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由之路。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不仅对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充分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具有重要意义，也使我国城乡关系呈融合发展态势。但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是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城乡社会生产力为基础，其仍面临未根本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机制的障碍，城乡生产要素流动不通畅、现代农村产业体系不健全和城乡基础设施不完备等问题依然存在。面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现实、新局面，我国应把握数字经济蕴含的强大增长潜能和发展动力，激发数字要素和数字技术在城乡之间的联结作用，为城乡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以加快建立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正在改变城乡经济、空间、社会多维融合发展的格局，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力量。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45.5万亿元，占当年GDP比重达39.8%，在疫情冲击下仍维持16.2%的高位增长，数字产业引领发展的势能得到充分彰显。数字经济本身具有普惠共享的发展特征，数字资源的开放共享、数字技术的集成应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推进，成为实现发展成果在城乡之间共享的重要保障。第一，以电子商务、音视频网站、社交软件等新型平台为载体的数字经济，催生了大量就业创业新模式，实现从业者和雇佣者的最佳匹配。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已达2亿左右，缓解了城镇就业压力，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数字平台提供的新型就业形式和多种创收渠道，可以增加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从而改善其收入状况，日益成为城乡经济互动增长的新引擎。第二，大数据分析借助网络信息和电子商务，对市场供需状况和城乡产业发展特色进行关联分析，辅助生产者合理安排生产规模，打破物流链条长、多环节的传统流通模式，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资源错配或者供需不匹配而引致库存积压，优化农村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了农村全要素生产率，有利于借助信息流的拉力，带动人才、技术、资金流向农村地区，改变农村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形成城乡互促发展的良性循环。据《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2021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05万亿元，占全国网络零售额的15.7%；农村地区年收投快件量达到370亿件，电商带动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总销售额超过1.85万亿元。在新时代城乡耦合互动过程中涌现的新现象充分表明，数字经济已成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

为此，本文试图厘清新时代城乡多维融合的内涵特征以及数字经济推动新时代城乡经济、社会、空间等方面多维融合的内在逻辑；考察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三个维度，即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公共资源共享、产业结构优化；提出数字经济推动城乡多维融合的实现路径。

一、新时代城乡多维融合的内涵特征

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在“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等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的未来城乡关系走向。为了对新时代城乡关系进行准确认识与深刻分析，把握好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有必要从时间维度出发，回顾国内外城乡关系的演进路径，同样，也需要从发展角度入手，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多维特征。

（一）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分析

在历史进程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发生了多次转变，但本质上可以将城乡关系总结为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和功能耦合的状态。关于城乡关系演变的阐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即无论在什么政治社会里都市财富与规模都要按照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比例增长而扩大。马克思、恩格斯等的城乡融合观，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揭示了城乡关系必然从对立走向融合，并且融合的过程需要社会的进步与历史的演进。20世纪50年代，城乡关系转向二元结构，成为城市偏向发展理论的源本。二元结构被理解为经济进步及工业化发展需要从农村掠夺劳动力等要素资源以支持城市的升级扩张，由此衍生出城市偏向政策。然而，这种发展政策并未使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及经济得到有序发展或稳步前进，随后出现了关于城乡关系的多种思想及理论的探讨：包括偏向农村的发展理论，提倡对农村农业进行综合开发；增长极理论则倡导发展大城市或中心地区以通过涓滴效应带动农村地区发展；次级城市发展战略反映了发展城市与发展农村的折中思想，通过构建次级城市体系使农村地区获益。在经历多种城乡关系思想碰撞交流后，世界各国城乡发展进入新阶段，消除城乡差别，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思想站上了政策高位，主要提倡城乡之间相互作用，促进资源与要素在城乡间形成良性循环，结合实际情况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在经历了融合与对立的发展理念之后，城乡关系再次回到了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融合轨道上来。

在我国，城乡关系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党和政府采取“四面八方”政策，畅通城乡关系，促进城乡互助，对城市经济的恢复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在国民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之后，我国着手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工业化初期，实施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此时城乡关系可以概括为农村补给城市，各要素呈现单向流动状态。配套的统购统销，户籍管理等制度亦加速了城乡二元体系的固化。二是改革开放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二元体系严重阻碍了农村地区的发展，同时亦制约了城市工业化的进步，党和政府针对城乡发展问题出台了“增大对农支持”“多予，少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诸多利农政策，探索打通城乡发展壁垒，破除二元分割局面的有效道路。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充分认识城乡不平衡所带来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塑城乡关系的构想。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统筹城乡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强调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体制”。从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我国城乡关系呈现出双向支持态势，农村发展处于优先地位，真正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二）城乡融合发展的多维特征

