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马玉婷，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惠利，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双聘教师；叶初升（通信作者），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文献来源：《中国农村经济》2026年第2期
摘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农业强国的关键。湖北省潜江市近年来结合当地资源禀赋，逐步通过技术创新突破资源约束，实现了小龙虾养殖、加工、餐饮、文旅、电商等领域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不断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科技农业的转型升级，成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典范。本文以湖北省潜江市的小龙虾产业为研究对象，在采用纵向单案例分析法的同时结合具体实践情境，系统探讨农业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内生发展的过程。本文的研究发现，农业新质生产力植根于由自然资源、市场需求和农民主体创新组成的原生基础之上，发现和创造市场需求至关重要；在市场需求的牵引下，作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核心动力的技术革命性突破内生于自然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间的矛盾，贯穿于从养殖模式到种苗繁育、从精深加工到冷链物流的产业链发展全过程；技术创新能够引领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不断优化重组，内生地形成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从而内生地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功能互补与动态协同治理，为因地制宜形成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的体制机制保障。本文不仅以理论阐释实践，高度重视因地制宜的原生基础，重点强调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生性，而且，研究所得结论能为政府积极引导
关键词：农业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内生发展；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
一、引言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要素优化配置和产业升级等方式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同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升到制度层面，对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进行具体部署。在这一宏观战略指引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其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尤为关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强调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中国农业正在经历从传统农业向科技农业的转型，从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传统技术追求规模效益、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转向在自然资源基础上主要依靠先进的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追求质量效益、满足多样化高品质的生活需求。农业新质生产力内生于这个转型过程，同时也会进一步推动这个转型过程走深走实。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这正是对这一战略方向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围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生成机理及培育路径等展开了初步探索。
其一，解析基本内涵。姜长云（2024）认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以涉农技术革命性突破为引擎，以农业生产力要素品质属性及其优化组合的跃迁为支撑，以农业产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标志的先进生产力质态。黄季焜（2024）认为，只有产生或使用农业新质产品、新质生产要素和新质生产方式的生产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孔祥智和谢东东（2024）强调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动态性、时代性、可持续性和应用性等特征。于法稳（2024）则进一步强调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及劳动对象等方面具有的独特生态内涵。
其二，阐释生成机理。一些学者将新质生产力的一般理论映射到农业生产领域，着重在宏观层面阐释学理、揭示一般逻辑。高原和马九杰（2024）认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于由农业技术革新引领的新生产要素和新生产过程的创新性转化以及农业全产业链上的组织、分工和协作的创新性转化。尤亮和田祥宇（2024）从新发展理念、颠覆性技术创新、多元主体协同以及制度体系完善等方面论述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机理。王志刚等（2025）研究发现，元宇宙能够带来农业生产经营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与集成性应用，推动涉农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从而催生农业新质生产力。
其三，论证影响效应。农业新质生产力能够创新农业发展方式，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提供新动能（洪银兴，2024），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高帆，2024；罗必良，2024），引领农业强国建设（毛世平和张琛，2024；林万龙和董心意，2024）。有学者实证检验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经济韧性（吴琦和石可敬，2025）、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何可和朱润，2025）、农业经济高水平发展（范帅邦等，2025）、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马玉婷和檀皖群，2025）等的正面作用。还有学者运用国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农业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提升农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的提升作用更为突出（邢泽蕾等，2025）。
其四，探索发展路径。张海鹏和王智晨（2024）主张从转变发展理念、深化制度改革、强化科技攻关及应用、完善经营体系、培育新质人才等方面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也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黄先海等，2025）、数字技术（周振，2024）、数字人才（燕连福等，2025）、数字普惠金融（申云等，2024）、耐心资本（金绍荣和冯乐，2025）、数字乡村建设（黄惠春和王雅婧，2025）等能够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此外，还有少部分学者从因地制宜视角阐述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朱鹏等，2025；谢富胜和李新雨，2025；胡冰川，2025）。例如，朱鹏等（2025）在量化测度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基于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协同视角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策略。胡冰川（2025）从理论上的分析表明，“因地制宜”发展原则突出体现在通用性农业科技与区域资源禀赋的动态精准适配方面，并提出了优化资源、强化产能的“改造型”和特色导向、生态赋能的“适应型”发展路径。
这些研究通过明晰概念、强调理论、明确影响因素，为进一步研究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向。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第一，偏重于对核心概念、内在逻辑、培育路径等进行宏观层面的理论阐释，缺乏从微观视角详细阐述农业生产实践中新质生产力的具体生成与发展过程。第二，偏重于一般分析，鲜有关于农业新质生产力何以因地制宜发展的讨论。中国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阶段各有差异，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也不尽相同，这就需要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第三，偏重相关因素分析，相关要素聚集、交互作用与迭代发展的“黑箱”有待进一步打开，少有研究阐述市场和政府协同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生成与发展的机制。
