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军，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张晏齐，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献来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摘要：“千万工程”成功推进了浙江整省全域的乡村振兴，对于当下推进乡村建设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第一，“千万工程”经验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它继承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和党在乡村建设中的宝贵经验，传承并发展了中华五千年乡村建设史中的优秀传统，总结了世界乡村建设的普遍规律和经验教训，并在自身２１年的实践史中不断自我完善，展示了强大的包容性和旺盛的生命力。第二，“千万工程”明确了乡村建设的目标原则，对于破除当前乡村建设中忽视农民主体地位、破坏生态环境、无视历史传承等问题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为我们解答了“建设什么样的乡村”的重要问题。第三，各地在推广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实践中，必须坚持久久为功、量力而行和因地制宜的原则，不能将“千万工程”视为一种刻板的教条，而要深刻参悟其中蕴含的理念方法和价值取向。

一、“千万工程”经验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千万工程”经验是历史的产物。历史既为“千万工程”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基础、经验素材和历史智慧，又深刻影响了“千万工程”需要解答的时代课题。因此理解“千万工程”经验，必须首先理解“千万工程”经验的历史逻辑。

（一）“千万工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关于乡村建设问题的重大突破

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思想家们一直在思索乡村建设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也长期关注乡村问题，致力于改变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积贫积弱的现状。“千万工程”经验是上述理论与实践在新时代的延续，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优秀部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乡村建设工作的百年奋斗经验，并生动反映了时代与实践的发展变化。

第一，“千万工程”经验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很早就思考过城乡分化以及应当如何开展乡村建设的问题。马克思在考察西方农业发展的过程中，认识到农业生产率虽然也在提高，但是“比不上工业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因此城市拥有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文明的生活方式。而马克思、恩格斯为消除城乡分化开出的主要药方就是推进乡村工业化和劳动力的非农化，认为随着“经营大农业和采用农业机器”，农村将会产生剩余的劳动力，“必须使他们就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随着乡村产业的发展，乡村劳动生产率也会随之提高。“千万工程”的实践过程同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乡村产业发展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千万工程”实施的过程中，浙江省广大乡村地区的休闲农业、农村电商、文化创意、特色产品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农业相关产业链不断延长，大量农民在乡村就地转化为工人，为乡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第二，“千万工程”经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建设百年奋斗历史的当代实践。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一直将乡村建设视为重要的工作任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就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重要内容，大力推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民生保障和移风易俗。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在广大乡村地区通过“扫盲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措施，使乡村的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精神文明程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乡村建设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当前，“千万工程”以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为切入点，不仅重视乡村产业发展，还注重乡村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这同党在历史上的乡村建设成功经验是一致的。

“千万工程”经验不仅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还借鉴了党史的宝贵经验，同时展现超越前人的时代价值，对乡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千万工程”增加了数字乡村建设等前人未曾设想的新内容。马克思在著作中提及在乡村发展非农产业时将内容限定为“工业劳动”，这是适配于当时生产力条件和经济结构的，但是在“千万工程”诞生的年代，非农产业的内涵极大拓展，乡村建设中的数字经济、休闲农业、文化创意等内容都成为乡村非农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大大改善了农村的人居环境。而“千万工程”则在干净卫生的基础上追求美丽乡村建设，表明了更高的时代要求和群众期盼。这些超越前人的观点都充分说明，“千万工程”经验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建设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乡村建设规律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关于“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村”的重大突破。

（二）“千万工程”是对中华五千年乡村建设智慧的择善而用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拥有人类历史上唯一从未中断的乡村建设史。在传统社会中，政府需要承担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发展学校、引领风气、兴建仓储、维护道路等诸多乡村建设职能。在这部乡村建设史中，中华民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智慧，值得我们当今反复思考。“千万工程”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将中华乡村建设史中的精神标识和思想精髓加以提炼展示，实现了在乡村建设中的鉴古知今、古为今用。

第一，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千万工程”的重要内容。中华先民很早就意识到基础设施在农业生产中的关键作用，并打造了举世罕见的水利工程体系。在战国时期，秦国依靠都江堰和郑国渠等水利设施打造了成都平原和关中平原两个产粮基地，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水利工程一直被统治者视为头等大事。如今，“千万工程”同样将基础设施建设视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乡村，而且其内涵不仅覆盖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还包含信息、交通、人居环境等方方面面，持续推进乡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第二，重视对乡村居民的精神文明与道德建设。中国古代是伦理型社会，有深厚的德治传统，高度重视对乡民的道德建设。在“千万工程”的内涵中，乡村建设不仅包含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更包含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的道德风尚建设，这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建设目标和追求是高度吻合的。在古代社会中，国家政权同士绅阶层相结合，通过乡规民约等措施，鼓励同乡之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形成良好的乡风；通过家训等措施，在家庭内弘扬“耕读传家”的文化品质，传承良好的家风；通过修齐治平的个人道德追求，对个人行为进行规训，培育良好的民风。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古今之间关于道德准则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乡村建设中重视道德与精神建设的价值取向却一直保持了历久弥新的意义。

