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文献来源：《当代财经》
摘要：中国城市化正在快速推进，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对待县域经济和县域城市化问题。在当前中国已经形成人口密集、产能巨大的沿海城市经济带的情况下，中西部县域经济缺少发展制造业所需的规模条件，缺少足够制造业的中西部县域经济难以为进城农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结果可能是，中西部地区通过扩权赋能、鼓励农民进县城来发展县域经济，进城农民却因为缺少就业机会，不得不更加依赖村庄农业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使得县域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当前，中国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应该是为农民提供城乡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城市化的最终目的地必然是就业与生活一体的区域中心城市，县城只是农民进城的过渡地带。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农民进城离不开土地，保留农民返乡权利，不仅具有保障功能上的重要性，而且具有未来远景上的重要精神价值。
关键词：县域经济；城市化；农民进城；东西差异
一、引论
中国现代化的一个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农民城市化。中国地域广大，农民城市化进程宏伟而复杂，深刻理解农民城市化的特殊机制与复杂过程，既有助于推进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又有助于出台正确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简称“三农”）政策，防止政策偏差，从而助力中国现代化事业。
传统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居住在农村，最大活动半径也不会超过县域。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经营自主权的重新确立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形成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通过进入乡镇企业获取农业以外的就业与收入机会。20世纪九十年代，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突破县域范围，在全国范围寻找就业机会。农民以村庄为基地进城寻找机会，他们在城市获取利益，然后将获得利益输送回村庄，村庄变得繁荣。进入新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开始寻求在城市安居，而不再将收入转移回农村。为了能在城市安居，农村父母将有限的农业收入用于支持年轻子女进城，农村开始衰落。
农民能在城市安居，前提是可以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与收入。当前时期，能为进城农民提供稳定就业与收入机会的往往是沿海城市经济带或大中城市，中西部县城缺少有保障的就业与收入机会。而以农民家庭有限的收入，他们只有在县城才买得起房子。当前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正通过两手抓来推进农民进城。一是鼓励农民进城买房。作为最重要地方政府的县政府，当然是优先鼓励农民进县城买房。农民进城买房不仅可以大大增加土地财政收入，而且可以让县城建设上规模上档次，成为当政者显著的政绩。二是必须要发展县域经济。进城农民在县城买房，由于县城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他们就必须获取更高的收入。没有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城就不能为进城农民提供充分就业机会，进城农民在县城就待不下去。
从理论上讲，中西部地区，只要县域经济发展好了，农民进城买房，在县城工作，县城离农村老家不远，又有很多熟人关系，农民城市化就变得简单。从现实情况看，当前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普遍不发达，农民进县城买房容易，但在县城就业难，因此出现了较为普遍的“一家三制”的情况。“一家三制”是一种农民家庭的组织模式。它是指，由于县城无法实现就业与生活的统一，消费成本又高，农民不得不将家庭分割为三个部分，老年劳动力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青壮年女性在县城给孩子陪读，青壮年男性在大城市打工，家庭以城乡两份收入支持在县城居住的消费人口。
解决理论与现实矛盾的办法就是大力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当前县域经济发展更好的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如果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也能达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水平，农民进城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也就不存在了。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向东部沿海地区学习，东部沿海地区县域经济的今天就是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明天，就成为中西部地区的信念，甚至成为国家政策的导向。
但是，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关系可能不是先后的关系，而是完全不同类型。原因在于：第一，东部沿海地区县域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空间因此被挤占了。第二，东部沿海地区县域经济实际上是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内在有机组成部分，表面上是县域经济，实质上是城市经济。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远离城市经济带，并不具有城市经济所必需的聚集效应。因此，中西部县域经济很难为进城农民提供充分的就业与收入机会。
因此，农民仅仅进县城还是不够的，即使在县城买房了，能享受县城较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如较高质量的教育、医疗服务，也可能因为就业机会有限而难以安居。县城终究只是农民进城的一个过渡环节。农民进城一定要进入有就业的地方，做到就业与生活的一体。沿海城市经济带、省会城市、区域中心城市，至少是中西部的地市级城市，具有远多于县城的就业机会，这些地区才是农民进城的终点。
农民是以村庄为基地进行城镇化的，村庄在农民进城各个阶段都很重要。以村庄作为进城的出发点；将城市获利机会转移回村庄，村庄变得繁荣；为进城安居而调用农村资源，农村人财物流入城市，村庄变得萧条；农民家庭通过半工半耕或“一家三制”来筹措进城资源；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村弱势群体留守农村，防止城市出现贫民窟；为了自由，与子女一起进城的老年父母返回农村，在村庄熟人社会中获得接地气的宁静生活；进城农民家庭有能力在城市体面安居。农民终于进城，城市化完成。
