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认为，县级城市作为中国城市体系中的小规模城市单元，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不平衡而收缩。本研究为理解中国县域城市收缩规律构建了一个框架。研究界定了县级城市，利用城市收缩模型对城市收缩进行了测量，结合收缩程度和轨迹探讨了时空格局，并基于城市和城市周边视角分析了城市收缩类型。然后通过OLS回归模型确定影响因素。以2846个县级市为研究单元，结果显示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分别有180个和1050个县级市出现收缩。以轻度和中度收缩为主，但高度和重度收缩的比例明显上升。从收缩轨迹来看，近期收缩是主要的收缩类型。2010-2020年，县级城市收缩的空间范围呈动态增长态势，东北、华北、华中和西北地区为核心集聚区，华东地区成为新增集聚区。绝对收缩成为主要收缩类型，“同城化”和“异地城镇化”人口迁移是主要驱动力。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老龄化程度等是造成收缩的因素。本研究有助于加深学者和中国政策制定者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县级城市收缩的理解。

文章将县域内的城市空间提取为研究单元，即县级市。全国有县级市2846个，隶属于31个省级区划。为了分析收缩县级市的时空特征，研究结合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华东、西北、西南7个地理区域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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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应用中国土地利用/覆被数据集（CNLUCC）和人口数据集（WorldPop）提取城市空间和人口。第一步是提取县级城市空间。它包括投影校正、栅格重采样、县级城市空间提取三个步骤。第二步是获取县级城镇人口。此过程包括数据质量检查、更正、县级城镇人口获取三个步骤。应用城市收缩模型计算城市收缩率，衡量县级市是否收缩，并进一步划分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县域城镇收缩的收缩程度和轨迹，即轻微、中度、高度、重度收缩。根据城市和城市边缘地区的视角，确定了三种收缩类型。1) 绝对收缩：指县级市及其周边地区人口同时减少。2) 个体收缩：指县级市人口减少，县级市外围人口增加。这种现象可以用城市化阶段的郊区城市化来解释；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城市人口大量向郊区和农村地区外迁，造成城市收缩和城市外围人口增长。此外，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些发展滞后、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县级城市也出现了这种收缩类型，区域发展不足促使城市居民迁移以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郊区和农村地区的居民由于没有足够的财力迁移留在原地，从而导致城市收缩和城市边缘增长。3）潜在收缩：指县级城市人口增加，县级城市周边人口减少，但县级城市人口增加的幅度小于县级城市周边人口减少的幅度。这种收缩类型表明，城市的整体吸引力在下降，县域内出现了明显的异地城市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城市面临着更大的收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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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文章采用局部自相关方法分析了收缩城市的空间集聚情况。从背景、全局和局地层面出发，选取了7个因素分析其对县域城市收缩的影响，城市化水平是背景因素，在全局层面，选择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和老龄化程度，从局地层面，根据金融投资强度、地形条件和大气环境进行筛选。引入OLS回归模型，检验城市收缩率与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市收缩的数量和程度均呈快速上升趋势，2000年至2010年，有180个县级市出现收缩，占县级市总数的6.3%。其中，78个、41个、24个和37个县级市分别出现轻微收缩、中度收缩、高度收缩和严重收缩。2010年至2020年，1050个县级市出现收缩，占比快速上升至36.89%。轻微收缩、中度收缩、高度收缩和重度收缩数量分别达到390、265、146和249。我国收缩的县级城市具有轻度和中度收缩的特点，但城市收缩的程度明显提高。