第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原则。农业生产同自然紧密结合，也就形成了中华文明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在先秦百家争鸣之际，儒家提出“不违农时”，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墨家宣扬“节用”理念，法家也有“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的论述，这些不同学派的思想家都表明了对自然环境的尊敬和重视。在“千万工程”推行的过程中，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通过深入实施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积极开展“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四边三化”，打造浙江乡村美丽宜居生活环境。可以说，“千万工程”是中国传统生态文明理念在当代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不仅蕴含着先哲的智慧结晶，还是中华民族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重要标识，是我们的国情所在、民心所向，蕴藏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千万工程”对传统智慧的继承和发扬确保了自身独特的民族性和历史性，走出了一条脱胎于传统、超越于传统的乡村建设之路。 

（三）“千万工程”是对世界乡村发展历程中普遍规律的总结反思

“千万工程”经验既是中国乡村建设之路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人类乡村建设思想的集成创新，具有高度的可鉴性和共识性。千百年来，世界不同国家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生成了诸多跨越时空的理念、制度和方法，反映了乡村发展历程的一般规律，凝聚着人类渴望发展和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特别是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比我们更早地面临了城乡差距等时代课题，留下了不少可贵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为“千万工程”经验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借鉴。

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乡村产业发展不应追求大而全的产业体系，而是需要对本地特色文化与产品进行深度挖掘。在西方国家的逆城市化潮流中，不少企业进入乡村，同当地特色产业相融合，形成一批充满吸引力的特色小镇，这些特色小镇具有细分高端的鲜明产业特色。比如被誉为世界香水之都的法国格拉斯小镇，不仅拥有香奈儿等全球知名香水品牌，还围绕香水产业发展花田观光、香水制造体验、原产地购物和休闲节庆等旅游产业，每年客流量超过200万人。在“千万工程”的实践中，浙江省同样将力量集中在“土特产”文章上，打造具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这和西方特色小镇的经验是一致的。

“千万工程”借鉴了世界乡村发展历程中的普遍经验，但也超越了发达国家的现有经验。在一些发达国家开展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一度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巨大的环境破坏、尖锐的阶层对立、突出的贫富分化、严重的精神空虚、加速的人口流失等，这些问题至今仍在困扰着这些国家。比如美国乡村就面临着建筑物质量差异明显、基础设施欠缺、整体环境破败萧条等问题；日本乡村则面临严重的人口流失和老龄化问题，从2000年到2016年，日本务农人口从389万人下降至192万人，平均年龄为66.8岁。这些问题也都是中国乡村建设中不可避免的难题。“千万工程”在借鉴吸纳西方乡村建设优秀经验的同时，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体制机制和发展阶段，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也正是基于“千万工程”对人类乡村建设事业的卓越成就，“千万工程”荣获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

（四）“千万工程”是在自身实践历程中不断自我丰富的结果

“千万工程”启动于2003年，至今已有21年。从一个政策的执行周期来看，“千万工程”也经历了从诞生到全面发展的发展历程。在20多年的实践史中，“千万工程”的目标任务和主要抓手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其内涵也不断丰富，最终走出了从人居环境整治到乡村全面建设的新路径。

21世纪之初，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也带来了资源消耗、生态破坏、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在浙江，由于采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经济发展模式，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凸显，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于2003年亲自部署和推动了“千万工程”，主要目标是从全省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并将其中1000个左右的村变成全面小康示范村，这也是“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名称由来。这一时期“千万工程”聚焦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的“三生”环境改善，是“千万工程”的1.0版本。在之后的20年里，“千万工程”目标任务不断升级扩容。2010年，浙江省发布的

《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2011—2015年）》，将乡村建设的范畴拓展到生态人居体系、生态环境体系、生态经济体系和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等多个方面。这较之“千万工程”的10版本，增加了生态文化体系的相关提法。2014年，浙江省发布的《浙江省深化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2016—2020年）》，增加了“形态美”与“制度美”相统一的提法，乡村组织制度建设也纳入“千万工程”的内涵。2017年，浙江省提出打造“千村3A景区、万村A级景区”，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截至2020年，浙江省召开全省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现场会，提出建设有“国际范、江南韵、乡愁味、时尚风、活力劲”浙江气质的美丽乡村，“千万工程”进入5.0版本。在“千万工程”的演化历程中，既包含了发展变化的成分，也坚守了自身独特的原则，体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从“变”的角度来看，“千万工程”不仅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提高了人居环境、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要求，还增加了文化、制度等新内涵。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千万工程”20年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保持了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走出了一条建设美丽乡村的新路径。