在各国的发展进程中都会产生城市偏向、农村衰落现象。重振乡村、平衡发展是为避免城乡发展中的“马太效应”，缩小城乡差距。而城乡融合发展的有序推进需要全方位、多角度的合理规划，从经济、社会和空间等多个层面实现城乡融合。

1.城乡经济融合特征

城乡经济融合表现为城乡经济功能优势互补以及城乡市场融合、城乡产业融合的叠加。城乡市场融合是经济融合的第一步，意在消除城乡经济交流中的藩篱，主要表现在城乡要素有效配置以及城乡居民生产消费需求得到有效满足。这意味着要改变相对发达的城镇与相对落后的乡村之间要素的单向流动的局面，实现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以避免在城乡壁垒作用下的要素配置扭曲问题。同时，在国内大循环以及市场化程度稳步提升的背景下，城乡融合促使城乡生产与消费紧密衔接。生产者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经营方向，以提质为导向提供丰富的产品与服务，参与城乡市场竞争，激发市场活力，消费者的高质量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城乡产业融合是城乡经济融合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部分，与城乡市场融合相互依托、相互支持、休戚相关。城乡产业融合主要表现为农村产业向城市延伸与城市产业向农村扩张两个方向。一是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表现在生产前、生产中以及生产后诸环节，实现农村地区产业链纵向延伸，如农产品建设基地、生产加工以及销售运输诸方面与城市产业深度交融，大大增强农村产业韧性。二是城市第二、第三产业迁入农村，为农村地区带去了现代化的生产体系、信息技术与服务系统，帮助农村产业从分散和封闭的发展状态中走出来，使城市产业横向拓展的同时带动城乡生产高效进行。城市与农村因其不同的要素禀赋而具有不同的经济功能，而城乡经济融合的关键点在于城乡经济优势互补，即城市与农村均达到因地制宜的发展状态，形成有效的分工格局，保障融合深度和支持力度，发挥城市带动作用和提高农村支撑能力，完成城乡经济循环。

2.城乡社会融合特征

社会融合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标志性特征，关乎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指数，表现在社会保障融合与社会治理融合两方面。社会保障是提升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支撑力量，涉及代际存续和家庭可支配收入等多个方面。从子代视角出发，城乡融合使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教育资源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互动融通，补充农村相对匮乏的设备资源和师资力量。在家庭体系中，除子代外，祖代的照料问题亦十分牵扯家庭精力。从实际情况出发，开放城乡养老服务市场，根据城乡老年群体的需求与地区差异，制定有针对性的养老政策，可以有效提升城乡养老服务水平，缓解家庭养老压力。医疗条件是影响国民经济健康水平的重要外因，医疗条件的差异会影响个人获取医疗服务的可得性、有效性和持续性。增强农村医疗扶持力度和资源倾斜度以提高城乡医疗卫生均等化水平，可以有效消解医疗服务的二元错位现象，实现精准高效供给。加之城乡劳动力大量流动带来的农村人口外流和回流现象，为城乡治理带来了挑战。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城乡一体化公共管理体制，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城乡社会治理融合的应有之义。在此过程中，健全城乡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法治保障，拓展社会各群体参与治理的空间，是建立公平互利、居民自治、政府调控的良性社会治理关系的关键。

3.城乡空间融合特征

城乡融合发展也是城乡空间重组和整合的过程。城乡空间融合的目的是避免城市空间不断扩张并挤压农村发展空间，缓解因空间割裂而分化的城乡居民关系，这是消弭城乡不平等的关键步骤。城乡空间融合的基础是城乡交流，而城乡劳动力、物质资本交流之基是交通运输的高质量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的网络特征将市区、郊区与农村连接起来，为城乡区域发展提供支撑力量。城乡空间融合的基本表现是城乡土地规划的统一。长期以来，城乡之间的用地规划存在不同步和不配套的现象，导致经济价值相对较低的农村用地形成不合理的空间布局。因此，将一元观贯彻城乡用地规划，以长远眼光优化城乡功能区布局，弱化城乡地域界限，可以大大增加农村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避免土地资源浪费。在完成对交通运输和土地建设的合理规划后，城乡空间融合的持续性还需有效治理的加持，维持城乡空间秩序的融合，明晰城乡两主体的首要需求和功能背景，在布局调整过程中构建城乡发展空间新秩序。