即使农民已经完成城市化，农民也并不会随意斩断与农村的联系。农民从村庄进城，村庄是农民进城的出发点，也是进城农民的家乡。城市是高度复杂的世界，也是高度功能化的世界，进城农民需要有村庄这个根。落叶归根，入土为安。为进城农民保留他们在农村的家园，让他们有一块属于自己可以掌控的魂牵梦绕的地方，就让缺少抽象信仰的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民有一个依托于村庄和土地的超越性的信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城市化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发展乡镇企业为主要路径进行就地工业化和城市化。20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乡镇企业的关停，中西部地区就地工业化和城市化没有成功，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则因为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融入区域城市经济，实现了就地城市化。第二阶段是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并开始在县城买房。这一波农民城市化的初期只是农民进城务工，务工收入转移回到农村盖新房、办酒席，农村变得更加繁荣。很快农民开始努力进城安居，其中一部分农民将家安到就业中心，一次性就在城市扎下根来；而大部分农民只能在县城买房，而由于县城缺少就业机会，因此不得不到有就业机会的地方务工经商，以应对县城开支。无论农民家庭是在县城买房还是直接到有就业机会的城市扎根，他们都往往要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来应对城市化的压力。第三波是以“一家三制”的方式进入县城的农民家庭，大部分都要通过继续努力以进入更高层次的就业与生活一体的区域城市中心。第四阶段，已在城市扎根的农民家庭保持与作为家乡、归宿的村庄之间的有机联系，进城农民也有城乡两个家。这是较高层次的农民城市化。当前中国农民城市化主要处在第二、第三阶段，即农民正在进入县城或从县城向区域中心进发的阶段。现阶段县域经济的发展及限度将深刻影响中国农民的城市化。
二、沿海城市经济带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进行重化工业优先的工业化建设，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已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因为备战的原因，西部三线地区也建立了工业体系，全国经济相对均衡，差异仅在于，为了从农村筹集资源进行工业建设，国家采取了城乡二元体制，限制农村发展工业，也限制农民进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并不大，城乡差距则很大。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工业品开始下乡反哺农业农村，同时国家逐步放开农村工业，甚至鼓励农村发展“五小”工业。从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乡村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到20世纪九十年代，乡镇企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约一半。不过，随着市场经济从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以及城市工业和沿海工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在产品质量、价格以及污染处理等方面的劣势暴露出来，纷纷关停。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关停，农民不得不离土离乡，进厂进城。以苏南为代表的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已发展到了相当规模，地方政府通过改制盘活了部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占用的集体土地变成招商引资的最好条件，以外资为主的大型制造业代替之前的乡镇企业，继续为农民提供不离土的就业机会。
同处长三角地区的浙江与苏南，其农村工业化有完全不同的两种路径。浙江主要是通过家庭作坊和地方小商品市场的模式实现工业化。浙江农村工业化的最大优势是农民企业家精神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们面向市场进行生产，不断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在市场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村一直缺少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却涌现出无数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有能力适应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由主要服务工业品短缺的国内市场向主要服务国际市场的转边。当然，这个过程中绝大多数之前的小作坊都被淘汰了，留下来的都已由小作坊发展成为品牌企业。珠三角地区农村工业化的开端即“三来一补”，面向国际市场。当地农村只需要提供土地，外来资本（港台为主）组织生产经营，外来农民工参加劳动。
相比集体企业，城市工业企业、外来资本企业和民营企业产权明晰，生产管理技术成熟且先进，销售网络发达，且往往具有规模效益。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告别了工业品短缺时代，之前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因产权不清、技术落后、规模小、面源污染等缺点迅速关停。中国工业由主要满足内需向主要用于出口转向，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了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因为在沿海发展制造业就可利用海运优势。借助20世纪九十年代世界产业转移的机遇，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在很短时间就形成了产能巨大的中国制造，中国很快成为世界工厂，珠三角和长三角则成为世界工厂的主要车间。
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必须要以服务国际市场为着眼点。在出口导向的起步阶段，资本、技术、管理、原材料甚至装备都来自国际市场，中国提供土地和劳动力。显然，出口导向的中国制造业的最佳场所就是沿海地区，因为沿海地区可以利用海运优势就近组织生产，原料和产品运输成本都是最低的。在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下，中国沿海地区利用之前工业化的优势，持续提高产能，资本、劳动力和技术高度聚集到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土地也被充分利用，经济持续发展，人口和生产总值（GDP）占全国的比重越来越高，有限的沿海地区土地上形成了庞大的经济产能。
如果将沿海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主要包括长三角和珠三角，次要包括闽南、京津唐和胶东半岛，它们共同构成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2023年沿海地区各省市的经济总量分别是广东13.6万亿元、江苏12.8万亿元、山东9.2万亿元、浙江8.3万亿元、福建5.4万亿元、上海4.7万亿元，仅这五省一市GDP就达到了54万亿元，占全国126万亿元的接近一半。而这五省一市的总面积约为44万平方公里，不足全国国土总面积的5%。这意味着，沿海地区只用5%的国土面积容纳了全国1/3的人口和接近一半的GDP。无论是从中国来看，还是从全世界来看，这都是极高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
极高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使沿海地区很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和聚集效益。中国沿海地区有限的国土上已拥有全世界最全的产业链、最多的工程师、最丰富的市场信息、最质优价廉的劳动力以及最灵活的体制，甚至最好的产业生态、营商环境和最安全的社会环境。当然，当前中国沿海城市经济带内也已形成细致的专业分工。在这样的世界工厂的制造车间里，中国制造具有无与伦比的活力，这种活力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几乎任何工业产品，中国沿海城市经济带都有能力在最短的时间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引领，从而生产出世界上最为质优价廉的产品。第二，同样在中国沿海地区，每一种有市场需求的产品都会有不同企业展开激烈竞争，最终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必是技术先进、管理有效和善于创新的企业。
