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牛文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张铃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张蚌蚌（通信作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显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献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26年第1期
摘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对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统分关系的视角出发，构建“赋能—统筹—激活—反馈”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陕北榆阳区赵家峁村的案例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落后村庄依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乡村内外部主体协同作用的结果，更是调整统分关系、强化集体“统”的功能的过程。首先，政府作为外部力量通过政策、人才、资金和知识等方面的精准赋能突破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瓶颈，为化解统分困境提供基础。其次，村集体通过组织统合、产权统一与资源统筹，有效解决“统”的主体缺位、对象缺少和机制缺失等问题，强化集体“统”的功能，进而助推在地化集体产业的形成，推动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创新，并激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最后，乡村内源系统根据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外源系统进行适时的信息反馈，调整外部力量的赋能方式、维度和程度。
关键词：新内生发展；统分关系；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共同富裕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杨穗和赵小漫，2022）。当前，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且在农村尤为突出，实现共同富裕仍任重道远（黄祖辉等，2021）。农村集体经济兼具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属性，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农村的现代经济发展形式（陈宜和王征兵，2022）。《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农村集体经济的形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1956年6月颁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农村主要生产资料从私人所有转变为合作社集体所有，标志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形成（高鸣和卢千文，201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成为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集体经济在组织理念、组织形态、经营运作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完成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转变（赵意焕，2021）。双层经营体制虽然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遭遇困境。根据《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2020》，2020年，在全国539890个村集体经济组织中，22.5%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无任何经营收益，44.4%的有经营收益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年经营收益在10万元以下。弱小的农村集体经济难以承担实现共同富裕的重任。因此，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迫在眉睫。
区别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新的内涵。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解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多数研究强调自愿性合作原则以及合作形式、分配方式的多样性（周立等，2021）。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基础是农村现行的双层经营体制（朱有志和肖卫，2013），核心是现代产权制度（苑鹏和刘同山，2016），主要形式是股份合作（周立等，2021），基本特征是集体成员通过合作和联合实现共同发展（高鸣和卢千文，2019）。还有学者认为，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不一样，集体经济坚持产权为集体所有且有明确的成员权限制，而合作经济在产权和成员权方面没有严格限制（李文钢和马良灿，2020）。结合上述研究，本文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下简称“新型集体经济”）定义为：在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以集体所有制为前提，以股份合作为主要形式，成员在自愿、互利、民主、平等的原则下组织起来，通过劳动或资本进行联合，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具有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等特征的所有制经济。
当前，学术界就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尝试引入相关理论阐释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路径和机制。例如，范志雄和徐辉（2022）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构建“资源重构—参与主体—地方认同”的理论框架，分析甘肃省W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实践逻辑；谭海波和王中正（2023）从内生发展理论的三个核心要素（资源灵活性、参与积极性、地方认同感）出发，探讨如何通过积分制重塑新型集体经济的运行机制；岳晓文旭等（2020）引入赋权理论，从自我赋权、组织赋权、社区赋权与集体成员赋权四个方面解释新型集体经济实现新内源发展的路径与机制；曹聪敏和赵晓峰（2023）根据关键群体理论，分析乡村精英带领型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机制；周立等（2021）结合中国特色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论与西方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理论，分析资源匮乏型村庄壮大新型集体经济的路径。
