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这一历程背后隐含着国际形势、城乡关系以及政策制度的深刻变化。初次劳动力转移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表现为城市人口向乡村的流动。因为国家发展形势的变化及人口结构的阶段性特点，大量城市工厂被迫关闭，部分原本在城市工业领域工作的劳动力回流农村谋生。第二次劳动力转移发生在改革开放后，表现为农业人口的向外溢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却强化了农业人口的半“隐性失业”问题。 注最初，乡镇企业的兴起在承接农民转移人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离土不离乡”成为农民工的主要就业模式； 注而后，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区位优势和政策支持，成为国外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随着国家放宽农民工进城限制，大量中西部劳动力流向东部地区，开启“离土又离乡”的务工生活， 注农民工家庭“一家三地”的格局由此形成。近年来，我国第三次劳动力转移拉开帷幕，表现为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回流。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在逆全球化趋势下，东部地区原有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停滞又进一步加剧了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失业问题，我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进入重构阶段。  

劳动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其流动趋势既是国际关系格局和经济发展战略的产物，更深刻影响着中国区域发展的未来走向。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成为我国社会的重要矛盾之一。城乡融合发展是破解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人的融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通过“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注来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农民工市民化是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源动力”。农民工是构成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群体，还是推进城乡融合战略中的能动主体，是实现城乡产业融合、要素融合、服务融合以及治理融合的基础和载体所在。因此，其人口演进趋势与市民化选择深刻影响着中国城乡关系变革。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群体的“新陈代谢”，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 注逐渐成为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中的主力群体。相对于初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和生活经历长期落地于城市场景，对于城镇化持有更强烈的主观期待。进一步地，精神层面追求的强化又引发了其家业观念的转变，基于家庭责任和个人发展需要的返乡就业逐渐成为其主动选择。 注然而，随着“回流式”市民化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掀起热潮， 注大量回流农民工的市民化结果却不尽理想。研究发现，返乡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在城乡之间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注其进城的梦想和现实出路之间面临着巨大张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依然处于破题阶段。

在何处构建承载农民工新期待的家园，成为关乎我国城镇化发展思路的时代关切。从大城市化到小城镇化，从异地城镇化到就地就近城镇化，我国城镇化模式不断演进。 注城乡融合战略实施以来，以县域为载体的就地城镇化以及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接下来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形式，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到“深入推进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县域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主要阵地和战略支点作用不断深化。然而，现有研究对人口回流以及县域农民工市民化的讨论较为割裂，专门围绕农民工回流背景的县域城镇化研究较为缺乏，县域能否成为承接回流农民工进城梦想的场域仍有待验证，如何发挥县域优势，突破农民工举家城镇化所面临的制度难题仍有待探讨。

本文从农民工的家庭特征及其回流选择出发，基于新生代回流农民工在留城与返乡之间面临的困境，分析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承接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市民化”的可能性，以及推进回流农民工县域城镇化的政策供给方向。将回流农民工市民化需求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趋势二者相衔接，既是对“回流农民工何以为家”这一时代关切的回应，也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契合人口流动趋势的具体思路。

代际演替是近年来农民工家庭结构的重要变化。随着“扛着蛇皮袋进城”的初代农民工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拖着拉杆箱向城市走来”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崛起。新生代农民工基于情感逻辑以及物质条件的转变，在家业规划以及城镇化模式中做出了新选择。

既有研究在对农民工回流原因的讨论中，主要将其划分为由制度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推力主导的“被动回流”，以及政策支持、中小城镇吸纳力增强等拉力因素引起的“主动回流” 注。这类研究大多将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作为独立的个体，基于家庭层面的考量不足。事实上，家庭作为经济生产的基本单元以及情感互动的重要空间，始终是中国农民的社会生命之源。 注“家庭策略”无处不在，并在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主导着农民家庭再生产的过程，既构成了农民工回流选择的重要原因，更是农民工市民化后在城市生活中的锚点和依托所在。

因此，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选择作为一种家庭策略加以考察。此时，扭转“一家三地”的家庭格局是新生代农民工回流选择的重要原因，“举家城镇化”逐渐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新取向和新形态。

