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献来源：《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7期。

摘要：中国特殊的农情以及丰富的实践探索，决定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研究应该能够做出特殊的理论贡献，并形成和确立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话语体系与话语地位。本文首先基于研究对象（农业、农村、农民）性质的差异，分析了“三农”研究话语表达所存在的描述现象化、议题离散化与分析碎片化问题；然后，通过文献计量回顾了“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话语地位、演变轨迹及阶段性特征，揭示了“学术繁荣”背后所存在的不足；接着，通过对“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话语现实进行反思，从研究边界与知识分工的角度，阐明了农业经济学与农村经济学的话语定位。本文认为，“三农”问题研究及其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必须高度重视科学问题导向与研究范式。提升中国“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话语地位，需要从本土化与国际化、历史遗产与现实价值、情境依赖与知识创造、反常现象与独辟蹊径、学术规范与思想碰撞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关键词：“三农”研究；话语体系；农业经济学；农村经济学；研究范式

中国是人口大国，是农业大国，更是小农大国。农业大国的历史沉淀、“大国小农”的运行逻辑、农村发展演化的内在机理，能够为“三农”经济学研究提供独一无二的鲜活样本。立足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中国经济学家在检验、拓展、丰富乃至于创新经济学理论方面做出独到的贡献，为构建有中国特色“三农”问题研究的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尤其是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并确立其话语地位提供契机。

一、“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话语地位与轨迹：基于文献计量分析

（一）中国“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话语地位

1.在国际经济学中的话语地位。华人经济学家在Top5经济学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篇数逐年增加，农地制度、农村产权制度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取得了具有明显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成果（张亚光、毕悦，2018）。对1989～2018年Web of Science农业经济与政策领域JCR期刊论文的分析表明，中国农业经济学家无论是论文数量规模还是影响力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2.在国内经济学中的话语地位。对《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8年版）中F类排名前10的期刊（包括《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南开经济研究》《经济学家》《经济科学》《经济评论》《经济学动态》《当代财经》《财经科学》）通过CNKI检索发现，“Top10”在1985～2019年共发表学术论文44363篇，有关“三农”研究的学术论文为3444篇，占7.76%。在2001年达到最低点（占3.92%）之后，在2003年开始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2014年以来有不断式微的趋势。

（二）“三农”研究的经济学热点议题：演变轨迹及阶段性特征

对“农经四刊”（《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中国农村观察》《农业技术经济》）的载文进行分析，可以大体了解“三农”研究热点议题的演变轨迹及阶段性特征。

1.第一阶段：1985～1995年。本阶段研究的重视计划经济（宏观控制）和市场经济（企业管理、乡镇企业、市场机制、金融机构）两类发展模式的比较，特别是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其中，市场价格机制尤其受到重视。此外，畜牧业经济学一度是相对独立且活跃的学科分支。

2.第二阶段：1996～2003年。本阶段聚焦“三农”在宏观层面暴露的问题，包括农民减负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农业增长方式、合作制）。在此阶段中国加入WTO，农业安全问题受到重视。

3.第三阶段：2004～2014年。此阶段体现了从理论问题探讨向实证分析的话语转型。其主要特征是将计量模型引入“三农”议题的讨论。同时，农业的传统与工业的现代、农村的落后和城镇的繁荣在这一时期产生明显反差，农民工、城镇化、乡村治理、现代农业和经营模式成为本阶段的研究热点。

4.第四阶段：2015～2019年。“农经四刊”的信息熵在这一阶段从10.2687下降至10.1282。其主要特征是从宏观问题向微观问题的话语转换。这一阶段反映了“三农”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向，其中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第一，议题的分散性；第二，话语表达的分化。

二、“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反思与定位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热点议题的转换。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通过CNKI以“新农村”为搜索词在篇名中对“学术期刊”（中图分类号F）进行检索发现，对应的文献量在2006～2017年为28692篇（年均2391篇），而在2005年及之前仅为400篇，2017年后为837篇。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学界的热点议题随之迅速转换。以“乡村振兴”为搜索词进行检索发现，2018年以来的对应文献量高达11685篇，2017年之前仅有32篇。追逐热点有助于回应现实关切，但经常转换议题则不利于系统化话语体系的形成。 