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阐明了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路径，形成较为完整的研究谱系，为揭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逻辑提供有益参考。然而，运用上述相关理论来解释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逻辑仍存在一定局限。以新内生发展理论为例，该理论主张在立足现实情况的基础上，识别并引入有助于乡村发展的外部力量，通过内外部力量的协同互动激活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岳晓文旭等，2020；范志雄和徐辉，2022）。在实践中，关于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较为完善，财政支持力度也很大，大多数村庄并不缺少外部力量的支持，且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庄各类资源进行清产核资，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乡村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的互动，但未能实现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村庄比比皆是。上述理论与实践的冲突同样也表现在其他理论研究中。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当前大部分新型集体经济难以发展壮大的深层次原因，并结合中国乡村情境对相关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从而可以清晰解释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逻辑。
实质上，集体经济一直面临“统分”困局（李天姿和王宏波，2019）。在计划经济时期，为集中力量推进工业化，农村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框架，“统”的程度达到最高（高鸣和卢千文，2019；魏后凯和刘长全，2019）。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逐渐形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去统增分”的做法使农户与农村集体经济的联系逐渐弱化，“分”得太多、“统”得不够导致农村集体难以承担统一经营销售、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职能，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逐渐走向衰败（王亚华等，2016；周振和孔祥智，2019）。因此，要分析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理论逻辑，不能脱离对乡村统分关系的讨论。
学术界有不少探讨乡村统分关系的文献，但大多数文献只是说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必要性（谢茹，1995），阐释其面临的现实困境（罗必良和李玉勤，2014），论述调整统分关系以实现农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周振等，2019；钟丽娜和吴惠芳，2022）。鲜有研究从统分关系的视角对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路径进行系统剖析。因此，本文立足“新型集体经济何以发展壮大”这一科学问题，尝试从统分关系入手，结合新内生发展、关键群体等相关理论，分析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理论逻辑，并基于陕西省榆阳区赵家峁村的案例，探讨落后村庄依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调整统分关系，突破发展困境，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的路径和机制，以期为具有类似情况的落后村庄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提供有益参考。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立足中国“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本土情境，从统分关系视角，分析新型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并结合新内生发展等相关理论，提出“赋能—激活—发展—反馈”的理论框架，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提供新的解释。同时，本文引入对统分关系的分析，弥补新内生发展等相关理论在阐释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机制方面的不足，为完善新内生发展等相关理论贡献中国经验。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面临的统分困境
新型集体经济难以发展壮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没有处理好双层经营体制中“统”与“分”的关系，过度强调“分”的功能，而忽略了集体“统”的功能，是重要原因（徐丽姗和杜恒志，2023）。本文将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面临的统分困境概括为“统”的主体缺位、“统”的对象缺少、“统”的机制缺失三个方面。
1.“统”的主体缺位。集体“统”的作用体现在将分散的集体成员与生产资料统筹起来，实现集体成员与生产资料的组织化（徐丽姗和杜恒志，2023），这就需要“统”的主体，即能够将分散的集体成员与生产资料统筹起来的乡村精英和组织。然而，目前大多数村庄面临“统”的主体缺位的问题。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工业化推进，农村人口逐渐向城镇转移，大部分有头脑、有能力的农村精英外流，大部分村内农民并没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与经营管理能力，无法承担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发起者、倡导者和组织者角色。政府选派包村干部、驻村干部等人才协助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但这些外来干部大多不了解村集体的实际情况，且无法一直在农村扎根谋发展。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原先由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组成的“政治—社会—经济”“三位一体”乡村基层组织（高万芹，2021）逐步瓦解。多数村庄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名无实，甚至不复存在。乡村基层组织的经济功能被大大削弱甚至丧失，难以扮演统筹集体成员与生产资料的角色。
2.“统”的对象缺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要求村集体对内部各类资源进行合理统筹和开发利用。集体内部资源一般分为实体资源与非实体资源，其中，实体资源主要包括耕地、宅基地等资源性资产以及村集体所办企业、学校、养老院等的经营与非经营性资产，非实体资源主要包括民俗等文化资源。然而，大多数村庄都将集体的耕地等实体资源应分尽分，全部包产到户或组，村集体失去了大部分实体资源的支配权，从而陷入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资源困境（潘璐和戴小燕，2023）。而对于民俗等文化资源，村集体又很难找到合适的开发利用途径，导致民俗等文化资源成为“沉睡”的资源。
3.“统”的机制缺失。强化村集体“统”的作用需要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而目前集体“统”的机制缺失制约了村集体“统”的作用发挥。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激励机制缺失。提高集体成员收入、改善集体成员福祉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要作用之一，也是激励集体成员参与集体经济发展过程的主要方式。但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普遍缺少稳定持续的收入，村庄公共物品供给能力不强，难以大幅增进集体成员福祉，致使村集体在集体成员心中的公信力下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难以为集体成员提供适当的经济激励，导致成员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二是文化机制缺失。大部分集体成员将更多精力放在自身家庭发展方面，个体原子化、生活脱域化使集体成员的集体观念淡化，集体精神暂时性“缺位”，集体成员对地方和集体文化的认同感下降，对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漠不关心（谭海波和王中正，2023；徐丽姗和杜恒志，2023）。