当前中国沿海地区已形成具有显著聚集特征的产业布局。例如，以佛山顺德和中山市几个乡镇为主的小家电生产基地已成为全世界小家电生产和研发中心，在生产、研发、销售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良好的营商环境、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熟练的技术工人和众多的研发人员及团队，使这个小家电产业带比任何其他地方更有能力推陈出新。笔者曾调研其中一个乡镇，该乡镇竟然有3万多家市场主体，这些市场主体在激烈竞争中形成了复杂且配套的细分市场，使得在当地生产任何小家电都可以找到最质优价廉的上下游配套，并可以保证保障新产品的快速推出。我们在访问中了解到，当地小家电品牌企业在电商平台售卖技术成熟的小家电产品基本上是不赚钱的，或利润是微薄的。因为利润薄且质量好，所以就必须是销量排名第一。这些品牌家电企业赚钱主要靠创新，比如新家电或家电新功能，或采取了大幅度降低成本的新工艺，而市场上其他小家电企业并无这款新产品，品牌家电企业就可以借电商排名第一大力推介新产品，靠一款产品就赚回企业全年利润。再过三个月或半年，其他小企业的同类新产品出来竞争，品牌家电企业的利润再次归零，于是再度开发新产品……在这样的竞争中，中国制造就可以保持长久优势，并且快速推进技术进步，实现产业领先。
丰富的制造业生态系统和配套的产业体系，必然伴随着相适应的研发、融资和营销体系。因此，沿海地区形成了一种内部产业分工模式。例如，上海和深圳等沿海特大城市专注于发展总部经济，集中进行研发、品牌建设、质量控制和融资活动，而昆山、东莞等邻近地区则作为生产基地。这些充满活力的生产腹地企业为总部经济提供了必要的产能支持，而总部的研发、质量控制和融资活动则为腹地企业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确保了产品的质量和市场销售。
尽管沿海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路径各异，但在沿海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这些地区迅速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结构。农村地区已经完全融入城市体系，通过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重新塑造了区域的城乡结构。例如，在珠三角地区，原本的农村土地上已经建立了大量的工厂，农村不仅实现了工业化，而且也实现了城市化。按照城市体系计算，沿海城市的建设面积相对有限。例如，上海市中心城区的面积仅为664平方公里，包括郊区在内也仅为6340平方公里。相比之下，昆山作为一个县级市，其面积达到了931平方公里。深圳市的面积仅为1997平方公里，而东莞市的面积则为2460平方公里。沿海城市经济带内的县域面积广阔，一个县的面积就可能达到千平方公里，这为县域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如果在乡镇企业发展阶段，村集体将较多的农业用地用于建设，就可以形成大量的集体建设用地，从而承接沿海城市经济带内的大量二三产业。
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地区，都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通过购买增减挂钩指标，将本地农田调整为建设用地进行开发。结果是，沿海城市经济带内的农村地区拥有了大量的建设用地，并且由于区位优势，第二第三产业得以快速发展，经济持续增长，使得县域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因此，中国百强县、百强区和百强镇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这并不令人意外。
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当前中国沿海地区不仅成为中国人口和经济密度最高的地区，实际上也已成为全球人口和经济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优势以及由此推动的各方面优势正变得越来越显著。沿海城市经济带的每一寸土地都具备发展产业的潜力。换言之，由于人口和经济总量的高度密集以及显著的竞争优势，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城乡一体化的沿海城市经济带。在这个经济带中，既有如上海这样的体制化城市，也有如昆山这样的体制化农村。实际上，昆山市下辖的乡村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昆山经济与上海经济高度融合。不同区位在高度融合的地域中分工合作，优势互补。
沿海城市经济带内仍然存在农村、农业和农民，但这些农村、农业和农民已经融入城市经济带，发生了名义与实质的分离。从农村的角度来看，由于农村工业化的推进，尽管仍然保留着农村体制（县乡村），但实际上农村的功能和工作重点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与中西部农村有明显的区别。乡村工业化和集体土地的非农使用为村集体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即使非农使用的土地不多，地方财政也会提供相对充裕的转移支付。大量外来人口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村庄治理更加社区化。从农业的角度来看，由于土地用途管制，沿海城市经济带的每一寸土地虽然都适合建设，但农业用途的耕地只能用于农业。由于当地农民几乎都已进入二三产业，沿海城市经济带的耕地集中流转给大户（多数为外来大户），这有利于发展规模化、机械化的农业现代化。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当地农民早已进入二三产业就业，农民的生活方式已经市民化。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比市民多拥有一处宅基地，可以在宅基地上建造别墅，用于自住或出租。
在沿海城市经济带内，由于每一寸土地都适合建设，农村建设用地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如果能够将农地用于非农用途，就可以创造巨大的土地财富。显然，土地非农使用之所以能够带来财富，并非因为土地本身，而是因为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区位优势。因此，我们可以将沿海城市经济带视为一个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的城市带。沿海城市经济带内的农村与中西部的农业型农村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以农业经济和农村人口为基础的乡村空间，而是以工业经济和准市民为基础的城市空间，是区域城市经济社会体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东西中国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三农”问题形势严峻，且各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取消农业税，这些严峻的形势得到了根本性的缓解。区域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村庄社会结构差异的南北差异，二是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东西差异。在随后的三十多年中，可以明显观察到南北差异在缩小，而东西差异则在扩大。在当前时期，东西中国和城乡中国的差异日益成为主导中国区域差异的关键因素。
根据上文对城市沿海经济带的讨论，可以将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视为一个整体性的城市区域。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拥有强大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目前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也是人口流入的主要区域。尽管东部沿海地区的行政区划结构复杂，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经济整体，具有世界典型湾区的特征。
