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宏，中共大连市委党校应急管理教研部、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唐新，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文献来源：《农业经济问题》2025年第6期
摘要：以城乡融合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和全面振兴，集中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城乡融合发展与农业产业韧性提升，关乎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本文对城乡融合发展与农业产业韧性水平进行了综合测算，并就城乡融合发展的农业产业韧性促进效应进行了机理分析，而后结合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门槛模型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农业产业韧性促进效应进行测度与检验。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两者都呈现出了显著的上升趋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和农业产业韧性都呈现出持续快速提高的特征。同时，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韧性水平提升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尤其是对农业产业抵御灾害等外部冲击能力的正向影响较大，对农业产业再造力的影响则不显著；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并且总体上呈现出了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此外，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韧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维度差异，其促进效应在相对不发达、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以及农业产值比重较高的地区会更大，而且空间融合维度和社会融合维度的促进效应更显著。
关键词：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农业产业韧性
一、引言与综述
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习近平，2022）。以城乡二元结构转化及其有效破除为基本背景和出发点，城乡融合发展的提出与实施，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在新形势下对城乡关系进行系统、全面和持续的重构。从传统的“乡土中国”到现代的“城市中国”，当前所处的可以说是“城乡中国”的一个过渡阶段（刘守英等，2018）。在这一发展阶段，随着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陆续出台，新型城乡关系的构建以及城乡融合发展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在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中都取得了诸多进展。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和全面振兴，更是被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内在逻辑的一个典型案例（高帆，2023）。不过，在这一重要的转型进程之中，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都仍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特别是从农业产业的角度看，作为乡村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其韧性水平提升与高质量发展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同时也受自然条件、市场风险、技术瓶颈和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陈有华等，2025）。研究表明，现阶段农业产业韧性整体处于持续上升趋势，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且区域间差异和不均衡发展现象明显，尤其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自我调整与适应的能力相对薄弱（田相辉等，2024；王珊珊等，2024；张洪昌等，2025）。鉴于此，从城乡融合发展出发聚焦农业产业韧性这一核心议题，深入考察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韧性水平的影响机理与具体效应，就成为兼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重要课题。具体而言，农业产业韧性究竟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地，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韧性的影响，是否会在不同维度上和不同区域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这些问题在已有研究中，仍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与阐释。
当前有关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成果日渐增多，包括农业在内的乡村产业发展，更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相关研究大体可概括为三方面。
一是城乡融合发展与农业产业韧性的理论基础。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中国式现代化也必然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化，具有独特的“农”字内涵与特色（金成武，2019；方创琳，2022；刘解龙，2024）。遵循农业强国视域下“产业韧性强”的战略要求，已有研究通常将农业产业韧性界定为：面对各种危机与外部冲击，农业产业能够妥善应对并保持其原有关键功能，最终实现向新的增长路径转变和寻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何亚莉等，2021；田相辉等，2024）。作为同时受到多重因素影响的综合性概念，多数研究都倾向于从多个维度对其进行综合测度，例如生产、经济、社会和生态，以及适应力、恢复力、组织力、竞争力、创新力等（Jacobi， 2015；李胜会，2022；王珊珊等，2024；张洪昌等，2025）。