（二）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
1.新内生发展理论。新内生发展理论是对传统外生发展理论中外部环境“自上而下”对乡村地区的外源性、制度性干预失灵（Hudson，2007）以及传统内生发展理论中乡村“自下而上”独立发展失效的回应（Bock，2016）。该理论认为，立足乡村自身资源与实际情况，要准确识别并引入有助于乡村发展的外部力量对乡村赋能，通过村庄内外部力量的良性互动，实现村庄内部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利用，形成符合村庄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从而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马荟等，2020；岳晓文旭等，2022）。总体而言，新内生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多主体性、整合性与本土性三个要点：多主体性强调乡村发展过程中内外部主体的协同参与；整合性强调村庄资源的整合利用；本土性强调对村庄本土的尊重认同。新内生发展理论为化解新型集体经济统分困境提供了理论思路。首先，新内生发展理论的多主体性强调政府等外部力量对村集体赋能，可以提供化解统分困境的动力。其次，新内生发展理论的整合性与解决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中“统”的对象缺少问题存在高度契合性。最后，新内生发展理论的本土性为建立集体成员参与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文化机制与激励机制、解决“统”的机制缺失问题提供思路。
2.赋能理论。赋能理论主要关注通过何种机制或路径赋予行为主体权利与能力，以激发行为主体的内部驱动力，该理论被广泛用于乡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何得桂和李想，2023）。既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对赋能方式进行划分，例如：从组织和个体层次出发，将赋能划分为结构赋能与心理赋能（孔海东等，2019）；从赋能的宏微观情境出发，将赋能划分为赋能氛围与主体赋能（孔海东等，2019）；从组织制度变革的过程视角，将赋能分为制度赋能、程序赋能、主体赋能和资源赋能（何得桂和李想，2023）。虽然划分的标准不同，但这些研究都强调通过各种方式与手段赋予弱势群体能力与权利，增强其影响力，从而使弱势群体拥有更好的生活状态。赋能理论对化解新型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统分困境具有重要启示。在大部分村庄，乡村内部力量难以化解新型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统分困境，需要外部力量对乡村内部力量赋能。
3.关键群体理论。关键群体理论主要回答集体行动中谁来承担初期规则成本的问题。该理论强调，关键群体是集体行动的发起者和倡导者，具有承担初始成本、制定相关规则、发挥示范效应、激励成员参与的作用（曹聪敏和赵晓峰，2023）。在中国乡村治理实践中，乡村精英等属于关键群体，他们拥有较强的责任心与能力、丰富的社会资源，在乡村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李裕瑞等，2020）。既有研究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乡村精英等关键群体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进行了探讨（曹聪敏和赵晓峰，2023）。培育和引入乡村精英等乡村关键群体，可以有效解决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中“统”的主体缺位问题。
4.政党适应性理论。党建引领是“中国之治”的核心要素，不断彰显其政治动员、群众路线、与时俱进、示范带动等制度优势（张紧跟，2021），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管珊，2024）。在中国乡村治理实践中，党建引领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该制度对乡村本土情境的适应能力，而政党适应性理论为理解党建引领制度对乡村本土情境的适应能力提供了理论启示。政党适应性理论强调政党组织基于本地的现实情况进行制度调试与创新，构建一套具有执行性和合理性的行动系统，从而提升党建引领的在地化调适能力（曾薇，2023）。因此，引入政党适应性理论，可以更好地理解基层党组织成为“统”的主体、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统筹集体成员与生产资料、促进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过程。
5.资源编排理论。资源编排理论由Sirmon et al.（2011）提出，用于解释组织通过有效利用资源进行价值创造的过程。该理论认为，组织如何利用资源与拥有资源同等重要，组织资源只有在被有效管理和利用的情况下，才能在创造竞争优势方面发挥全部价值。大多数村集体拥有较为丰富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但未能实现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其原因在于尚未对各类资源进行统筹利用。资源编排理论为整合利用村集体资源，解决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中“统”的对象缺少问题提供了理论遵循（李灿和马童宇，2024）。
（三）“赋能—统筹—激活—反馈”的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统分关系的视角，融合新内生发展、赋能、关键群体、政党适应性和资源编排等理论，聚焦当前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普遍面临的统分困境，构建“赋能—统筹—激活—反馈”的理论分析框架（具体见图1），分析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逻辑。
1.赋能。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面临主体、对象、机制等层面的统分困境，且村集体无法独立解决上述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尊重村集体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有条件、针对性地识别并引入与乡村本土现实相契合的外部力量，提供化解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统分困境的动力，完成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第一步（王兰，2020）。政府是乡村发展的主要领导者与推动者，也是对村集体赋能的主要外部力量。具体而言，政府的外部赋能主要包含四个方面：一是政策赋能。政府出台各类支持政策，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徐旭初，2014），增强村庄改革、发展的信心与动力，同时通过政策和制度支持，为其他维度的赋能奠定基础。二是人才赋能。挖掘、培育本土乡贤，或者吸引乡村精英回流，使其成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发起者、倡导者和组织者，解决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统”的主体缺位问题（李裕瑞等，2020）。三是资金赋能。政府通过各类涉农项目为村集体注入资金，缓解村集体面临的资金压力，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提供启动资金（温铁军等，2021）。四是知识赋能。一方面，政府以其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建议，引领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协助村内乡村精英对集体成员进行宣传与培训，增强集体成员对集体的地域与文化认同感，构筑全体村民为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而努力奋斗的心理起点，唤醒村民的主体意识，提高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张文明和章志敏，2018；王兰，2020）。