二、数字经济推动新时代城乡多维融合的内在逻辑

相较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数字经济有着便易、高效以及融合力强等诸多优点。将数字经济以及数字经济带来的数字技术、数字平台与城乡发展理念相结合，通过城乡经济融合、城乡社会融合和城乡空间融合等渠道，可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促进城乡居民生活条件无差异化、生活质量均衡化，实现城乡多维融合（见图1）。

（一）数字经济提升城乡经济融合动力

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乡市场融合与城乡产业融合，激发城乡不同主体的融合动力，提升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在城乡间的耦合度，为城乡经济互助融合提供扎实支撑。

首先，在市场融合方面，数字经济的推动力体现在生产与消费两大方面。生产方面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运用的城乡统一，化解要素市场上长期存在的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单向流动、以农补工的问题，提升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由于我国长期实施二元户籍制度，劳动力的流动一直受到体制的束缚，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劳动力向边际效率更高的非农部门转移，提升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水平。互联网的普及也为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提升提供了可行之路，比如通过学习互联网知识、掌握网络应用技能实现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提升，这种网络使用能力的趋同化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城乡劳动力的交流融合。随着数字经济的全方位渗透，丰富的信息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诸多思路，并且在提供发展方向的同时，数字经济衍化出的数字金融能够为城乡创业者提供资金融通平台，有效地弥补了传统金融覆盖面相对较窄、便利性低、排斥性强、可得性弱等缺点，实现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充沛度以及易获取度引导先进技术与科学管理流入农村，降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实现要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城乡地区之间有序、有效流动。消费方面则表现为买卖双方的城乡无差别运行。数字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催生了电子商务，打破了产品销售地域限制的同时也突破了商品价格信息不对称的壁垒，缩短了买卖双方的对话距离，由此形成的线上一体化供应大市场拓宽了城乡生产者的销售渠道，并进一步激发生产动力。在数字经济推动城乡经济融合的过程中，不仅显著缩小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进一步收紧了城乡居民消费服务差距。数字经济搭建的线上交易平台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和更便捷的购物体验，消费服务供给匹配效率大幅提升，加速破解城乡二元贸易体系，完成城乡消费统一体的构建。

其次，在产业融合方面，数字经济在要素投入、分工合作、创新产出等各生产环节都与传统产业的生产活动存在显著差异，其对产业发展的推动表现为对现有产业的优化与刺激新产业链的萌发。在数字经济发展大环境下，农业表现为从原来相对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农业的生产效率显著提升，生产成本得到有效控制，逐步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数据资源可以提升农业竞争力，重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助于构建现代化农业体系。新产业链的诞生则表现为城乡间一二三产业融合，即城市数字技术优势与农村丰富资源优势对接，催生出休闲农业、特色农业、乡村旅游业等新业态，将数字技术释放的农业生产力转移至二三产业中去，促进农村产业多元化发展，改变农业处于低段位的产业生态。

（二）数字经济提升城乡社会融合质量

数字经济的进步提升了城乡居民生活保障和城乡社会治理水平的一体化程度，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服务差异，有利于实现城乡治理方向与治理能力的统一和城乡均衡发展的前进目标。

首先，居民生活保障对于家庭来说可以细分为教育、养老以及医疗等多个方面，覆盖了家庭多代人群的基本生活需求。在教育资源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从数字化校园教学设施、数字化课堂以及数字化学习平台等方面缩小了城乡教学数字资源的储备差距与应用频度，加强了对教育资源相对缺乏地区的帮扶。教育资源信息库的建立依托于数字平台，相关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后台数据掌握省市乡的实际教育情况，精准把握各个层面的教育优势与劣势，实行点对点支持，尽可能达到城乡教育水平无差异的目标。在我国，老年人收入的城乡差距问题十分严峻，城乡居民养老问题亦是全国关注的重点。数字经济为养老产业转型提供了支持，从研发能力、产品推广以及服务对接等多方面保障智慧养老的稳步推进。数字化信息平台通过帮助政府相关部门、医疗机构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来动态监测养老群体的需求变化，以实现实时分析不同地区的养老服务供给方向，并对已有养老计划的实施效果进行反馈。与养老问题相似，城乡居民所享受的医疗服务也存在明显差距，而由数字经济催生的“互联网+医疗”能够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实现线上诊治，为城乡居民提供无差别医疗服务，可以打破城乡间因医资不均而导致的农村居民看病难的困境。并且数字技术能够完善医院线上问诊体系，扩大线上医疗在居民日常医疗需求中所占比重，降低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线下诊治成本。

