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杨华 著
东方出版社
2024年8月
一、作者简介
杨华，湖南郴州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农业农村部社会事务司咨询专家；湖北省反邪教协会咨询专家；广西自治区宏观经济研究院咨询专家；湖北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参政议政人才库专家；观察者网、澎湃新闻专栏作家；湖北省党建智库专家。
2007年开始从事农村调研，在全国近20个省市调研，累计调研时间超过1300天。在《管理世界》《政治学研究》《开放时代》《经济学家》《读书》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4部。
二、书籍简介
内容简介
本书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县域治理中的人(基层领导干部 )、财、物、权、事，政策、体制和机制进行了多方位的勾勒和把握。对我国县域治理中通过具体的机制创新来充分利用体制资源、发挥体制优势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县域责权构成以及基层干部晋升流动的逻辑进行了扎实深入的梳理，更对基层治理事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书中既有细致的经验描述和生动的故事叙述，又有理性的理论分析和机理阐释。
本书特色
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县级是中国十分重要的治理单位，县级政权是一级完备政权，具有很强的统筹能力。如果能够调动县级治理的积极性，那么全国地方治理就可以因地制宜，中央政策就可以有效落地，中国现代化建设就可以少走弯路。
聚焦县域治理体制机制运行，是了解中国基层治理不可多得的参考。书中呈现了县域治理体制内部的运行实态，剖析了其机制和逻辑，对我国县域治理中通过具体的机制创新，来充分利用体制资源、发挥体制优势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方便大众了解中国县乡治理的逻辑。
扎根县域治理实际长期实地调研掌握一手资料。作者长年扎根县域，坚持实地调研，通过细致的经验描述和生动的故事叙述，展现真实而鲜活的基层生活，全方位、多角度呈现当前中国社会实况。
直面基层问题，对于政策制定者、政府工作人员基层领导干部、基层公务员等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调查研究的内容包括县域治理的体制机制、县域责权构成、基层治理事务以及基层干部的晋升流动等，涉及人、财、物、权、事，每一项都直击基层治理问题，也都是广大群众非常关心的问题。
三、书籍目录
第一篇 构建高效简约的县域治理体制 县域治理中的党政体制 县域治理中的条块关系 基层政府副职分工的逻辑与规律 县域晋升锦标赛体制何以有效 县级监督下沉和制度化 乡镇纪检工作制度化 政治考核与业务考核 “攀峰登顶”与“末位淘汰” 第二篇 创新县域治理机制，提升治理效能 机制创新：体制优势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 幅度、 层级与任务：乡镇管区设置 县乡“责权利”不匹配何以发生 避免好政策“一地鸡毛” 沿海强镇扩权的逻辑 基层治理一线的权力运行 视察、 调研、 督导与现场会 县级单位的评比与考核 第三篇 县域治理体系的结构与运行 县级领导的责权构成 县级领导的人事建议权 县级领导非明确任期制 挂职干部的职业生涯 如何当好乡镇党委书记 乡镇领导的人事权 第四篇 基层干部的晋升与流动 基层晋升法则：能力、 关系与资历 “制造流动”：基层的人事激励 如何激励基层干部 公务员、 事业编与编外用工 公务员、 乡村医生与乡村教师 第五篇 县域治理事务与工作激励 县域治理中的政治任务与行政事务 领导交办的事 基层治理事务的区域差异 办好涉及农民利益的四类事务 村级治理事务增多与村干部坐班化 乡镇干部视野下的富人治村 县级农业政策的大农偏好 后记 四、书籍序言 县级治理的灵魂 贺雪峰 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县级是中国十分重要的治理单位，县级政权是一级完备政权，具备很强的统筹能力。郡县治，天下安。如果能够调动县级治理的积极性，那全国地方治理就可以因地制宜，中央政策就可以有效落地，中国现代化建设就可以少走弯路。 截至2019年，中国大陆有2000多个县，不同地区情况不同，十分复杂，每一个县都有独特县情，每一项政策自上而下都要经由县级才能落地。政策落地效果如何，前提在于政策必须符合当地实际。中央政策只可能是一般性的对全国的要求，落地实施就需要县级政权因地制宜地进行细化和调整。唯其如此，国家政策才可以既保持全国统一性，又适合地区特殊性。 县级政权因地制宜实施政策有两个前提：一是县级政权有因地制宜的权力空间，二是县级政权不将因地制宜变成应付中央政策的借口。如果地方都找借口来应付国家政策，对地方有利的政策就积极执行，对地方不利的政策就不执行，那这样地方积极性是调动起来了，中央积极性就存在问题了，因为“政令不出中南海”了。 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政策目标下，经济发展状况成为上级考评县级政权最重要的指标，而且几乎是唯一指标。以GDP论英雄，只要经济发展上去了，地方治理就有很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权。因此出现了两个后果，一是地方经济具有很强活力，以GDP增长为核心的锦标赛体制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二是地方治理中出现了很多乱象，不仅出现了比较普遍的官员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而且出现了地方主义倾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不仅通过“八项规定”严肃了党纪政纪，而且通过“拍蝇打虎”，对阳奉阴违、腐化变质分子进行了持续打击。党风政风彻底好转，干群关系大幅度改善。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加强了对地方的管理，也改变了唯GDP论英雄的评价标准，开始有越来越多“一票否决”任务下到地方，扶贫、环保、安全生产、信访、党建这些过去相对边缘的工作任务也都变成了“一票否决”工作。 过去，只要地方政府取得了好的经济发展成绩，其他工作差一点不要紧。党的十八大以后，任何一项工作没有做好都可能被追责，地方因此会受到巨大压力。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期，县级政权围绕经济发展调配各种资源，县级所属职能部门服务于县级经济发展的中心工作。这个时候，县级是有灵魂的，具有独立决策权，可以调整资源完成中心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后，发展经济仍然是地方最重要的工作，差异在于其他工作也变得重要、“一票否决化”。之前中央各个部委通过“条条”安排下来的工作，地方都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以及变通执行的可能，这就是比较典型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现在严肃党纪政纪，地方变通执行“条条”工作的风险越来越大，且中央部委也越来越倾向于将部门工作通过“两办”文件变成中心工作，到了地方，就有了越来越多自上而下的中心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一票否决”的。 自上而下的中心工作到了县一级，落实工作时就要有相应的组织形态，这个组织形态一般是在县级设立领导小组，由县委主要领导任组长，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这样的领导小组，一个县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每个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职能部门。结果，之前全县负责具体工作的各个职能部门越来越多地成为协调部门，主要协调全县其他部门配合完成本部门的中心工作。这样一来，在上级一票否决的压力下，县级政权不得不为了完成上级安排的各项中心工作来配置资源，全县资源优先用于完成自上而下的各项中心任务，甚至为了完成中心任务而不得不寅吃卯粮。 随着越来越多自上而下的中心任务到了县级，县级不得不将主要工作转变为完成上级安排下来的部门工作，不得不将资源优先用于完成部门工作。结果，县级其他工作包括经济工作反而变得次要起来。县级主要工作变成通过优先配置资源完成上级部门中心工作以免责，只要能完成上级工作，不被一票否决就好。反过来，经济发展等工作能做好就做，做不好就算了。县级资源有限，大量自上而下的部门工作已经耗尽县级资源，县级政权就既无积极性也无能力来做上级安排工作以外的工作了。县级治理丧失了灵魂，即丧失了依据地方实际需要进行优先建设排序的主体性和积极性。 缺乏县级的主体性和积极性，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就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前应当中央给地方放权，以增加地方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