在世界四大湾区中，粤港澳大湾区的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但人均GDP和单位面积的GDP产值却是最低的。无论是从人口还是经济层面来看，中国的大湾区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实际上，整个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仍处于成长阶段，人口不断增加，经济持续增长，预计未来在全国人口和经济中将占据更高比例。
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的持续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以及高度密集的人口与经济，使得整个东部地区，无论城乡，都成为城市经济的内在有机组成部分，这深刻地改变了东部地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其中，最关键的是东部地区农民可以在不离开村庄的情况下获得大量二三产业的就业机会。可以说，东部地区的“三农”问题已经与城市内部的问题紧密相连，与中西部地区的“三农”问题截然不同。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也在增长，但人口总体上是流失的，中西部人口向东部地区流动是长期趋势。从内部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中小城市人口流向省会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这也是一个趋势。结果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和农民迅速进入东部地区或大中城市务工经商，农村出现了空心化和老龄化，中西部的“三农”问题与东部地区有着完全不同的特征。
东西中国的差异首先表现在东部地区以有限的国土面积容纳了远超过国土占比的人口与经济总量，从而使整个东部地区具有极高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东部地区已不分城乡，变成了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而中西部地区，除了省会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以外的广袤地区，人口和经济总量有限，农村普遍出现了空心化。可以说，相对于高人口和经济密度的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本质上就是一个大农村。中国东西差异类似于城乡差异，东部地区不分城乡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城市经济带，而中西部县以下的广袤区域缺乏二三产业发展的条件，因此是典型的农村。
从县域经济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实际上是东部城市经济带的内在有机组成部分，每一寸土地都适合发展二三产业。由于县域通常面积广大，而中心城市面积有限，东部地区形成了中心城市的总部经济和分布在县域范围的腹地经济的组合。县域经济成为东部地区的制造中心，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经济发展迅猛，土地大量非农使用且迅速增值。相比之下，由于远离沿海城市经济带，中西部地区县域缺乏发展二三产业的区位优势，且缺少必要的基础设施和规模条件。中西部县域经济本质上仍然是农业和农村的，主要为县域范围内的农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从农民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农民有大量家门口的二三产业就业机会，他们早已进入二三产业就业，生活方式市民化，仍然保持完整的家庭生活，不再依赖土地，已将承包地反租给村集体。由于村集体土地非农使用，村集体有较多租金收入，因此不仅为村民提供相对完善的集体福利，而且可能进行分红，村民也通过出租房屋来获得租金收益。此外，依托地方相对充裕的财政收入，他们也大多被纳入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获得体面的养老金收益，进一步解除市场化的后顾之忧。东部地区农民实现了就地城市化。与此同时，由于耕地资源有限以及本地二三产业就业机会有限，中西部地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进城务工经商，而由年老农民留守农村经营农业，农民家庭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农民家庭分离，正试图通过进城来完成城市化的历史使命。
从农业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不再依赖土地，村集体将承包给农户的土地反租到村集体，再按适度规模原则进行市场化的转包，愿意转包耕种土地的很可能是外地农民。因为土地不再需要承担社会保障功能，可以进行规模经营，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进展也就更快。中西部地区农村仍然有大量缺少进城获利机会的弱势群体，尤其是中老年人，他们仍然要从土地获得收入。同时，进城农民普遍愿意保留农村承包地，以防万一进城失败时作为退路。因此，农村土地仍然小规模耕种，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
从农村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有众多家门口的获利机会，农民不离村就可以就近就业，村庄社会结构仍然完整。村庄土地非农使用，集体有大量土地租金收益，村级治理就更为正规。中西部农村出现了空心化和老龄化，村庄治理事务减少。农民进城不再需要宅基地，农村宅基地自动复垦为耕地。
从土地的角度来看，由于土地用途管制，东部地区基本农田也只能用于农业经营，其粮食生产能力与中西部农村基本农田没有本质差异。东部地区农民宅基地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则因为处在沿海城市经济带而有很高价值，一块宅基地价值上百万元（虽然按规定不允许买卖）。东部地区主要依靠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或建在上面的厂房来获得集体经济收入。苏州市规定集体收入低于400万元即为集体经济薄弱村。中西部地区农民宅基地自然退出，因为没有人要宅基地。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数量较少（20世纪90年代，中西部地区关停乡镇企业后，大多将乡镇企业占用土地退耕为耕地），且即使有经营性建设用地，也因为缺少二三产业而没有需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大多废弃了。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环境下，中西部农村有着很强的积极性通过复垦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来换取指标费。实际上，最近十多年，全国普遍出现了中西部地区通过增减挂钩和占补平衡为东部地区提供建设用地指标的情况，结果就是东部地区大量基本农田被调整为了建设用地，中西部地区农村建设用地被调整为了基本农田。由于增减挂钩和占补平衡强调不能跨省，这里所说的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更多表现在省内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如珠三角地区与粤西北地区）的土地指标交易。
从集体经济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村集体经济往往实力强劲，比如上述苏州村集体收入低于400万元就是集体经济薄弱村，中西部地区很多行政村却仍然在为集体经济收入突破5万元而努力。
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使村庄仍然保持了相当完整的人口与社会结构。也因为家门口机会众多，村庄有通过办企业而成为收入远高于一般村民的富裕阶层，大多数村民则主要靠二三产业就业获取收入，家庭收入有限。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就出现了村民之间的巨大分化，经济上的分化很容易变成社会分层和社会排斥，进而产生村庄中的政治竞争和文化竞争。最弱势农民在村庄竞争中失败，就会出现边缘反抗及宗教救赎。这方面尤其以浙江农村为典型。中西部农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农村主要是留守老年群体。同时，农民进城让渡了农村的获利机会，使农村不愿或不能进城的年富力强的中青年通过这些获利机会而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农村收入，从而变成了虽然留守农村、但收入却不比外出务工低、又保持了家庭生活完整的中农群体。中西部地区占比不大的中农与占绝对多数的老年人形成了一种有效的自生自发秩序。
