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春光，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魏淑媛，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
文献来源：《江淮论坛》2026年第1期
摘要：在城乡人口高频流动与数字技术普及的双重背景下，传统以“在地”为前提的乡村主体性认知面临挑战。文章探讨因离乡但通过数字技术与村庄保持强联结并具备资源优势的“不在地能人”的乡村发展参与实践及其主体性建构。研究表明，数字媒介重塑了乡村时空联结，使“不在地能人”通过数字联结、资源回流与身份嵌入三重机制，在产业、治理与文化领域实现“空间缺场－实践在场”的深度参与，与在地主体共同构建了“在地－脱域”协同的新型主体性。突破了主体性须依附地理在场的传统框架，“脱域的主体性”具有可借助数字媒介延伸并根植于实践关系的社会属性，为流动时代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不在地能人；主体性；数字参与；乡村振兴；脱域的主体性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但在城乡人口流动已成常态的当下，“谁才是乡村振兴的主体”这一问题在实践中显得越发复杂。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明确提出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现实中，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与乡村能人持续外流，乡村振兴面临“主体悬置”的困境。能人短缺成为乡村发展的核心瓶颈，并形成当前乡村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乡村产业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传承等领域急需各种能人的参与，但通常具有生产技能、市场渠道与相关资源的乡村能人都是通过升学、务工等途径离开乡村的“不在地”群体。如此，乡村的发展逐渐陷入“人才短缺—动力不足—发展滞后—人才外流”的恶性循环。
当前对于乡村主体性问题的思考主要集中于农民视角，即保障农民的主体性地位，表现为农民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享有主导权、参与权、表达权、受益权和消费权，分析落脚于农村的组织化及乡村治理中的村民参与。在乡村治理的研究中，农民作为治理主体而存在，现有研究注意到农民在产业发展、环境治理、乡村社会建设、文化振兴等的主体性问题。但这些有关乡村主体性的研究往往较多关注在地村民的情况，而在空间上忽略了那些离开乡村的“非在地”者对乡村发展的主体性作用。
近年来，相关研究试图突破“在地性”局限，探讨城乡两栖者与乡村发展的关系，研究回流人员、入乡人员、“不在地农民”等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事实上，网络等新技术发展使得流动者能够穿越空间障碍，引发城乡交往、交流方式的变革，为离村人员提供参与乡村发展的机会，有力增强了乡村发展的主体性。但遗憾的是，当前对此方面的研究还比较阙如。
在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深度转型的当下，数字技术的快速普及为农村带来了新的发展图景。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极大地压缩了时空距离，使得“虚拟在场”和“远程介入”成为日常实践。戴维·哈维的“时空压缩”、曼纽尔·卡斯特在此基础之上结合网络社会的特性进一步提出“流动空间”，以及安东尼·吉登斯强调的“时空分离”与“脱域”机制，也都在乡村场景中生动体现。数字技术正在推动一种“缺场”要素的回流，形成“脱域治理”的新模式。这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不在地”这一经典议题：从民国时期的“不在地主”，到今天的“不在地能人”，其核心已从“资本与土地的分离”转变为“人与空间的分离及数字再联结”。
本文将这些离乡但拥有一定资本、资源的群体称为“不在地能人”，他们可能从事多种职业，对家乡有深厚情感与反哺意愿，掌握乡村发展所需资源，且能熟练运用数字工具与乡村保持高频、多维的联系。基于此，引入本文的核心问题：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这些远离村庄的“不在地能人”以何种实践样态参与乡村发展？其“脱域的主体性”是如何通过具体的互动机制被建构起来的？这一建构过程又面临哪些内在张力与现实困境？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乡村主体性动态演变的理论认识，也对破解乡村振兴的人才困境、构建内外协同的发展格局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二、乡村主体性的样态变迁：从在地固化、流动断裂到数字协同