二是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韧性的影响机制与现实问题。现有研究多从城乡关系宏观视角出发，对城乡融合发展与农业产业韧性间的内在联系仍未有全面深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融合经历了从最初的城乡分割到低水平融合，再到逐步走向高水平融合的过程，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区域性特征（曹萍等，2024；宋洪远等，2024）。从要素自由流动、功能互补耦合和权利机会平等予以多维度的综合判断，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在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同时，也依然面临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收入差距较大、公共资源配置失衡，以及农村环境改善尚存明显短板等现实问题（涂圣伟，2020；常钦等，2024）。结合农业产业韧性水平受自然、市场、技术和政策等多方面影响，总体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且不均衡的实际，城乡融合发展可能会通过要素流动和产业融合等，影响农业产业的抗风险和创新能力（陈有华等，2025）。
三是评价体系构建与效应测度。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均为内涵和外延都十分丰富的综合性概念，而中国城乡融合与农业产业韧性水平也存在极为显著的区域差异，为此需要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展开综合性评价与多维测度。虽然现有相关研究所采用的框架在具体形式上差异较大，但是实质上都普遍涉及基础设施、要素、产业、公共服务等基础性内容（田野等，2022；张亚丽等，2024），以及空间、经济、社会、生态等基本维度（黄永春等，2022；顾乐琼等，2024；顾爽等，2025）。同时，多数研究发现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能经由要素流动和市场融合以及激发内生动力等途径，有效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付伟，2018；韩媛媛等，2024）。
前述研究已大体构筑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既包含理论逻辑论证，也有实证分析与效应测度。然而，在现有的框架中，虽然有少数研究就技术创新、数字经济和产业集聚对农业产业韧性的影响展开讨论（于伟等，2019；韩旭东等，2023；朱群芳等，2024），但关于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韧性的影响效应并未得到充分的探讨。在这一点上，尽管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但近年来有关城乡融合与农业产业发展的分析，更多的是将重点放在了“农业产业链整合和价值链提升”与“三产融合”之上。这固然可以看作是对农业产业韧性提出了更深层次和更高级的要求，但毕竟本身仍缺乏对农业产业及其韧性水平的全方位系统关照，而农业产业发展不仅具有经济意义，同时更是因事关国家粮食安全而具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尝试专门就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韧性水平的影响效应展开讨论和检验，期望通过回归和聚焦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业产业发展及其韧性水平的提升，为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和全面振兴，提供更充分的经验证据。
二、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业产业韧性的作用机理分析
（一）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城乡统筹和一体化发展的继承和深化，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在新时代对城乡关系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许彩玲等，2019）。从本质上看，尽管“融合”“统筹”与“一体化”等具体表述各有侧重，但其实均系针对如何有效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而提出，目的都是要适时构建符合新时期所需要的新型城乡关系（魏后凯，2020）。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广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仍面临不少难题的情形之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的基本现实，决定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必然成为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现阶段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为此，现阶段中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总体目标，就是“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这也意味着，“三农”问题的解决，就是在区域、产业和制度三个基本维度上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标志（金成武，2019）。
从“先城后乡”到“城乡融合”，其核心逻辑始终是根据不同阶段的现实国情，推动城乡之间实现良性互动。现阶段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健全与体制机制完善，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妥善解决“人”的问题。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和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关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是身份的转变，更是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构。通过完善户籍制度、就业培训体系和社会保障衔接机制，能够有效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社会，提升其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同时，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充分发挥县域在城乡融合中的纽带作用，优化城乡资源配置，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口基础；二是认真对待“地”的问题。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农业农村政策的基石，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保障农民权益和农业稳定发展的根本。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不仅是“最大的政策”（姜长云，2024），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保障。