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龙，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献来源：《邓小平研究》2026年第2期
经济繁荣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首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然而，世界发展史表明，一国通往繁荣之路复杂、艰辛，布满诸多陷阱和认知误区，繁荣趋势也常常被由此引发的一些因素所打断。从我国现实来看，实现经济持久繁荣，需要继续促进资本积累。可以说，资本积累的水平将决定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程度，中国式现代化独特路径也决定了我国资本积累的方式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
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依赖于高效率的资本积累
经济繁荣是靠经济增长来实现的。任何一个成功实现经济繁荣的经济体，无不是以在各自条件下实现最大可能的经济增长为前提的。没有了经济增长或经济增长不充分，国民福利的提升、社会事业的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便成了无源之水。长此以往，轻则产生就业压力、加剧社会矛盾，影响一国的健康发展；重则引发社会动荡，危及政权稳定，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而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都离不开资本积累。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促进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繁荣的必然之举。
资本积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是指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即对于价值的资本化，其实质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在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与之相关的一个概念是资本形成。纳克斯（Ragnar Nurkse）认为，资本形成是指社会不把它的全部现行生产活动用之于满足当前消费的需要和愿望，而是以其一部分用于生产资本品，如机器设备、工具和仪器、厂房和建筑物、交通设施等可大大增加生产效能的真实资本（Real Capital）。同时他还认为资本形成不仅包括物质资本，也包括人力资本。 而在现在流行的国民经济统计中，资本形成则是一个狭义的概念，通常是指物质资本形成。世界发展史充分表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是一国发展的核心问题。谁处理好了这个问题，就掌握了通向经济繁荣的密码。因此，将经济体内的要素充分利用起来，实现充分就业和充分增长，成为国家经济治理的主要目标。同样，资本积累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事关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国内来看，无论是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还是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难题，都需要推动资本积累提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巨大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实现里程碑式的跨越。例如，2005年超越法国，位居世界第5位；2006年超越英国，位居第4位；2007年超越德国，位居第3位；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比重由2001年的4.2%，上升到2023年的16.9%。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依然繁重。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完成这些目标和任务，需要促进资本加速积累。从我国当前经济运行形势来看，需求不足依然是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需要促进资本积累。解决需求不足及其所衍生的消费需求不足、就业难度加大、地方财政和企业困难等问题，防范各类风险，需要回到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正确认识投资与消费的互动关系。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有“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的争论，尤其是近年来有观点提出要走“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增长）模式”。这些观点的理论根基是由凯恩斯需求理论演变而来的“三驾马车”理论，即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其实这三个方面体现的是统计意义上的GDP的构成来源。它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不相同，也不形成必然的拉动逻辑。党中央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作用，影响经济循环质量。我们需要从国民经济循环系统的视角看待二者关系，不能将其割裂开来。投资不仅形成凯恩斯逻辑中的即期需求，而且是增长的真正动力，是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决定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和供给水平，进而决定人们的收入状况和消费能力。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投资的扩大，是投资的结果。因此，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扩大内需。而在这个有机结合中，资本积累起到关键作用。从世界形势发展变化来看，促进资本积累、实现经济充分增长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掌握战略主动的基石，也是决定中美竞争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重塑全球格局，中美竞争是关键。中美竞争的历史趋势不会改变，将是激烈的、长期的，竞争的结果将决定未来的世界格局。在部分领域的激烈竞争中，经济增长速度是关键因素。国际关系变化、世界格局重塑，历来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经济实力是资本和财富积累的反映，并综合体现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国土建设等多个方面，而这些都是靠资本积累和经济充分增长来实现的。科技、军事等领域的竞争，最终结果都将表现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的竞争。尽管我国的经济实力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不断缩小与美国的经济规模差距，如2024年我国GDP总量约为美国的65%，但我国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5.7%，差距还很大。只有促进资本积累、保持中高速增长，我们才有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底气和实力，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争取更大的战略主动，为国家发展安全提供更大的支撑和保障。总之，促进资本积累、实现经济充分增长是应对国内外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需要。这不仅与高质量发展不矛盾，而且是其基础。没有高效的资本积累，不仅高质量发展实现不了，共同富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也将面临极大考验。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方式决定了资本积累的方式
现代化的推进方式决定了资本积累的方式。每个国家或经济体促进资本积累、实现经济繁荣的方式和路径并不同。当今世界，实现经济繁荣、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的国家和地区，其资本积累的路径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