2.统筹。新型集体经济普遍面临“分”得过多、“统”得不够的困境，迫切需要实现组织、产权、资源的统筹，通过强化集体“统”的功能，调整优化集体统分关系，化解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统分困境。一是实现组织统合。在乡村精英的推动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引领作用，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培养集体成员的集体精神，增强集体成员的凝聚力，完善“统”的文化机制。同时，对村社组织进行再造，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重构“政治—社会—经济”“三位一体”的村社组织，实现村集体由“弱党建、弱治理、无经济”到“强党建、强治理、强经济”的转变，化解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中“统”的主体缺位的困境，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奠定组织基础。二是实现产权统一。在乡村精英和村社组织的引领下，摸清集体实体资产与非实体资产情况，在此基础上重构集体产权秩序，将各类资产统一量化到集体成员，建立总量明确、归属清晰、运作顺畅的产权秩序。同时，依托统一的产权结构，建立完善的集体经济利益分配制度，增强集体成员与村集体之间的经济联系，解决“统”的激励机制缺失问题。三是实现资源统筹。以统一的产权结构为基础，整合集体内部庞大、无序、分散的各类资源，为实现集体资源统筹利用、形成在地化集体产业发展模式创造基础条件（马平瑞和李祖佩，2023），从而解决“统”的对象缺少问题。
3.激活。实现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重点在于激活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对组织、产权和资源进行统筹的前提下，根据村集体现实情况，统筹利用村庄内各类资源，逐步培育形成在地化的集体产业发展模式，实现集体产业的统分经营，是激活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许汉泽和徐明强，2020；曾薇，2023）。这体现了新内生发展理论的本土性。在地化的集体产业发展模式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位置在地化，要求集体产业与村集体的空间位置相近，产业类型符合当地的现实情况；二是经营在地化，保证集体成员主导集体产业发展方向，集体产业的主要经营者由集体成员担任；三是收益在地化，确保集体产业的大部分利润不外流，实现集体经济收益由集体成员共享，以集体成员的福祉增进作为集体产业经营的最终目标。
4.反馈。乡村内源系统（村社组织）根据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向外源系统（政府）适时反馈信息，从而调整外部力量赋能的方式、维度和程度（夏雯雯等，2022）。当新型集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外部力量会根据乡村发展需要针对性赋能村社组织；当困难被解决后，外部力量的赋能会减弱或停止，从而避免乡村内源系统对外源系统产生依赖，阻碍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培育。
厘清理论分析框架中各阶段参与主体及其与统分主体的对应关系（具体如表1所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村庄通过“赋能—统筹—激活—反馈”，实现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路径。在赋能阶段，政府作为主要的外部力量与赋能主体，通过多维度赋能助推“统”的主体（乡村精英领导下的“三位一体”的村社组织）形成，为化解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统分困境提供动力。在统筹阶段，乡村精英依托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功能，建立股份经济合作社，重构“三位一体”的村社组织作为“统”的主体，同时推动集体内部各类资产产权的统一，促进集体内部资源统筹，通过增加“统”的内涵，调整优化统分关系。在激活阶段，村社组织与集体成员是两类主要参与主体，其中，村社组织（主要是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统”的主体，负责集体产业的规划、建设与管理；集体成员作为“分”的主体，负责集体产业经营，共享集体产业发展收益。该阶段有效实现集体产业的统分经营，同时也体现统分关系调整优化下双层经营体制的创新与完善。在反馈阶段，村社组织作为“统”的主体，适时与政府交流，调整外部力量赋能的方式、维度和程度。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本文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其主要原因如下：第一，相较于多案例研究，单案例研究能够对实践现象进行细致描述，更适合回答事件“如何发生”（how）和“为什么发生”（why）等机制和过程解释问题，具有探索性和归纳性的特征（Yin，2014；徐凤增等，2021）。第二，本文研究村庄通过调整统分关系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的典型案例，而典型案例蕴含理论和实践上认知的“缝隙”或“黑箱”，具有独特的分析价值，适合做单案例的探索性深度研究（周立等，2021）。第三，村庄通过调整统分关系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的全过程是多阶段、非线性、多主体的动态过程，涉及对多主体、多要素复杂影响的综合考察，很难用现有理论或简单数据解释。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能够实现对复杂事件的有效解构，从而揭示其内在特征与一般规律（Yin，2014）。
根据案例研究中案例选择的代表性、典型性与可行性原则（毛基业，2020；曹裕等，2023），本文以陕西省榆阳区赵家峁村为例，分析落后村庄依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化解统分困境、调整统分关系以增强“统”的作用，实现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路径。本文之所以选择赵家峁村作为研究案例，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其一，赵家峁村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地形崎岖，交通不便，远离市区，资源相对匮乏，属于西北地区典型的农业型村庄。改革前，当地人口流失严重，党建薄弱，耕地等自然资源分布分散，难以整合利用，且当地丰富的民俗等文化资源处于“沉睡”状态，难以有效盘活。村集体经济“一穷二白”，属于典型的省级贫困村，集体成员对村集体经济发展失去信心。该村庄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的落后村庄的典型代表。其二，赵家峁村实现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案例具有一般性。赵家峁村逐步探索形成包括赋能、统筹、激活、反馈在内的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同时，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赵家峁村积极调整统分关系，通过集体产业的统分经营，实现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完善与创新，符合案例筛选的典型性原则，并且对面临类似困境的村庄具有借鉴意义。其三，案例调研具有极高的可行性。研究团队与陕西省榆林市以及榆阳区农业农村部门有长期的项目合作，为调研提供了坚实基础。研究团队对案例村庄进行连续三年的跟踪调研，对普通农户、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乡镇干部、农业农村部门业务干部等主体进行了深入访谈，比较了解村庄的基本情况与关键事件，积累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二）资料收集