（一）找回家庭：从一家三地到举家城镇化

初代农民工遵循“渐进式”城镇化的“家庭策略”，依托家庭成员的分批次进城逐步实现家庭的城镇化。在“拆分型”的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农民工只身前来城市工作，其余家庭成员以及家庭重心仍留在农村地区， 注呈现出一家三地的生活样态。

伴随着人口的代际演替，“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间一代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长为家庭主力。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亲子团聚和家庭总效用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 注家庭作为集生育、养育、教育和养老等功能于一身的生活单元的定位日益强化。此时，过去“迁徙式”务工以及“拆分型”的家庭再生产模式再难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需求，“举家城镇化”发展成为新的“家庭策略”，并构成了支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务工决策的价值基础，“聚合多、离散少”成为农民工家庭结构新的演进特征。 

（二）城镇化的情感逻辑转变：从家业分离到家业一体

在长期的异地流动务工中，流动者实际上难以发展出对临时性居所的强烈依恋情感， 注“家”“业”兼得是每一个农民工孜孜以求的质朴梦想和美好愿景。然而，家庭作为一个利他主义胜过利己主义的特殊场域， 注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两代农民工在“家本位”价值观下做出了相异的“家业规划”选择。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在情感逻辑上的家庭需求愈发直接和明朗，“家业一体”替代“家业分离”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

初代农民工家庭大多以“半工半耕”的模式运转，“家业分离”是农民家庭主要的再生产模式。为了更高的家庭经济收入，农民工大多只身前来城市工作，忍受着与亲人之间长期分离所带来的生活的孤独和社会的疏离。 注但即便“家”“业”之间在地理距离上出现区隔，但散落在城乡的家庭成员对于乡村的“家”的内心认同感保持一致，初代农民工在生活生产以及情感互动上仍以乡村的“大家庭”为锚点，并采取“反哺乡村”的“家庭策略”。在时间安排上，初代农民工多倾向于选择近距离的季节性务工模式，通过“候鸟式”的时间安排实现在农忙时回家务农，在农闲时外出务工；在资金利用上，农民工往往将工资收入寄回给农村老家，用于乡村房屋改造以及家庭再生产。 注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还会选择返乡创业、务农、抚育孙辈或养老，成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坚力量。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农民工仍然需要家庭，却不再依恋乡土。大多数新生代农民不再高度关注家乡的集体事业，对农村表现出一定的疏离心理， 注出现了“远离故土”的发展趋势。城乡之间在价值认同上的隔阂导致家庭难以再超越地理位置的阻隔，在价值观念上的“去乡土化”使农民工的家业规划不得不面临重塑。此刻，新生代农民工内心对于家庭团聚的设想不再标的于年老后的乡土生活，而只有通过改变之前的一家三地的发展模式得以实现，家业一体的“举家城镇化”式的团聚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新设想和新需求。

（三）城镇化的物质条件改善：从生存伦理到生活逻辑

农民工对于“举家城镇化”期待的强化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实条件的改善。随着初代农民工完成了家庭发展的初步积累，两代人在城镇化选择上面临的现实条件发生显著变化。农民工家庭选择的“余量”不断丰富，家庭策略逐渐从满足温饱的生存伦理转向以提升生活品质为目标的多元化发展需求。 

初代农民工的务工收入大多十分有限，工资构成几乎仅仅包括其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赡养老人、抚育后代、居住、教育甚至医疗等的费用，并未被设计在他们的工资收入之内。 注在“半工半耕”的生存模式下，单靠务工或者外出打工都无法单独维持其生存需要，“外出务工”仅仅作为支撑农村家庭生存的两条拐杖之一而存在。 注此时，农民工家庭只能基于“生存伦理”过紧日子，外出务工经商所得在贴补家用之余，难以满足其他的家庭情感和发展需求。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以及劳资保障法律的完善，农民工的劳动收入稳步提升。此外，缺乏乡土成长环境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在文化素质、行为模式、心理定位、自由意识、平等意识、市场意识等方面开始与初代农民工之间呈现出巨大差异。其外出动机逐渐从生存变化为改变生活状况和追求城市生活或现代化生活方式，在进入城市“谋取生计”之外，新生代农民工开始产生融入城市、举家团圆以及提升生活质量等家庭发展诉求。

