县域块状经济的历史看, 源于个人趋利动机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源于政府实现社会共同利益动机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都成为其县域块状经济从企业集聚向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这些经验证明, 县域块状经济实现发展模式升级的路径有两个具有相同地位的选择, 一个是继续发挥民间个体自然的趋利本性, 一个是进一步完善政府宏观管理和服务的制度体系并提高相应的能力。各地块状经济发展的状态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发达地区处于发展的较高级阶段, 而落后地区处于发展的较低级阶段。在这种情况下, 各地推进产业集群发展的路径就会有不同选择。现代市场经济就是要在充分尊重现实基础的前提下把市场机制和政府计划有机结合起来, 企业的自主创新和政府的服务创新均必不可少。
(1) 尊重自身资源特点, 以资源优势进入国民经济整体产业格局, 但要注重技术升级, 摒弃只能提供初级产品的原材料供给商的模式。
(2) 尊重自身地理特点, 结合自身地理优势选择合适的产业和发展路径。我国的大多数落后地区是地理位置偏僻的地区, 因而政府应该在企业发生和发展之前就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规, 以避免企业布局过度分散。
(3) 尊重自身技术特点。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因而要实现产业合理布局并不断发展需要良好的人力资本条件。
(4) 对传统产业要保护和开发。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同级次产业并存的, 绝大多数的传统产业的形成是以当地的人文地理条件为依据的。所以, 一个地方对于传统产业的态度, 应该是发展和创新, 而不是放弃。
(5) 注重培育产业网络、企业网络和市场网络。企业积聚和产业集群, 都强调企业间的联系, 以某一产业为中心进行集群式发展必将形成一个或几个紧密的经济网络, 这个网络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功能为一体, 能够成为具有独立特色的社会组织网络, 创造整体竞争力。
(6) 建立独立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创造具有独立特色的经济圈必须以独立的知识产权为根据, 既要吸收外来先进技术与制度安排, 又要不断进行自主创新, 创建自主品牌。
(7) 正确处理招商引资与自主发展的关系。一个地方要取得进步, 应该追求内生式发展。招商引资必须结合本地产业和文化特点, 以发展当地特色经济为依托, 以提升本地经济发展能力为目的, 否则就会陷入被外资掠夺的境地。
在县域发展块状经济被实践证明是非常适合中国现状的一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经过对中国县域经济块状化发展的分析, 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1.块状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源于人民的利益索取权。这种权力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它被掌握在相关组织手中, 改革开放所建立的市场体制重新赋予人民利益索取权。浙江等东部沿海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说明, 这些地区的人民把自身的利益索取权转化为经济、技术和市场创新的动力, 这种动力得到了社会和政府的充分尊重, 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2.县域块状经济发展的现实证明, 政府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的定位和制度安排的优劣是形成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和特色的重要原因, 也是导致一个地区经济是否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的根本因素。在中国, 政府的作用无处不在, 但政府如何作为却是一个不得不面对和正确解决的问题。
3.块状经济内含两个等级不同的层次, 即企业块状集聚和产业块状集群。产业块状集群比企业块状集聚更能节约交易费用, 原因在于产业集群解决了企业在相关产业链上的交易问题和制度问题。企业简单集聚向产业集群发展是块状经济发展的趋势, 实现这一发展必须解决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问题, 政府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所以政府定位也就更加重要。
4.中国不同地区块状经济发展除了阶段性差别, 还因为历史地理、传统习俗和文化背景而产生地域差别。这些原因决定了任何地区发展县域块状经济的模式和路径都会存在差别, 个人和政府应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选择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