乡村主体性并非静止不变，而是随着社会转型与技术变迁不断演化。理解其历史脉络与当代转型，是把握“不在地”现象的重要背景。总体而言，我国乡村主体性大致经历了从“在地性依附”的封闭格局，到大规模流动冲击下的“主体性断裂”，再到数字技术赋能下“流动协同”三个阶段的样态演变。
（一）传统农业社会：在地性主导的单一主体性
在传统农业社会，乡村主体性的核心特征是在地性依附，其形成根本原因在于以土地为核心的地缘关系。土地的固定性决定了人口的地域绑定属性，人与特定地理空间形成稳固关联，正如费孝通所言：“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这种空间固定性催生了以村落为单位的生活共同体，村民的生产、生活与交往均局限于相对封闭的地域范围，血缘与地缘则共同构成了乡村社会的核心联结纽带，最终形成以村落为边界的生活与治理共同体。
这一在地性主导的共同体，对应着相对封闭、稳定的社会结构与治理模式。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礼治秩序与长老统治，本质上都是以地域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产物；杜赞奇在华北乡村研究中也发现，宗族、市场等形成的等级组织或槽状组织，构成了乡村社会的权力文化网络，这正是乡村权威与权力产生的基础。在具体的实践治理中，传统乡村实行的是“简约治理”模式，主要依靠乡绅和宗族长老等地方精英，以及由社会提名的乡保、乡约等准官僚通过“礼”、村规民约、习惯法以及包含着民间信仰、亲缘纽带和人情关系的“文化网络”施展权威，达成乡村治理秩序。
依托上述社会结构与治理模式而成的乡村主体性，呈现出鲜明的单一性特征，具体体现为四个维度。其一，主体范围的封闭性。乡村治理主体严格局限于在村村民，即便外出求学、经商的精英群体，若不返乡也无法实质性参与乡村事务。其二，主体能力的局限性。受交通不便与信息闭塞影响，乡村主体的视野受限，知识体系多依赖世代相传的经验与传统惯习，缺乏多元认知与创新能力。其三，主体关系的圈层性。在差序格局下，村民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关系网络，互动边界为血缘与地缘所限定。其四，主体认同的地域性。村民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主要建立在共同地域、血缘联结与文化传统之上，具有强烈的本土排他性。
（二）工业化与城市化转型期：在地性瓦解与主体性断裂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中国乡村社会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国内人口流动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脱离乡村、涌入城市，乡村由此迎来大规模离土的“民工潮”。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接近3.8亿人，较2010年大幅增加了1.5亿人。这场持续了数十年的大规模人口外流对乡村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乡村的时空维度，使乡村从封闭空间转向开放网络，导致了在地性基础的瓦解和主体性的断裂。
这种主体性断裂体现在经济、社会、治理与文化四大维度上。在经济层面，城市与发达地区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催生了巨大的城乡、区域收入差距，驱动了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显著的城乡收入与工作机会的差距使得乡村人口不再高度依赖土地谋生，这持续吸引了乡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并直接导致乡村经济主体“空心化”与土地抛荒现象的进一步加剧。在社会层面，大规模人口流动致使传统乡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削弱，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也逐渐走向个体化。