现实中随处可见这样的现象：环境基本相同、条件大致相似的不同地方或不同生产主体，在推进农业新质生产力方面都投入了较大努力，但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却存在较大差异。差异的根源就在各种相关因素内在聚合的发生、发展过程之中。正像农作物的培育与生长是各种相关因素内在聚合的生物过程一样，农业新质生产力也是内生的发展过程。因此，当理论分析揭示了基本逻辑、找到了关键因素之后，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新质生产力是如何内生的？其内生发展的过程存在什么样的机制与关键点？如何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为此，本文把分析焦点从宏观理念转向微观实践，从一般的抽象思维转向特定场景下的具体案例，以湖北省潜江市小龙虾产业为研究对象，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法，基于农业新质生产力内生发展视角，全面回溯湖北潜江小龙虾产业创新发展历程，深入探究市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突破、产业升级与全产业链融合、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等关键因素协同作用下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发展机制，并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提炼。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四点：第一，与目前学术界大多聚焦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宏观理论阐释不同，本文将分析的触角深入微观生产层面，将宏观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探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具体生成与发展过程，以学理阐释实践，在还原理论于实践的过程中促进理论深化，使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更加贴近实际。第二，与现有相关文献偏重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一般分析不同，本文发挥案例分析的比较优势，将普遍性原则与具体实践情境结合起来，深入而具体地分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因地制宜发展问题，既弥补一般性分析过于抽象的不足，也为分析农业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的培育发展过程提供重要的方法论补充。第三，突出因地制宜的原生基础，揭示农业新质生产力“原发胚胎”在实践中的重要性。本文把政府干预作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因素，考察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与市场动态适配、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过程，为政府的引导、组织和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第四，与现有文献独立分析各种相关因素不同，本文特别强调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生性，并考察自然资源、农民主体、市场需求、技术创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等关键因素的交互作用及迭代内生过程，从实践中提炼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发展理论框架。
二、理论分析框架：农业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内生发展的一般机理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区别于传统农业生产力的新质态，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以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资料、农业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然而，农业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和生态依赖性，这决定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绝不能“一刀切”。因地制宜是基本前提，必须充分尊重并立足本地的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农业新质生产力必然是内生发展的，其发展动力主要源自区域内部、成长于本地“土壤”，具备自我发展、自我循环、自我增强能力。本文试图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农业新质生产力如何内生于特定地域自然资源和市场环境，从需求发现到技术突破，再到要素重组与产业变革的完整链条与内在逻辑，为第四部分的案例描述提供一个清晰的叙事逻辑，为第五部分的案例解析提供严谨的学理支撑，从而实现理论与案例的深度对话。
（一）内生发展的原生基础
内生发展意味着发展动力源自系统内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萌发与生长，植根于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原生基础上，三者共同构成了“因地制宜”的起点。
第一，自然资源禀赋的基础性约束与可能性空间。自然资源既是农业生产不可替代的载体，也是塑造区域农业特色的基石。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首先意味着对本地资源禀赋的精准识别与深刻理解。这包含两个层面内容：其一，尊重约束条件。例如，在缺水地区，任何新质生产力的探索都必须以节水为核心；在生态脆弱地区，必须将环境保护置于优先位置。其二，挖掘独特优势，将资源特质转化为产业优势。例如，独特的土壤气候是发展特色精品农产品的天然基础；优美的田园风光是催生休闲农业、康养旅游等新业态的宝贵资源。自然资源禀赋既为当地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划定了“可能性边界”，也指明了最具潜力的发展方向。
第二，市场需求结构的原生牵引与价值导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生产力的价值最终都需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因此，本地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市场需求结构，是牵引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原生动力。这种需求已从数量转向质量，呈现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化的新特征。例如，对绿色、有机、功能性农产品的需求，对生产过程透明化、可追溯性的需求，对农耕文化体验、乡村休闲服务的需求等。本地企业、合作社和农民对市场需求的敏锐发现和主动创造至关重要。正是这种市场利益的驱动，激发了主体寻求变革、突破“瓶颈”的内在动力，使得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不再是行政命令下的被动行为，而是源于经济主体追求价值增值的主动选择。
第三，农民主体创新的经验技能与内在活力。农民既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创新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本土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知识、传统技艺以及对当地环境的适应性智慧，是内生性创新的宝贵源泉。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发展，必须激活农民这一最重要的微观主体。他们既可以是新技术的率先采纳者和改良者，也可以是新业态的直接创办者和参与者。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保护其创新收益，将其从被动的生产者转变为积极的创业者、创新者，是确保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深厚群众基础和持续内生动力的关键。
综上所述，自然资源、市场需求和农民主体三者共同构成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内生发展的“土壤”。农业新质生产力正是从这片独特的“土壤”中因地制宜孕育而生。
（二）内生发展的核心动力：技术革命性突破
技术创新是引领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动力。这种技术创新并非实验室技术的简单推广应用，而是内生于化解本地特定资源与市场矛盾的过程中，具有鲜明的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特征。
技术创新的内生性，首先源于解决现实矛盾的迫切需要。当本地的特色资源与广阔的市场需求对接时，传统生产方式的局限性（产量低、品控难、供应不稳定等）往往会显现出来。这种资源优势无法有效转化为市场优势的矛盾，往往会构成技术创新的原始触发点。例如，某地拥有优质的林果资源，但受限于保鲜技术，只能在本地产区低价销售，无法满足远方城市的高端市场需求。这一矛盾，内生地催生了对冷链物流、精深加工技术等的迫切需求。
技术突破贯穿产业链各个环节。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技术突破是系统性的，贯穿于产前、产中、产后的全产业链条。这一过程同样是内生的：在种苗繁育环节，为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内生出基于现代生物技术的本土品种改良与新品种研发；在种养环节，为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或满足特定品质要求，内生出智能化养殖、无人农场、精准农业等新型种养模式；在精深加工环节，为最大化挖掘农产品价值、延长产业链，内生出提取分离、生物合成、食品工程等精深加工技术；在流通环节，为突破市场半径限制、保障产品品质，内生出预冷技术、冷链仓储、智能配送等全程冷链技术。