从东部地区回流、实现“举家城镇化”逐渐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新选择。从客观条件来看，随着东部地区产业格局由劳动力密集型转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对可替代性较高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减少，外出谋生的农民工就业空间急剧缩小；从主观愿景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设想的情感逻辑转变引发其家业观念的迭代，物质条件改善使其不断强化精神层面追求。此时，离家千里的就业模式已不能满足农民工对于家庭需求的再定义，返乡就业掀起热潮。然而，回流后的农民工难以避免地陷入两难处境。

（一）难以安生：留不下的城市生活

就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举家城镇化的新需求，学界普遍将城市融入视作新生代农民工的根本出路。 注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印记和群体特征相互接续，农民工家庭的市民化不是简单的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位移，农民工举家进城的梦想和现实出路之间仍然存在深刻张力。

首先，中西部城市市场羸弱，回流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低下。一方面，我国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内生企业规模较小，生产集中度较低，产业间专业化分工不强；同时缺少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能力强的大型龙头企业；另一方面，尽管制造业产业区域转移成为新趋势，但产业转移进程仍有待推进，中西部地区已承接的产业仍以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 注此时，农民工回流后依然面临就业选择空间窄、就业质量低的困境，就业呈现短工化趋势。

其次，回流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内生能力缺失，家庭脆弱性升级，主要体现在经济能力、时间精力以及情感支撑力方面。在经济能力上，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但面对逐渐收紧的就业市场，其在与城市精英的竞争中仍然缺乏优势，难以依靠一己之力实现定居城市的目标。随着农民工家庭举一家之力在城市买房，家庭积蓄的掏空进一步降低了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和生活质量。在时间精力上，城市地区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是农民工选择举家城镇化的重要原因，但进入城市后，“一老一小”教养成本的增长却使农民工身不由己地陷入过度劳动的窘境，大幅挤占了陪伴家人的时间，与举家城镇化的初衷之间构成了悖论困境。 注在情感支撑力上，老一代农民工往往能从背后的乡村生活中汲取意义支撑，但为了家庭而“隐忍”的动力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逐渐消减，新生代农民工往往难以忍受工厂严苛、繁重和枯燥的劳动要求，脆弱性的升级使其“脱嵌”于劳动现场。 

最后，回流农民工家庭在城市面临隐性文化壁垒，身份认同受阻。其一，农民工在成长过程中所内化的乡土文化特征显著，在公共空间利用、日常邻里交往、消费休闲选择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依然存在差异。其二，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二元分割户籍制度影响深远，身份壁垒不仅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出现身份认同障碍，部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还会加剧农民工的心理失衡和自我边缘化。其三，农民工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薄弱，交际圈束缚在亲戚、老乡等范围内，以业缘重构拓展社会网络的难度较大，城市社会支持网络难以建立。

（二）乡土不复：回不去的乡村生产

面对难以留下的城市生活，“回归乡村”曾被视作农民工的最终退路。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生活的洗礼下，对于先赋的“农民”身份的认同趋于模糊。此时，“农民”的身份特征只在户籍层面上具有意义，已然失去了实际效用， 注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回不去的一代”。 

首先，乡村文化根基解构，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认同瓦解。一方面，村庄的“空心化”使乡土文化失去传承主体，外来的城市文化开始形成对乡土文化的覆盖趋势。随着购买私家车等现代消费活动在乡村获得更高关注，村庄的文化生活等话题再难进入讨论视野。 注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地区“文化脱域”式的“离农教育”逐渐瓦解个体对于乡村文化的认同感。 注新生代农民在启蒙教育中便将“走出乡土”当作努力学习的愿景，分享现代文明成果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关于人生发展设想的“正义价值观”。