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依托血缘与地缘形成的互助网络逐步瓦解。青壮年外流后，留守老人或被迫雇人耕作、或无奈弃耕，乡村内部社会关系进一步碎片化。与此同时，外出人员与乡村本土的联系持续弱化，这种内外双重脱节使得乡村从紧密的共同体蜕变为松散的个体集合，个体化现象愈发严重。在治理层面，人口流动引发乡村治理主体的缺位与失能。一方面，乡村本土治理精英大量外流，部分地区出现治理能人储备匮乏，甚至出现连村干部都无法按时选任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留守群体普遍缺乏治理能力，且乡村治理实践与流动村民的需求严重脱节，治理决策难以回应乡村整体诉求。在文化层面，人口流动削弱了乡村文化认同。流动村民长期受城市文化浸润，对乡村本土文化的认同感逐步降低，尤其是年轻一代外出务工者与求学者，其文化认知与留守村民的传统认知差异也在持续扩大。这种文化认知的分化，不仅动摇了乡村主体性的价值根基，更进一步加剧了主体性的断裂。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部分地区尝试通过流动党支部和乡贤理事会等机制开展主体性修复，但均未能从根本上破解断裂难题。
总结来看，这一时期的乡村主体性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传统在地主体逐步丧失活力，乡村留守群体虽然在地理空间上“在场”，但受能力短板与意愿不足的限制，这些群体在乡村发展与治理实践中往往处于“功能缺位”状态。另一方面，流动主体与乡村的联结日益疏离，外出务工人员因长期脱离乡村生活，不仅缺乏对乡村事务的充分了解，也逐渐失去了深度参与的动力。且由于外出人员长时期的空间缺场，其在情感与心理上与乡村长时间脱嵌，加之城市生活的长时段浸润，也进一步弱化了对乡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不难看出，工业化与城市化转型期乡村主体性的断裂造成了一系列后果，乡村的“凋敝”越发明显，乡村发展缺乏人才支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会治理效能下滑、文化传承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断层，这些对乡村的现代化发展与全面振兴带来了进一步的挑战。
（三）数字时代：数字赋能下的“脱域主体性”的生成与呈现
工业化与城市化转型阶段的乡村主体性断裂，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在于物理空间的阻隔与参与渠道的缺位。大规模人口外流催生的“有能者缺场、在场者失能”双重困境，一度成为乡村发展的桎梏。如今，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与深度应用，恰恰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了可能——它打破了地理空间对主体行动的刚性约束，使得乡村主体性的建构不再局限于物理在场，而是催生出以跨时空数字联结为核心的“不在地主体性”。这种新型主体性不是对传统在地主体性的替代，而是通过数字媒介激活不在地群体的参与潜能，形成“在地－不在地”协同发力的主体性新形态。在此过程中，流动的社会联结得以重建，原本依附“在场”的社会关系，也成功实现了“脱域”重构。
这一转变的实现，首先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平台形态的创新，二者共同为流动联结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与物质支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4年发布的《第五十四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当前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已达63.8%；截至同年11月末，全国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超419万个，5G网络持续向广大农村地区延伸，“乡乡通5G”的目标已基本达成，这使得乡村发展具备了网络的设施基础。当前各地致力构建的乡村大数据系统以及基于日常生活联结的微信群和短视频平台等，也为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层面能够实现各主体之间的信息交互提供了保障。