无疑，当前中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兴旺，使得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内的农村虽然仍然保持了农村体制，看起来仍然有“三农”问题，但是实际上，东部沿海地区的“三农”问题与中西部地区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正好相反的。
关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三农”问题的认识，存在两种逻辑。第一种逻辑认为，东部地区的“三农”工作领先于全国，其现状预示着中西部地区“三农”的未来。借鉴东部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经验被视为中西部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第二种逻辑则认为，东部地区的“三农”问题已融入城市内部的有机体系，本质上成为城市发展与治理的问题，而非单纯的“三农”问题。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的“三农”问题则是在城市不断从农村汲取资源的背景下，“三农”秩序难以维系的问题，本质上反映了城市对农村的剥削。
显然，第一种逻辑并不符合现实。中西部地区不太可能实现乡村工业化，进而形成城市经济带。中西部的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已无法融入城市经济带，农民往往只有离开村庄才能获得就业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形成，使得中西部地区失去了形成人口与经济集聚带的可能性。因此，东西中国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差距上，更体现在结构上。长期的经济分化导致了东部沿海农村与中西部农村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构，它们虽然相互联系，但各自构成了独特的社会类型。集聚效应带来的空间分化不仅难以弥合，而且可能长期成为中国主导性的区域结构与秩序。
在这个意义上，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内产生的农业现代化经验、美丽乡村建设经验、农业旅游发展经验、集体经济建设经验以及县域发展经验，可能并不适合中部农村的实际需求。只有深入理解东西中国的差异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当前中国的复杂社会现实，建立正确的关于农村与农民的名实之辩，明确“三农”问题的真正含义以及谁是真正的农民。
四、县域经济
湖北省某位前省委书记在一次讲中指出，与浙江省相比，湖北省的差距主要不在省会城市，而在于县域经济。如果湖北省的县域经济能够达到浙江省的水平，那么其经济发展水平将不逊色于浙江省。这一观点颇具道理。在省会城市方面，武汉与杭州的经济总量相近，多数时候武汉的GDP甚至超过杭州。然而，从县域经济的角度来看，湖北省明显落后于浙江省。根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发布的《2023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2023年全国经济百强县中，浙江省占据了16席，且多数排名靠前；而湖北省仅有5席，且全部排在后50位。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占据了65席，中部地区20席，西部地区14席，东北地区仅有1席。排名前20位的县市中，除湖南省的长沙和浏阳外，其余均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县市。
发展县域经济的好处不仅在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还可以实现农民的就地城市化。发达的县域经济能够提供大量二三产业的就业岗位，为在县城购房的农民提供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机会，实现农民在县城的安居。
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包括湖北省在内的几乎所有省份都出台了强县扩权政策，将原本属于地级市的行政审批权下放到县级，赋予县级政府更大的决策权、审批权和融资权，以促进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地级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县级政府开始通过经营县城来实现宏伟蓝图。近年来，笔者接触了约二十位县委书记，几乎每位都有改变县域经济面貌的雄心壮志，且几乎都认为关键在于经营县城。经营县城、发展县域经济的起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终点是招商引资和发展产业以提供就业机会和创造GDP。最有效的手段是通过土地财政，利用城投公司为县域经济发展铺路。
简单来说，县级政府通过征收农民土地形成建设用地，然后将这些建设用地拍卖给房地产商，从而获得土地财政收入。同时，将县域内所有公共资源进行清产核资，并将这些资源打包到城投公司，城投公司以这些公共资源作为抵押从银行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还将征收的建设用地划拨给城投公司，作为贷款抵押。这种方式可以使县级政府在短期内获得大量财政资金。县级政府利用拍卖土地所得的收入和城投公司抵押贷款所得的资金，在全县范围内进行重点投资，主要是建设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打造产业园区。以中部某县为例，该县一年的本级公共预算收入仅为7亿，但通过上述方式，仅用3年时间就累计投入城市建设资金40亿，使城区面积扩展了15平方公里。
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强县扩权下放的审批权都是招商引资的条件。因此，县级政府下达全员招商令，所有干部全员外出招商。一旦招商成功，产业发展，税收增加，进城买房的农民就地就业，增加的税收用于偿还城投公司的银行贷款。或者，农民进城买房推动房地产商更多买地和政府储备土地增值，县级政府因此可以偿还债务。县城经济繁荣，县域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在某种意义上，沿海地区百强县的发展正是得益于当地政府经营县城所形成的良性循环。
现在的问题是，几乎所有中西部地区的县级政府都有通过经营县城来发展县域经济、创造任期奇迹的宏伟蓝图。他们有能力征地、拍卖土地给房地产商以及将县域公共资源打包给城投公司以获得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然而，他们难以掌控的是招商引资以及资本落地后能否生根发芽。现实情况是，在沿海地区，由于区位优势明显，愿意投资的企业众多，沿海地区因此可以选择性地招商引资，优化产业结构。而在不具备区位优势的中西部县城，无论地方政府如何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土地税收优惠政策，能够吸引的投资往往是高污染、低科技含量的产业，且这些产业往往因缺乏配套而难以生根。在每个县都争相招商引资的情况下，企业更愿意享受政策优惠，却很少能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大的贡献。在中西部各县竞相招商的情况下，由沿海地区淘汰出来的产能无法形成集中布局，导致基础设施利用效率低下，产业配套成本高，企业运营困难。优惠政策期一过，招商引资来的企业要么倒闭，要么搬走。结果就是，当前全国中西部县域经济中，大量产业园空空荡荡。与空空荡荡的产业园相关联的是城投公司贷款无法偿还，政府债务累累；进城买房的农民无法在县城找到稳定就业，不得不远走他乡务工；开发商的商品房卖不出去，政府储备的建设用地没有建设需求，之前为招商引资投入建设的基础设施普遍浪费。这正是当前中西部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扩权强县是将地市一级的权力下放到县一级。省下设地级市，地级市再设县或县级市，中西部地区一个地级市下面通常设有5至10个县或县级市。由于扩权强县，县级政府为了实现宏伟蓝图，最关键的一环是招商引资。县级政府不仅要与其他县级政府竞争，还要与地级市竞争。结果可能是，县级政府没有达到适度规模，地级市也因为各县的竞争而难以达到规模。扩权强县的结果可能导致中西部地区缺乏地域范围的统筹，更难形成经济聚集。县级发展不起来，地市也难以发展好。
