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文献来源：《中南民族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摘要：中国现代化之所以可以保持稳定，一个关键原因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民仍然保留了传统纽带，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当前城市化进入新的阶段，国家积极城市化战略，到地方很容易变成激进城市化实践，尤其是中部地区，包括农民和农村在内的所有要素都被深度卷入到城市化和市场体系，可能导致中国原本存在的社会结构弹性的丧失。在全国越来越深度市场化的情况下，保留农村部分非市场要素，与城市化、市场化形成对冲、对抗和平衡，是中国现代化得以顺利演进的基本条件。
关键词：城市化；中国式现代化；市场体系；县域城镇化
一、引论
农民处境及他们的政治态度对于现代化进程有着极为巨大影响。从全世界来看，现代化进程为农民提供了更多发展的机会，同时，现代化又让农民变得脆弱，因为现代化让农民离开了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进入一个更多机会同时也更大风险的世界。如何在农民进入新的风险世界时，仍然保留他们传统的纽带，使他们即使面临经济周期也不会一无所有，将在行动和心态上塑造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阶级。
从世界现代化历史来看，中国现代化是极为独特的，其中之一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保持了超乎寻常的稳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间，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却仍然是世界上政治最稳定且社会最安全的国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超稳定性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保持了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不断地融入到市场中来，却又保持了传统的纽带。正是中国农村所保留下来的传统的以及社会主义的要素，使中国农民成为了一个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进退的群体，农民也因此作为有产阶级，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以及城市化的推进，农民这个中国最庞大的群体究竟向何处去?他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社会主义与市场之间究竟如何选择?以及当前中国发展阶段与发展政策将对农民处境产生何种影响，是当下不得不进行重点考虑的。
当前，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都已进入新阶段，尤其是在农民人数最多的中西部地区，在地方政府与资本的合力作用下，正在快速推进县域城市化，县域范围的市场力量迅速强化。这种情况下面，中西部地区农民的处境将会发生何种变化，以及农民处境的这种变化会对中国进一步现代化造成何种影响?笔者试图就此展开讨论。
二、现代化的中等收入阶段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持续增长，当前中国现代化已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DP已达1.2万美元，顺利的话，再过若干年，中国就可以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为发达国家。
不过，从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绝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往往是道路坎坷。过去一百多年真正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屈指可数，且往往还是借助冷战背景才发展起来的，典型如韩国。世界银行将中等收入国家很难顺利进入到发达国家的现象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大致有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原因，从国内来讲，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速度放缓，可供分享经济剩余增量变少，之前所有人都可以从发展中得到好处，现在只有少数人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多数人所得好处甚微，甚至有人得不到好处，经济处境比过去变得更差了。如此一来，国内阶层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经济问题变成社会问题，也可能演变成有组织的政治对抗，从而造成政治不稳定，反过来又影响经济成长。从国际来讲，发展中国家保持持续经济发展的办法是实现产业升级，由过去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变，由产业价值链的底层向上攀升。问题是，发展中国家产业价值链向上攀升必然会遭遇已处在产业价值链顶端的发达国家的阻击。
内忧外患，内外交困，发展受阻，落入陷阱。这就是二十世纪以来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
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人口总数比所有发达国家加起来还要多。因此，中国产业价值链向上攀升，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既得利益结构的阻击，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中国前期发展主要是通过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利用中国制度优势、廉价而高素质劳动力和廉价土地资源成为了世界工厂。这个过程中，中国廉价而高素质劳动力主要是农民工在中国制造独霸天下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也正是靠中国制造独霸天下，中国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成为了中等收入国家。