在数字时代，乡村主体性呈现出以下新的特征。第一，主体构成的多元化。除了传统的在地村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者、远程技术服务者等“不在地”群体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主体，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行动者的网络结构。第二，主体关系走向网络化。数字技术消解了传统地域边界的束缚，让身处不同空间的主体能够实现实时互动。这种网络化关系结构，并非对传统血缘、地缘联结的否定，而是在其基础上叠加了基于共同兴趣、利益诉求的新型社会联结，让乡村社会关系更具弹性。第三，主体能力的增强。数字平台的赋能，让乡村主体得以接触更丰富的信息资源、获得更多发展机遇。他们不仅突破了传统乡村生活的视野局限，及时掌握外部世界的发展动态，还可通过在线学习提升自身技能，进而参与更广泛的社会活动。第四，主体认同得以重塑。数字技术为乡村主体提供了表达自我、展示乡村的多元平台，成为重构乡村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借助短视频、直播等直观形式，乡村文化得以跨越地域传播，既扩大了乡村文化的影响力，也让村民的文化自信不断增强。
三、资源、资本与关系：“不在地能人”的乡村参与实践
“不在地能人”凭借自身资源优势，通过数字技术深度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社会治理与文化传承，形成了多元化实践样态。
在经济层面，数字技术为“不在地能人”参与乡村经济发展提供了赋能渠道，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传统“离土即离业”的困境。调研中可以看到，在多地以农民为主体的电商经营中，“不在地能人”依托数字电商平台搭建城乡产销桥梁，通过直播带货、社群营销等方式，将乡村特色农产品对接城市消费市场。外出工作者、求学者利用城市资源优势，通过短视频、微信朋友圈等平台推广家乡土特产，带动乡村特色种植、养殖产业升级。如在甘肃的苹果种植产业中，在外从事现代农业技术研发的能人，通过线上视频指导等手段，为家乡农户提供精准种植技术支持；贵州等地在发展乡村旅游中，从本村走出去的经商人士通过数字指导、线上股权合作等方式，为乡村民宿、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注入资金和技术，同时借助自身城市人脉资源开展线上推广。这种数字赋能下的跨时空产业参与，使“不在地群体”从乡村经济发展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和赋能者，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乡村经济主体的构成形态，缓解了传统在地经济主体的空心化困境。
在乡村治理层面，数字治理平台的搭建为“脱域的主体性”在治理维度的生成提供了制度出口，乡村治理从在地封闭治理向跨时空开放治理转型。乡村大数据系统构建的村级门户，使外出村民能够实时查看村务信息；而在各地村庄常见的微信议事群，则将分散各地的村民纳入日常讨论，村民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参与村庄决策，极大地降低了空间距离对主体参与的限制。这种跨时空数字治理参与，使不在地群体从乡村治理的边缘者转变为协同参与者，弥补了传统治理主体的能力短板，提升了治理效能。
在社会联结层面，数字媒介正成为重塑断裂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推动形成动态的乡村团结格局。通过对一些村庄微信群的长时段参与式观察与跟踪，数字媒介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重构社会联结：一是记忆唤醒，村民通过分享村庄新旧照片和村落故事来强化集体记忆，凝聚乡村的认同；二是即时互动，通过红包祝福和视频拜年等方式维系情感联系；三是集体行动，外出的群体可以在线为村庄的公共事务献计献策，并集资修缮村庄的公共空间等。这种联结不再依赖于面对面互动，而是基于数字在场的动态协作，使得“不在地能人”能够持续参与乡村社会生活，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成为重要节点。