通过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和加强土地管理，能够有效激活农村土地要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稳定的土地资源支撑；三是积极探索支持“富”的问题，即完善强农富农惠农支持制度是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的关键。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任务、拓宽投入渠道，确保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针落地见效。这既涉及保障粮食安全和防止返贫的底线问题，也包括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特色发展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等新问题。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加强科技创新和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增强农村经济的内生动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概而言之，现阶段的城乡融合发展，就是要在坚持巩固农业产业基础性地位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通过畅通城乡之间的要素双向流动和整体性治理，达到重塑新型城乡关系、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的目的，并最终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二）农业产业韧性的基础性地位及其有效提升
“农业是基础，基础不牢大厦不稳。无论社会现代化程度有多高，14亿多人口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始终是头等大事”（习近平，2023）。中国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毋庸置疑，而这种基础性地位的稳固，首先要立足于农业产业自身的持续发展。农业产业及其整个系统的“韧性”，即抵御冲击、自我调整转型并实现长期发展的能力（徐圆等，2019），是衡量其基础性地位稳固程度的关键指标。这种“韧性”体现在农业系统面对危机和破坏性事件时的应对与复原能力，与农业现代化水平之间存在耦合协调关系。随着国内外对“经济韧性”研究的不断深入，尽管对于如何具体测量“韧性”水平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意见，但“产业韧性”所指向的产业链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稳定性，已成为经济韧性研究中的重要共识。在此背景下，“农业产业韧性”对于中国新时期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地位。
中国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业产业韧性水平逐步提升。然而，从抵抗力、恢复力和再造力等基本维度来看，中国农业产业韧性水平的持续提升仍面临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性也较为突出。具体而言：从抵抗力维度看，农业生产天然具有周期长、依赖自然条件的特征，无论是自然变异因素（例如气候、水文、土壤）还是市场需求变化带来的风险，都可能影响粮食生产与农产品的稳定供给。从恢复力维度看，农业产业的发展需要面对如何快速提升农民素质与组织化程度、健全防灾减灾救灾长效机制，以及有效对接小农户与大市场等问题（张园等，2024）。从再造力或创新力维度看，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依赖的科技创新、产业融合与转型升级，需要通过纵向延伸（例如农产品精深加工）与横向拓展（例如与文化和旅游业融合）来实现农业产业内部结构与功能的重构，进而开辟新的发展路径。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农业产业韧性的提升不仅是应对当前挑战的需要，更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
（三）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业产业韧性的作用机制
现阶段城乡融合发展的提出与实施，为农业产业韧性的进一步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之所以能够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韧性提升，关键在于其具备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逻辑。具体而言，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业产业韧性提升的作用机理可从空间关系、要素流动和产业融合3个维度加以考察。
图1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业产业韧性提升的作用机理
第一，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城乡空间布局与基础设施一体化，为农业产业韧性的提升打造更好的物质基础和发展环境。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城乡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同时也涉及城乡空间关系的重构（王中政等，2023）。在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之中，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首先体现为城市偏向政策下，城市有着乡村难以比拟的空间优势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而农村地区则空间载体分散且权属关系相对模糊，最终造成资源要素在空间上的配置失衡。与此同时，县城和小城镇的发展动能不足，且资源和条件均比较有限，所以往往成为城乡之间的“分界区”和“隔离带”，由空间结构失衡导致的城乡发展差距拉大也愈发明显（陈明，2024）。为此，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统筹城乡空间布局和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建设成为必然要求。这会从多个方面推动和促进农业产业韧性的持续提升。因为，统筹规划城乡空间布局和基础设施的优化与共享，不仅可以为农业的产业链延伸与多功能产业体系的构建，提供更多的机会与可能，而且也在补齐、做强农业产业链和形成城乡功能互补的过程中，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技术和服务（张学良等，2023），从而最终带动和促进农业产业抵御冲击、自我调整和长期发展的能力得以不断提升。