内生性技术突破往往不会从天而降，而是外部先进技术与本土知识、本地条件相互适应、相互改造的结果。农民和本地企业在采纳新技术时，会根据各种应用场景的需要，基于长期积累的经验进行再创新和适应性调整，以使技术更接地气、更符合本地实际。这种“干中学”和“用中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内生的、渐进式的技术创新，确保了技术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三）内生发展的实现机制：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
技术革命性突破产生的潜在价值，要通过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来实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过程同样是内生的，这一过程由技术创新驱动，并服务于产业升级的目标。通常而言，敏锐发现市场机会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要素重组的主体。这些主体能够基于对本地情况和市场信息的充分掌握，主动进行要素整合与模式创新。
一方面，拓展与深化生产要素体系。农业新质生产力所依赖的生产要素，已经从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老三样”，拓展为包括数据、知识在内的新要素。特别是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正成为优化其他要素配置、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另一方面，赋能和重组生产要素。技术本身也从一个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于生产系统并能重组其他要素的核心变量。在技术创新的引领下，生产要素之间发生了深刻的化学反应，实现了“创新性配置”：其一，技术赋能劳动力要素。智慧农业技术改变了农民的劳动性质，使其从“体力劳动者”转变为可以操作无人机、分析大数据、管理智能设备的“技术工人”或“产业经理”，实现了人力资本的升级。其二，技术赋能土地要素利用。通过精准灌溉、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实现了对土地的“精耕细作”，提升了土地产出率和可持续利用水平。设施农业、垂直农业等则是在空间层面对土地要素的重新定义。其三，技术引导资本要素。技术创新明确了投资方向和回报预期，引导金融资本更精准地流向高科技农业领域。例如，种业振兴、智能装备制造等，改变了资本投入的结构和效率。其四，数据要素驱动决策。数据要素贯穿于所有要素之中，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实现对生产过程的精准控制、对市场需求的精准预测，从而驱动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的动态最优配置。
（四）内生发展的形态呈现：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
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最终要落脚到产业层面的深刻变革与结构变迁上。这既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终体现，也是一个内生的过程。具体而言，在产业层面，农业新质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改造传统农业产业。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注入新技术、新要素和新管理模式，对传统农业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升级。例如，传统的粮食种植业，在融入智能传感、大数据分析和无人机植保后，转型为“精准农业”或“智慧农场”，实现了节本增效和品质提升。传统的畜牧养殖业，在引入物联网环控、精准饲喂和生物安全体系后，转型为现代化、智能化的健康养殖模式。另一方面，催生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农业新质生产力从本地资源与市场的独特结合点中，催生出前所未有的农业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第一，催生农业新产业。例如，基于特色农产品资源的精深加工产业，基于农业废弃物的生物制造、生物能源产业，服务于智慧农业的传感器制造、农业软件开发产业等。第二，催生农业新业态。例如，将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深度融合，催生休闲农庄、共享农园、田园综合体、康养基地等新业态。第三，催生农业新模式。例如，“订单农业+数字化管理”的定制农业模式、“生产基地+中央厨房+冷链配送”的农产品直供模式、基于区块链的农产品溯源模式、利用电商直播的农产品新零售模式等。这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并非凭空想象，而是要素创新性配置后，在市场需求牵引下从本地产业生态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五）内生发展的制度保障：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治理
农业新质生产力内生发展的动力虽然来自内部，但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是至关重要的体制机制保障。
首先，有效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内生激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内生发展的根本。有效市场的功能在于：第一，准确传递信号。通过价格机制，灵敏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需求变化，为内部主体的创新决策提供可靠指引。第二，提供内生激励。通过保护产权、维护公平竞争，确保创新者能够获得应有的回报，从而形成强大的、内生的创新激励。第三，促进要素流动。打破区域壁垒，让技术、人才、资本、数据等要素能够自由流动、高效组合。
其次，有为政府的引导作用与外部性矫正。市场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在农业这一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正外部性的领域，需要有为政府的补位与协同。有为政府的功能在于：第一，战略规划与引导。基于本地比较优势，制定前瞻性的农业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避免盲目跟风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第二，公共品供给与短板弥补。加大对农业基础科研、重大关键技术攻关、农村数字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等公共领域的投入，弥补市场失灵。第三，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体系，特别是在数据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方面，为农业新业态新模式成长提供清晰的法治环境。第四，风险管控与托底保障。建立针对农业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保险和调控机制，为农业创新活动提供安全网。
最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功能互补与良性互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并非静态分工，而是需要动态协同。政府的行为要以不扭曲市场信号、不抑制主体活力为前提。当农业新业态萌芽时，政府应秉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给予其成长空间；当农业产业发展成熟时，政府则应适时退出，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这种“放管服”相结合的动态协同，能够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发展提供最适宜的环境。
本文构建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内生发展的一般机理，是一个以原生基础为根基，以“需求牵引-技术突破-要素重组-产业跃迁”为主线，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治理为保障的理论框架，具体如图1所示。
图1中理论框架的特征在于：第一，强调农业新质生产力根基的本土性。本地的自然资源、市场需求和农民主体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内生发展的原生基础。第二，突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生性。作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技术创新并非外生变量，而是内生于解决本地资源与市场矛盾的全产业链过程中。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均是这一内生动力驱动下的必然结果。第三，注重农业新质生产力内生发展过程的系统性。内生发展是一个从技术突破到要素变革再到产业形态革新的系统性发展过程，各个环节环环相扣，构成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第四，明确农业新质生产力机制保障的重要性。农业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内生发展，依赖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功能互补与动态协同，二者共同构成了支撑这一复杂系统的制度保障。
三、研究设计
（一）案例选择