由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是通过产业升级，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跃升，真正实现现代化。另一种思路则是无条件地想方设法增加GDP，通过人均GDP提升来超越中等收入阶段。
本来，产业升级和人均GDP提升应当是经济发展或现代化的两个同时产生的结果，互不矛盾。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必然会既有产业升级又有比较高的人均GDP。现在的问题是，当前中国仍然处在中等收入阶段，产业升级与人均GDP之间会有细微却又极为关键的差异。
以产业升级为突破口，则发展重点是将资源主要投向科技进步与支持产业升级。增大GDP则可以通过城市化，进一步带动教育、医疗、土地、住房、养老的市场化，或者叫做产业化，从而产生出巨额货币化的财富。应当说，在当前中国发展中，两者并非对立的，而是同时进行的。
目前，中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即产业升级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力阻击。国家为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得不想方设法拉动内需，而拉动内需本质上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将之前尚未完全市场化的各种生产要素进一步市场化。
更加深入的市场化意味着更多机会，同时也意味着更大风险。前面说过，之所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能保持稳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在市场化中仍然保持了传统纽带，从而使中国社会具有高度韧性。进一步的市场化必然会削弱甚至割断农民的传统纽带，从而加剧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脆弱性。
当前，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事项是，中西部地区正在快速推进的县域城市化，可能在进一步加深市场化的同时，过早割断农民与传统的联系，从而造成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意外后果。笔者尝试分析中西部地区县域城市化会如何影响农民和他们的家庭，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社会后果。
加入WTO以后，中国快速融入世界体系，具有区位优势的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最为典型的就是沿海地区乡村工业化，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广大沿海地区形成了巨大制造业产能，成为中国制造的核心区，也是世界工厂的核心区。实际上，东部沿海地区不分城乡，形成了沿海城市经济带，这些地区的农村实际上已经城市化了。全国百强县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等地。
东部沿海地区利用改革开放之初兴办乡镇企业时允许将农地用于非农建设的时机，大量占用农地，形成当前称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非农建设用地。加入WTO之后，沿海地区利用占有的大量土地招商引资，形成强大工业产能，不仅为全世界提供了廉价的中国制造，而且挤压了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劳动力成本上升，用地成本上升，治污成本上升，沿海地区开始腾笼换鸟，进行产业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高市场竞争低利润的产业被沿海地区淘汰，这些被淘汰的落后产能向东南亚和国内中西部地区转移。表现出来的就是以越南为典型的东南亚开始成为世界工厂，中国中西部地区一些大中城市产业也获得了快速成长。以低环保要求为条件，一些中西部县域也吸引了部分高污染高能耗产能的入驻。
在当前中国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条件下面，不仅中西部地区乡村绝无可能再工业化，而且绝大多数中西部县域也已失去了发展现代制造业的可能。当前中国制造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经济带和中西部地区以省会城市和地级市为主的地区，县域范围发展制造业既缺乏必须规模条件，又会形成对地级市产业聚集的分散。这个意义上讲，未来中西部绝大多数县域经济都将是缺少现代制造业的，这些县域经济不再有成为沿海百强县的可能。如果说，沿海地区因为已形成城市经济带，其县域农村早已工业化了，则沿海县域经济就依靠其广袤土地上的工业化，而成为城市的“脚”，是城市的内在有机组成部分。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则因为缺少现代制造业，就只是农村的“脑”，本质上县域经济是农村的甚至农业的。
在这样一个大的结构背景下面，对中西部县域经济“放权”，却不一定可以赋能，即当前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并非因为权能不够而影响了乡村工业化或县域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而是宏观结构使然，表现出来的就是招商引资难以取得成效。没有现代制造业，无法容纳大量劳动力，第三产业也就没有发展空间。
三、县域城市化
当前，有三个因素对县域城市化有重大影响：第一，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其表现就是农民不仅进城务工经商，从城市获得就业与收入，而且越来越多农民进城买房安居，在城市住下来，成为城市居民。农民究竟是进到县城，还是到地市、省会城市或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进城农民在哪里工作和在哪里买房?