第二，城乡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特征，同时也为农业产业韧性提升提供了不竭动力。城市与乡村作为不同类型的经济与地域系统，其融合包含观念、人力、资金、技术和服务等各类要素的流动过程（Kenneth， 2005），现阶段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与新型城乡关系构建，则更是需要以城乡之间资源要素的等价交换和自由流动作为根本要求和本质特征。在过去，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主要是以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为主，城市的人才、资金、技术和信息等关键性要素向乡村的流动则严重不足（张克俊等，2019）。随着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向融合发展的不断推进，人口、土地、农村金融和城乡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不断深化，乡村经济与地域系统的价值和功能得到显著提升，从而为城市的资源要素流向乡村创造了更好条件。城乡之间要素的双向平等自由流动，不仅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本前提，更是提升农业产业韧性的关键机制。一方面，要素的自由流动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使农业生产获得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从而增强农业产业的抵抗力和恢复力。例如，城市资本的流入可以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生产的抗灾能力；科技人才的下乡则有助于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农产品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不仅能够拓宽农民的收入渠道，还能通过市场反馈机制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提升农业产业的再造力和创新力。这种双向流动的动态平衡，能够有效提升农业产业韧性，使其在面对自然风险和市场波动时更具适应性和稳定性。
第三，城乡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持续互动与有效融合，是农业产业健康发展和韧性提升的必由之路。乡村产业的振兴须要“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姜长云，2022），而这也是农业产业韧性能够得到持续提升的必由之路。具体而言，一二三产业融合能够有效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乡村旅游等二三产业，可以将农业生产的初级产品转化为高附加值的商品和服务，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业产业的经济基础。在融合过程中，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能够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打破传统农业的要素瓶颈。此外，通过发展多种业态，乡村产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减少对单一农产品的依赖。例如，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的发展可以为农民提供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同时也能增强乡村经济的活力和吸引力。这种多元化的产业体系能够有效提升农业产业韧性，使其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更具适应性和恢复力。按照当前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乡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既要立足乡村特点和区域特色，加快农业现代化以筑牢农业基础，同时也应以高标准做好农村基建补齐短板、强化政策扶持与引导（江泽林，2021）。如此，方能实现以农村的产业融合，推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进而达到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对产业链增值收益的分享、城乡之间各类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以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培育等，方能得以有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一二三产业融合，不仅仅是一个着力推动要素集聚、制度创新和技术渗透的过程，同时更是一个不断拓展农业产业功能、健全惠农富农利益联结机制的过程。由此，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尤其是乡村产业的融合，能够直接促进农产品生产和供给、推动农业产业功能实现进一步拓展，并在融合过程中完善市场与服务，从而提升农业产业韧性水平。
三、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业产业韧性的影响效应检验
（一）基础模型设定
为深入考察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韧性的具体影响，本文建立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RESIit=β0+β1INTEit+β2Controlit+ui+ut+εit
其中，RESI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第i个地区在t年的农业产业韧性水平，INTEit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地区i在t年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Control表示一系列能够对农业产业韧性产生实际影响的控制变量，ui和ut分别表示不随时间和个体变化的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考虑城乡融合发展与农业产业韧性水平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即不同的城乡融合发展阶段上，其对农业产业韧性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借鉴Hansen等（1999）的研究，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如下如下面板门槛模型：
RESIit=β0+β1INTEit×I（INTEit≤γ1）+β2INTEit×I（γ1<INTEit≤γ2）+…+βnINTEit×I（γn-1<INTEit≤γn）+βn+1INTEit×I（γn<INTEit≤γn+1）+δControlit+εit
其中，I（·）为示性函数，若满足括号内条件则I取值为1，否则为0；β1、β2、…、βn、βn+1为不同门槛值下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农业产业韧性的影响，若其中至少有1个为显著，则表明城乡融合发展可以作为门槛变量，γ1、γ2、…、γn、γn+1即为具体的门槛值。
（二）变量测量与数据说明