潜江市位于湖北省中部江汉平原，境内河渠纵横交错，低洼冷浸田众多，全年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气候温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既为小龙虾生长提供了适宜的自然资源环境，也为小龙虾产业的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潜江市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通过技术创新、生产方式创新、组织方式创新等创新手段，突破资源约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了养殖、加工、餐饮、文旅、电商等领域的全产业链创新融合发展，孕育了闻名全国的小龙虾产业。这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科技化农业转型的巨大潜力。本文选择湖北潜江小龙虾产业为案例对象，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潜江小龙虾产业的创新发展具有案例对象所要求的典型性特征。潜江小龙虾产业经过近20年的探索、创新和发展，已形成集选育繁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餐饮服务、冷链物流、电子商务、节庆文化于一体的虾-稻全产业链体系，其典型经验做法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2024年，潜江虾-稻产业综合产值达870亿元，带动相关就业人员超过20万人，创造了“小产业，大发展”的奇迹。
第二，潜江小龙虾产业的创新发展是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典范，契合本文研究目的。潜江小龙虾产业的创新发展不仅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也得益于苗种选育繁育、养殖模式、精深加工等农业科技创新的不断突破，还得益于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由科技创新、要素创新性配置等引起的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探索和总结小龙虾产业创新发展过程中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生成经验，对其他地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三，潜江小龙虾产业的创新发展集中反映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多主体的复杂性和协同性。深入分析其发展历程，揭示农民自主创新、市场需求和政府支持等多因素的协同作用，探索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志农民的互动驱动产业创新发展的理论机制，总结政府根据当地的要素禀赋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因地制宜地培育和补充市场的实践经验，对其他地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方法选择
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过程是多因素交织、动态变化的，需要将普遍性原则与具体实践情境结合起来进行深入剖析。采用案例分析方法能够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境中，揭示复杂现象背后的细节和因果关系、发展过程以及不同阶段的特点。基于案例研究法的机理分析旨在揭示事物背后的内在逻辑，认清事物的发展规律，叙事方式并不严格拘泥于时间顺序（吴瑶等，2022）。进一步地，由于人类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群体行为的高度异质性，即便采用多案例研究设计，也难以筛选得到时空情境完全对称的对比案例，无论是高度相似还是差异显著的案例研究均难以实现（刘小峰等，2023）。因此，考虑到湖北潜江小龙虾产业创新发展在时间、空间以及主体关系等方面的复杂性，本文基于“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的原则（李志军和尚增健，2020），采用纵向单案例方法，梳理湖北潜江小龙虾产业创新发展脉络，揭示湖北潜江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迁的成功密码。
此外，为了增加案例的差别复制机会和可对比性，本文在纵向单案例的基础上引入“影子案例”（刘小峰等，2023；妥艳媜等，2024），在比较研究中深化对湖北潜江小龙虾产业创新发展的理解。所选“影子案例”包括宁夏盐池滩羊、江西赣南脐橙等。这些案例不一定详细出现于文章中，但构成本文的前期研究基础与问题线索。“赣南脐橙”是1971年从湖南省邵阳市引种至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的一个柑橘品种，在市场和政府等主体的良性互动下，赣南脐橙围绕“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的产业发展道路不断发展。2024年赣南脐橙以691.4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全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第五位，连续十年位居水果类第一。宁夏盐池滩羊产业的发展是社会、政府和市场三个主体相互作用、共同演化的结果，产业选优阶段得益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互嵌机制，产业扶强阶段得益于社会、政府和市场的共振机制（刘小峰等，2023）。
（三）数据收集
研究团队对潜江小龙虾案例的关注始于2018年。分析所用数据来自直接数据和间接数据。不同类型的数据相互补充、相互印证，以此形成案例数据资料的三角验证，共同支撑案例分析的信度和效度。
1.直接数据。本文案例的直接数据来自研究团队对湖北省潜江市小龙虾产业的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研究团队最早于2018年5月18日至22日前往湖北省潜江市，实地调查了华山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湖北莱克集团、小龙虾养殖基地、小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等，并对小龙虾养殖户、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科技专家、企业家、市政府相关负责人、龙虾产业学院工作人员等50余人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深入了解潜江小龙虾产业发展历程、发展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在后期写作过程中，研究团队于2024年12月对潜江小龙虾案例进行追踪调查，并通过线上会议、电话回访等方式对相关调查对象进行再回访，以补充相关案例资料。
2.间接数据。本文案例的间接数据来自相关文档、新闻、报告等，详见表1。间接数据客观反映了潜江小龙虾产业发展历程与关键节点，提供了小龙虾产业发展的具体内容，包括产业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科技化、高质化等。此外，研究团队还通过参与式观察获得间接数据，以增强数据资料的互证性。
四、案例描述：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
（一）农民个体创造力触发小龙虾产业萌芽
1.烹饪方式创新创造小龙虾市场需求。20世纪90年代，潜江小龙虾一直处于野生状态。此时，小龙虾常常被当地农民当作害虫除杀，仅被少部分农民视为吃食，并没有广泛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1998年，李代军夫妇在潜江市江汉油田五七夜市经营一家大排档，该店招牌菜“油焖仔鸡”广受附近油田工人的喜爱。某天，老板李代军尝试用“油焖仔鸡”的烧制方法烹饪小龙虾，经反复调整用料和烹调方式，最终做出麻辣鲜香的“油焖大虾”。新品一经推出就广受欢迎，本地及周边很多顾客慕名而至，一度需要食客提前预订。见此行情，众多餐馆争相效仿。一时间，潜江市、天门市、仙桃市、武汉市等地涌现大量油焖大虾店，本地消费市场迅速打开。然而，小龙虾餐饮的火爆以及同期潜江水产品加工厂（禾亿水产）海外订单的激增，使潜江的野生小龙虾数量急剧减少，供不应求问题开始显现（B1、B4）。
2.野生寄养模式触发小龙虾养殖产业萌芽。潜江市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势低洼，逢雨易涝，即便到了冬季也容易积水。当地农民一年只能种植一季中稻，秋收以后不能冬播，种粮效益很低，不少村民不得已将土地抛荒。为有效利用低洼田，2000年，潜江市积玉口镇刘主权自发承包了60亩农民弃耕的低洼田，并尝试投放150千克野生小龙虾苗。这样的尝试性举动让他在次年春天捕捞了1500千克小龙虾，卖了5000元，效益远超纯种粮（B1）。周围农民见此，纷纷开始效仿，曾经无人问津的低洼田瞬间成了“香饽饽”。这就是小龙虾野生寄养模式，也是“虾稻连作”模式的雏形。该模式具体指：低洼田里的水稻收割完成后，在田里投放小龙虾虾苗，次年春耕前将小龙虾捕捞出来，之后再继续种植水稻，如此循环往复。该模式触发了小龙虾养殖产业的萌芽，仅在之后的三年，潜江就多了5万至6万亩“虾田”（B1）。
（二）政府主导下的养殖技术创新引致小龙虾产业革命
1.“虾稻连作”模式促使小龙虾养殖规模化。面对小龙虾餐饮的火爆以及小龙虾野生寄养模式的成功，潜江市政府相关部门敏锐捕捉到小龙虾产业发展机遇，于2003年将发展小龙虾产业纳入战略层面进行规划。潜江市水产局的科技工作者实地考察小龙虾野生寄养模式后，发现大规模推广还需克服一些技术难题。为此，潜江市委、市政府组织科技人员先后前往苏浙皖等地考察小龙虾养殖情况，之后组织水产科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和虾农们共同攻关养殖技术，开启潜江规模化养殖小龙虾的自主研发道路。经过3年努力，成功探索出一整套“虾稻连作”种养互生模式及《克氏原螯虾与中稻轮作技术》标准体系。该模式有效延长了小龙虾生长周期，克服了原模式的弊端，显著提高了亩均产量。2006年，湖北省政府审时度势，把发展“虾稻连作”模式写进了省委“一号文件”并大力推广。2007年，潜江市政府出台扶持政策，对新发展“虾稻连作”模式的地区按照10元/亩的标准予以补贴。短短几年，全省“虾稻连作”面积突破200万亩，小龙虾规模化养殖格局迅速形成（B1）。