第二，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都有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政绩冲动，都希望省、市、县与乡村满负荷运转，共同努力发展，创造地方经济增长的奇迹。县一级则努力向全国百强县看齐。为了让县域经济取得更大发展，全国普遍出现了给县一级扩权的改革，以期“还权赋能”，让县一级有更大的发展经济权能，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在上级授权和鼓励下面，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当然也希望在任期内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城市，在短期内就可以见到发展实效。几乎所有中西部地区县域发展都是超前规划，负债发展，经营土地和经营县城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
第三，当前中国存在大量过剩资本，这些资本开始从一线二线城市逐步向中西部县域渗透，县域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各类城建项目等等，都有了越来越多资本介入，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融资，加杠杆获得大量资本推动县域快速城市化。
以上三个方面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变成当前一个时期全国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县城房地产变得火热，教育进城进一步推动了农民进城买房。为鼓励农民进县城买房，包括以宅基地换房，按揭贷款买房，鼓励农民家庭在县城买房结婚，以及鼓励农民在县城买房投资，就形成了当前中西部地区远远超过工业化的县域城市化。
也就是说，当前中西部地区城市化中有很多泡沫，国家积极的城市化战略，到了县一级变成激进城市化实践，农民则被动卷入到城市化之中，具体机制如下：
几乎所有中西部县域经济都有大跃进的蓝图，这个蓝图的关键词是“经营县城”。如前已述，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与东部沿海地区有两个很大不同：第一个不同是东部沿海地区是以乡村工业化为前提的，工业化、经济发展走在经营县城的前面；第二个不同是，绝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实际上已失去了发展现代制造业的空间。这正是当前中西部地区经营县城的风险或麻烦所在。
当前，中西部地区经营县城的目标是将本县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吸引到县城安居乐业，一方面是农户家庭进入县城，不仅在县城买房而且在县城就业，另一方面是大量农民进县城了，他们就不再需要农村的土地，从而就在农村发育出新中农，或鼓励城市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
“经营县城”要成功，最重要的不是吸引农民进城，而是可以招商引资，发展现代制造业。因为只有现代制造业才能容纳大量第二产业就业，也才可以为第三产业就业提供服务对象。现代制造业进入县域经济开发区，县域必须有基本的配套，有基础设施和良好环境包括市容市貌，不然资本就会到更具有规模效应的地市一级。县一级财政收入有限，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要搞城市建设，要形成一定规模，最好的或唯一的办法就是鼓励农民进县城买房。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西部地区农户家庭普遍通过进城务工经商积攒了一定财富，经营县城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将农户积攒的财富变成县城建设资金。农民进城买房，拉动县城商品房需求，县城开发商建商品房，就要通过招拍挂来获得建设用地，政府征收农民土地，再通过招拍挂卖出土地，获得土地财政收入。政府征地、卖地，开发商建设商品房小区，农民进入县城买房，每个环节都会产生经济活动，拉动GDP。最重要的是，政府突然会发现，只要有农民买房子，政府就可以卖出土地，一旦卖出土地就可以获得大笔土地出让金（也就是土地财政），土地出让金收入甚至多于地方财政收入。有了土地财政收入，再将上级拨发专项资金进行整合，就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的建设，也包括各种城市场馆建设，比如体育馆、图书馆、博物馆、市民公园、城市绿道，等等。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中西部地区县级政府一般都很穷，加快县城建设，经营县城，以尽快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一个办法就是通过负债来发展（经营）。办法之一是成立各种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县政府将县里各种资产都纳入到城投公司，以作为贷款的抵押。县政府尤其试图借土地抵押来获得城市建设资金，也就是将土地金融化，形成土地金融。
一般来讲，县一级建设用地指标是比较少的，没有建设用地指标就无法征地，就不可能有土地财政，更不可能有土地金融。县政府为了加快发展，经营城市的第一步就是想方设法从上级争取更多建设用地指标，在上级指标有限的情况下面，几乎所有中西部地区县政府都试图借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去拆农民房子，以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财政条件好的县政府会给被拆房子农民合理补偿。财政条件差的县政府就变成了想方设法坑骗农民，让农民利益受损。