其次，新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淡薄，情感黏性弱化。互惠原则是传统乡土社会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 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在每一次的礼物交换活动中得以不断强化。 注然而，在新乡土社会中，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游离于各类乡村活动以及人际关系网络之外，城市文化的熏陶进一步使其在生活上、思想上都更为独立和富有个性，他们大多再难以适应传统大家庭的生活氛围，面对传统乡土社会的人情往来更是疲于应付，无所适从。 注除此之外，乡村地区由传统熟人社会逐步走向无主体熟人社会， 注其本身的聚合力也不断弱化，呈现个体原子化、关系陌生化等特征。 注此时，尽管传统的结婚、升学、生子、生日等人生节点的重大宴席仍如期进行，但往往在时间上高度压缩，匆忙举行。

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农业技能缺失，农业收入受限。我国乡村地区的就业场景仍以务农为主。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绝大多数直接从学校进入打工地就业，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 注往往难以迅速回归并适应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在农业经营规模的约束下，家庭的一亩三分地难以产出富余农产品，有限的务农收入不足以负担家庭开销；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和市场价格波动进一步加剧了收入的不稳定性，严重挫伤了农民工的务农积极性。 

最后，村落学校加速终结，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发展空间不足。我国乡村地区“文字上移”“学校加速终结”现象愈发明显。 注随着大量村镇小学、中学被拆除，学生往往需要到位于中心镇的学校去上学，不仅乡村学校原有的连接村庄社区与国家的角色逐渐式微，城乡学校师资力量、教学质量差距还不断扩大。在教育内卷趋势下，农民工家庭想要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只能尝试将孩子拉离乡村场景，以期获得更高的教育质量和回报。

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缺乏社会制度文化以及家庭内生能力的支撑，举家进城的梦想受阻，难以成为“城里人”；另一方面，与乡土文化、网络以及生存模式的“脱嵌”又让他们故土难归，抗拒成为“农村人”。在城乡两端的推力作用下，回流寻家之人被架空在二元化的城乡之间，“何以为家”成为承载着奋斗、无奈、茫然、孤独和焦虑的生命追问和现实难题。

对此，学界和政府都展开了积极探索。研究认为，当前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界定受到了现代化范式的形塑，农民进城的成功标志被视作斩断乡村之根、彻底融入城市，由此，乡村和城市被处理为一组在传统与现代中遥遥相望的二元对立关系。 注在城与乡的二元对立中成为“无脚鸟”的农民工所面临的困境，或许正是在提醒我们应该超越传统与现代主义之间的藩篱，不只是就城镇化而谈城镇化，通过在历史与现实的具体情境和场域中去务实地追问，重新站在进城农民自身的角度以理解其行动的逻辑和意义。 

缩短迁移距离，降低举家城镇化的经济、时间成本和心理文化门槛被视作应对农民工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退两难问题的重要思路。近年来，随着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趋势日渐明显。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成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大目标任务。县域作为开放性与地方性、现代与传统、城市性与乡村性的交叉融合地带，或将是回流农民工实现“举家城镇化”的重要容积场域。

（一）情感存续：较强的文化认同与丰富的社会支持力量

县域是传统与现代要素交融的通道，兼具“社区”属性与“社会”属性。介于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之间的独特社会结构为农民工提供了一个过渡空间，情感链接的存续有助于他们逐步适应城市生活。具体来看，一方面，郡县制作为我国最稳定的基层行政建制，在悠久的县制历史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县域文化以及强烈的县域意识和文化认同，县域继而成为超越行政治理单位的社会文化载体而稳定存在。为此，县域范围内的乡城迁移使农民工依然可以维持原有的熟人网络，保留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根”， 注继而缓和现代化和城市化对社会与个人的冲击和震荡，使原有的社会纽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地方公共性得到保存和延续。另一方面，县域中基于地缘和亲缘关系的社会网络为农民工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支持力量，增强了相应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人们常以来自同一个县为单位形成聚集，构成一个紧密的社会交往圈，并组织起相关的商会、行业协会、同乡会等社会组织，为成员提供有效的社会资本的支持。