其次，除社会保障制度外，当地政府对社会的全方位统领决策，也是城乡社会融合的重要力量。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在经济发展、人口特征、社会秩序以及文化环境等诸多方面都不尽相同，社会治理也不能依靠完全相同的方式方法。但要实现城乡高质量融合就要求城乡社会治理水平处于同一层面，数字化发展可以协助城乡各级政府从技术层面有效缩小治理差距。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规范的信息联动平台，在日常治理中互通有无，有效解决城乡之间的治理盲区，实现城乡治理融合。此外，公共反馈是政府部门明确治理方向和工作目标的有效途径。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建立并完善“电子村务”平台，可以大大提高村务处理透明度，营造农村居民共治共享的和谐发展氛围；对于城市地区来说，增补智慧城市平台服务项目，梳理所接收到的信息并进一步处理，能够对城市居民需求与矛盾给予满足和化解，为城乡治理步调一致做好基础工作。

（三）数字经济打破城乡空间融合壁垒

随着数字经济的普及度和覆盖率的大幅上升，城乡交通网络和地理边界的隔阂与界限逐渐被消解，以往二元格局下城乡分割发展的壁垒逐渐被打破，有助于实现城乡功能分区、合理布局的远景目标。

首先，数字经济推动了城乡间交通运输连接功能的提升与城乡交通便利差异性的降低。交通运输设施具有网络特性，城市交通与农村交通能分别把城市内部与农村内部的生产活动联系起来，平衡区域内的供需情况，亦能将城乡连为一体，发挥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城郊与农村地区的发展。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数字化发展推动了全域交通治理的现代化，为智慧城市提供智慧交通平台，高效完成网络规划、交通管理、交通服务以及突发事件处理与紧急情况追踪等多方面工作。县域、村镇地区利用数字平台升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交通通达度，为居民出行提供便利，缩小城市与农村地区居民外出活动的便捷差异。此外，城乡间公路、铁路建设为城乡间信息交流降低成本，加速城乡间要素流动、形成统一市场，为促进城乡边界融合提供动力。

其次，地方政府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建立清晰的土地基础信息库，应用于土地基本信息的评估，以实现土地数字化管理。在数字经济的影响下，城市用地规划与城乡产业布局将作出全新调整，受区位因素影响低的产业不再占据城市的中心位置，而是随着城市用地的扩张落户城郊或农村地区。在城市内部做好区块划分的同时，可以根据城乡不同区域的主要功能，打造城乡“工作圈”和“休闲圈”，满足城乡居民需求的一体化生活圈，以达到城乡空间融合。

三、数字经济推动新时代城乡多维融合的动力机制

数字经济衍生出大量来源广、低成本且工农业生产可使用的数据资源，为数据要素塑造出更为广泛的应用场景和使用范围。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要素不仅包含数字化信息，还包含依托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而生成的数字化知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要素通过促使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激发数字化产业发展，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变革。从城乡多维融合发展来看，数字经济从要素配置效率提升、产业结构优化、改变社会生活方式三个方面推动农业农村的集约化生产，进而依托要素配置边界拓展、产业间协调发展、公共资源高度共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见图2）。