有了建设用地指标，征收了土地，必须要将土地卖出去，卖出土地的前提又是有需求，即有农户进城买房子。因此，经营县城的关键就是要动员农民进城买房。
当前，在城市化进程中，年轻人早就进城务工经商了，他们正想进城买房安居，县政府有意无意要促成农民进县城买房。一方面积极提供银行按揭贷款渠道，农户只需要付首付就可以在城市买房了；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途径鼓励甚至逼迫农民进城买房，最典型的是随着教育进城（初高中搬到县城，以及县城教育质量明显高于乡镇和村庄），逼迫农民为子女获得更高质量教育而进城。很多中西部地区将农民进城与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以获得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结合起来，结果就是农民失去了农村的土地和住房，不得不再花钱到县城买房。县政府为了让更多商品房卖出去，采取了各种鼓励农民进城的办法，包括很多地方在县城买房成为年轻人结婚的刚需，广泛宣传买房是投资保值，等等。
农民进城买房带动县城商品房的销售，进一步带来土地财政收入和通过土地抵押获得的土地金融，将之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甚至用于美化县城，在短期内就可以产生县城旧貌换新颜的效果：农民进城了，县城显得更加繁荣，各种资源投入搞建设，城建不仅带来了GDP，而且提供了众多就业机会。仅仅是通过激活农户家庭在外务工经商所积蓄的财产，以及通过按揭贷款，就可以极大地改变县城面貌，推动县域经济尤其是县城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样的事情，每一个有事业心的县委书记都一定要大展宏图。
这势必会导致两类问题：一是进城买房农民显然不只是要住在县城，而是要在县城有工作的，县城能否提供就业机会是关键。二是县政府通过负债经营（包括土地金融），建设了较为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就必须要有回报，不然负债无法偿还，也会留下后遗症。
无论是就业还是偿还债务，只要经营县城能完成最后一步，即中西部地区县城通过建设基础设施而具备了一定的发展现代制造业的条件，再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制造业进入县级工业园区，工业园区提供大量制造业岗位，这些岗位的就业又进一步带动县城服务业的繁荣，进城买房的农民在县城有了就业机会，因此，安居乐业，二三产业快速发展，不仅带来GDP的迅速增长，而且带来财政收入的增长，从而有能力偿还债务。经过一个经营周期，县域经济获得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巨大政绩足以让县委县政府领导人自豪，也很可能因此晋升。
某种意义上讲，东部沿海地区百强县的成功，也正是经营县城的成功。现在的问题是，当前时期，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县域已经失去发展现代制造业的空间，只有极少数处在特定位置又具有某种优势资源的县域可能因为某种特定机缘而成功招商引资。这样一来，中西部绝大多数地区经营县城的结果就可能是，因为招商引资发展现代制造业并不顺利，县域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县域无法为进县城农民提供足够充分的就业机会，县域经济也无法为县财政提供偿付债务的税收。经营县城的结果是，县政府债台高筑，进县城买房的农民因为县城缺少就业机会，不得不再到沿海或大中城市务工而无法在县城安居。因为县财政高额负债，县政府不仅无法再进一步进行城市建设，而且可能连县域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也无法提供。通过经营而建设膨大起来的县城，就可能会成了一大败笔，一座死城。可怕的是，当前全国中西部地区几乎都期待通过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经营县城而创造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奇迹，实际上却可能是严重误判了形势。
四、农民的被动城市化
若再站在农民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经营县城的后果。
分田到户以后，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凸显，农业劳动力出现了严重剩余。分田到户前后，全国乡镇企业兴起，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进入乡镇企业获得非农收入。进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关停，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农民家庭开始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在不减少农业收入的情况下，增加了进城务工经商的收入。农民家庭收入增加，农民在农村建更好住房，有了更强消费能力。结果就是，农村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了，农村变得更加富裕和繁荣。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情况有了很大不同，核心是进城农民不仅在城市务工经商，而且试图在城市买房安居。农民家庭会依据家庭实际情况做决策，一般来讲，农民虽进城却往往保留农村的退路，即使在城市买房也往往只是年轻子女在城里住，老年父母仍然留村生活，留村的好处是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获得农业收入，而且农村生活成本要远低于城市。