1.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有关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量，目前尚无较为统一或者认可度很高的指标体系设计。已有研究既有侧重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渠道或途径，也有侧重于城乡融合发展目标和效果的审慎考量。为此，基于研究目的并综合参考相关文献的思路（陈坤秋等，2019；方创琳，2022；范根平，2024），本文将城乡融合视为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围绕“空间”“经济”“社会”“生态”4个基本维度来设计测量指标体系。结合已有研究对这4个基本维度的界定与分析来看，无论是从理论逻辑还是实践进展的角度，这4个维度都将通常所关注的“人”“地”“资本”等关键性要素囊括了进来，本文所着重关注的“空间关系”“要素流动”和“产业融合”等可能促进农业产业韧性提升的因素，同样也都很好地被涵盖在其中。具体地，如表1所示，本文最终设定了前述4个维度作为一级指标，具体包含了12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的测量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得到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指数。结合表中权重结果可知，城乡融合发展中空间维度的权重最高，这表明空间上的要素集聚与基础设施建设对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有重要影响。空间融合的高效性为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提供了基础条件，是实现城乡融合的物质保障。其次，生态融合维度的权重较高，反映出在城乡融合进程中，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生态融合不仅关乎城乡发展的质量，也是实现城乡融合可持续性的关键环节。经济维度权重居中，说明经济发展是城乡融合的重要动力，但其作用发挥需要与其他维度实现协同。社会融合维度权重最低，或许是因为社会融合涉及文化、习俗、社会关系等复杂因素，其成效相对滞后且难以快速显现。总体来看，这些结果表明，城乡融合是一个多维度、系统性的过程，各维度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向纵深发展。（刘彦随，2018）。
2.农业产业韧性。
“产业韧性强”是农业强国的根本特征，它实际上要求的是农业及其关联的产业链、供应链，都能具备足够的韧性与安全水平（姜长云，2024）。根据国内外学界对产业韧性的理解和诠释，它主要指面对内外部的干扰冲击，能够吸收各种负面影响，并始终维持自身结构与功能的能力。为此，农业产业韧性是指农业产业维持稳定，并能够从冲击中迅速恢复、调整及转型发展的能力，具体表现为适应力、恢复力、组织力、竞争力和创新力等关键能力（Jacobi， 2015；李胜会，2022；田相辉，2024）。考虑到产业韧性的多维度建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复杂性，本文从“经济韧性”的根本属性和应对冲击的基本逻辑出发（刘晓星等，2021），着重从“抵抗力”“恢复力”和“再造力”三个最基本维度，仍采用“熵权法”来衡量农业产业的韧性水平。如表2所示，其中，“抵抗力”主要从农作物受灾和农业产值变化等方面，衡量农业产业脆弱性水平；“恢复力”主要从农产品生产和市场竞争力等角度，衡量农业产业面对干扰冲击的适应与恢复能力；“再造力”则是对农业产业调整与转型发展能力的测量，主要围绕农业科技创新角度展开，具体包括农业科研基础设施、科技投入及粮食作物单产水平等指标。
3.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方面因素对农业产业韧性水平的影响，本文参考相关研究（郝爱民等，2022；尤亮等，2024；刘武根等，2024），选择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通常具备更好的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能力等，其农业生产和防灾减灾能力通常也相对更强，为此本文采取人均GDP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人口，以地区农业人口规模衡量。人力资本是最具能动性的因素，一个地区农业产业的发展，必然受其人力资本存量的决定性影响，而农业产业现代化过程中也需要释放剩余劳动力；开放程度，农业产业韧性水平会同时受到关联产业和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而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正是其对外经济联系和经济活力的体现。本文沿用一般的做法，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测量；财政支持，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方式能够对农业产业发展实现必要的干预和调节，从而也会对其产业韧性产生影响，具体以农林水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予以衡量；地区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会对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和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积极效应，所以也将其纳入控制变量范围，采用该地区当年的专利授权数作为具体测量指标。最后，表3给出了模型相关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本文采用分省面板数据，主要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报告》与各省份统计年鉴。考虑样本量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尽管城乡融合发展的提出相对较晚，但是作为城乡互动与关系变迁的结果，是对城乡统筹与一体化发展的继承和深化，因此本文将研究期间确定为2001—2023年，研究对象则为中国大陆31个省份。其中，西藏的部分指标存在个别年份缺失，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补齐，对国内生产总值等与价格有关的变量，则均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价格指数以2001年为基期进行了折算。此外，考虑量纲差异，对人均GDP等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如图2所示，对21世纪以来城乡融合发展与农业产业韧性水平的测算结果表明，这一时期两者都呈现出了显著的上升趋势。整体上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和农业产业韧性都呈现出持续快速提高的特征。不过，从两者内部的情况看，又都存在一些有别于整体趋势和其他维度的“短板弱项”，例如，城乡融合发展中的“生态融合”，以及用于刻画农业产业创新能力的“再造力”，都表现出一定的波折性，而且明显滞后于其他维度的增长与提升。
（三）基础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为了检验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韧性的实际影响，运用前述分省面板数据进行面板基础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列、列、列系分别针对农业产业韧性的三个基本维度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列则是以整体的农业产业韧性为因变量得到的估计结果。