在文化认同方面，数字技术推动了乡村文化再生产，强化了各主体的共同认同。数字时代的乡村文化不再是固定传统，而是在地文化与外来元素的创造性融合。例如，各地通过吸引大学生尤其是本地大学生参与开发的文创产品，既传承了传统文化，又融入了现代元素，这在增强青年人地方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也对当地的文化产业发展有所助益。同时，在地者与不在地者通过短视频分享生活日常，一方面在地者得以了解更多城市生活动态，为乡村文化注入新内容；另一方面，不在地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传承家乡习俗，例如多地每年的民俗活动通过短视频现场直播的方式，不在地者得以线上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城乡文化的双向流动和融合。
需要强调的是，“脱域主体性”需要依赖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数字素养的提升以及制度化数字参与渠道的搭建。这样使不在地参与从偶发行为转化为可推广的常态化实践。“不在地能人”对乡村建设的参与不仅为乡村输出了稀缺的资本、技术与社会资源，还以新鲜的理念与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持久动能。
四、数实相生：“不在地能人”的主体性建构机制
乡村主体性从在地单一向多元协同的变迁过程，并非一日之功，“不在地能人”在“空间缺场”的情况下，主体性得以主动建构、维系和强化，有其背后深层的逻辑机理。
（一）数字联结与关系网络的构建
数字联结机制通过技术手段打破地理阻隔，实现“空间缺场”但“关系在场”的新型社会联结，使“不在地能人”得以持续嵌入乡村社会生活和治理。借助数字平台，在分散的“在地”与“不在地”群体之间，建立起稳定、便捷、低成本的信息传递与情感交流通道，进而构建了一个新型的社会关系网络。
数字平台如微信群、抖音、快手、村级政务App等，构筑了信息流动的基础设施。以“村务微信群”为例，它不仅是信息发布的渠道，还是集体议事、情感交流与危机响应的公共空间，村民通过微信群发表意见，村委会汇总后形成决策方案。这种“线上议事”机制有效弥补了因人口外流导致的村民会议参与不足问题。可见，这种由即时通讯工具构建的村庄数字公共领域，将时空离散的村民重新聚合，“不在地能人”得以实现与乡村事务的“再同步”，其意见、建议与情感得以即时注入乡村的公共讨论流中。
数字联结还催生了“情感共同体”的再生产，实现具身化情感嵌入的强化。通过短视频直播村中节庆活动、分享村庄“热门”事件等方式，“不在地能人”不仅维系自身与故土的情感纽带，也激发其他离乡者的集体记忆与归属感。具身化的视觉呈现极大增强了联系的质感与情感的浓度，使得“不在地能人”与乡土的情感纽带被持续激活与强化。这种数字联结机制使得因人口外流而趋于弱化的社会关联得以重建，“不在地能人”也被重新“拉回”乡村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二）资源回流与外部资源的内生转化
如果说数字联结解决了“能否连接”的问题，那么资源回流机制则关乎“做些什么”和“有何作用”。资源回流机制引导“不在地能人”将其积累的知识、技术、资金、市场渠道与社会关系等稀缺资源，通过数字媒介精准导入乡村，并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资源回流机制的核心在于资源变现与能力对接，其中涉及资源与能力的转化过程。一方面，“不在地能人”的知识与技术资源得以远程赋能。大量离乡大学生、技术人员、企业家、企业管理者甚至公务员虽然没有返乡定居，但通过线上培训、远程指导、项目对接等方式支持乡村发展。另一方面，“不在地能人”利用自身社会关系网络进行资源的有序输入、链接及其转化。如浙江许多村庄将“不在地能人”通过远程方式招聘为村干部，利用其拥有的资本、信息和经营能力支持村庄发展和治理。这种“关系型资源回流”是专业技术能人在乡村治理中的延伸，并可在乡村形成持续的资源转化。可见“不在地能人”通过数字中介实现“反哺式参与”，从乡村发展的旁观者变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重要力量，其主体价值也在具体的参与实践中得以体现。
（三）身份嵌入与重构“流动中的主体性认同”
主体性不仅关乎行动能力，更与身份认同紧密相关。传统研究常将不在地者视为“脱嵌者”，这类群体被认为会因长期离乡而丧失了乡村认同，但这种认知忽略了数字技术对身份联结的重构作用。在数字时代，身份再嵌机制使“不在地能人”在流动中重构其作为乡村主体的身份认同，实现从“地理离乡”到“心理在乡”的转变，并通过持续的文化实践再生与强化超越地理空间的集体认同。