现在的问题是，农民进城其实是很不容易及很难决策的。仅靠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收入，不要说在沿海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就是在县城买房，也是相当困难的。从中西部农村的普遍情况来看，农户大多是年轻人到一线城市务工，因为这些城市务工机会多收入高，再回到县城买房。之所以在县城买房，有三个原因：一是相对比较便宜；二是家乡熟人社会关系是资源和资本；三是离农村的家比较近，即使在县城买了房也一般不会退出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
因为中西部县城普遍缺少就业机会，农户家庭在县城买房，却仍然在沿海务工经商，甚至越是在县城买房就越是要到县城以外有更多就业和更高收入机会的地方务工经商，这样才有能力还房贷及支付城市生活成本。因此，农户家庭在是否买房上面会有很多犹豫纠结。现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推行激进的城市化战略，通过各种办法来吸引甚至逼迫农民到县城买房，最典型的就是随着教育进城，农民家庭为子女接受较好教育，不得不进城买房。
农民进城买房只能付首付。过去农村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是将收入带回到农村消费，现在农户家庭在县城买房了，仅仅进城务工年轻人的收入不足以支付房贷，留守务农父母就将积蓄用到城市还房贷和支付城市更高的生活成本。因为县城消费比较高，县城买房农户家庭年轻人就不得不到沿海务工，老年父母就更加需要留守务农，县城的家则由母亲或奶奶带着学生读书，一家三制，农民家庭经济状况变得紧张起来。
城市化不仅仅只是农民家庭不得不在县城买房，而且之前几乎不花钱的各种基本公共服务，现在也要花很多钱了。比如，教育虽然都是国家义务教育，中小学生上学却不得不报各种昂贵的培训班，且家庭往往必须要有一个成年劳动力尤其是母亲全职照料，家庭主要收入就只能靠父亲在外打拼。医疗、教育、住房、文化活动实际上都开始产业化，也就是市场化了，农民就不得不在这些上面花更多的钱。
更重要的是，进到县城，离开村庄这个带有很强自给自足特征的半自然半传统的经济，城市一切都是市场的，都是要花钱的。以前在村庄不花钱，进城了却必须花钱，什么都有价，什么都要花钱。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没有钱寸步难行。
城市不仅处处要花钱，而且城市消费主义渗透进来，侵蚀了农民传统价值观与人生观。首先受到消费主义影响的是借性别比失衡而在婚姻市场占据优势地位的青年妇女，她们谈婚论嫁提出各种诉求，包括买房买车、高额彩礼，以及铺张浪费的婚礼仪式，过去传统、简朴、过日子的价值观，被消费主义所侵蚀的浪漫气质所替代。生活成本太高，家庭收入有限，就进一步造成家庭对相对弱势老年父母的剥削，老年父母节衣缩食，家庭浪漫难以持续，青少年子女心理问题频出。家庭不再是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过去的人生任务也变得难以完成。
总而言之，随着农民进城而来的，不仅仅是买房借款，而且城市生活成本高，城市中的市场消费主义及消费主义化的浪漫气质对传统家庭的侵蚀，造成家庭关系的紧张，人生任务的消解，代际关系的断裂，从而冲击一直以来都是作为最基本社会单元的生活情感一体的家庭。家庭破碎、社会基本单位解体、子女抑郁，当然就不可能生产出好公民来。
五、中国现代化中的风险
当前，中西部地区县域激进城市化和农民被动城市化，将之前相对传统、具有一定自然经济特征的农村彻底卷入到体系中，增强了市场体系的力量，扩大了GDP，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走向高收入国家，做出了贡献。这个意义上讲，更加深度的市场体系为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提供了巨大机会。问题在于这种卷入也会造成巨大风险，其中关键是农民本来是有产者，且有农村这个退路与归属，是有很强的应对风险能力的群体，却很可能经此一役（深度城市化）而失去退路，从而变成无产者，并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反对者。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全国有2100万农民工返乡。当时，全国都很担忧返乡农民工失去了城市工作岗位，会造成社会治安甚至社会稳定问题。实际上，当时进城务工的大都是年轻人，几乎所有年轻人的家庭都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即他们父母都仍然留守种田，他们在农村都有家。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各回各家，农民家里不过是“多摆一双筷子”，“春节打麻将打小一点”，风平浪静，没有半点波澜。
2020年疫情期间，大约3000万农民工因为疫情原因不能返回工作岗位。农民工的情况与2008年已有比较显著的差异，主要有两点：一是不少农民工家庭贷款买房买车了，要按月还房贷车贷，虽然在父母家蹭吃蹭喝没问题，没有收入，还不上房贷车贷就是问题。二是相当部分农民工家庭生活已转入城市，城市生活与农村的大不同是，城市每天都要花钱，农村却几乎可以不花钱。
也就是说，相对说来，农民及其家庭在2020年应对新冠疫情比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要更艰难，或2008年可以轻松应对的农民工返乡，到2020年就变得没有那么轻松了。这也正是这两年因为疫情影响了农民工的务工经商，而造成农民家庭经济困难的原因。
农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每个中国农民都有一小块土地，有宅基地和住房，有村庄熟人社会中的各种亲朋邻里。只要与土地结合起来，农民就可以获得收入，半自给的经济使得农村生活成本很低，尤其是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中老年农民，只要仍然有一小块土地，就可以在农村获得还不错的生活。只要农户家庭中老年父母仍然在农村有机会，农民家庭的年轻子女就可以在城市放心打拼。年轻人成功了，他们融入城市且将父母接到城市来生活。年轻人如若没有成功融入城市的，大不了回到农村，接替父母的农业生产事业。因为有很多进城农民在城市成功了并因此退出农村，他们也就让渡出农村获利机会，由这些退守回来的农民获取，退守回来的农民也因此有更多农业和农村的获利机会。