（二）经济减负：较低的生活成本与更高的生活质量

县城作为能够提供现代生活方式、实现低成本城镇化的重要空间，逐渐获得新生代农民工的青睐。一方面，相较于东部沿海高发展水平的城市，大部分中西部县城的生活成本更低、生活压力更小，举家进城难度相对低。具体来看，县城的房贷、房租等支出较为低廉，县城青年往往不需要承受高额的房贷压力，实际可支配收入比例较高。另一方面，县域作为一级完整的基层行政层级，公共服务相对完善，产业相对适宜。在降低生活成本之余，农民工更容易在县城收获满意的生活质量。不仅农民工家庭三代人在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和消费上的差异化需求能够在县域得到有效满足，回流农民工家庭在工作经验、生产技术、原始资金和市场信息上的优势，还使其能够在县域产业承接及结构优化过程中充分发挥劳动要素的支撑作用。

（三）空间包容：便利的交通条件与消除的时空区隔

县域空间是中国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在促进城乡融合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和独特价值，有助于克服城乡空间不平等，充分进行空间结构关系重组和空间整合， 注促进城乡要素合理流动，实现城乡发展的互补兼容。进一步地，伴随当代交通、通信技术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迅速改善，城乡之间的空间桎梏进一步被打破， 注普通农民家庭日常所能支配的时空量已经发生了大幅度扩容，其家庭安排可以不再受村庄边界的限制，而是“溢出”到县城—村庄一体的空间中进行重新布局，在县域内获得更大的发展张力。

区别于“切近”的个体和“遥远”的世界，“附近”作为构建丰富在地性的一种崭新研究场域被提出。 注县域具有情感存续、经济减负以及空间包容的重要优势，是回流农民工实现“举家城镇化”的重要选择。此时，县域既是回流农民工具体的生产生活场景，也是其产生社会联结的情感和文化空间，构成了农民工的“附近”场域。

然而，回流农民工要实现县域层面的“举家城镇化”仍然面临诸多制度难题，其在县域空间的生产、生活、发展以及文化活动中依旧存在流动性和不确定性。面对回流农民工在私域层面的新需求，社会的良性运转有助于赋予具体家庭更多更好的选择机会，而社会秩序的重建则依赖于公域层面的支持性政策。事实上，攻克制度难题、重建农民工“附近”空间不仅关乎农民工的“寻家”之问，更是推进城乡融合战略中“人”的融合的重要力量。具体来看，要从重建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生产附近、生活附近、发展附近以及文化附近等方面着手推进。

（一）重建生产附近：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

“立业”才能“安家”。作为家庭向上流动的第一步，落户县城已不再遥不可及，但中西部县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有限的就业机会空间制约了返乡青年的职业发展。此外，大量返乡农民工学历水平有限，社会资本不足，只能身处城市的低技能岗位，游离于县城的正规就业机会之外，举家进城的动力有限。为此，县域要不断拓展就业机会空间，并通过各类技能培训以及信息共享，提升返乡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具体来看，一是探索城乡产业融合模式，扩大县域就业承载力。县域要不断补齐产业配套建设短板，优化县域营商环境，吸引产业集聚发展；同时立足县域优势产业和资源禀赋状况，打造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本土品牌，壮大县域经济，增加农民工就业机会。二是加大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农民工就业稳定性。一方面要关注进城农民工的闲暇安排，引导农民工合理利用碎片化时间，以弹性工作补贴家庭收入；另一方面，还要持续关注进城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的提升，聚焦县域经济发展的新产业、新职业，广泛开展专题培训，为其颁发职业培训合格证书，助力农民工进入正式就业空间，提升农民工家庭韧性。三是优化就业服务，拓宽农民工就业信息渠道。与各类职业技术院校、社会培训机构或用人企业合作对接，加大农民工就业招聘活动举办力度，推动县域就业信息平台建设，线上线下相结合分享就业信息。