根据上述结果可知，21世纪以来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农业产业韧性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具体而言：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农业产业韧性的增强。这表明，随着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的自由化、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农业产业能够更有效地抵御外部冲击（例如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并从冲击中更快恢复。这无论是在个别维度还是整体水平上，都得到了初步的验证。这意味着，城乡融合发展不仅能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还能通过增强农业产业的内在稳定性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不同维度韧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地，对抵抗力的提升影响最大，这可能是因为城乡融合发展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促进要素流动，直接增强了农业产业应对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能力。对恢复力的影响次之，这或许与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和多元化、提高了农业产业的自我修复能力有关。然而，对再造力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了城乡融合发展在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能力方面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需要进一步的政策支持和激励。如前所述，经济意义上的“韧性”尤指系统经过冲击应对和结构调整，快速恢复至干扰发生前状态的能力，因此它实质也包含了顺应环境变化而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和能力（Sensier等，2016）。回到前文图1所总结的作用机制，结合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及其韧性水平提升的实际情况来看，抵抗力、恢复力和再造力三个基本维度，实际上呈现出的是一种连续和递进的关系。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可能首先作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业经济稳定，因而带来农业产业抵御灾害等冲击的能力增强；其次是农业产能和市场竞争力也会受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正向影响，例如要素流动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等，从而带来农业产业恢复力的增强；最后，以农业科技和粮食单产等表征的农业产业创新与再造能力，则并不必然会受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这或许也验证了下列观点：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的目标并非单纯保证和提高产量，更在于以“更低的成本”保证有质量的产量，长期技术进步则有赖于对农业生产给予长期稳定的投资，但是重大的、基础性的技术进步基本不是短期投资可以实现的（金成武，2019）。
图2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与农业产业韧性水平的演变
如表4所示，本文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也从侧面印证了上述分析。一方面，地区经济发展、农业人口、对外开发、财政支持和科技创新等，都能够对农业产业韧性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并且总体也都符合理论预期；另一方面，相比较而言，无论是农业人口规模减少，还是财政支持力度增加，以及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它们所能够给农业产业再造力带来的积极效应，都明显不如其他两个维度显著。同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所能给再造力提升带来的推动效果，则明显优于其对抵抗力和恢复力的正向影响。这很可能意味着，农业产业再造力是层次上比抵抗力和恢复力更高的一种能力，相比之下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较大，即它们能够为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更重要的机遇和条件。这也符合当前关于“经济韧性”的普遍观点（Doran等，2018；刘晓星等，2021），即它应包含遭遇外部冲击后作出适应性调整的动态过程，抵抗初始冲击并逐步恢复后可能带来长期增长与发展路径的改变，因而再造意味着转型升级或者收缩。
在考察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韧性的非线性效应时，本文首先对三门槛的情况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三门槛和双门槛效应，最终确定为双向固定的单门槛效应。表3中～列即为单门槛效应的估计结果。这些结果进一步表明，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韧性水平的影响有着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并且总体上呈现出了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具体地，就农业产业韧性的单个维度而言，列的结果表明，当城乡融合发展指数低于门槛值0.3579时，其系数估计值为1.0935，而当城乡融合发展指数高于门槛值时，其系数估计值为0.7580，两者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时，其对农业产业的抵抗力影响相对更大，而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时，其对农业产业抵抗力的影响则会相对减弱。类似地，列和列分别针对农业产业恢复力和整体韧性的情况，表现出同样的特点。不过，列的结果则意味着，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低于门槛值0.1043时，其对农业产业再造力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在高于门槛值的情况下，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再造力的影响则变为不显著。这一结果很可能意味着，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阶段，其对农业产业再造力的提升，不仅无法发挥出显著的促进效应甚至还会产生抑制作用。
