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一）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QCA）弥补了传统回归分析的不足，采用整体视角进行“组态效应”分析，能有效揭示多因并发的非对称因果机制与各条件变量间的协同联动效用。根据变量类型的不同，QCA包括只能处理二分变量的csQCA（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可以处理多分类名义变量的mvQCA（多值定性比较分析）以及对定距定比变量具有更强处理能力的f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由于本文数据属于连续变量，因此更适用QCA方法中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二）案例选择和数据来源

由于数字乡村建设的主战场在县域，故将研究样本案例的行政层级定为县（市、区）一级。考虑到样本案例数据的代表性、一定的同质性和差异性等，本文选择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于2020和2024年发布的两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作为备选案例。为了保持行政层级一致性和数据可比性，备选案例不含试点地区中的企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单位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同时，考虑到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的所有市辖区及其他省市的一些市辖区已实现较高水平的城镇化，本文按照2019年农业GDP占比小于3%的标准将这些城镇化水平高的县域样本作剔除处理，在数据收集完成后，再次剔除掉数据信息不完整的备选案例，最终确定了覆盖25个省级区划单位的66个县（市、区）级案例（参见表1）。

表1　样本案例名单

本文变量数据来源如下：第一，基于数据权威性和可获得性，结果变量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研究报告；第二，条件变量数据分别来源于《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2020）》、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20）、《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21（县市卷）》、2021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及县（市、区）政府统计公报、财政决算报告（参见表2）。

表2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三）变量测量及校准

本文从技术、环境、组织和内生动力层构建了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组态影响因素模型，包含1个结果变量、4个一级条件变量、7个二级核心条件变量。对于具有多个测量指标的二级条件变量，通过熵值法对具体指标进行综合加权得出最终的测量数值。变量校准是fsQCA分析的必要前提。校准（Calibrating）是以理论经验和案例情境为基础赋予数据集合隶属度在0~1之间的过程。数值越趋近于1，效果越好。本文依照直接校准法将样本数据转换为模糊集隶属分数，使用fs-QCA3.0软件设定了隶属度的三个锚点分位数：完全隶属（95%）、交叉点（50%）和完全不隶属（5%），并依此标准对数据进行校准，设计并制作变量校准锚点及描述性统计分析表（参见表3）。

表3　变量校准锚点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1.结果变量

本文的结果变量为数字乡村建设质量，使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中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进行测量。该指数设置了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权重0.27）、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权重0.40）、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权重0.14）、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权重0.19）四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33个三级指标进行数字乡村建设质量评估，可以有效反映全国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水平。

2.条件变量

从组织引领层面看，主要是政府资源整合指标。政府注意力投入是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其直接结果体现为大量的人财物资源的投入。财政支持力度和社会资本参与是反映政府效率和能力的重要指标。本文采用各县（市、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农林水事务预算支出占比和普惠金融指数三个指标综合加权后对政府资源整合力度进行衡量。

从技术赋能层面看，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应用赋能两个指标。其一，数字基础设施。本文使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中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进行测度。该指标包含了信息基础设施接入、金融基础设施覆盖、基础数据资源体系指标等，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数字基础设施的覆盖情况。其二，技术应用赋能。数字乡村的建设成效直接取决于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经济、生活、治理的程度。本文使用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中的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经综合加权来衡量数字技术应用赋能乡村建设的程度。

从环境激励层面看，包括经济发展环境和同侪竞争压力两个指标。其一，经济发展环境。本文使用各县（市、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和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综合加权来衡量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外部经济发展环境。其二，同侪竞争压力。参考既有研究，使用各试点县（区）和省内其他试点县（区）数字乡村指数平均值的差值作为衡量指标，即某试点县（区）数字乡村指数若低于省内其他试点县（区）综合指数平均值，则说明该试点县（区）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差值越大则竞争压力越大。