（一）数据要素促进传统要素配置效率提升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传统产业全面向数字化转型并助力数据、信息等生产要素融入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各个环节，提高劳动、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和拓展配置边界。要素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分析是基于数字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大数据以及运用人工智能分析大数据来挖掘传统经济背景下难以发现的潜在供求，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首先，从劳动力要素来看，数据要素从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创造就业增量两方面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一方面，移动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了对数据资源的分析利用率，有助于从中提取劳动者就业相关信息进而模糊时空限制，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城市部门的机会，弱化由信息不对称引致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对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的负面影响。如在招聘平台，求职者在平台注册简历、投递简历，雇主在平台发布招聘信息，互联网平台利用相关技术手段将双方数据信息进行精准对接，从而大幅降低劳动力市场中搜寻和匹配成本。另一方面，数据资源依托数字平台创造出新的就业形态，使得劳动者依托数字平台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成为可能。不同于传统就业模式中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形式，新型就业形态通过互联网实现劳动者在受雇企业的雇佣关系。依托于数字平台，劳动者可以跨越时间和地理壁垒，实现从线下到线上、单一到多元的就业转变。例如，网约车司机可以在多个平台提供接送服务；外卖骑手在平台提供送餐上门服务的同时还可以为电商平台销售商品。多元就业形态为从业者带来更高的自主权和灵活性，还可以吸纳以低技能、低学历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就业群体，改善其低收入状态和平滑收入波动风险。

其次，从土地要素来看，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城乡空间开发不仅对行政区域总体形态产生影响，还对用地空间布局提出全新挑战，而数据资源在城乡功能融合和土地利用效率兼容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一方面，数字经济结合集成遥感、地理监测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动态促进土地的合理规划和集约利用，引导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可以有效缓解城市建设用地不足问题，助力城镇化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农地流转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础。随着数字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设，土地流转信息经数字化处理后通过数字化平台进行信息公示，从而有效规范土地流转市场，驱动农业数字化转型，助力实现农业现代化。

最后，从资本要素来看，相较于传统金融业务，数字普惠金融等新型服务模式具有鲜明的数字化、普惠化和包容性特征。随着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向数字化转型，金融机构进行的融资业务以及伴随产生的业务信息通过互联网等媒介传送至数据处理后台，资金供求双方的诉求可以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生成金融解决方案，扩大受惠群体范围，使更多居民和企业特别是农民和农村中小微企业享受到金融服务。更加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可以减少传统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解决农村地区信贷约束问题，将资本要素配置到最具效率的个体和部门，提高资本要素配置效率，为城乡融合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数字产业驱动城乡产业结构优化

经济数字化转型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通过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激发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进而成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路径。首先，数字要素和数字技术通过产业化发展和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形成新的产业，提高数字产业的比重，重塑传统产业结构。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字资源的整合催生出一系列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其中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服务、新技术，一方面，改变了信息匹配模式，缓解了由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和社会福利损失，有助于因地制宜地进行产业优化布局。这为农村地区及其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和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提高生产协同度，使传统产业部门产业链在新产业的整合下得以延伸。同时，在数字新产业的助推下，不同生产部门的融合推动各个产业链主体在信息公开的情况下平等竞争，在竞争中改善自身要素配置，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布局。这两个作用渠道分别从产业内和产业间的路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其次，产业数字化转型解决经济陷入低端价值链生产活动、缺乏功能性升级、无法导入全球价值链高端领域的困境，助推经济增长方式由“量变”向“质变”突破，其优势在于通过创新传统产业商业模式和衍生传统产品多元化需求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从创新传统产业商业模式来看，在数字资源加速聚集和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除了加速先进技术的扩散和数字技术的突破创新以外，还为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动力，拓宽价值创造空间。如银行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广泛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进行风险控制，拓宽了金融服务覆盖范围，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化解了农村地区个体和中小微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此外，线上线下联合、网络新业态等全新商业模式的出现拓展了产品价值创造空间，促进产业结构多元发展和优化布局。从衍生传统产品多元化需求来看，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的嵌入可以辅助经营者通过售后服务、搜索历史、投资偏好自评等记录影响居民的消费习惯和投资习惯，匹配其消费和投资需求，同时也催生了新型消费平台和投资平台的形成，产生健康消费、定制消费等全新的消费形式和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相结合的投资形式，从而从需求侧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三）数字技术带动公共资源共享