为提高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本文遵循三角验证的原则，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所需的资料，并进行交叉验证，确保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为本文研究提供坚实的事实依据（Yin，2014）。
1.半结构化访谈资料。研究团队于2020年9月、2021年7月和2022年8月，先后3次赴赵家峁村开展访谈调研，对区干部、乡镇干部、村干部以及普通农户等主体分别进行深入访谈。访谈内容包括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详细历程、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解决方案与成功经验等。
2.二手资料。研究团队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收集外部资料：一是收集文献资料，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对涉及赵家峁村的文献资料进行检索收集；二是收集第三方新闻媒体报道，通过百度与“赵家峁休闲旅游度假村”等微信公众号搜索和收集赵家峁村的相关新闻媒体报道以及推文。
3.内部档案资料和实地观察资料。在对案例村庄进行实地调研的过程中，研究团队从当地政府部门、村委会获取了赵家峁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方案与总结报告、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等多份内部档案资料。同时，研究团队还参观了案例村庄打造的改革展览馆、乡村旅游景区、现代农业园区、新农村社区等地方，并在征得案例村庄村干部同意后，进行了拍照。
（三）案例概况
赵家峁村隶属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古塔镇，位于黄土高原丘陵区。2025年，全村共辖5个村民小组，274户813人，村庄面积为7.8平方千米（合11700亩），其中耕（林）地面积为5300亩。2013年之前，赵家峁村是一个黄土高原上典型的深度贫困村，曾一度被列为省级重点贫困村。村集体经济没有任何积累，还欠账2万多元。2013年，在外经商多年的乡村精英张春平在区、镇两级政府的邀请下，回赵家峁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张春平结合其多年经商和外出考察的经验，根据国家和榆阳区的政策，立足现实情况，为赵家峁村确立了“股份制”改革、发展现代特色农业的道路。通过对外申请实施政府涉农项目和对内发动村民整合村庄土地、筹措资金，赵家峁村成功流转土地960亩，筹措资金432.5万元，同时注册成立红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金润源、丰景两个种养合作社，发展现代特色农业。2014年10月，赵家峁村被陕西省原农业厅确定为陕西省首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村，同时榆阳区也将赵家峁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列为“一号工程”。2015年，在区、镇两级政府多方面的支持以及村集体和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赵家峁村积极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并确立了乡村旅游这一发展方向。随后，赵家峁村立足村情风貌、区位特点，深度挖掘并整合村庄耕地、宅基地、河道等自然资源以及红色革命资源、陕北特色文化资源，以“杏花溪谷、峁上人家”“老家记忆、难忘乡愁”为主题，打造乡村旅游景区。根据赵家峁村村委会提供的资料，2016年7月，赵家峁乡村旅游景区正式开业，村集体收入实现了0万元（2014年）到53万元（2016年）的大幅增长，常住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了一番，贫困发生率由90%（2014年）降低为3%（2016年）。2020年，村集体资产达7125万元，村集体收入达320万元，全村分红160万元，人均2540元，户均7340元，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2260元，全村138户贫困户从根本上实现了脱贫致富。赵家峁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状况如图2所示。赵家峁村先后获得“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国家级荣誉称号，成为黄土高原乃至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的典范。
四、案例分析
（一）初始困境：一个村集体经济衰败的“烂杆杆”村
赵家峁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至今已有300多年。“冬酸菜、夏野菜，一年四季老咸菜”，是旧社会赵家峁村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赵家峁村一代代人艰苦奋斗，修梯田、筑渠坝、兴水利，从根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赵家峁村同许多村庄一样，面临村集体经济衰败、村庄发展困难的问题。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口流失严重，党建薄弱。为了维持生计，村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离乡进城务工。根据赵家峁村村委会提供的资料，2012年，在全村171户618人中，只有不足20%的人口在村中留守，且大部分是“老弱病残”，年人均纯收入不足3000元。村庄“空壳化”问题十分严重，导致村内党建薄弱涣散，村党组织对村民的引领组织作用难以发挥。二是集体资源利用率低。赵家峁村位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村内耕地全是“小块田”“绺绺地”，人均耕地不足3亩，地块细碎、分散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民增收困难，撂荒现象严重。村内虽然有丰富的红色革命资源以及陕北特色文化资源，但缺少领头人及资金支持，这些“沉睡”的资源难以被利用。三是村集体与村民对村集体经济发展信心不足。赵家峁村账面上没有任何资金积累，甚至还有2万多元的欠款，薄弱的村集体经济导致村“两委”难以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治理村庄“腰杆不硬”、基础不牢。村民也对村集体经济发展失去信心、漠不关心。对于赵家峁村以前的状况，一位村干部谈道：“在我们每一任村干部眼里，这个村就是名副其实的‘烂杆杆’村，我们想发展好，带领大家摆脱贫困，但一没钱、二没人、三没方法，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能任由这个‘烂摊子’摆在那里。”（访谈记录：ZJM20210727ZCL）
（二）赋能：政府主导下的外部力量赋能
1.政策赋能：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与政策引导。通过政策赋能为村庄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性、积极的制度环境，对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至关重要。赵家峁村各个阶段的改革和发展均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与引导。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发〔2014〕1号）以及榆阳区印发的《关于加强“三农”工作的实施意见》都要求发展农民股份合作，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为赵家峁村初步探索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提供了政策支撑。在榆阳区2015年印发的一系列关于加快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政策文件以及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指引下，赵家峁村成功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并选择了乡村旅游这一发展道路。2016年之后，中央以及榆阳区相继印发的一系列关于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推进乡村振兴等的政策文件，为赵家峁村的现代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保障，同时也为政府对赵家峁村进行人才、资金、知识等方面的赋能提供了政策基础。