其一，以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为代表的攫取型之路。其凭借自身的技术和生产能力等优势，以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为前提，以攫取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为条件，实现资本积累，建立起现代化体系。这一类型的资本积累方式是建立在其他国家相对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只不过不同阶段、不同国家采取的积累方式并不相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早发国家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完成了原始积累，另一方面，通常采取政治讹诈、建立殖民地、军事占领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榨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财富、利益，加速资本积累，支撑本国工业化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这些早发国家被迫放弃赤裸裸的掠夺方式，而采取较为隐蔽的新殖民主义方式，凭借其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领域中的实力和地位，构建不公平的金融、贸易等经济规则和体系，间接攫取其他国家的资源和财富，必要时它们也会采取军事等手段，助力资本积累。虽然这一类型中的各国发展路径并非完全相同，但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从其他国家或地区攫取资源和利益是其促进本国资本积累的根本特征。其二，以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依附型之路。所谓的依附型之路，是指其发展依附于当时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全球产业链，从而在大国经济博弈和斗争中分得产业链上的“一杯羹”而实现资本积累。这一类型的经济体通常又被装扮成市场经济并被当作参与全球化的“典范”。诚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参与全球化分工，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和人才培养计划，坚持创新驱动，是其促进资本积累、实现经济繁荣的前提和基础，但并非最为关键的因素。这一路径也不是自然发展、演进的结果，而是全球经贸关系变化和大国经济博弈的结果。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半导体的快速发展主要是美国抑制日本这一产业发展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凭借政府主导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联合研发计划与企业垂直整合模式，快速崛起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国，在产业供应链中掌握显著话语权。其中，日本企业生产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在1987-1988年达到市场份额峰值，占全球总量的约80%；1988年芯片产值占全球比重超过了50%。 美国为了打压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一方面采取与日本签订《广场协定》《日美半导体保障协定》等协定、征收超过100%的反倾销税等措施，遏制其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扶持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以对抗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实现资本积累，逐步产生了三星、台积电等产业巨头。这种资本积累方式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所在地区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资本积累更多是体现在某一种或几种产业之上。而我国的资本积累路径和方式与以上两种类型明显不同。这不仅与我国推进现代化的方式有关，也与国家的经济特征和社会主义性质有关。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这五个特征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与其他国家不一样，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以及资本积累的方式也与其他国家不一样。例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虽然面临的形势和问题较为复杂，但这一超大经济体具有“巨国模型”的特征——内生动力强、经济韧性强、发展潜力大、政策回旋余地大，这也就意味着对资本积累的需求更大；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要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充分增长，做大“经济蛋糕”，而这也意味着我国对加速资本积累的需求更为迫切。再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意味着我们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全球各国共享发展，着力建立更为公平的国际经济体系，不靠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而是依靠自身积累实现经济充分增长。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决定了我国促进资本积累的路径和方式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并不相同。如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制造业大国，2024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约占全球的30%。我们既不会走美英等国家的攫取之路，也不可能走以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依附型之路。我国只能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走以自我积累为主的道路。
三、完善体制机制，发挥好市场和政府在资本积累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人均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意味着我国仍具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据笔者估算，当前我国的人均资本存量约为美国的15%、德国的24%和英国的26%，按可比价格衡量大致相当于日德20世纪70-80年代的水平。改变这一差距，我国只有加大有效投资，加速促进资本积累。唯有如此，才能进一步提升生产和技术水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决定了我国要走以自我积累为主的道路，为此，需要完善相关机制，发挥好市场和政府在资本积累中的重要作用。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市场积累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机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市场机制在资本积累中的贡献密不可分。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四梁八柱”基本建立，但仍存在影响市场统一、制约市场活力的诸多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本积累的深度和广度。只有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才能进一步激发市场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针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阶段的难点堵点问题，中央提出了“五统一、一开放”的基本要求。这蕴含着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深层逻辑，即消除阻碍市场统一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动因，提升经济循环质量和市场运行效率。为此，需要完善制度和政策，提升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为市场高效运行提供有力支撑，激发市场活力和经济增长潜力，减少运转“效率漏损”，加速资本积累。充分发挥政府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提升社会整体资本积累的效率。政府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政府本身就是公共资本积累的主体，其有效积累构成了社会整体资本积累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政府为社会资本积累提供基础和条件。为此，一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投资机制，扩大政府投资，继续推进公共资本积累。要将资本积累与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确立合理的投资规模；加强基建投资项目和规模的总体规划，做好项目与投融资的匹配。二要完善投资方式，优化政府间基础设施投融资结构。在满足地方基建基本需求的条件下，建立以中央为主导的投资模式，增加中央重大基建项目，动态地降低地方投资占比和地方债占比。在地方层面，要加强省级政府的规划和统筹能力，增加省本级投资。三要优化政府支持社会资本积累的重点和方式，提升资本积累的质量。围绕新质生产力、新技术新产业等重点领域，优化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完善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累机制。四要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有效结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是密切结合、不可分割的整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促进物质资本的积累，也要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要在资金分配、供给方式等诸多方面做好协调配合，形成一个高效的资本积累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