2.“虾稻共作”模式创新推动小龙虾养殖标准化。虽然“虾稻连作”模式创新延长了小龙虾生长周期，提高了小龙虾产量和养殖户收入，但该模式仍存在一些弊端。一是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小龙虾在生长期如遇冰雪灾害容易缺氧而死，如遇春季连续阴雨天气容易长不大。二是仍然存在养虾和种稻的矛盾。小龙虾的生长及正常活动需要足够的水，而稻田在插秧时必须排水整田，这一矛盾使大量尚处于幼苗期的小龙虾不得不被低价出售。为此，潜江市政府自2010年开始便组建科研团队开展技术攻关，经过3年反复试验，终于成功探索出“虾稻连作”的升级版——“虾稻共作”模式。该模式不仅有效满足了小龙虾的生存要求，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实现了“种一季稻养两季虾”，有效推动了小龙虾养殖标准化进程。
3.“虾稻共作”复合模式和立体模式创新促进养殖模式再升级。针对“虾稻共作”模式长期“捕大留小”引发的虾苗品质退化、大虾产量有限等问题，潜江市创新升级“虾稻共作”模式。经科技人员攻关，于2020年推出“虾稻共作+虾稻连作”复合模式。该模式成功实现了繁养分离、养大虾的目标。2021年，潜江市锚定小龙虾品质升级目标，创新推出“虾+稻+N”立体共作模式。该模式通过灵活增加生态位互补物种，在保障产出高品质大虾的同时能实现多元水产品的协同增效。2023年底，潜江市政府联合湖北农业发展集团、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等7家单位共建湖北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并联合攻关“四季有虾”关键核心技术。近年来，潜江市通过持续强化技术攻关和模式创新，有效推动养殖模式从追求产量的“大养虾”向注重质量的“养大虾”转型升级，有力促进了小龙虾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三）多主体协同下的科技创新赋能小龙虾产业强链延链补链
1.政府和企业协同推动良种选育繁育技术创新。苗种是小龙虾产业发展的“芯片”。为了解决早期自然繁殖导致的种源短缺、种质退化问题，2005年，潜江市联合湖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等机构专家，在潜江市积玉口镇龙湾渔场建立了小龙虾种苗繁育基地，开展小龙虾人工繁殖技术攻关。在中央财政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的支持下，历经5年，基地成功探索出人工控制光照、水温、水位、水质、投喂的“五位一体”人工诱导繁育技术，实现了批量繁育、批量产卵。2008年，潜江市依托原地方企业莱克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克公司”）投资近亿元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小龙虾工厂化繁育基地。2013年，在省政府支持下，潜江市依托莱克公司又建立了全国最大的小龙虾苗种选育和繁育中心。为进一步解决由“自繁自养”、近亲繁殖等引发的小龙虾抗病性差、个头小、生长慢等问题，2022年，潜江市联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桂建芳院士团队、华中农业大学，开展小龙虾种质资源保护和商业化育种体系建设。2023年底，潜江市政府联合湖北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持续开展小龙虾优质抗逆新品种选育繁育技术攻关。
2.龙头企业带动精深加工技术突破。一只小龙虾可食部分仅占20%，废弃虾壳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为变废为宝，潜江市华山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山公司”）在兼顾传统小龙虾出口业务的同时，于2007年联合武汉大学科研团队成立甲壳素工程技术中心，共同攻关虾壳深加工技术，成功提炼甲壳素等高附加值衍生产品，附加值可提升10～100倍。2009年4月，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扶持下，华山公司首期甲壳素深加工项目建成投产。同年11月，华山公司又投资4亿多元开启第二期项目，深化与武汉大学在甲壳素衍生品研发与生产方面的合作，年处理废弃虾壳高达10万吨，2016年产值达20亿元。如今，潜江市正在积极推进甲壳素、壳聚糖等产品的环保加工新技术创新，并着力突破低聚糖（壳寡糖）在保健食品、化妆品、医药品等领域的应用。同时，为了适应懒人经济、露营经济等新消费趋势，潜江努力突破小龙虾“锁鲜”关键技术，为小龙虾半成品菜和预制菜的开发销售保驾护航。
3.数智技术赋能供应链效能革新。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有效衔接市场需求，潜江市积极运用数字技术打造电商平台，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小龙虾产业发展新格局。在潜江市政府的支持下，潜江市成功搭建“虾谷360”、星抖直播基地等网上交易平台，依托潜网集团建成全国最大的小龙虾专业交易市场，产品销往国内600多个城市，高峰期日交易量可达1500吨。近年来，潜江市精准把握互联网经济和新产业发展趋势，大力发展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新模式，主动与电商平台、主流媒体对接、合作，精心组织开展直播带货活动，深化电商与小龙虾产业的融合。同时，为了保障物流配送效率和小龙虾鲜活度，潜江市积极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强化冷链物流信息化建设，以数智技术赋能小龙虾供应链整体效能。
五、案例解析：因地制宜的原生基础、内生机理和体制机制
潜江小龙虾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具体表现为以持续的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通过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重组、产业模式的深刻变革和全产业链的协同升级，实现从传统水产养殖向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现代农业的转型。本质是生物技术、数字技术与传统农业深度融合引发的区域性生产力质变。
（一）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原生基础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需要将前沿技术应用于农业，需要推进农业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然而，前沿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农业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都不是突然涌现的，而是要有一定的原生土壤。农业新质生产力根植于自然资源、市场需求与有志农民主体创新的深度耦合：自然资源为农业生产提供客观条件，有志农民创造市场需求并突破资源约束，市场需求反过来又推动农民不断改造自然和提升生产力。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动态共生关系，共同构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内生发展的原生基础。
自然资源禀赋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初始条件。农产品不同于工业品，其生产过程具有鲜明的生物性和地域性，对水资源、土地资源、气候等自然资源依赖性极强。不同区域资源禀赋的差异，不仅决定了所生产农产品的种类差异，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产品的质量差异。潜江市境内低洼田众多，雨水充沛，气候温和，地势平坦。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为小龙虾提供了天然的生长环境。然而，自然资源虽然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可能，但也存在一定的约束性。受地势低洼、易涝易渍的影响，潜江农民每年只能种植一季中稻，种粮效益较低，一些低洼田往往被弃耕。正是这些被忽视的资源，在具有市场眼光的有志农民那里成为转化利用的基础，为小龙虾养殖提供了空间。
“有志农民”是指具有主观能动性、创新创造意识和企业家精神等特征的农民群体。他们不满足于传统模式，敢于尝试新技术、新方法，善于发现市场机会并将其转化为经济效益。有志农民是新型农民的代表，他们不仅是传统农业生产的执行者，更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推动者。有志农民的基本特征是：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能够发现并创造市场需求；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够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束缚；能够带动周边农民，形成示范效应，推动产业发展。
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肇始于有志农民的创新，得益于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于生产供给部门，但其原动力则由市场需求牵引。有志农民基于自然资源禀赋，通过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够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李代军夫妇发明的“油焖大虾”成功引发了小龙虾餐饮热潮，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市场需求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产生强大的牵引力，促使有志农民不断突破资源约束。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小龙虾市场需求，农民刘主权探索出“虾稻连作”模式，打破了“稻田不能养虾”的传统观念，开创了小龙虾人工养殖的先河，让更多农民看到了小龙虾养殖的市场前景和增收潜力，为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契机。有志农民以及由他们带动的广大农民，不断突破传统农业方式的束缚，以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不断开拓小龙虾消费市场，开创新的虾稻种养模式。他们是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坚实群众基础和实践力量。