2.人才赋能：解决“统”的主体缺位问题。乡村精英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对乡村各方面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裕瑞等，2020）。当前，大多数村庄人口流失严重，缺乏乡村精英，导致村集体难以有效组织集体成员和统筹利用分散的资源。乡村精英无法在集体内部自主生成，需要通过外部力量赋能来助推村庄“统”的主体生成。2013年，为高质量完成全域脱贫攻坚任务，榆阳区政府与古塔镇政府邀请赵家峁村在外经商多年的乡村精英张春平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张春平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成为赵家峁村改革与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发起者、倡导者和组织者。张春平一方面，对外与区、镇政府保持紧密联系，获取政府的针对性指导与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对内带领村“两委”积极谋划村庄发展，同时向村民阐述村庄发展规划，表达自己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决心，获取村民的理解与支持，在村民之间形成改革与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共识。张春平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有效解决了“统”的主体缺位问题，成为赵家峁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正如现任赵家峁村党支部书记赵帅帅所说：“赵家峁村现在能够发展得这么好，离不开张春平书记的努力，可以说没有张春平书记，就没有现在的赵家峁村！”（访谈记录：ZJM20210727ZSS）
3.资金赋能：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资金是影响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决定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起点高低。当前大多数村集体缺乏资金，难以承担资源统筹利用的初始成本。因此，外部力量需要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以推动集体内部分散资源的整合利用。2013年之前，资金问题一直是赵家峁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障碍之一，村集体没有任何资金积累。为解决资金问题，2014年，赵家峁村申请并承担了国家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移民搬迁项目，项目总投资1800多万元。其中，各级政府配套资金888万元，村民每户自筹5万元共560万元，剩下的300多万元由张春平本人垫付。项目资金用于赵家峁村的移民搬迁、道路硬化、道路绿化和亮化、村卫生室建设、老年幸福院建设与村委会大院建设等工作。移民搬迁项目实施后，赵家峁村的村民统一搬进新住宅，为后续统筹利用旧村落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等资源、规划和建设乡村旅游景区奠定了基础。同时，榆阳区政府统筹各类涉农资金，用于支持赵家峁村整合耕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等各类资源，建设现代特色农业园区与乡村旅游景区。榆阳区政府提供资金支持，成功助推赵家峁村以资源统筹化解“统”的对象缺少的困境。榆阳区政府承担了赵家峁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启动成本。
4.知识赋能：消除村民的认知壁垒。张春平在谋划村庄改革发展的同时，积极向区、镇政府领导请教，介绍自己的想法与规划方案。区、镇政府领导前后多次前往赵家峁村开展调研和座谈，为赵家峁村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建议，并鼓励赵家峁村在保障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大胆探索尝试。此外，由于村民的认知有限，在张春平提出整合村内资源和资金、实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时，大部分村民对改革不了解，害怕因改革而失去自家土地，因而对改革持强烈反对态度。一位村干部谈道：“当时张春平书记开会提到这个事情时，村里人一下子就‘炸了锅’，开完会后家家户户都在讨论这个事情，人和人一见面就嘀咕，谁也不愿意把自己手里的地交出去。再说了，村子破成这个样子，就算给钱，我们也都不愿意住在这里，外面的人怎么会来村子花钱旅游呢！”（访谈记录：ZJM20210728ZYP）为打消村民的疑虑，区、镇两级政府干部多次前往赵家峁村，为张春平“背书”，向村民宣传改革的好处，同时组织村民代表先后前往山西、河南等地的乡村旅游景点和关中有名的马嵬驿、袁家村等乡村旅游发展较好的村庄考察学习，帮助村民开阔视野和了解乡村旅游，从而增强村民参与的决心和信心。赵家峁村第一书记王奋堂谈道：“在组织大家前往其他乡村旅游景点参观考察后，大家对乡村旅游有了清晰的认识，发现乡村旅游确实是个好东西，很多村以前和赵家峁村的情况一样，但通过乡村旅游都发展起来了。大家都有信心去做这个事情。”（访谈记录：ZJM20220808WFT）政府的知识赋能增强了赵家峁村村民对村庄文化和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认同感，初步构筑“统”的文化机制，提高了村民参与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三）统筹：调整统分关系，强化集体“统”的功能
1.组织统合：“政治—社会—经济”“三位一体”的村社组织重构。张春平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趁热打铁召开全体村民大会，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选举村民代表，组建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班子，保证村“两委”在村民心中的公信力与认可度；建立完善的会议制度，定期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村党支部会议等，共同讨论村庄改革和发展规划，培养村民的主人翁精神和全体村民共同谋发展的意识，完善“统”的文化机制。同时，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赵家峁村党支部在政府的协助指导下，领办成立了赵家峁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并按照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制定了《赵家峁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选举产生了股东代表，成立了董事会、监事会等部门机构，实现了村社组织的再造，建立起党支部领导下的“政治—社会—经济”“三位一体”的村社组织。赵家峁村以党建引领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村集体由“弱党建、弱治理、无经济”到“强党建、强治理、强经济”的转变，化解“统”的主体缺位的困境。