从内生动力层面看，包括主体数字素养和主体数字需求两个指标。其一，主体数字素养。农民数字素养的良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因此本文用案例样本202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文盲率综合加权后衡量农民数字素养，具体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2020》。其二，主体数字需求。本文采用案例样本2020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综合加权后测度农民数字需求，数据来源于各县（市、区）2020年度统计公报和2021年各省、市、县级统计年鉴。

（一）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fsQCA分析包含必要性分析和充分性分析。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是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的前提。必要性分析的检验标准是一致性（consistency）是否大于0.9（参见表4）。在必要性分析结果中，只有“技术应用赋能”与“~技术应用赋能”的一致性和覆盖度均大于0.9，才表明二者分别构成高数字乡村建设质量和低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必要条件，这是驱动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条件。若“数字基础设施”“主体数字素养”“主体数字需求”一致性均大于0.8，说明此三者是驱动数字乡村建设的显著充分条件。除技术应用赋能以外，没有其他统计变量一致性大于0.9，说明主要变量均不能单独解释结果变量。数字乡村建设质量是由技术、组织、环境和内生动力维度的条件变量组合驱动。

表4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二）高质量数字乡村建设的条件组态分析

本文在必要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fsQCA3.0软件构建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关联的真值表，以案例频数为1、一致性为0.8和PRI一致性为0.7作为条件组态阈值标准，然后通过QCA标准化分析与反事实分析产生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在QCA分析中，以简约解、中间解中同时出现的条件为核心条件，核心条件在条件组态中对结果变量影响较大；仅在中间解出现的条件为边缘条件，边缘条件在条件组态中对结果变量起辅助作用。遵循学界已有研究，中间解较好地兼顾了现有观察案例组态和较为容易的逻辑余项。本文主要以简约解和中间解结果分析最终的高数字乡村建设质量条件组态（参见表5）。

根据组态分析结果，可以发现高质量数字乡村分别生成了8个条件组态路径，单个条件组态解的一致性均大于0.9，整体解的一致性为0.9668，表示生成的条件组态对高质量数字乡村均具有较高的解释力；整体解的覆盖度为0.8100，表明条件组态能够解释81%的案例，整体解对所选案例的解释度良好，QCA分析结果显著。

根据表5高质量数字乡村条件组态结果和布尔逻辑简化运算，本文将技术、组织、环境和内生动力四个维度对高质量数字乡村的作用路径归纳为三条，即技术主体互促型、技术组织互构型和综合推进型。其中技术主体互促型又包含“技术—需求”型和“技术—能力”型两类子路径，综合推进型包含应用综合型和均衡综合型两类子路径。

表5  高质量数字乡村建设条件组态结果

1.“技术—主体”型

其一，“技术—需求”型。组态一、组态二和组态三构成了“技术—需求”型的解释路径。其中，组态一表示在以技术应用赋能、主体数字需求为核心条件，而组织和环境条件缺失时，可以产生高质量的数字乡村建设，此路径可以解释约44%的案例；组态二表示以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应用赋能、主体数字需求为核心条件，以经济发展环境为辅助条件，可以产生高质量的数字乡村建设，此路径可以解释约48%的案例；组态三表示以技术应用赋能、主体数字需求和主体数字素养为核心条件，以数字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环境为辅助条件，也可以产生高质量的数字乡村建设，此路径可以解释约48%的案例。通过布尔逻辑简化运算，技术应用赋能和主体数字需求在三条路径均作为核心条件出现。此三种路径共同说明TOE理论和内生发展理论对数字乡村建设的解释力。技术与乡村经济、治理和生活的融合赋能，可以产生良好的推动力；而良好的乡村主体数字需求和素养可以产生内驱力，二者互促可以产生高质量的数字乡村建设成效。