潜江平坦的地势特征有利于进行农田集中式改造、水源灌溉的统一设计，这为后期小龙虾人工养殖技术创新与扩散，以及小龙虾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在市场需求的牵引下，在有志农民的开发改造下，原本无人问津的低洼田和野生小龙虾变成了具有经济价值的产业资源，成为孕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广阔天地。
（二）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生机理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就是在尊重本地自然资源和条件的基础上，通过科技创新、要素优化配置、产业融合与升级，推动农业生产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飞跃。潜江小龙虾产业的发展历程表明，作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核心动力的技术革命性突破，作为微观层面实现机制的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作为宏观层面结构变迁形态的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都是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内生发育、不断发展的。
1.技术革命性突破内生于市场需求与自然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在于技术革命性突破，而技术革命性突破内生于市场需求与自然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具体表现为资源有限性与需求增长的矛盾、资源分布不均与市场均衡的矛盾、生态承载力与生产强度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需要通过革命性技术创新突破资源“瓶颈”。潜江小龙虾产业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烹饪方式的创新也创造了对小龙虾的市场需求，但是，仅靠供求两端的简单对接并不能保证产业的持续发展，更不能内生出农业新质生产力。速水-拉坦的诱致性创新理论表明，相对于市场需求的资源约束会催生适配性技术变革。
潜江低洼田的易涝特性使传统种植的要素替代弹性趋近于零，倒逼农民探索新的生产方式。潜江通过科技创新，不断推动自然资源禀赋的深度转化利用，将平面种植转为立体种养，通过生物共生提升土地生产率；利用水稻收割后的闲置期开展小龙虾养殖，破解生产周期闲置难题；以技术要素突破季节限制，实现“四季有虾”温棚土池和池塘精养技术突破；攻克小龙虾人工选育繁育技术难题，实现小龙虾的批量繁育和优质抗逆新品种的选育。技术创新不仅体现在养殖模式的革命性突破上，还贯穿于小龙虾产业的全产业链。在精深加工领域，通过技术创新，从小龙虾的副产物中开发出甲壳素、虾青素等高附加值产品。在市场交易领域，通过数智技术赋能，打造全国最大的小龙虾交易市场，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模式；通过电商平台和数智化冷链物流技术，小龙虾得以准确、快速、新鲜地送达全国各地。这些创新基于自然资源、利用自然资源，同时又在不断增长的高品质市场需求牵引下突破资源约束，为潜江小龙虾产业注入了强大动力，不断实现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跃迁。
2.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内生于自然资源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并围绕解决这一矛盾的技术创新展开。首先，自然资源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是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内在动因。农业生产的根本矛盾源于自然资源禀赋的刚性约束与市场需求弹性扩张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需要技术创新，并通过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要素重组来突破资源“瓶颈”。潜江小龙虾产业面临低洼田易涝特性与小龙虾消费需求激增的矛盾，由此倒逼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创新，最终催生“虾稻共作”养殖模式。通过创新性配置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打破了传统要素组合方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和高效的资源配置模式，有力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生成。
其次，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要围绕技术创新展开。化解自然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之间矛盾的技术创新，本质是用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破坏和取代旧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实现效率跃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过程。一般而言，技术创新引起的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要素替代，以技术要素替代传统资源投入。例如，潜江以温控技术突破季节限制，实现“四季有虾”，就是以技术要素替代自然气候约束的案例。二是要素互补，促进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与技术的协同增值。例如，潜江通过智能决策系统实现生产要素动态匹配、饵料精准投放、病害精准防控。三是要素衍生，创造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的出现使农业生产从经验驱动转向算法驱动，潜江通过交易中心的线上数据反向指导养殖规模调整，构建“需求感知-精准生产”闭环，降低了市场风险。
在潜江小龙虾产业中，技术创新促使劳动力从体力型向知识型和技能型转变，土地通过“虾稻共作”模式创新实现了高效利用，资本通过产业基金和金融创新得到了优化配置，技术通过“研发-应用-推广”模式实现了快速扩散，数据通过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了精准化管理和智能化决策。这些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提供了重要支撑。
3.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内生于由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引发的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过程。产业是生产力的关键载体，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宏观层面产业结构变迁的高级形态。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本质上是市场需求牵引与技术创新驱动共同作用下生产要素动态再配置的系统性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显著的内生性特征：市场需求通过价格信号与规模效应为技术创新指明方向，而技术创新则通过生产要素的创造性重组，以关键性技术和前沿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潜江小龙虾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和要素重组优化，实现了从传统养殖到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养殖的转变，从传统自繁自养到优质抗逆新品种研发及规模化繁育的转变，从初级加工到精深加工的拓展，从传统加工设备及工艺到数字化、智能化加工设备及工艺的升级，从传统线下销售到电商直播及物流服务的数智化转型。这种深度转型升级不仅拓宽了产业链，提升了产业附加值，还优化了产业结构，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产业载体。
（三）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
作为“影子案例”，赣南脐橙的实践表明，政府和市场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产业发展阶段的变化，政府功能也在动态变化（熊德斌等，2021；罗连发等，2022）。洛川苹果的案例表明，对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而言，政府与市场主体的良性互动和优势互补是促进县域特色产业崛起的关键（刘蓝予和周黎安，2020）。上述影子案例均表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潜江小龙虾产业发展的实践进一步表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功能互补、动态协同，是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制机制保障。有效市场以需求发现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创新激励机制驱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有为政府通过政策引领、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和助力市场机制，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体制赋能。当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各有侧重：在产业萌芽期，市场主导需求发现，政府跟进制度供给；在产业扩张期，政府强化标准建设，市场驱动要素集聚；在产业成熟期，政企共建创新生态，市场筛选技术路径。这种动态适配性能确保市场与政府在不同阶段均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推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迁。