2.产权统一：建立现代产权关系与产权秩序。在村“两委”的主导下，按照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有关文件的规定，赵家峁村于2015年6月全面核查了村集体所有的资金、资产和资源情况。同年8月，赵家峁村核定村集体总资产1890万元，其中村民承包的5300亩耕地和林地经营权折计795万元，5座拦河大坝和村委会大院折计660万元，入股现金432.5万元。同时，2015年，经过前后半年共50多次的讨论，赵家峁村创新性地提出了“4+1”股权设置方案，做到集体产权的统一，充分保障普通村民的利益，具体如表2所示。对于股权设置，村干部赵卫军说道：“最开始公布初步拟定的股权设置方案时，大家争议很大，家里地多的希望土地股多一些，家里人多的希望人口股多一些，出钱多的希望资金股多一些。为此，赵春平书记不断给资金占大头的股东做思想工作，让他们考虑一下乡亲们的情况，同时反复开会，和村民商讨股权设置方案，经过半年50多次的讨论，才定下现在的方案。”（访谈记录：ZJM20210728ZWJ）在“4+1”股权设置方案中，“4”是土地股、人口股、旧房产股、劳龄股，“1”是资金股。其中，土地股和人口股分别占全部股份的38%和22%，保证农民的基本权益；旧房产股占12%，有利于充分盘活闲置资产；劳龄股占5%，体现村民的历史贡献；资金股从最初的60%下降为23%，保障大多数群众的基本权益。五类股权共计总股本1890万元，总股数225534股。股权采取静态管理模式，实行“增人不增股，减人不减股”，股权只能在村集体内部通过继承和转让的方式进行流转。从此，赵家峁村建立起“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现代农村产权关系与产权秩序，实现产权的统一，确保集体成员共享集体经济发展收益，实现了“统”的激励机制的完善。村民人人有股份分红，热情被极大调动，积极参与村庄的改革和发展。
3.资源统筹：整合盘活村集体各类资源。2013年9月，在村“两委”的努力下，赵家峁村注册成立了红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全村土地折股量化流转，并发动村内外出创业的村民以及其他村民以现金入股，共统筹土地960亩，筹集资金432.5万元。赵家峁村成立了金润源、丰景两个种养合作社，并依托现代设施农业配套项目，集中开展土地整理，将原本的“块块地”“绺绺田”变成大块田、整装田，实现土地的集中规模连片。2016年，在股权设置完成之后，依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赵家峁村开始对村民之前居住的旧房屋进行整合改造，打造陕北特色窑洞民宿。赵家峁村整合村内的河道、林地、草地等自然资源，进行统一规划，打造王震将军故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旧居等红色革命文化景点，挖掘具有陕北特色美食、大秧歌、腰鼓等地域民族文化，并将其融入乡村旅游发展中。村庄各类资源的统一整合利用，成功化解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中“统”的对象缺少的困境，为村集体产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激活：在地化集体产业激活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2013年，赵家峁村开始尝试发展集体产业。在政府的支持与张春平的带领下，赵家峁村筹措资金、整合土地，并成立农业公司与种养合作社。根据赵家峁村村委会提供的资料，2013—2014年，赵家峁村相继建成33座现代化设施果蔬大棚、35亩现代化集中养殖小区，实行统一经营管理。同时，赵家峁村建设时令果蔬种植园，种植山地葡萄150亩、山地苹果150亩、酥梨30亩，发展现代特色农业。2016年，在榆阳区政府的建议下，依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赵家峁村充分利用村情风貌、区位和生态文化等优势以及陕北农耕文化、黄土风情特色，以“杏花溪谷、峁上人家”与“老家记忆、难忘乡愁”为主题，深度挖掘田园山水、地域文化、传统建筑、红色印记等自然和人文资源，打造近郊乡村旅游景区，实现集体产业的位置在地化。乡村旅游景区正式开业后，每逢节假日或周末，市区驱车来赵家峁村的游客络绎不绝，也有市外的游客慕名而来。景区收入快速提高，新型集体经济迅速发展壮大。此外，200多名在外务工的村民也陆续返村就业创业，有的在农产品初加工业就业，有的开办农家乐，也有的在农业园区或旅游景区打工。在农业园区、旅游景区就业的本村村民占全体村民的80%以上，实现了集体产业的经营在地化。根据赵家峁村村委会提供的资料，2018年1月18日，赵家峁村召开了第一次分红大会，现场分红共计100万元，人均1580元，户均4504元；此后每年赵家峁村都分红，2022年分红共计167万元，人均2650元，户均7731元。赵家峁村真正做到了集体成员共享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收益，实现了集体产业的收益在地化。如今，赵家峁村乡村旅游景区包含杏林观赏体验、休闲农事体验、民俗文化体验、窑洞民宿美食体验、乡村游乐体验、红色革命文化体验、节庆活动参与、党建研学八大产业经营模块，集体产业与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展现蓬勃生机，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示范标杆。总体而言，赵家峁村乡村旅游景区有效实现了集体产业的统分经营，其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统”的主体，负责景区的总体规划、建设与管理，而村民作为“分”的主体，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统一管理下分散经营或就业：或是景区各旅游项目的售票员与运营员、农业园区的种植员与采摘员等，或开办农家乐等项目。赵家峁村乡村旅游景区的统分经营标志着赵家峁村通过调整统分关系，成功实现了双层经营体制的创新与完善。
（五）反馈：乡村内外源系统间的适时交流
新型集体经济的新内生发展并不仅仅是外部力量与内部主体建立连接、协同互动的行为，更为关键的是乡村外源系统与内源系统之间的交流响应（夏雯雯等，2022）。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过程中，外部力量的赋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乡村内源系统的信息反馈，实现适时的介入与退出。在赵家峁村改革过程中，当政策、资金等方面的问题导致改革停滞不前时，张春平会主动、及时向区、镇政府反映，寻求解决方案。区、镇两级政府根据张春平反映的问题提供针对性的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使改革顺利进行下去，为赵家峁村化解统分困境、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保驾护航。当困难解决后，政府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会适时减弱或停止，避免赵家峁村对政府产生依赖，激活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五、统分关系视角下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实现机制与经验启示
本文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从统分关系的视角，基于“赋能—统筹—激活—反馈”的理论框架，分析落后村庄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过程。虽然“解剖麻雀”式的单案例研究方法能够有效认识某一类现象，但想要扩大个案的解释范围需要走出个案，通过对个案的反思性、分析性概括以及与现有目标理论的对话，走向更为宏大的实践场域（马锐和赵晓峰，2024）。通过案例分析，结合上文构建的理论框架，本文对统分关系视角下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实现机制与经验启示进行如下总结。
（一）以调整统分关系为目标，推进外部力量的精准赋能
大部分村庄受制于资源匮乏而难以依靠自身实现发展，过度强调村庄内部主体的地位而完全否定外部力量的作用，会导致村庄发展陷入低水平循环的“桃花源”式陷阱。因此，在尊重村庄内部主体地位的同时，准确识别并引入有助于乡村发展的外部力量，是大多数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可行路径。虽然新内生发展理论与赋能理论均强调外部力量在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并未对赋能目标和方向进行详细讨论。新型集体经济难以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在于统分关系的不平衡，单纯强调外部力量的赋能，而忽视统分关系的调整，不能从根本上化解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困境，并且容易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因此，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外部力量的赋能不容忽视，但首要前提是找准外部力量赋能的“靶点”——调整统分关系。在赵家峁村的实践案例中，区、镇两级政府对赵家峁村政策、人才、资金和知识等方面的赋能，均是围绕化解新型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统分困境展开的。因此，在准确识别新型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统分困境的基础上，通过外部力量的精准赋能化解统分困境，调整优化统分关系，是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关键之一。同时，外部力量的赋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村集体化解统分困境、实现统分关系优化调整后要适时退出，防止村庄对外部力量产生依赖。