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未能成功模仿东部沿海地区的县城经营模式，主要原因有两点：首先，东部地区已形成沿海城市经济带，其土地利用能够充分享受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的红利，这使得东部地区在招商引资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甚至能够选择性地吸引投资。其次，东部地区的先行发展为其带来了持续的领先优势，而中西部地区在尝试复制东部经验时面临较高的门槛，往往在县域经济尚未成熟之前就已受到地方债务的压力。
具体来说，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缺乏产业集聚和系统性经济社会生态的支持，这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尤为明显。第一，县域经济缺乏规模优势。在许多中西部地区，由于企业数量有限，甚至难以维持完善的物流系统，这严重制约了企业与市场中心的互动。第二，县域经济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在当前的城市经济竞争中，供应链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已成为关键因素。那些只能吸引少数企业、缺乏完整产业集群的县域，其竞争力将进一步下降。第三，县域经济缺乏市场中心内部的信息优势和联动优势。在竞争激烈、快速变化的市场中，有效的市场信息和产业链间的快速联动对增强企业市场反应能力至关重要。一旦企业位于市场边缘地带，其市场敏感性和反应能力将大大降低，容易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第四，县域经济未能提供高质量劳动力的稳定供给。高质量劳动力包括熟练的一线工人和高端的管理与技术人才，这些是企业运营的基础。在沿海经济带和大中城市的虹吸效应下，高质量劳动力大量外流，导致县域企业普遍面临招聘难题，影响了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第五，县域经济缺乏中产阶级生活体系。吸引和留住高质量劳动力需要提供与他们生活品质相匹配的生活体系，这包括衣食住行、休闲和社交等各个方面。近年来，县域城镇化虽推动了县城消费市场的扩张，但与中产阶级的需求和品味仍有较大差距，县域经济也难以支撑这种高质量生活体系。第六，县域经济缺乏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基础性的教育和医疗服务难以满足高质量劳动力的需求。可以说，从规模效应到产业链体系，从一线工人到技术和管理人才，从生活体系到公共服务，县域经济面临的挑战是全面的，涉及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各个层面。
县域经济的发展困境直接影响农民的就业问题。就业是农民进城的基础，而制造业及其相关服务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关键。在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地级市还是县域，若缺乏发达的制造业，就难以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农民进城后难以长期定居。在沿海地区制造业优势明显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仍有机会发展制造业，提供大量城市就业机会。作为区域经济中心，这些城市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并形成集聚效应。然而，这种潜力通常局限于地市一级，只有少数具备良好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的县能够实现。
中西部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并可能出现马太效应，即资源集中的区域中心将迅速提升经济能级，吸引区域市场机会，而资源分散的区域中心可能因劣势而衰落。预计中西部地区未来的城市发展格局将是：省会城市作为全省的行政、教育、金融和交通枢纽，保持区域经济中心地位；地级市若经营得当且区位条件不差，可能成为区域经济中心；而那些区位不佳、经营不善的地级市可能与周边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
区域经济中心的竞争策略之一是集中力量建设地级市，特别是将能够吸纳大量就业并为第三产业提供基础的第二产业集中在地级市，而县一级的主要职能则应重点服务于“三农”。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不应简单模仿东部地区的县城经营模式，当前普遍推行的“强县扩权”政策方向需要重新审视，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应重新定位。如果县域经济的重点转向服务“三农”，那么县域发展的核心应转向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
当前县域范围内的农民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仍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留守农民，二是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县域经济的发展应服务于这两个群体，并依赖他们获得发展动力。农民城市化的第一步通常是进城务工经商，以获得进城的初步资源。他们往往选择到沿海地区或区域经济中心工作以获得较高的收入，但通常只能在县城购房，甚至需要动用家中务农父母的积蓄。这意味着农民在县城购房几乎耗尽了家庭从务工和务农中获得的所有收入。在县城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农民购房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让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然而，这可能导致“一家三制”的局面，即年老的父母留守农村，年轻子女外出务工，年幼的孩子在县城上学，由母亲或祖母陪读。农民在县城购房却难以扎根，因此，进城可能只是他们城市化的中间步骤。接下来，他们可能会向区域中心城市迁移。
如果农民进城只是阶段性的，那么当前鼓励农民进城购房、推动县城建设、集中乡村教育和医疗资源到县城、将县域经济发展重点放在县城以及通过发展县城房地产吸纳农民务工和务农收入的做法，都值得重新考虑。从某种意义上说，防止县级政府过度经营县城，而是专注于统筹协调农民公共服务，并鼓励农户直接到具备就业条件的城市购房安居，可能是更合理的选择。
对于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而言，县域经济构成了沿海中心城市的腹地。而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县域经济的重点应当是服务“三农”，包括为农民进城提供支持。特别重要的是，农民进城的目的地并不一定是县城，且很可能不是县城。
五、接力式城市化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8%；而到了2000年，这一数字也仅增长至36%；202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提升至64%。城市化不仅仅是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过程，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变迁，涉及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身份的转变。