传统的经济社会活动、公共服务供给大多具有排他性和城市偏向性。数字技术在已有社会商品和公共服务存量下，通过平台组织新形态将产品和服务传送至农村地区，成为城乡消费结构升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依托。首先，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消费结构升级，精准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农村居民通过互联网使用改变了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消费市场逐渐由传统的线下实体店转向线上网络电商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的消费额不断提高，逐渐成为农村消费升级的重要渠道。在数字技术的带动下，互联网电商平台不仅满足农民现有消费，还通过完善物流配送服务和创新营销手段令消费者了解当前消费热点，并通过便捷的线上支付完成消费，释放农民消费潜力。其次，数字技术创新与公共物品供给结合要为实现城乡融合提供社会保障。“互联网+教育”可以提升优质教育资源的城乡共享度，通过教育可使农村人力资本提升，改变社会阶层状况。如阿里巴巴集团和浙江等省份的教育厅合作开展的云上教育，打破了农村地区相对闭塞的教育生态。“互联网+医疗”模式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是医疗信息共享，而基于数字技术的智能导医系统，患者可以自行输入疾病症状查询相应的治疗方法和专家信息，然后由数字技术自动完成医疗数据的跨区域互联，将高质量的城市医疗资源投送进有对应需求的农村，由此可以打破相对固化的医疗体制以缓解农村医疗资源短缺的状况。最后，数字技术能够有效提高政务信息透明度，从而建立城乡政府一体化标准。传统的农村治理结构主要以线性治理模式为主，弱化了村民参与意识。而数字技术通过内嵌于农村治理体系，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数字化技术手段和共享城乡治理的信息资源，激发村民表达政治意愿和生产生活需求的主体意识，缩小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四、数字经济推动新时代城乡多维融合的实践方略

（一）制度环境：建立健全数据要素互通互联和数据安全机制

数据互通互联、开放共享和数据安全是影响数字经济在城乡融合发展中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首先，加速数据资源确权定价过程，为数据自由流动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建立数据确权体系，形成统一的数据交易标准和共享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后台等对城乡市场多元主体产生的数据要素进行处理，特别是对数据产权归属和数据交易活动范围进行规范，健全数据产权违规侵权行为的惩罚性制度，为数据要素价值化过程奠定基础。在数据交易统一标准的基础上，简化数据交易的审批流程，提高共享平台交易效率，保证数据安全，推动数据跨领域、跨层级合作和协同共享，扎实做好城乡产业发展的统计工作，建立城乡经济、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公共数字平台，整合城乡信息资源，建立数据资源在城乡市场主体之间、城乡政府之间的流动渠道，培育规范的城乡数据交易平台，在优化数据与传统生产要素整合方式的同时，促成数据资源整合，实现信息全方位覆盖的目的。其次，积极推进数据安全监管体系，确保数字市场的公平有序竞争和个人信息保护。个体网络行为和企业交易活动是城乡数据资源融合的关键来源，城乡居民和企业是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参与主体，对居民和企业信息安全进行多元化治理是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前提。由于个人数据往往具有隐私属性，治理上应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的信息保护意识，推广信息安全知识及其运用。企业数据往往具有资产属性，为此，应在数据产生、处理、存储和应用等环节进行资产管理，从技术加密角度完善数据管理。针对数据造假、数据滥用和数据泄露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建立新型监管体系，营造便于城乡信息自由、准确流通和整合创造的制度环境。

（二）载体协同：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强居民数字技能培养

数字基础设施、居民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的城乡差距要求数字化发展方式要因地制宜，直面制约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多维融合作用发挥的因素，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性配套措施，从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数字基础设施覆盖率、居民数字技能水平和高校数字专业人才的培养等方面促进数字技术在农村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首先，推进农村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城乡统筹的数字平台。整合农村生产、交通和物流等领域的公共基础设施，利用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应用缩小城乡基础设施数字鸿沟，加快其与城市数字化平台衔接，带动农村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强化顶层设计，建立相关管理部门有序推进城乡数字化平台的融合，构建推动城市与农村数字化平台有效衔接的体制机制，并根据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覆盖情况动态调整。

其次，推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提高农村网络覆盖率和降低网络使用成本才能全力保障农村地区的互联网使用可得性与稳定性，这是推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前提。但由于网络通信基站等公共物品具备公共性和外部性，应积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各类所有制主体的活力，在遵守数据资源交易规则、保障数据安全和明晰数据产权的基础上，鼓励以社会资本与政府资金互相补充的方式参与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此同时，提升数字经济与农村产业的融合度，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方式提高产业治理能力和决策的科学性。