1.有效市场机制驱动。在潜江小龙虾产业的发展历程中，从最初的市场需求刺激，到技术创新的推动，再到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链的完善与升级，有效市场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扮演着核心驱动角色，其作用主要体现在需求发现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创新激励机制三个方面。
第一，需求发现机制。有效市场通过价格信号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变化，激发创新并形成市场导向的创新筛选机制，通过“需求牵引→供给响应”的传导路径增加供给，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例如，潜江小龙虾产业的兴起，最初来自小龙虾餐饮市场火爆的刺激。这种来自市场的强烈需求，促使刘主权等当地农民开启对“虾稻连作”模式的探索。同时，只有通过消费者支付意愿检验的技术和模式才能存活、发展起来。又如，从最初的单一养殖，到如今的种苗繁育、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和品牌营销，市场需求的变化促使潜江小龙虾产业链不断延伸，推动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全产业链发展。有效市场通过需求发现机制传递需求信号，激发了农民的创新精神，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资源配置机制。有效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向最能创造价值的领域，通过竞争机制激活企业家精神的潜在价值。在潜江小龙虾产业中，市场机制推动了土地流转和集中化管理，原本低效的低洼田被改造为高效的虾稻田，实现了土地利用效率的大幅提升；有效市场通过投资回报率的信号，吸引了大量企业投资种苗繁育、精深加工和冷链物流等环节，推动了产业链的完善；市场需求的变化催生技术培训和人才引进，培养了一批掌握现代养殖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新型农民，促使劳动力从体力型和经验型向知识型和技能型转变。
第三，创新激励机制。有效市场通过超额利润驱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通过品牌溢价形成质量升级的正反馈，市场风险倒逼组织模式创新。有效市场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和方向，推动企业和科研机构研发了“虾稻共作”模式、“四季有虾”技术以及甲壳素精深加工技术；通过示范效应，吸引周边地区纷纷效仿，推动新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和普及；通过品牌化、标准化和数字化手段，提升产品市场知名度和附加值，推动产业升级和智能化转型。“潜江龙虾”凭借其卓越的品牌声誉和市场竞争力，位居2024年度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水产）区域公用品牌声誉百强榜的榜首①。
2.有为政府体制赋能。在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当地政府不仅是重要的推动者，更是关键的组织保障。政府通过政策引导、机制创新、资源整合、科技赋能等方式，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确保顺利推进并实现高质量发展。有为政府的体制赋能主要体现在政策引领、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和助力市场机制四个方面。
第一，政策引领。有为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明方向、提供动力。在潜江小龙虾产业的发展壮大过程中，有为政府的科学规划与战略引领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2003年，潜江市委、市政府敏锐察觉到小龙虾产业的发展潜力，将小龙虾产业纳入战略层面进行规划，明确了以“虾稻连作”模式为切入点，推动小龙虾产业规模化发展。2006年湖北省政府将“虾稻连作”模式写入省委“一号文件”，大力推广这一创新模式。潜江市还通过成立小龙虾产业发展促进中心，由其专门负责小龙虾产业发展的具体实施和日常管理。这种组织架构的优化，确保了产业政策的连贯性和执行力，为小龙虾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第二，优化营商环境。有为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制度创新、标准体系构建等方式，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降低农业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例如，潜江市政府出台扶持政策，对采用“虾稻连作”模式的地区给予补贴；设立小龙虾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产业的科技创新、品牌建设和市场拓展；对小龙虾加工企业和养殖户实行税收优惠，减免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主导建立185项涵盖一二三产业的龙虾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制定并实施《“潜江龙虾”区域公用品牌管理规范》，积极推进“潜江龙虾”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与管理。此外，有为政府通过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通过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深度参与农业产业链，分享产业增值收益，确保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惠及广大农民。
第三，推动技术创新。有为政府通过公共研发投入、知识溢出网络和风险补偿机制，构建农业创新生态系统，组织和协调力量推动技术创新。面对“虾稻连作”模式的技术“瓶颈”，政府主动作为，统筹科研资源，联合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技术攻关，成功探索出“虾稻共作”标准模式、复合模式、立体模式。面对小龙虾种苗短缺、种质退化等“瓶颈”，政府协同企业投资建设小龙虾苗种选育繁育中心，积极攻关良种选育繁育关键技术。此外，潜江市政府与湖北农业发展集团共建湖北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并联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等7家单位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新模式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在技术推广方面，政府组织技术培训和推广活动，建立科技特派员制度，加速新技术在小龙虾养殖领域的应用。这种“政府搭台、科技唱戏”的模式，让前沿技术快速转化为生产力。
第四，助力市场机制。有为政府创造条件，为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保障，并通过内化正外部性和约束负外部性等方式，补充和完善市场机制。在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通过土地流转政策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集中连片改造低洼田，鼓励土地流转和合作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激励农民扩大养殖规模，推动“虾稻共作”模式的普及。在资本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提供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措施，为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在人才保障方面，政府通过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开设小龙虾养殖、加工、营销等专业课程，培养了一批掌握现代养殖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新型农民。在产业协同方面，政府扮演“超级链接者”角色，建立全国首个虾-稻产业大数据中心，实现了小龙虾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在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潜江市政府构建“虾谷360”线上平台，实时发布小龙虾市场的供求信息和价格动态，帮助买卖双方及时了解市场动态，从而科学决策。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潜江小龙虾产业的崛起，远非一个孤立的成功实践故事，而是蕴含农业新质生产力内生发展普遍规律的典型案例。本文以潜江小龙虾产业为研究对象，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法，从农业新质生产力内生发展视角回溯其发展历程，以学理阐释实践，提炼农业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内生发展的基本框架，力图为其他地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学理支撑的实践借鉴。通过研究潜江小龙虾产业发展案例，在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方面，本文有如下五点发现。