（四）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城乡融合发展与农业产业韧性水平进行了综合性的测量，并尽可能地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等相关的影响因素，但两者之间仍可能存在由于反向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参考Lucchetti等（2009）与朱洋洋等（2024）的方法，以农业产业韧性为被解释变量，选择城乡融合发展滞后2阶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基础模型重新估计。如表5所示，“不可识别检验”采用Anderson LM统计量，“弱工具变量检验”采用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结果均表明所采用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将这些结果与表4结果对照可知，在采用工具变量2SLS估计以消除可能的内生性后，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韧性的影响仍维持基础模型估计结果所揭示的诸多特点，进而表明了前文的结果是无偏的。
为确保前述基础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如下形式的检验：一是剔除部分样本后重新回归。考虑北京、天津、重庆等作为直辖市，以及西藏作为典型的地广人稀的西部地区，其城乡融合进程与农业产业的发展并不具有普遍性特征，因此将它们剔除后再次进行了基础模型回归。所得到的结果表明，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韧性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并且单个维度的结果也与前文基础模型回归保持一致；二是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重新测量。借鉴陈坤秋等（2019）的方法，将城乡融合发展看作是在畅通城乡要素流通渠道、实现城乡要素回报趋同的基础上，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进而实现城乡均等化发展的过程。具体地，采用农村居民收支差额与其收入的比重，除以城镇居民收支差额占其收入的比重，来刻画城乡发展的相对速率和发展潜力的相对水平，重新对城乡融合发展进行测量。得到的结果再次表明，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韧性水平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并且也仍然符合对抵抗力和恢复力的影响相对较大，而对再造力影响不够显著的特征。同时，门槛效应分析的结果，也与前文基础模型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四、进一步的分析与讨论
（一）基于区域、城乡融合和农业产值比重的异质性分析
为深入了解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韧性影响的差异性，有必要针对常见的区域异质性等展开进一步的分析与讨论。考虑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无论是在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方面，还是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政策的供给上，都有着显著的差异，因此有必要首先就此展开进一步的检验。根据农业产业韧性的定义，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所能够带来的正向影响，结合机制分析和理论探讨可以预期，西部地区农业产业韧性受到城乡发展的影响应该相对更大。其次，根据前文门槛模型的检验结果，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韧性提升的正向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特征。所以，此处将所有样本按照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高低划分，然后按照“高”和“低”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以验证是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组别受到的影响更大。再次，从农业产值占GDP比重的角度对样本进行划分，按照农业产值比重高和低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观察，对比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韧性的影响效应。
如表6左侧3列所示，分别就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基础模型回归的结果显示，城乡融合发展对于农业产业韧性的影响始终都是显著的，并且理论分析预期结果得到了验证，即西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高带来的正向影响更大。同时，以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高低划分得到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也表明，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其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高给农业产业韧性带来的促进效应，要明显高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这也意味着，前文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再次得到验证，表明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初始阶段，受其影响而带来的农业产业韧性的增长会更为显著。最后，按照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划分的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则表明，越是农业产值占比较高的地区，其农业产业韧性水平的提高，越是容易受益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从参数估计值看，农业产值比重较低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指数每提升1单位，能带来农业产业韧性指数增长0.34，而在农业产值比重较高的地区中，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这种提升所带来的农业产业韧性指数的增长，能够达到1.17。此外，结合系列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也可以看到，对于相对落后的地区而言，经济发展、对外开放、财政支持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都是有助于农业产业韧性水平提升的积极因素，而对于相对发达的地区而言，估计结果没有发现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财政支持等因素对农业产业韧性有促进效应。
（二）城乡不同维度融合对农业产业韧性的影响分析
城乡融合是一个极具综合性的动态发展过程，作为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农业产业韧性的影响也必然是多维的、动态的。按照前述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测度可知，其不同的维度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因此从具体维度的角度考察其对农业产业韧性的影响也是有益的。如表7所示，本文将空间、经济、社会和生态4个维度，分别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考察了它们对农业产业的抵抗力、恢复力、再造力以及整体韧性的影响。
