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加速融入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数字要素逐步成为农户收入增长的新动能。然而，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大量农户难以共享数字发展红利，数字不平等问题日益凸显。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但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中国农户数字素养普遍较低、数字化应用水平十分有限。中国社会科学院2021年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居民数字素养的平均得分为43.6分（百分制），其中，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得分仅为35.1分，比城市居民低37.5%。可见，新发展阶段，中国农村地区数字鸿沟问题的主要矛盾正在由“一级数字鸿沟”转向“二级数字鸿沟”，即由数字基础设施差距转向数字技术应用差距。区别于传统的生产要素，只有当农户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才能够真正地将数字要素运用到生产经营活动中，充分发挥其增收效应。为此，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数字乡村进行了统筹部署，并明确强调要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成为新发展阶段数字乡村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缩小城乡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因此，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探究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揭示其中存在的问题与障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将基于2021年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调查数据，实证考察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布的《全球数字素养框架》，本文构建涵盖7个素养领域的17个二级指标，综合评价现阶段中国农户的数字素养水平。据此，本文以固定效应模型评估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数字素养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讨论数字不平等的形成，探讨数字素养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的包容性特征。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已有大部分关于农户数字素养衡量的指标体系尚缺乏系统的分析框架，本文基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布的《全球数字素养框架》，结合中国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实，尝试性地构建农户数字素养指标体系，并应用于评价农户的数字素养水平，有助于拓宽现有关于农户数字素养评价领域的研究思路。二是已有关于数字素养与农户增收的研究大多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的探讨，本文实证考察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内在传导机制，研究结论证实数字素养培育是跨越数字鸿沟、实现农户收入增长的有效途径，是对现有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三是本文在印证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实现农户收入增长的同时，揭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问题，即数字素养的增收效应尚未具备包容性。本文研究能够为数字素养赋能农户增收、助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经验证据。

三、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研究结论表明：数字素养提升显著提升了农户收入，数字素养的提升能够有助于农户跨越数字鸿沟，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素养提升显著促进了农户的创业活动，缓解了农户的信贷约束，进而实现了农户收入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增收效应尚未具备包容性。相比高收入、高人力资本、低年龄组和男性户主的农户而言，低收入、低人力资本、高年龄组和女性户主的农户获益十分有限。这意味着尽管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提高了农户参与数字经济活动的能力，但对于农村的数字弱势群体而言，囿于自身发展能力相对有限，仅能从中获得有限的收益，数字素养的增收效应并不显著。以上发现印证了数字素养提升有助于实现农户收入增长，但也揭示了乡村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问题。

上述研究结论在新发展阶段中国数字乡村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一是建立健全农户数字素养培育的体制机制。农户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主体，要建立农户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机制，培育农户逐步形成数字理念的认同，转变传统小农生产方式下的落后观点。二是以政策配套充分释放数字红利。政府部门应加强数字平台建设，为农户的经济活动提供更加高质和有效的信息，充分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三是加快构建乡村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发展路径。由于数字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要谨防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所引致的新的收入不平等。应降低数字经济的参与门槛，使农户能够公平地参与数字经济活动，尤其是对于低收入、低受教育程度、较年长和女性等农村数字弱势群体，可通过相应的税收优惠与专项补贴政策，保障其收入稳定增长，进而逐步形成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普惠性与包容性，最终服务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