收缩的县级市分布存在空间差异，2000年至2010年，东北、华北、华中、西北地区县级市收缩最为明显，70%以上的县级市收缩和75%以上的严重收缩集中在这4个地区。从省份分，华北的内蒙古，东北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华中地区的湖北是主要聚集区，收缩的县级市总数达到10个。黑龙江和内蒙古呈现出明显的严重和高度收缩，近40%的城市集中在这两个省份。2010年至2020年，7个地理区域均呈现出县级市规模大面积收缩。东北、华北、华中、西北、华东地区收缩现象更为明显，收缩的县级市占近90%，重度收缩和高度收缩的县级市分别占近82%和88%。从省份来看，在31个省份中，有23个省份的县级市收缩数量超过10个，其中东北地区的黑龙江、辽宁，华中地区的湖北，华北地区的内蒙古、河北、山西，西北地区的陕西，华东地区的山东，西南地区的四川是县级市收缩的主要聚集地，数量达到50个。东北三省、湖北、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和西藏似乎是重度收缩县级市的主要集群，聚集了近74%的重度和高度收缩县级市。总体来看，中国县级城市收缩呈现出空间分布广泛、部分地区集聚的空间特征。尤其是北方地区县级城市收缩现象比南方地区更为显著，中西部地区城市收缩程度比东部地区更为严重。在城市群和都市圈中，存在典型的中心城市增长、外围城市收缩的核心-外围结构。在省级单位内部，收缩的县级城市主要位于省际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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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县级城市的收缩轨迹发现：2000-2010年间，分别有90个、960个、39个和51个县级市出现阶段性收缩、近期收缩、减缓收缩和加剧收缩。分别占7.89%、84.21%、3.42%和4.48%。此外，通过比较2000-2010年阶段性收缩的城市数量与经历加速和减缓收缩的城市数量，在2000-2010年收缩的县级市中，近一半城市在2010-2020年演变为非收缩城市，近一半城市在2010-2020年继续收缩。半数收缩县级城市人口持续下降。收缩加剧的城市多于收缩减缓的城市，表明大多数收缩城市的收缩程度持续加剧。近期出现收缩的县级城市比例较大，说明很多县级城市在2010-2020年开始出现收缩，面临人口持续减少的挑战。进一步分析县级市收缩轨迹的时空格局表明：加重收缩集中在东北的黑龙江和华北的内蒙古，占所有加重收缩的县级市的近55%。减缓收缩零星分布在华北的内蒙古，东北三省和西南的四川等地。近期收缩主要集中在华中、东北和华北地区。从省份来看，华中地区的湖北、湖南，东北的黑龙江、辽宁，华北的河北、山西、华东的山东、西北的陕西、西南的四川，有40个县级市出现近期收缩。阶段收缩在空间上具有分散性，主要分布在华北的内蒙古、西北的陕西和东北的黑龙江，呈点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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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20年县级市收缩和非收缩的4种空间集聚模式表明：“低-低”类型代表了收缩的县级市的空间集聚，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内蒙古中东部和湖豫地区3个区域。“低-高”类型表示收缩程度高的县级城市被收缩程度低或不收缩的县级城市包围的格局；这一类型包括新疆北部、青海南部、藏西、藏东部等。“高-低”类型表示收缩程度低或非收缩程度低的县级市被收缩程度高的县级市包围的格局；这一格局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和吉林（2000-2010年）、东北的吉林、华北的内蒙古和西北的陕西（2010-2020年）。上述两种聚集类型反映了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局部收缩的典型现象。“高-高”类型表示非收缩型县级市的空间集聚；该类型主要分布在青海-四川地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00-2010年青海-四川地区出现高-高型城市群聚集，2010-2020年转变为低-高型城市群，这可以通过中西部地区城市收缩逐渐显著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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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和城市外围视角，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分别有1035个和1663个县级市遵循收缩分类类型。2000-2010年，852个、114个和69个县级市分别经历了潜在收缩、绝对收缩和个体收缩。潜在收缩为主要收缩类型，占82.32%；这一结果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许多城市都面临着收缩的风险。2010-2020年，611个、842个和210个县级市分别出现潜在收缩、绝对收缩和个体收缩。绝对收缩型成为主要收缩型，占50.63 %。可以理解的是，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在一个区域内，少数几个发展地位领先的县级市吸引了许多欠发达的县级市及其周边的人口流入，导致这些欠发达城市及其周边城市的收缩。上述过程描述了一种现象，即“城-城”迁移和“异地城镇化”迁移已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重要的人口流动路径。2000-2010年，潜在收缩在空间上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的四川和贵州，华东的安徽和华中地区的湖北和河南，数量达到50个。绝对收缩和个体收缩呈零星分布，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内蒙古东部、河南的东南地区。2010-2020年，以绝对收缩为主，在空间上分布较广，以东北黑龙江、辽宁为主，华北为河北、山西为主要聚集地，华东为山东、西北为陕西、华中为湖南，数量达50个。潜在收缩数量次之，主要呈集群分布，主要集中在云南-四川和河南-河北地区。个体收缩数量最少，且在空间上呈零星分布。城市空间分布呈现出两个特点：首先，这些城市集中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如天津东部的滨海新区、北京的怀柔区和延庆区，这些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较高，并且正在经历郊区化。其次，这些城市位于发展明显滞后的省份边缘，如湖北南部、广东北部、西藏东部和南部。在这里，城市人口向更好的城市迁移，而农村和郊区人口仍然受到财力的限制，导致城市人口减少，城市边缘人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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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析了具有不同收缩类型的县级市的转型路径。其中，增长型包含了三种收缩类型之外的所有城市样本，被引入作为样本组，以充分探讨收缩型的转型路径。在潜在收缩型县级市中，分别有27.7%、24.88%、39.79%和7.63%的城市过渡到增长型、潜在收缩型、绝对收缩型和个体收缩型。向绝对收缩过渡是潜在收缩的主要途径；由于许多城市向增长过渡，潜在收缩也存在一定向增长过渡的可能性。在绝对收缩的城市中，分别有19.30%、27.19%、47.37%和6.14%的城市转变为增长、潜在收缩、绝对收缩和个体收缩。保持绝对收缩是绝对收缩的主要途径。在个体收缩方面，分别有18.84 %、39.13 %、36.23 % 和5.80 % 转变为增长、潜在收缩、绝对收缩和个体收缩。转化为潜在收缩是个体收缩的主要途径，城市呈现增长趋势；对于个体收缩，必须刺激城市中心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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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县级市收缩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城镇化水平是导致中国县域城市收缩的背景因素。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人口从县级城市的边缘（包括郊区和农村地区）向县级市和县级市之间大规模迁移，塑造了全国范围内观察到的县级市收缩的广泛空间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随着经济机会的增加，城市经历了快速增长，同时农村和郊区的人口不断涌入（路径1）。从历史上看，农村向城市迁移一直是人口流动的主要途径，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县正在经历更明显的农村向城市迁移。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间城市发展水平的差距日益明显，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综合实力更强，持续吸引周边城市（路径2）及其周边地区（路径3）的人口流入。“城-城”迁移和“异地城镇化”迁移也成为人口迁移的热门路径。当一个城市通过路径1流入的人口少于通过路径 2 和3流出的人口时，它就会收缩。2010-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城流动人口占比从16.98%快速上升至19.54%，城乡流动人口占比从67.04%小幅上升至67.55%。在此背景下，我国县域城市收缩现象依然显著。此外，在一些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县级城市，出现了郊区化趋势（路径4），大量人口从城市迁移到城市外围，面临人口收缩的可能性，如北京怀柔区和天津滨海新区所观察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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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和老龄化程度，以及财政投资强度、地形条件和空气环境等全球性和局部性因素，对中国县域城市收缩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经济发展是导致中国县域城市收缩的重要积极因素。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城市，如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通常吸引人口流入，呈现发展态势。反之，经济较弱的地区和城市，通常位于华北和中西部地区的县级市，以及大都市圈、城市群和省际边缘地带的外围地区，则面临人口外流和城市收缩的问题。产业结构转型对我国全县域城市收缩的影响尚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毋庸置疑的是，产业结构转型对我国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城市等特定地区的城市收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老龄化程度开始在我国县级市人口收缩中起突出的负向作用。在此背景下，人口红利正在蒸发，城市发展受阻，面临收缩。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0年，东北三省、内蒙古、湖北、四川三省人口老龄化率较高，这些省份是收缩的县级城市的集聚区。金融投资强度对城市收缩的影响减弱。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基础设施的需求缺口得到了有效填补，基础设施不再是导致城市收缩的重要因素。东北、华北、华中地区是城市收缩的集聚区，过去也一直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效率高值区为特征，然而，政府对城市建设的财政投入仍然是保证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地形状况继续对一些县级市产生积极影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城市建设能力的提高，地形不再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城市大气环境的显著性检验尚未通过，但作为一个驱动因素，它与我国一定的县域城市收缩率仍有相关性。