（二）依托村社组织，发挥乡村精英的引领作用
关键群体理论强调乡村精英等关键群体在乡村发展中的重要引领作用，但缺乏对乡村精英等关键群体发挥引领作用的实践场域的讨论。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是村社组织的任务与使命，乡村精英等关键群体独立于村社组织，容易导致村集体资产管理混乱、权责不清等问题，也无法充分发挥其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对于赵家峁村而言，张春平作为乡村精英，在赵家峁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具体表现在规划改革和发展路线、引导外部力量精准赋能、统一村民思想认知、协调内部利益、整合集体资源等方面。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张春平发挥上述作用的前提是其担任赵家峁村党支部书记。因此，当政府从村庄内部挖掘培养乡村精英，或引进外来或外出的乡村精英，使其成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发起者、倡导者和组织者时，政府要帮助其在村社组织特别是村党组织中担任领导者。依托村社组织这个实践场域，乡村精英才可能真正推动村集体成为“统”的主体。
（三）基于组织、产权和资源，强化集体“统”的功能
实现组织统合、产权统一和资源统筹，是化解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统分困境，强化集体“统”的功能，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的重要举措。从组织统合来看，赵家峁村领办成立了赵家峁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实现了村党支部、村委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三位一体”的村社组织重构，成功解决了“统”的主体缺失问题。同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成立使村社组织的经济功能得以回归，强化了村党支部的治理能力。从产权统一来看，赵家峁村全面核查集体所有的资金、资产和资源情况，并制定了统一的股权设置方案，建立了完善的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机制，以经济利益巩固和强化集体成员与村集体之间的关系，使“统”的机制得以完善。从资源统筹来看，对于耕地、林地和草地等有形资源，赵家峁村通过土地整理、折股流转等方式实现统一整合、规划利用。对于民俗、地域文化等无形资源，赵家峁村通过打造陕北特色窑洞民宿、王震将军故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旧居等方式合理开发，推动无形资源向有形资产转变，成功实现资源的盘活利用，使“统”的对象得以回归。
（四）统分结合，推进集体产业运营在地化
产业经营是实现资源要素有机组合与优化配置的有效手段。通过产业经营对村庄的各类资源和资产进行开发，将村集体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实现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是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许汉泽和徐明强，2020；张龙和张新文，2023）。一般而言，大多数村庄以家庭分散经营的传统农业为主，缺少集体产业，无法实现集体内部多种资源的有效盘活利用，导致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滞后。因此，立足村庄实际，改造乡村传统产业，形成位置、经营、收益在地化的集体产业，是有效盘活利用集体内部资源，激活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必要条件。在培育形成在地化集体产业后，实行统分结合的产业运营模式，村集体发挥“统”的功能，集体成员承担“分”的任务。这是村庄在获得规模化经营收益的同时，减少规模化经营成本的有效措施，也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内在要求与现实表现。例如，赵家峁村在建成乡村旅游景区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统”的主体，负责景区的总体规划、建设与管理，而村民作为“分”的主体，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统一管理下分散经营或就业，有效实现集体产业的统分经营和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从统分关系的视角出发，构建“赋能—统筹—激活—反馈”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陕北赵家峁村为例，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总结赵家峁村依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调整统分关系、实现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历程，分析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逻辑。研究发现：落后村庄依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是乡村内外部主体协同作用的结果，也是调整统分关系、强化集体“统”的功能的过程。首先，政府作为外部力量，通过政策、人才、资金和知识等方面的精准赋能，突破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瓶颈，为化解统分困境提供基础。其次，村集体通过组织统合、产权统一与资源统筹，有效解决“统”的主体缺位、对象缺少、机制缺失等问题，强化集体“统”的功能，进而助推在地化集体产业的形成，推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创新，激活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最后，乡村内源系统根据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外源系统进行适时的信息反馈，调控外部力量赋能的方式、维度和程度。理论与实践证明，“赋能—统筹—激活—反馈”的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路径为新型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提供了可行方向。
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本文的研究案例可以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经验样板。赵家峁村作为个案，可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这一新内生式发展模式对于中西部村庄，尤其是与赵家峁村情况类似的村庄而言，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本文案例中，赵家峁村通过化解统分困境，强化集体“统”的功能，实现了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但这并不意味着“统”的程度越高越好。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统分关系的度，实现适当的“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