2.研究范式的缺失。中国有着自己的国情与农情，“三农”问题有其特殊性。然而，无论是怎样的热点议题，科学研究都必须遵循基本的研究范畴、研究范式与学术传统。对2015～2019年Web of Science国际农业经济与政策领域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第一，国际农经文献关注经济学范式下的基本命题；第二，研究视野更具开放性；第三，重视并开发分析工具；第四，研究领域与对象范围明确。国际农经文献主要集中于“农业经济学”研究领域，而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则属于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生态与环境经济学以及更为广义的经济学范畴。

（二）定位：经济学话语的边界与分工

1.重新认识：“三农”问题性质及其边界。对于“两部门模型”分析范式来说，农业及其经济增长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话题。以下两项经典研究有助于明晰农业经济学的研究边界：一是Lewis（1954）的研究，他的“两部门模型”不包括“农村”；二是Schultz（1964）的研究，他撇开非经济特征，将传统农业视为一个经济概念进行分析。中国的二元城乡结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二元体制结构，并不在“两部门模型”范畴之内，这些应该属于农村经济学（或农村发展学）的研究范畴。

2.知识分工：“三农”研究话语体系及其定位。如果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选择的科学，那么，研究农民在农业与农村经济活动中行为选择的经济学就可称为“农民经济学”。但是，从主体角度定义“三农”研究的经济学性质是不恰当的。一旦将农民视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与农村经济社会活动的行为主体，那么，从对象性质与知识分工的角度来说，“三农”研究的经济学就可分为农业经济学和农村经济学两大板块，进而构建各有侧重并有其知识内核的话语体系。

（三）重构：农业经济学与农村经济学

樊纲（2020）认为，经济增长理论是“一般理论”，发展经济学则是特殊理论。类似地，本文也可做相应界定。农业经济学相对侧重于“一般理论”，而农村经济学则关注特征性与特殊性问题。

1.关于农业经济学。核心议题是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产业及其经济增长。在中国的语境下，农业经济学研究必须立足于人口大国与“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关注中国的农业安全（包括食物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尤其是粮食安全，在要素流动、资源配置与分工深化中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2.关于农村经济学。农村经济学也可以称为农村发展学，核心主题是农村区域发展面临的若干问题。中国的农村经济学不仅要关注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等现实问题，更需要讨论农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现象、特征性问题以及农村现代化进程及其规律性。中国的农村经济学是研究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功能、转型以及与城乡融合发展相关联的若干问题的经济学分支。

三、构建“三农”研究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关键：导向与范式

（一）研究导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导向，是以科学问题属性进行分类的，包括：A鼓励探索、突出原创；B聚焦前沿、独辟蹊径；C需求牵引、突破瓶颈；D共性导向、交叉融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在科学问题属性上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2019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第一，“三农”研究项目的问题属性大多为C类，相比于经济科学的其他学科，“三农”经济学研究的原创性与开拓性尤为不足；第二，农林经济管理类项目在经济科学学科中普遍缺乏竞争力。

（二）研究范式

经济学的发展大体要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基本事实和关键问题的发现，第二阶段是提出解释事实和问题的新理论，第三阶段是对新理论的检验、运用和预测。甘犁、冯帅章（2019）认为，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学发展所处的第三阶段相比，中国经济学总体来说仍处在发现基本事实和关键问题的第一阶段。与之类似，中国“三农”经济学研究同样存在研究对象宽泛、科学问题意识缺乏的状况，亦未能形成有助于学术对话的科学研究范式。

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研究视角、参照系（或基准点）和分析工具（钱颖一，2002）。农业与农村经济学，也应遵循现代经济学的学术传统与研究范式。

一是研究视角。研究视角的确立可以由“目标—行为—约束”来表达。“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其核心目标都可归结为追求效率。经济学所讨论的行为选择，关注于效率目标实现的约束条件，包括行为偏好与理性程度、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等等。农业经济学必须考虑到农业的市场风险与自然风险，不仅要考察农业生产的产量最大化与收益最大化，还必须考虑不确定情境下的成本最小化与风险最小化。