第一，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植根于一定的原生基础之上。农业新质生产力不是自然生成的，前沿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农业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都需要一定的原生土壤。虽然自然资源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客观条件，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不是简单地依赖既有的自然资源禀赋，而是要主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有志农民可以创造市场需求并突破资源约束，市场需求反过来又牵引农民不断改造自然和提升生产力，自然资源、市场需求和有志农民主体创新三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动态共生关系，构成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原生基础。
第二，技术革命性突破是内生的，来自市场需求与自然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技术创新基于自然资源、利用自然资源，同时又在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的牵引下突破资源约束，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从而实现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变。技术创新贯穿于潜江小龙虾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从养殖模式的突破到种苗选育繁育技术的创新，再到精深加工和冷链物流技术的应用，在市场需求的牵引下形成了突破资源约束的空间延展、时间转换和技术迭代，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关键支撑。
第三，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是内生的，由技术创新引领并围绕技术创新展开。农业生产的根本矛盾源于自然资源禀赋的刚性约束与市场需求弹性扩张之间的张力，解决这些矛盾需要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本质是用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破坏和取代旧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实现效率跃迁，进而催生新质生产力。这个过程是技术创新引领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优化重组的过程，会内生地形成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这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在微观层面的实现过程。
第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也是内生的，是由市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驱动、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过程中实现的产业结构变迁。潜江小龙虾产业从单一养殖向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转变，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其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过程是内生的：市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突破资源约束，技术创新通过生产要素的创造性重组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科技农业转型升级。这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在宏观层面的价值实现。
第五，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功能互补、动态协同治理，是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制机制保障。市场与政府应根据不同阶段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动态调整适配各自的比较优势，有效市场以需求发现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创新激励机制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有为政府则因势利导，通过政策引领、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和助力市场机制等，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二）实践启示与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特殊性和内生性的认识。农业部门的新质生产力与工业和服务业的新质生产力存在显著区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不能简单地照搬工业和服务业的模式。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内生发展过程，需要因地制宜地植根于一定的原生基础之上，避免外在地推广与之不匹配的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自然资源、市场需求和有志农民主体创新三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动态共生关系，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原生基础。
第二，激发基层农民创新活力，挖掘原生发展动能。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基层农民的创造性实践。政府应重塑主体观，通过创新扶持和新农人技术培训等提升农民科技素养和创新能力，激活农民首创精神，鼓励农民参与农业创新实践，发挥农民在品种改良、生产模式创新等环节的创造力，让农民真正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同时，构建激励与容错机制，重奖在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基层农民，允许农民在不触碰红线的前提下自由探索农业发展新模式。
第三，创造市场需求，重塑自然资源价值。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跳出“有什么资源就发展什么”的传统路径，要创造性地建构资源与市场需求的关系，重新发现和利用自然资源的价值。一方面，要根据各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和文化特色，从被动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转向主动地“知山用水”，引导农民和企业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深度挖掘农业资源的多维价值，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另一方面，不能仅盯着本地“有什么资源”，而要思考在现有条件下“能创造什么”，通过创新将被视为“痛点”的约束条件转化为独特的“卖点”。
第四，构建政企研协同体系，驱动技术创新迭代与产业化应用。一方面，政府应发挥组织协调功能，通过设立农业关键技术专项研发基金，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共建创新联合体，并针对农业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搭建产学研平台，推动共性关键技术突破，促进科技创新的转化与应用。另一方面，政府还应扮演政策扶持和制度保障的角色，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实施“揭榜挂帅”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制度，提高各方主体参与关键技术突破的积极性。
第五，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拓展产业链价值链。在要素配置的过程中，各地应坚持因地制宜原则，通过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打破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要素重组的成本，不断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同时，政府应积极扮演引导者和服务者角色，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在产业链上游，支持建设标准化、绿色化的优质原料生产基地；在产业链中游，注重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园区建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在产业链下游，着力构建现代化智能化农产品流通体系，大力发展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第六，完善市场与政府的协同机制，构建可持续发展生态。政府应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通过改进产业政策、完善市场规则等方式积极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政府要注重与市场的协同，建立与不同阶段产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市场与政府动态治理机制，不断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在产业萌芽期，政府应注重市场需求的发现和制度供给；在产业扩张期，政府应强化标准建设，以市场驱动要素集聚；在产业成熟期，通过政企共建创新生态，由市场筛选技术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