这种流动中的主体性认同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实现。首先，“不在地能人”通过实践参与来确认其身份归属。当“不在地能人”的意见被纳入村务决策，尤其当建议被实际采纳时，其主体地位获得制度性承认。调研发现，某些村庄在修订村规时，设立了专门的线上意见征集，外出者通过微信群发表自己的看法。不在地者从“旁观者”转变为“共治者”，身份认同由此获得实践支撑并增强，也得以获得更深的社会归属感。其次，基于数字联结后增强的情感归属也在强化身份认同。“不在地能人”通过数字平台持续关注乡村发展，见证乡村变化，其对乡村的情感联结不断深化。在外能人通过短视频平台看到家乡的变化，归属感油然而生，并主动参与乡村公益事业，如资助贫困学生、为乡村图书室捐赠图书、修建乡村道路等；部分能人还通过线上组织同乡会、校友会等，凝聚在外同乡群体的力量，进一步形成支持乡村发展的合力。这种情感归属并非基于物理在场，而是基于对乡村发展的共同责任与价值认同，构成了身份认同的核心。最后，代际传递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身份认同。“不在地能人”通过向子女讲述家乡故事、传承家乡习俗，使下一代保持对祖籍地的情感联结，延续乡村主体性的代际边界。例如，许多在外工作的父母通过视频通话让子女了解家乡民俗风情与方言文化，春节期间带子女返乡参与节庆活动，使子女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乡村身份认同。代际传递使“不在地能人”的乡村认同超越个体层面，形成家族式、延续性的认同传统，为其主体性的可持续性巩固提供了保障。
在这种身份再嵌机制下，主体性并不是简单地静态依附于土地，而是在持续互动与承认中动态生成。乡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在持续的数字互动、实践过程和主动的文化传承中被不断地再生产与再巩固。这使得“不在地能人”能够在城乡之间、在“离乡者”与“村里人”的双重角色中找到平衡，建构了一种兼具流动性与情境性的复合身份。
综上所述，“不在地能人”通过数字媒介，并不是简单地加入已有的乡村主体结构，而是触发并参与了一系列乡村关系的重构。数字时代的“不在地能人”通过数字联结、资源回流与身份再嵌三重机制，深度参与到乡村社会诸多领域的重构之中，从乡村发展的“缺席者”变成乡村发展的重要行动者，并凸显出积极的主体性价值。
五、实践矛盾与张力：数字参与的困境与挑战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不在地能人”参与乡村建设推动了乡村主体性生成，给乡村振兴带来新的活力。但在突破地理限制时，需认清在地性与不在地性之间因权力结构、数字平等、文化认同和利益格局等方面存在的张力与挑战，从而进一步理解新型乡村主体性的局限和未来突破。
（一）数字参与中的结构性排斥与“参与－决策”的断裂
数字技术让在外的能人实现了“虚拟在场”，但在乡村治理领域，实质性的决策大多还是“在地”产生，这就形成了“在地”与“不在地”主体关于话语权的微妙博弈。数字平台使得那些不在地的能人可以较为便捷地参与事务讨论，但要把线上意见转变成线下的实际行动却面临着不少的阻碍，“不在地能人”积极热烈地出谋划策、整理信息、形成建议，但在乡村日益复杂的治理情境下，这些建议往往较难转化为实际的决策内容，从而出现了参与与决策的断裂。“参与－决策”的断裂体现出数字技术尽管能够拓宽参与的渠道，但是很难凭自身自动地改变权力结构。造成这种断裂的关键原因在于数字技术呈现出的“去情境化”特点。一是线上展开的讨论容易脱离实际情境，对于乡村复杂的现实状况难以做到充分的把控，所提建议容易变得理想化，缺乏落地保障。二是当不在地的主体性仅仅停留在网上建议层面而无法真正落地实施时，其实际价值将大打折扣，甚至还可能致使村民逐渐丧失数字参与的兴趣和积极性。数字平台作为交往媒介，理应成为决策机制的有效衔接系统，但如果衔接不够顺畅，仅停留在信息互通层面，则很难形成实实在在的共识决策。可见，“不在地能人”面临如何把数字参与切实融入到既有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张力和挑战，若不能有效破解，将削减参与的效能，甚至将再次出现主体性的断裂困境。
（二）数字联结中的不平等
尽管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在乡村地区越来越普及，但随之而来的数字鸿沟同时也带来了参与的不平等困境。乡村留守人群由于相对缺乏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在数字化决策里容易变成“沉默的群体”，他们的利益和诉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那些有着更好数字素养和资源的“不在地能人”（比如高学历返乡青年、企业家）常常主导着线上讨论，但这些群体所发表的意见往往难以代表广大农民群体的真实意愿，从而导致出现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这种新出现的不平等状况对不在地主体性的包容性构成了挑战。当数字化参与受到少数精英把控的时候，就有可能转变为“精英主导型参与”，进而使得乡村社会的分化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另外，这种不平等往往会为“技术中立”这一表象所遮掩，进而造成隐秘性的结构性排斥。因此，如何在数字联结过程中达成更为公平的参与，是不在地主体性实现健康发展的重大挑战。