农民的城市融入通常发生在农村劳动力过剩的背景下，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家乡，前往城市从事非农工作，而他们的父母和子女则留在农村。一旦这些进城农民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他们便开始在城市扎根，并将留守在农村的家庭成员接到城市共同生活。然而，许多进城农民难以在城市获得稳定的生计，他们的家庭成员继续留在农村，而他们自己在年老时可能会返回农村。进城农民最初可能仅能在县城购买房产，但县城往往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因此，他们往往只在县城短暂停留，然后继续向区域中心城市迁移。即便有条件与子女一同进城，许多老年农民仍倾向于回村养老。在经济繁荣时期，更多的农民会选择进城；而在经济衰退时期，许多农民则可能选择回到农村。进城农民通常会保留与农村的联系，很少有农民在进城后完全切断与村庄的联系。即便已经进城，他们仍愿意保留农村户口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这既是为了留有退路，也包含了对家乡的情感依恋。
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中国农户家庭并未完全实现城市化，而是处于一种接力式的城市融入过程中。换言之，在中国当前64%的城市化率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城农民仍有可能返回农村，更重要的是，这些进城农民往往与农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具体而言，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体制，农民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转变为城市居民的机会相当有限，主要通过升学、参军、提干等少数途径实现。20世纪70年代，农民除了农业收入外，还可以通过在乡镇企业工作获得收入，实现“离土不离乡”。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大量劳动力从农业中释放，他们开始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工作。21世纪初，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其目标是改善农村生活，他们将城市收入带回农村，使农村因城市资源的流入而焕发活力。
得益于国家政策的调整、农民进城积累的资源和新生活方式的形成，进城农民开始将城市生活视为目标，而不仅仅是增加收入的临时机会。过去，农民家庭通过代际分工将城市务工收入带回农村，促进了农村的繁荣。而现在，他们通过“半工半耕”的方式，用务农收入支持家庭成员在城市的生活。即便有了务工和务农的双重收入，农民家庭在城市购房的能力通常仅限于县城。县级政府希望通过经营县城来推动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基本策略是在县城建设商品房，吸引农民进城购房。为了鼓励农民进城购房，县城通过集中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并利用婚姻习俗来推动农民购房。例如，在许多农村地区，在县城拥有一套商品房已成为结婚的基本要求。随着农民购房数量的增加，开发商更愿意进入市场，土地价格和需求随之上涨，政府因此能够获得更多的土地财政收入。在理想状态下，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开发商建设商品房，农民进城，县城变得更加繁荣。
在县城购房的优势包括房价相对较低、有较多同村熟人已在县城购房、方便回乡和在县城入学和就医较为便利等。然而，县城购房的最大问题是缺乏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机会，且县城的生活成本相对较高。因此，许多在县城购房的农户家庭面临着家庭成员分离的问题，即年幼子女在县城上学，年轻夫妇到沿海地区务工，老年父母留在农村务农。这导致了家庭成员的进一步分散以及在县城已售商品房的空置。
随着在沿海地区务工时间的增长，农民年龄增大，开始考虑返乡。很少有外出务工的农民直接一次性返回村庄，他们通常会经历复杂的过渡期。一个典型的过渡方式是，利用多年积蓄在县城开设门店，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维持基本收入。但遗憾的是，由于县城产业人口有限，回乡创业的农民面临激烈的竞争，许多在一两年内就耗尽了所有积蓄，却未能获得相应的收入，不得不再次外出务工。县城门店的转手率非常高，每一次转手都可能意味着一个农民工家庭的悲剧。实际上，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见。因此，农民工在沿海地区与家乡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会经历多次往返。在父辈的支持下，子代可能在城市安居，但年老的父母通常不愿与子女同住城市，因为那样缺乏自由，他们更倾向于回到农村生活。
由于中西部地区县城普遍缺乏二三产业的就业机会，进城并非农民的最终目标。他们在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会努力进入区域中心城市。农民的城市融入过程具有明显的代际接力特征，即上一代倾尽全力支持下一代在城市扎根。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快速，而且质量较高。代际接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家共同努力，支持子代在城市安居，如支持子代在县城购房；二是全家共同努力，支持子代接受更好的教育，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从而有能力在区域中心城市就业，并在那里扎根。换言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家庭通过代际接力实现了城市化，一方面表现为从农村到城市、从县城到区域中心城市的逐步过渡，另一方面体现为父代对子代无条件的支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在不到三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高质量的城市化。
农民的城市融入是他们离开村庄的过程，但他们并不会轻易放弃与村庄的联系。农民家庭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而年老的父母留在农村；全家进城后，让出了之前在农村的获利机会，促进了农村新的中农群体的形成；更多进城农民在城市扎根，进一步让出农村获利机会，农村中农群体继续扩大经营规模，发展现代农业；农民家庭已在城市安居，但年老的农民愿意回到农村居住，因为农村更接近自然，是落叶归根的地方；在城市扎根的农民家庭愿意对农村家乡进行建设，不仅是出于乡愁，而且因为城市生活需要农村的调剂——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时，这种情况将更加明显。
可以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从未完全离开过村庄。村庄是农民的起点、收入来源、基本保障、最后的退路、落叶归根的地方，是乡愁的寄托，也是城市有钱有闲生活的调剂，最终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当前农民城市化进程中有两个政策误区需要避免。第一个误区是鼓励进城农民工返乡创业。城市拥有比农村多得多的市场机会，而农村市场机会有限，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很少成功，在县城开设门店也大多失败。第二个误区是鼓励农民进县城购房，甚至通过教育政策迫使农民进县城购房。这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通过经营县城将农户家庭的农业收入和务工收入转化为县城的商品房，但由于中西部县城缺少就业机会，农民在县城购房却无法安居，导致县城新区成为空城。
鉴于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县域经济发展空间有限，县域经济的重点是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难以为农民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县级政府不应鼓励农民进城购房，而应统筹农民进城与农民对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服务的需求，为农民顺利进城提供支持和保障。这里的顺利进城包括农民一次性进入区域性城市以及农民子女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