“技术—需求”型路径的典型代表是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湖北省襄阳市宜城市、重庆市万州区。丰县通过“数字新动能”向农业农村衍生，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智慧农业促进农民增收，通过横向整合已有城市管理和数据管理平台，打破数据孤岛，构建覆盖城乡的丰县社会治理现代化综合指挥中心，基本实现了城乡教育、医疗、公交、供水、燃气、物流、保洁、治理八个智慧一体化的统筹建设。通过技术应用赋能乡村经济、生活和治理，乡村主体在享受数字经济红利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到数字乡村经济、生活和治理的全过程，形成了技术应用和主体需求共促数字乡村建设的良性循环。宜城市搭建“百姓通”数字化治理平台，通过百姓通实现各项政策和热点问题实时发布共享，依托“百姓通平台宜汇建模块”实时受理、响应、反馈农民急难愁盼问题，依托“百姓通平台宜汇说”在线征集村民关于乡村建设的意见，依托百姓通“邻友圈”及时进行党务、村务和财务公开，通过百姓通有效实现了数字乡村的“共识、共治、共联、共赢、共享”。万州区探索搭建万州区全域数字乡村平台，通过搭建农业经济数智大脑为农业生产经营监管服务赋能，实现全链条农村产业服务和产业监管数字化，实现柑橘和生猪两大产业链数字化，促进示范基地数字化改造，大力提升农民群众数字认同与参与，通过标准化、集成化的数字乡村平台建设和农民深度应用，促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建设。

其二，“技术—能力”型。组态四和组态五构成了“技术—能力”型的解释路径。其中，组态四表示在以技术应用赋能、主体数字素养为核心条件，以数字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环境为辅助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产生高质量的数字乡村建设，此路径可以解释约26%的案例；组态五表示以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应用赋能、主体数字素养为核心条件，可以产生高质量的数字乡村建设，此路径可以解释约39%的案例。通过布尔逻辑简化运算，技术应用赋能和主体数字素养在两条路径中均作为核心条件出现。两种路径共同说明技术应用赋能和主体数字素养对数字乡村建设的解释力。在良好的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情况下，互补良好的农村主体数字素养和能力，辅助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条件，也可以产生高质量的数字乡村建设成效。这也说明在大规模进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应用推广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乡村主体的数字素养和能力培育。

“技术—能力”型的代表是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金寨县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覆盖和重点地区视频监控全覆盖；积极推动“皖事通”向基层延伸，巩固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改革成果，提升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打造数字金寨APP，提升为民智慧生活服务水平；加大数字赋能农业，创新打造通讯合作社；组织开展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印发了《金寨县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期望通过分类培训培养出具有较高技术技能水平、产业发展能力和综合素养的经营管理型人员、专业生产型人员、技能服务型人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保障。通过技术应用赋能和主体数字素养双轮驱动，有效实现技术能力导向下的高水平数字乡村建设。玉山县持续推动政务外网延伸接入乡村“最后一公里”，实现“村村通”和省市县乡村五级全覆盖，打造全域社会治理联动指挥中心平台，推动县、乡政务服务大厅向智慧型、标准化、多功能“政务服务综合体”提标升级，推动县、乡两级行政备案事项网上办理，依托“赣政通”打造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的“一表同享”平台，全面推进雪亮工程，推进数字乡村治理。此外，玉山县专门实施农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实施高素质农民培养计划，通过提升主体技能素养适配高质量的乡村数字应用，共同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

2.“技术—组织”型

组态六构成了“技术—组织”型的解释路径。它表示在以技术应用赋能、数字基础设施为核心条件，以政府资源整合为辅助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产生高质量的数字乡村建设，此路径可以解释约27%的案例。此路径说明在良好的乡村技术应用赋能和数字基础设施覆盖情况下，加上良好的政府资源整合，也可以产生高质量的数字乡村建设成效。《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年）》表明我国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新技术正在全方位融入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和治理服务，重塑乡村发展治理面貌，成为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性力量。此外，政府注意力及伴随而来的政府软性和硬性资源投入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驱动力，财政资金具有整合社会其他资源的撬动作用，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根据《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年）》中的数据显示，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财政投入占到了国家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的1.8%，2021年全国用于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社会资本投入为954.6亿元。全国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撬动社会资本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作用得到较好发挥。