二是研究参照系。参照系的构建可以由“基准—偏差—校正”来说明。参照系通常是一种理想状态，其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否准确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通过它增进了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并进行“边际刻画”。例如，根据“两部门模型”这一参照系，人们才能够深刻认识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粘性”、人口的户籍管制、就业歧视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中国的特殊性问题，从而加深对管制、扭曲和错配的制度性根源的理解。

三是分析工具。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由“图形模型—数学模型—理论模型”表达的分析工具。对2015～2019年“农经四刊”载文的分析表明，大约有77.67%的论文采用了计量模型分析。计量分析当然重要，但也有必要强调合理选择分析工具的重要性。过于强调“硬”的数学模型，将导致一些重要的问题被忽视而产生“遗落之罪”（Akerlof，2020）。

坚持科学的研究导向，从而促进知识创新、思想创新与理论创新；遵循科学的研究范式，从而揭示本质、开拓前沿并达成理论共识。只有这样，中国“三农”经济学研究才能获得应有的话语地位。

四、提升“三农”研究经济学话语地位的努力方向

立足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讲好中国“三农”故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话语体系，提升“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话语地位，需要在下列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一）本土化与国际化：中国故事及其理论意蕴

所谓本土化，就是使用规范的经济学研究范式，研究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亦即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国际化则不仅涉及研究范式的国际接轨、学术成果的国际化，而且还包括本土问题研究的理论贡献。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本土化是研究成果国际化的重要渠道。只有直面现实，深刻把握要解释的现象与科学问题，在科学范式前提下构建起逻辑体系，才可能有新的知识发现与理论创新。

（二）历史遗产与现实价值：独特性与互通性表达

在经济思想史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了“中国中心取向”。这不仅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有关，也与中国悠久的经济思想积淀和充足的话语养分有关。应该强调，中国以农业农村经济为主线的思想遗产在真实语境下能够表达出理论创新的独特性和与学理的互通性，从而在学术共同体中形成话语权的逻辑表达。

（三）情境依赖与知识创造：直面现实与理论创新

一个好的故事，应该有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而理解问题的关键是要增强对真实世界的理解，把握与问题关联的情境依赖和现实约束条件（周其仁，1999）。正是基于对现实的重视，希勒（2020）甚至将“叙事”引入经济学，将过去依赖于抽象建模和数理统计的经济学还原到有温度、有感知的生活切片或历史场景中，人们的言谈、议题和故事，均可成为解构经济现象的重要维度。 

（四）反常现象与独辟蹊径：发现问题与研究拓展

国内农经学界的一个重要进步是越发重视文献综述，但这却带来了一个“反向激励”，即根据已有文献的分歧来确定研究选题，然后按照自己的预设或能够获取的数据对其分歧进行检验。这样做的坏处是：一方面，仅仅罗列和堆砌文献，却不了解每个文献尤其是重要文献所面临的实际情境与可能性约束；另一方面，用文献综述替代理论梳理与逻辑分析，导致研究假说与变量选取的随意性，结果是研究成果的理论含义与政策含义贫乏。鉴于现代经济学理论已经达到的水平，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学家必须高度重视“真问题”与“真学问”。

（五）学术规范与顶天立地：知识传统与思想碰撞

繁荣农业农村的经济学研究，构建中国“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必须强化农业农村经济学研究的知识传统，倡导顶天立地，改善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促进思想碰撞与理性批评。

坚持直面现实讲述“中国故事”，实际上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要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关注“没有得到解释”或“反常”的事实与经验；二是要遵循知识传统与学术规范。研究者所“言说”的“故事”，以及“故事”中所包含的新事实或新经验，应该融入到某个知识传统，从而与已经积累的知识进行“汇合”，由此支持、反对或修正某个理论，推进理论进步乃至于范式创新。

鉴于“三农”问题的多样性及其相互依存的复杂性，开放知识市场，鼓励批评精神，诱导理性争鸣，才可能在科学问题导向下，连接现实与理论，做出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现实性与交叉性的成果，从而不断夯实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三农”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