总之，“千万工程”的经验并不是一日形成的，它形成于经济高速发展但矛盾日益凸显的21世纪初期，并在自身二十多年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千万工程”实践中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我们当前推广“千万工程”经验最大的底气来源。

“千万工程”经验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逻辑演进的结果，蕴含着经验的沉淀和时间的淬炼。它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乡村建设的实践延续，是中华五千年农耕文明在当代的重要体现，是世界乡村建设普遍规律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更是“千万工程”二十余年来自身实践发展的经验结晶。正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共鸣中，“千万工程”有力地诠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也充分彰显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独特而显著的优势，为开展乡村建设提供了鲜活教材。

二、政策体制、动员机制与参与效能

当前，乡村面貌已经发生历史性改变，乡村建设也迎来了全新的基础和更高的标准，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再通过粗放、盲目的数量驱动型发展完成乡村建设工作，必须更加精准精确地把握乡村建设的实际需要。“千万工程”作为一个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乡村建设案例，蕴含着乡村建设中应当掌握的理念和方法，并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原则，对回答“建设什么样的乡村”的关键问题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乡村建设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

习近平强调，“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开展乡村建设是为了亿万农民，也必须依靠亿万农民。早在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就明确提出要“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进农民福祉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千万工程”经验同党中央关于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浙江省在推行“千万工程”之初，即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作为整治建设的核心工作。中央财办、中央农办负责人在就《关于有力有序有效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时，也明确指明推广“千万工程”红线之一就是“不搞强迫命令”，要“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厘清政府干和农民干的边界，让农民成为乡村发展、建设、治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然而，很多地区的农民仍然在乡村建设中缺乏足够的参与权和表达权，参与乡村建设带来的利益甚至不如离开乡村前往城市，这样会使乡村建设陷入“无人可干”的境地。因此，在未来的乡村建设中，应当坚持“千万工程”经验，把农民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

第一，要将农民的意愿摆在首位。在很多地区的乡村建设中，容易忽视农民的主体地位和实际需要，超越发展阶段，违背农民意愿，盲目地开展政绩工程，农民不亲切、不喜欢，自然也就不会支持。“千万工程”推行过程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它坚持了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认可并满足了农民就地过上现代化生活的需要。在“千万工程”实施前，浙江省农村普遍存在“脏乱散差”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当地农民的生活。“千万工程”则从污水治理、垃圾处理、道路硬化、厕所改造等小事着手，让农民直接看到身边发生的变化，从而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千万工程”被当地农民群众誉为“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党和政府为农民办的最受欢迎、最为受益的一件实事”。

第二，要将农民视为乡村建设的主人翁。当前的乡村建设中存在将农民农村视为被动接受者的倾向，认为农民的文化程度、专业水平和生活习惯等都是被改造的对象，应当以城市为标准改造农民和农村，最终造成“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局面。“千万工程”就对这种倾向进行了严肃的纠正。浙江省创设了“河小二”“池大爷”“塘大妈”等岗位，通过“幸福积分制”“垃圾分类积分制”等软约束形成激励，调动广大农民共同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工程。其他地区在学习推广“千万工程”经验中，也应当以“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的原则，将农民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人翁，这样才能调动起乡村建设的最大力量。

如何看待农民一直是乡村建设乃至整个“三农”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口将会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从农民变成市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中选择了以牺牲农民农村、使农民承担“阵痛”的方式来完成过渡，但不论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国情，还是党的信念宗旨和执政根基，都不允许我们模仿西方的城乡发展之路。而“千万工程”的经验充分说明，坚持以农民为主体，让广大农民集体参与乡村建设、共同享有建设成果，才是建设美丽乡村、实现城乡融合的必由之路。

（二）乡村建设要以保住绿水青山为底线

人类工业化的进程往往伴随着严重的污染，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生态赤字。在中国的乡村建设中，同样面临类似的挑战。“千万工程”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断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等生态经济的优势，实现生态与经济的正向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推行“千万工程”的过程中，始终把农村作为建设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的主战场，并在此阐发了“两山”理论。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考察时强调，“发展方式有多样，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理论是习近平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和“千万工程”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千万工程”前期的成功实践使得“两山”理论得以孕育并横空出世，也就是在“两山”理论的指导下，“千万工程”始终将保住绿水青山作为根本目标。

第一，乡村建设要有“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底线思维。“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表明了乡村建设中的生态价值取向，即不能以短期内的经济利益损害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一旦一项建设行动造成了生态不可逆转的破坏，即使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也是不可取的。作为“两山”理论发源地的余村就有类似的深刻教训，余村曾因粗放式的采矿造成灰尘满天、植被破坏，虽然带来了收入的提升，但是村民并未真正有获得感，而且这种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2022年“千万工程”实施后，余村逐步关停矿山，开始进行转型，逐渐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丰收。