中西部地区农民的城市化并不一定需要通过县城作为中转站，也不一定非得进入县城。农民城市化的最终目标是具有稳定就业机会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在农民城市化进程中，关键不是通过发展县域经济为农民提供在县域范围内完成城市化的机会，而是要尽可能减少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弯路，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短的时间完成城市化。同时，县和乡镇必须保护好进城农民在农村的最后退路，以及那些缺乏进城能力的留守农村弱势群体的基本保障。
六、新乡土
乡村振兴战略旨在到2050年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全面振兴目标。乡村作为中国人民活动的主要场所已存在数千年，直到十年前，中国的城市化率才首次超过50%，城市居住人口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探讨乡村的未来发展、其归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地位以及乡村应具备的功能，都是极具价值的议题。
讨论乡村的未来需考虑两个重要维度，首先是人的维度，即乡村的归属问题；其次是时间维度，特别是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在这一时间节点上，所指的“农民富”可能并非当前农村的农民，因为大多数当前农民已融入城市生活。只有当大多数农民已经进城，留在农村的农民才有可能通过扩大经营规模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依靠农业经营实现富裕。同时，实现农民富裕的目标，既不能迫使缺乏进城能力的农民进城，也不能割裂进城农民与家乡之间的深厚联系。
从当前阶段来看，体制上至少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农村形态。第一种是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内的农村，这些地区虽然保留着农村的行政体制和大量农田，但由于人口和经济的高度密集，任何土地都适宜发展二三产业。当地农民已脱离传统农业，转而进入二三产业就业，生活方式已市民化。他们将承包土地反租给村集体，村集体再转租给愿意耕种的农业大户。这种转租是市场行为，而愿意耕种的往往是外来农民。在城市经济带内的农村，农民享有家门口的就业机会、完整的家庭生活、别墅式住宅、集体保障以及由高密度人口和经济带来的各种获利机会，这使得这些地区的农民和农村与中西部农业型农村地区截然不同。可以认为，沿海发达城市经济带内的农村实际上已转变为城中村，不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三农”问题。
第二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即城市以外的农村，这些地区与城市形成对立，体现了所谓的城乡二元体制。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在空间维度上主要表现为东西部之间的差异。目前，中国已破除了几乎所有限制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但仍限制城市市民和资本下乡。国家通过更加社会化的农村体制为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弱势群体提供保护，允许城市进行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城市市场体制与农村社会体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对农村社会体制的保护，在城乡之间表现为当前的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在现阶段仍有数亿农民依赖农村和农业以及进城农民为防万一进城失败而需要保留农村退路的情况下，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农民向城市迁移。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农民已成功在城市立足，而另一部分则可能因各种原因未能适应城市生活，需要返回农村。对于这些可能面临城市生活挑战的农民而言，保留他们返回农村的选项，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心理层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由于各种原因缺乏进城能力或选择留在农村的农民。他们构成了农村的留守群体，对于他们而言，农业和农村提供的收入机会是其生计的基本保障。在当前阶段，农业和农村的收入机会应当优先考虑那些缺乏城市融入能力或可能面临城市生活失败风险的农民，特别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剥夺数以亿计农民中弱势群体从农业和农村获得收益的权利。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能够在城市体面安居，他们将让渡出之前在农村的获利机会，留守农村的农民则可以扩大经营规模，提高收入水平。随着国家能力的增强，国家将越来越有能力为所有人提供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农民中的弱势群体不再需要通过留守农村和依靠农业来获得保障，进城失败的农民也不只有返乡一条路时。那时，农村社会体制作为社会保障体制的重要性将大幅度降低。届时，农村相对于城市所具有的宁静、慢节奏、低人口与经济密度、与自然之间的亲密接触等特质，将变得更加重要。
预计到2035年以后，农民可能越来越少依赖农村和农业作为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而越来越将农村作为城市生活的补充与调剂。农民不再依赖农村的获利机会，将使得农业逐渐变成专业农民的领域，农民开始职业化，农业开始专业化。此时的农村并不只是属于职业农民的，因为农村仍然是进城农民的家乡，他们保留了农村的宅基地，期待年老后回到家乡生活，他们与土地的结合不再是为了生存收益，而是为了享受有机蔬菜和大自然的野趣等。他们通过农村的家保持与自然的联系、与村庄熟人社会的联系、与村庄历史的联系。村庄和家乡是永恒的，那些在城市工作却仍然拥有农村家乡的人们，可以有落叶归根、入土为安的地方，将自己的有限生命与永恒的土地相连。当前，越来越多的具备城市养老条件的中老年人选择回到农村，成为乡村建设中最为活跃的力量。
随着农民不再依赖农村获利机会来获得基本保障与最后退路，而是希望回到农村享受与城市不同的精彩生活，他们将有热情且有能力建设一个美丽宜居的乡村。到2050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时，农民将是专业农民，农业将是现代农业，而农村将是与广大进城农民有着紧密联系的农村。届时，乡村不会排斥进城的农民，农村将有两种农民，一种是职业农民，他们靠农业致富；另一种是将农村生活作为城市生活补充的市民，他们虽然从农村进城，但从未断绝与农村的联系，仍然保留了农村的住房，无论身在何处都仍然惦记自己的家乡。此时，中国大地上将形成一个新乡土，它卸去了过往沉重的社会负担，更大程度上成为进城农民与自然关联、安放精神的家园。
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不会斩断进城农民与农村的联系，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然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与城镇化不会带来乡村的终结，而是从旧乡土迈向新乡土，始终为农民保留身体与精神的归处。正在城市扎根的进城农民仍然保留着农村的归处，这是浪漫而美好的家乡，也是需要他们呵护和建设的家园。进城农民拥有这个家园，他们将更有永恒感。中国是农耕民族，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离不开土地和自然。每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都需要有一块精神家园。在中国现代化全面实现的经济高度发达阶段，让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家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都可以与土地亲密接触，与自然和谐相处，落叶归根，入土为安，这将是特别值得展望的乡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