在农民没有被过度卷入城市化之前，农村保留了农民的退路，不仅没有按揭贷款要月月还，能接受进城失败，因为本来之前进城就是为了从城市获取机会。农村是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中的弱势群体的基本保障，也是进城失败农民的最后退路与精神家园。
过度卷入城市化的农民家庭，为了能在城市买房安居，以及为了能适应城市的高消费（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和文化市场化所产生的消费），不得不更加努力工作，不得不通过贷款来买房买车，不得不将农村父母的养老积蓄用于当下消费，甚至不得不将作为最后退路的农村生产生活资料让度出去以满足城市生活所需。
此时，进入县城的农民家庭就会发现，县城没有足够就业机会，所以年轻人只能远走他乡务工，城里消费很高，农村已无退路，家中不仅没有积蓄，而且还欠房贷车贷。生活中一切地方都要钱，挣钱赶不上花钱，家庭关系变得紧张：一旦遇到个人人生中的突发事件，个人家庭陷入困境；一旦遇到全局性的突发事件，就会产生群体性的问题。群体性问题很容易政治化，也就容易将中国现代化置于危险境地。
六、结语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民是很独特的，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从来没有失去土地，他们一直以土地占有者身份进入城市和参与到市场化体系中。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传统村社制度结合起来，使得农民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可以有农村这个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农民有土地，有家园，有归属，有乡愁。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农民是有产者而非无产者，他们是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他们既不赤贫，也不激进，他们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稳定基石。
当前，中西部地区正在进行的激进城市化将农民深度卷入进去，农民在城市化与市场化过程中，正在失去农村这个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本来应当作为抵消市场力量的农村土地、家园、归属以及保障，都在被市场体系所侵蚀。教育、医疗、住房同样成为市场体系的部分，在拉动GDP的同时，也正变成压在农民以及其他市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所有资源都卷入市场体系，就会在产生机会的同时带来风险，财富积累与赤贫的两极分化就变得现实起来。
将农民和农村深度卷入城市体系，农民失去农村这个基本保障与最后退路，农民发生分化，其中一部分落入贫困陷阱，成为无产者，容易极端化，成为革命者，中国现代化进程就会面临风险。
农民是现代化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力量，农民的社会力是一个矢量，这个社会力引向什么方向决定现代化的成败，决定农民社会力的关键是农民与土地、与金融、与传统的关系。当前，中国农村中的非市场要素，包括传统的和社会主义的（比如土地集体所有制）要素，是极为重要的。虽然看起来，中西部地区进行的激进城市化可以加快经济增长，但这种激进城市化却往往是以对农村非市场要素的消灭为代价的。这种消灭就使农民中最为弱势的那个群体失去了最后保护，从而让这个群体变成了现代化中的利益受损者和反对派。
当前，中西部地区激进县域城市化产生了大量经济泡沫，通过房地产、土地财政和货币化传统资源形成了一些浮财，表面上增加了GDP，实际上却破坏了农村的稳定根基，以及中国现代化的稳定根基。这个意义上讲，中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宁可慢一点，但要好一点，任何发展都不能建立在对农民基本保障的剥夺上面。不言而喻的是，县域经济是嵌入在农民生活中的经济，这种经济本质上是政治的。一定要研究县域城市化的这种政治经济学。
当前国家实行积极城市化战略，到了地方尤其是当前中西部县级政府普遍在推进激进的城市化，包括农民和农村在内的所有要素都被深度卷入到城市化和市场体系，导致中国社会原本存在的弹性丧失。本来应当作为正常冗余的传统被消灭之后，整个社会结构就变得刚性且脆弱。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当前地方政府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中存在一个严重误区，就是过度强调市场，造成对农村传统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冲击，而不明白，传统村社制度和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正是保证农民避免不无产化及政治化的基本前提。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在于，在全国越来越深度市场化的情况下面，农村仍然要保留住非市场的要素，从而与城市化、市场化形成对冲、对抗和平衡。唯如此，中国现代化才可以顺利，中国才有能力将更多资源用于支持中国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从而突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堵，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