（二）重建生活附近：推动城乡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满足农民工家庭需求

解决“一老一小”的养老教育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改变“一家三地”的发展模式，以县域“举家城镇化”作为新的“家庭策略”的价值基础。然而，中西部县域仍存在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的问题，紧张的教育资源、高昂的医疗成本以及剧增的养老压力，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需求难以满足。为此，县域应基于进城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在县城聚集的特点，充分考量农民工家庭发展的特点，为农民工实现“家业一体”式的举家迁移提供保障。

具体来看，一是提供普惠养老服务，解决农民工家庭的后顾之忧。县域政府要重点支持农业转移人口较为集中的社区，发展综合性、普惠性的社区养老服务，减轻迁移家庭的经济负担。二是优化随迁子女入学政策，满足农民工家庭的核心诉求。一方面通过政府网站、社区服务中心等途径，加强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的宣传，让农民工家庭了解自身权益，确保其获取相关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降低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当地公办学校入学的门槛，简化其入学转学工作流程，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学位供给。三是稳步提高社会保障力度，满足农民工家庭在县城安家生活的质朴愿望。一方面，加大住房保障力度。根据房价收入比提高公共租赁住房供给，逐步试点推进“售转租”；推动城中村改造与公租房建设相结合，统筹规划一批救济保障性租赁住房，降低申请门槛及简化流程。另一方面，扩大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保参与率，加强县域间社保的转移接续、互认等工作，提高居住证含金量，健全与居住年限相挂钩的非户籍农民工医疗、就业保障机制。

（三）重建发展附近：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促进农民工转换资源

城乡要素流动不畅是制约农民工家庭资源转换与变现的瓶颈所在。为此，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既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困境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农民工家庭经济风险抵御水平和内生能力，扩宽农民工家庭发展空间的重要方式。 

具体来看，一是加快完善农村权益流转机制，提高农民工财产性收入。一方面，加快建设“三权”流转交易平台，规范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转包、出租等行为，确保依法自愿、有偿交易；逐步统筹跨省土地资源，提升建设用地指标富余地区的指标调出价格。另一方面，完善农民工退城回乡的制度通道，建立合理的土地回收机制，确保原村民享有优先受让权。二是完善金融服务体系，缓解农民工资金压力。引导商业银行提供针对农民工需求的特色产品和服务；创新信贷模式，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拓展远程金融服务，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确保农民工能够获得便捷、高效的金融支持，助力其生活品质提升和创业发展探索。三是推动信息与技术流动，提升农民工技能水平。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破除城乡居民之间的信息壁垒；加强城市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输出，提升农民工的生产水平和工作能力，优化其职业选择和投资决策。

（四）重建文化附近：加强城乡文明交融互鉴，助力农民工社会参与

城市的高流动性和原子化特征、乡土文化的式微和城乡文明的断裂加剧了农民工的孤独感。即便返乡农民工在县城实现了买房落户，仍会由于城市社区生活缺乏共同利益、公共活动和文化认同，表现出较低的社会参与水平。因此，增强农民工在县城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重构其生活秩序、提升其社会参与的重要路径。

具体来看，一是消减社会对农民工的偏见，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以及自我认同。一方面，主流媒体和社区应加强对农民工的正面宣传，突出报道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职业技能提升、见义勇为事迹以及积极社会贡献。另一方面，要创造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沟通机会，改善农民工的边缘化地位，促进城乡居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接纳。二是传承与创新乡土文化，丰富农民工的精神世界。一方面，摒弃现代优于传统、城市优于乡村的偏见，修复乡土社会纽带，促进城乡文化的平等交流、融合互补。另一方面，鼓励乡土文化进城，发掘并培养乡土文化能人，开展传统手工艺展示、民俗节庆等活动，增强城乡之间的文化链接。三是编织社会关系网络，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一方面，鼓励农民工突破家庭和老乡圈的局限，拓展业缘、友缘社交网络；加强与社会资源协同联动，组织农民工有序参与各行业的交友联谊活动。另一方面，提升社区融合功能，优化服务质量。鼓励农民工与本地居民共建志愿服务队，增进联系；支持社区设立农民工绿色窗口，提供就业、医保、法律方面的实用性资料以及科普教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