“技术—组织”型路径的典型代表是山西省临汾市隰县。梨果业成为支撑隰县全县80%农业收入的核心产业。隰县按照“基础设施层—数据层—应用支撑层—特色应用平台”标准化模式探索性打造了“隰县数字乡村”云平台，通过产业大数据平台、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农产品大棚销售系统、隰游记等四大特色产业应用建设，推动隰县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带动全县数字经济发展。此外，隰县积极争取上级各项扶持资金，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全面吸收社会资金，撬动和引导支农、乡村振兴、产业等各类项目资金向农村集聚，涉及高素质农民培训、基层农技推广、电子商务培训、智慧农业示范建设等项目的投资，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支持。

3.综合推进型

其一，应用综合型。组态七构成了应用综合型的解释路径。它表示在以技术应用赋能、主体数字需求为核心条件，以数字基础设施、政府资源整合、经济发展环境为辅助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产生高质量的数字乡村建设，此路径可以解释约27%的案例。此路径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良好、政府资源投入充足、数字基础设施覆盖完善的乡村，在高水平技术应用赋能的牵引力和强劲主体数字需求的内驱力作用下，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可以呈现高质量。

应用综合型的典型案例是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长丰县自2016年起连续多年入选全国百强县名单，经济发展水平省内领先，政府资源投入良好，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在外部资源禀赋条件良好的基础上，长丰县依托外部农业科技公司的技术和资金优势，按照数字赋能草莓产业思路，建立了全国首个草莓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数字草莓”大数据中心等多个数字化系统，实现草莓产业全过程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草莓产业因此成为全县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此外，长丰县按照“智慧乡村大脑”建设思路，搭建城乡一体化社会治理智能平台，涵盖“一云统算、一网统管、一屏统揽”三大模块。通过“一网统管”受理网格员上报、群众小程序上报、市12345等16类渠道受理的问题，按照“法定、商定、指定”原则对受理问题进行线上认领和派单，并配套建立县乡村三级指挥调度中心。长丰县充分发挥群众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打造“善治长丰”小程序，引导群众通过小程序发现上报问题；在小程序内搭建群众自治平台，通过线上小程序的社区群聊、线上投票、社区热议、社区公开等功能，调动农民群众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其二，均衡综合型。组态八构成了均衡综合型的解释路径。它表示在以技术应用赋能、主体数字需求和主体数字素养为核心条件，以政府资源整合、经济发展环境和同侪竞争压力为补充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产生高质量的数字乡村建设，此路径可以解释约24%的案例。此路径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良好、政府资源投入充足、一定同侪竞争压力等组织或环境支持条件下，在技术应用赋能和主体需求素养的牵引作用下，可以产生高质量数字乡村建设。

应用综合型的典型案例是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临安区是杭州市唯一的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资源投入都具有良好的基础，省内数字乡村示范建设竞争压力也较大。在此外部环境和资源供给下，临安区曾多次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区，居民受教育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居民数字需求强劲，能力素养高。此外，近年来临安区秉持数字化、市场化、系统化“三化”协同的原则，全力推进“天目云农”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赋能乡村振兴。通过构建“天目云农”数字乡村主平台，聚焦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经济、治理和服务，创新和推广N个特色应用，构建起立体全面的数字乡村应用平台；开发智慧农村总平台和60多个个性化子平台，实现光纤入户全覆盖，构建“天目云农”数据仓，有力夯实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数字信息基础；通过“浙里办·临农一件事”实现惠农服务全面集成、一屏掌控、一站式办理，建立了扎实的农户服务前端。

（三）稳健性检验

参考既有研究，本文通过调整PRI阈值来检验条件组态的稳健性。通过将PRI阈值由0.7调整到0.75，高质量数字乡村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前因条件的单一一致性和总体一致性均大于0.9，重新生成的8个条件组态中，6个条件组态与原结果一致，两个不一致的条件组态也能被原组态所解释，表明结果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