第二，乡村建设要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智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跳出了人与自然、发展生产力与改善生态环境之间的对立关系，重视山川土壤、生物空气等自然生产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结论。基于这一观点，“千万工程”在启动之初就将农村生态环境同生产、生活环境的改进并列，至《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2011—2015年）》，乡村建设范畴中的人居体系、环境体系、经济体系和文化体系均冠以“生态”的前缀，表明了浙江省将生态建设作为工作主线贯穿始终的决心。如今，浙江省已经创建美丽乡村示范县70个、特色精品村2170个、美丽庭院300多万户，全省90％以上的村庄达到新时代美丽乡村标准，真正实现了“共富生态”。也正是这样的成就，“千万工程”被联合国评价为“极度成功的生态恢复项目”，“让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行，将产生变革性力量”。

生态问题不仅关乎民生福祉，更是影响文明进程的重要因素。恩格斯就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千万工程”坚守生态红线，不仅关乎乡村建设的成效，更是对全人类负责的重要表现。在未来的乡村建设中，也应当秉持“千万工程”的成功经验，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之路。

（三）乡村建设要以赓续农耕文明为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中国在历史上曾创造过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并为人类进步作出巨大贡献。农耕文明赋予了中华民族重农爱农的传统，使乡村成为中国人独有的精神家园，同时为当前推进乡村建设中“铸魂”工程提供了便利的历史条件和丰富的历史资源。因此，中国的乡村建设不可能抛开中国历史“另起炉灶”，也离不开对传统农耕文明的继承、革新和发扬。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深入农村调研古村落、古民居、古树等历史文化古迹，还高度重视传统戏剧、非遗项目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并以“千万工程”的行动将中华农耕文明和当代乡村建设紧密衔接起来。

第一，要不断赓续发扬传统农耕文化，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乡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也是人类文明宝库的宝贵财富，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加速转型，不少乡土文化面临传承危机，不少农业遗产甚至呈现加速消亡的趋势。在“千万工程”中，浙江省针对农耕文化的边缘化现实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不仅注重保留原汁原味的乡愁乡韵，还注重对乡土文化进行活态传承。为了保护历史文化（传统）村落，浙江省先后制定《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规，出台《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并为历史文化（传统）村落累计投入省级财政资金34亿元，带动各类资金和社会资本130多亿元。通过“千万工程”的大力投入和示范引领，浙江省一大批濒临消亡的古村落和农业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和保护，拥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共计392处，确定公布历史建筑10563，总数均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首批世界农业文化遗产，这也是中国首个世界农业文化遗产。

第二，要充分利用农耕文明的优秀历史文化资源推进乡村建设。农耕文化不仅直接影响广大乡民的文化品位、道德规范和价值追求，还能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文化支持。“千万工程”对农耕文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进行了充分挖掘。在经济价值上，浙江省重视做好乡村产业的“土特产”文章，为特色农产品赋予历史文化内涵，实现产品使用功能与文化功能相融合，提升特色产业附加值。在政治价值上，浙江省在乡村建设中注重发挥新乡贤的作用，巧妙利用传统乡规民约中的德治、法治和自治成分，动员广大农民投身建设之中。在文化价值上，浙江省将传统道德观念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以农耕文明作为乡村“铸魂”工程的重要素材，培育当地良好的社风、乡风、家风和民风，改变农村的精神面貌。通过对农耕文明的传承和发扬，“千万工程”成功融入乡土中国，并在乡村建设中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国在面临现代化转型时都必须谨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一旦贸然抛弃传统，则可能造成民族和文化认同上的混乱，但如果固守残缺，也势必在现代化道路上失去竞争优势。“千万工程”在处理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就很好地把握了传统农耕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平衡点，它一方面坚持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以农耕文化作为乡村建设之“魂”，另一方面并不是将农耕文化作为一件静态的文物高悬于博物馆中，而是让它在乡村建设中不断发挥自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通过对乡村建设的贡献，农耕文化在乡村中获得了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并且能随科技、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不断自我革新，最终做到活态传承。

四、结语

中国以农立国的传统、庞大的农民人数、乡村发展薄弱的现实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考量都需要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乡村建设。“千万工程”历经二十余年，从最早的整治农村环境入手，不断升级扩容，最终形成涵盖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系统性工程，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和旺盛的实践活力。从历史维度来看，面对我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国内背景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背景，“千万工程”经验是推进乡村建设的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更是赓续农耕文明与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化生活的统一，贯穿着中华农耕文明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世界乡村建设史相结合的大历史逻辑。因此我们要全面、科学、灵活、长久地运用“千万工程”中蕴含的立场原则和价值取向，从中寻找回答“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村”这一历史性课题的答案，确保推广“千万工程”经验沿着正确轨道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