根据上述结果可知，不同维度的城乡融合发展，对于农业产业韧性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不过不同维度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具体地，以空间上的要素集聚为特征的空间融合，以产业升级、就业收入与消费均衡为特征的经济融合，以及以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制度与服务供给为特征的社会融合，无论是对于农业产业的整体韧性还是其个别维度，始终都有着显著的促进效应。与此同时，结合农业产业韧性的具体维度来看，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和生态融合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它们对抵抗力都有着显著的促进效应，但是除了社会融合之外，其余维度的融合都没有对再造力产生显著影响。这个结果也再次验证了前文基础模型回归的结论，而诸如生态融合发展仅对抵抗力有显著影响等结果，也补充了更多的经验信息。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视角出发，就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韧性的促进效应展开机理分析，并运用21世纪以来的分省面板数据，对城乡融合发展与农业产业韧性水平进行了综合测算，而后结合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门槛模型，完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农业产业韧性促进效应的测度与检验。主要研究结论可归纳为：一是城乡融合发展之所以能够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农业产业韧性，关键在于其具备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逻辑，其作用机理可以从空间关系、要素流动和产业融合三个维度加以考察；二是从空间、经济、社会、生态等基本维度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算，从抵抗力、恢复力和再造力三个维度对农业产业韧性水平进行综合测算，结果表明两者整体呈现出显著的持续增长态势，但不同维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三是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韧性水平提升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尤其是对农业产业抵御灾害等外部冲击能力的正向影响较大，对农业产业再造力的影响则不显著，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四是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韧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维度差异。促进效应在相对不发达的西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以及农业产值比重较高地区会更大，而且空间融合维度和社会融合维度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
相较已有研究，本文进一步聚焦于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产业韧性的影响，提高了乡村振兴图景中农业产业及其韧性水平的分辨率。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锚定农业产业韧性，强化监测与政策支持。持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为农业产业韧性提升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首先，建立农业产业韧性监测与评估体系，定期评估农业产业在抵抗力、恢复力和再造力等维度的表现，精准识别薄弱环节。其次，针对农业产业韧性提升面临的多方面制约因素，制定专项扶持政策，并重点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保险扩面增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从而增强农业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通过城乡融合，引导城市资金、技术和人才向农村流动，为农业产业韧性提升提供要素支持。最后，加强教育培训，提升农民和农业从业者对风险的认知与应对能力，推动农业产业的转型发展。
二是推动产业融合与创新，巩固科技与生态支撑。为把握城乡融合发展为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提供的重要契机，各地各部门需加强协同机制建设，引导城市要素流向农业产业，支持产业链延伸和新业态培育。具体而言，应着重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设立专项补贴，建立成果转化平台，加速科技成果应用，提升农业产业创新能力。通过城乡融合，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业态，增强农业产业的附加值和抗风险能力。同时，应针对生态融合短板，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推动绿色发展，实现农业产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多维度的城乡融合发展不仅能够优化农业产业的生态环境，还能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和绿色金融支持，为农业产业韧性提升提供生态保障。
三是优化区域发展，完善制度与要素保障。城乡融合发展为农业产业韧性提升提供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机遇。首先，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发展特色农业、高效农业、生态农业等，不断推动农业产业的多元化发展。通过城乡融合，促进区域间的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农业产业格局。其次，针对农业产业韧性促进效应可能存在的边际效应递减和区域性差异，制定差异化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在西部和农业产值比重较高的地区，重点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和农业产业扶持力度，缩小区域间农业产业韧性差距。通过城乡融合，促进区域间的要素流动和资源共享，提升农业产业的整体韧性。再次，加强城乡之间的制度政策融合，继续深入推进农村土地与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加强城乡公共服务政策统筹，推动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