（三）身份认同的流动性困境
“不在地能人”发挥的主体性在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引发了身份认同方面的流动性困境。他们面临着“双重疏离”的身份困境，既不完全属于城市，也难以完全回归乡村。这种流动性认同状态，使得他们始终处于一种较为模糊的位置之上。调研发现，尽管借助数字平台积极参与家乡发展和建设，但在“不在地能人”的内心深处，却有着一种“回不去的故乡”之感。此外，受城市注重效率且遵循市场逻辑的价值观影响，这些“不在地能人”逐渐熟悉城市生活逻辑，面对乡村治理所呈现出的复杂情境以及乡村所秉持的人情维系及风险规避等生活惯习，容易产生内在的认知冲突。在地居民对于乡村的理解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之上的，其中充满了各种日常琐事，注重的是生活实景，并无“山水情怀”“乡愁乡趣”等情感，然而那些“不在地能人”，尤其是长久离乡的人，对于乡村的理解往往带有情感美化和乡愁寄托，将在地居民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当作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这种分殊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不在地能人”身份认同的模糊感。
在高度流动的社会中，个体的身份已不再如过去那般固定不变，而是需要持续不断地自我构建与更新。“不在地能人”在城乡之间以及线上线下的诸多社会空间里来回穿梭，他们的主体性认同同样也处在持续不断的重构状态中。这种流动性认同虽具有创造性特点，但也引发了身份焦虑与归属感缺失，因而，当“不在地能人”无法在乡村的结构中找到稳定的位置，他们便难以形成持久存在的主体自觉状态。
六、迈向“在地”与“脱域”协同共生的乡村发展新范式
数字时代“不在地能人”的乡村参与实践揭示了乡村主体性正在经历一场从“在地固化”到“数字协同”的转型。本文的核心命题——“脱域的主体性”是对数字时代乡村发展动力机制结构性变迁的动态描述与一次尝试性的学术提炼。在人口高流动性成为常态的背景下，“主体性”与“在地性”之间的传统绑定已然松解，数字技术通过重构时空联结，使得那些身体离乡但具有资源、与乡村具有情感牵连、数字在场的能人，得以跨越地理阻隔，持续而深入地介入乡村的产业、治理与文化发展过程。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主体流失”，而是以一种新的实践形态，即“脱域的主体性”重新进入乡村发展的进程中。这种主体性的生成，依赖数字联结、资源回流与身份嵌入三重机制的协同运作，其最终与在地主体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元、开放、协同的乡村场域。
然而，这种充满潜力的新形态同样具有内在的张力与挑战。数字鸿沟可能复制乃至加剧社会不平等，虚拟场域的参与和实体权力的决策之间尚存断裂，流动于城乡之间的个体也难免遭遇身份认同的困惑与价值冲突。这些张力表明，数字技术拓展了数字连接与数字赋能的渠道，但并未自动消解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权力格局与文化隔阂。因此，“脱域的主体性”要想健康持续发展，不能仅靠技术逻辑的驱动，还必须嵌入更广泛的社会系统创新与制度变革。
从长远视角考量，“不在地能人”的参与不应仅作为乡村人才短缺的临时性补充，更需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实现乡村主体性的重构。展望未来乡村发展，应当构建一个开放、流动且协同的主体网络，在尊重乡村固有社会关系、文化逻辑与治理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带来的跨时空联结优势，将外部潜在资源纳入乡村发展框架，在大力培育内生动力的同时，也要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外力支持，从而激活乡村社会的内生动力并提升其自我调适能力。这需要国家与政府的制度引导、市场平台搭建与多方资源支持，并积极构建“国家引导、市场激活、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最终迈向一个开放包容、协同共生的发展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