再次，加强数字技能培训，激发居民自我创造能力。随着数字技术逐渐融入城乡生产生活，居民与外界联系愈加紧密。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需要数字人才队伍的带领，但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劳动力明显呈现知识技能水平低、学习意识薄弱等特征，面对城乡居民的“数字能力鸿沟”，农村数字化专业人才队伍亟待建立。2022年3月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四部门联合发布的《2022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提出“做优做强数字教育培训资源，提高智慧社区和智慧家庭建设应用水平，加快推进信息无障碍建设，提高农民数字化‘新农具’应用能力，完善数字技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全民网络文明素养等”。为此，各地应从激励机制入手，大力培育农民成为掌握数字技术的农业高技能人才，提高其在数字化应用中的参与感与获得感；从政策保障体系入手，引进并留住数字人才队伍，借此加强农村数字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农村人力资本。

最后，重视高校数字专业人才培育，为城乡数字化转型输送数字人才。政府和教育部门应当给予政策支持，鼓励高校立足城乡发展问题需要，在产学研合作中推进人才培养与当前就业需求相匹配；同时还应引导高校学科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根据当前数字产业在城乡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探索和调整分层分类的数字课程开设和人才培养模式。

（三）治理基础：提升农村数字化治理水平，构建现代乡村治理模式

在数据资源互通互联和配套基础设施完善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数据要素和数字平台，有效发挥其在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实现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赋能。总而言之，将数字化建设应用于乡村治理之中有着较大的应用价值，能够较为有效地促进城乡治理体系标准化建设，使得城乡治理工作朝着统一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为双方部门协调和合作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首先，在数字经济时代，现代信息技术赋予基层政府便捷的数据采集与加工能力，可以构建一个以数字化技术驱动的多元治理模式。比如，政务公开、党务公开、云审批等线上平台形式拓宽了居民参政议政途径、降低自治门槛，降低流程操作复杂程度，特别是对农村居民而言，可以让村民真正参与到农村事务决策中从而提高其主体性，为乡村现代化治理提供内生动力，这也是数字技术赋能要遵循的“以人为本”的底层逻辑。并且，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数据整合、快速分析、精准匹配等功能，可以有效化解信息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信息损失，有利于提高决策质量、优化监管流程、推动乡村治理精细化、增进政务处理过程中的政府与公众互动。

其次，推动数字平台与生态治理相结合，为城乡生态环境保护助力。在气象灾害防备方面，依靠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技术，融合数字乡村气象监测、预警、预报等数据形成自然灾害基本信息，实现利用数字化气象服务提前预防自然灾害，从而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出现的意外变化带来的损失。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借助“互联网+遥感”技术、物联网技术等数字技术实时监测环境治理情况，实现从人工处理到自动化监测、从事后反应到事前准备，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效能，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政策保障：优化数字赋能持续推进的政策环境，形成城乡多维融合的强大合力

在政策保障方面，亟待优化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多维融合的政策环境，这是数字赋能持续推进的根本动力与保证。地方政府应从财税金融政策配套、市场竞争秩序规范和鼓励应用创新等方面入手，对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政策进行优化，形成与数字时代发展方式相适配的宏观政策引导工具，建立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开放共享从而促进城乡多维融合发展的良性模式。

首先，完善与数字经济相关的财税金融政策，探索数据要素在传统财政模式转变过程中的应用。对数字时代产生的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征税主体进行明确界定，征收数字平台企业的数字税。探索鼓励互联网企业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与政府共享平台数据以享受税收抵扣政策，加大农村电子商务和以数字平台为载体的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逐步形成数据开放共享提高地方财税能力的税收体系。同时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在金融领域的引导作用，针对数字经济中前期投入较大的基础性技术和基础设施等，实行股权融资、数据资产抵押贷款等多种融资渠道，建立风险分担、收益共享的公私投资机制，也可以直接对社会投资基金进行补贴，为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多维融合提供资金支持。

其次，创新政策工具以规范数字时代市场竞争秩序，保障数字产业良性竞争以提高行业创新活力和保障产业结构优化。随着数字交易、数字技术和数字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传统经济模式下的垄断势力判定标准难以适用于数字市场的反垄断管理，加之农村经营主体的数据保护意识淡薄，由此可能导致大型数字平台对农村弱势中小企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要在明晰数据产权归属的基础上，按照数字经济的竞争特点，重新构造新的垄断势力测定标准，进一步加强数字反垄断的规制。

最后，因地制宜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推动数字技术的创新研发和应用推广。推进数字经济试验区建设，以进一步向发展滞后的农村地区推广和普及数字经济发展领先地区的经验和成功模式，基于自身发展特点和资源禀赋形成比较优势，做好领先地区和滞后地区之间数字产业融合发展和数字红利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