本研究有两点贡献。首先，在理论层面上极大地丰富了城市收缩研究的理论。考虑到准确界定城市物理空间是准确测度城市收缩率的重要前提，且基于中国行政区划开展城市收缩率研究更有利于地方政府实施政策。从实际意义上看，中国县级市样本量大且在中国城市群体中具有关键性，在全球城市收缩研究中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通过考察收缩的程度、轨迹和类型，分析了中国县级城市收缩的时空特征，并结合背景、全球和地方视角分析了影响收缩的因素，为中国政策制定者制定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了实证参考，为全球城市收缩研究提供了中国典型案例。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还产生了两个见解，本研究对中国县级城市的大样本进行了城市收缩研究，但县级城市之间存在异质性，如果进一步基于不同的城市规模、经济体量和城市功能视角对县级城市进行分类，分析其收缩程度、轨迹、类型和驱动机制，将在各亚组内部得出更加细致入微的结论。此外，本研究结合CNLUCC数据和经人口普查数据校正的WorldPop数据，对县域城市收缩率进行了测量，随着遥感影像和机器学习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数据和方法可以应用于研究框架，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县级市的收缩。

声明：本推送内容转载自土地生态课题组，请有兴趣的读者阅读原文。

原文请见：Zhang Y, Ding X, Dong L, et al. Research on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unty-level urban shrinkage in urbanizing China.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24, 109: 105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