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文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

摘要：在社会学研究中，县域社会是缺席的。其背后原因是欧美和日本等社会学发达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有历史悠久、建制稳定的县制和县域社会共同体。县域社会是中国独特的社会体系，具有连接基层社会与整体社会的功能。一方面，县域社会可以作为方法，为观察中国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提供独特的视角，另一方面，其独特性能促进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和进步。县域社会学研究为中国社会学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肥沃土壤，时代发展呼唤着对这一领域的深度开发。

关键词：县域社会；共同体；整体社会

也许有读者以前没有听说过“县域社会学”这种叫法。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国内外很少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日本社会学界提出过地域社会学这样的研究新范式，按田毅鹏教授的说法，“地域社会学试图超越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的界限，以城市化背景下‘生活社会化’为基本理论前提，以乡村过疏化为研究重点，围绕着‘地域生活’、‘地域组织团体’、‘地域格差’、‘地域政策’、‘新公共性构建’等问题展开研究，建立起‘结构分析’的学科分析范式。”虽然日本的地域社会学将乡村社会纳入其研究对象，超越了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界限，这一点对我们思考和研究县域社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地域社会学的研究并不限于县域社会，在理论范式上与“县域社会学”讨论的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县域在中国社会是一个特定的有着悠久历史的社会单位和行动主体，提出县域社会学研究范式、方法和理论，并不是一种学术噱头，而是有现实和历史的基础，可以为社会学研究提供新的发展土壤和空间。

一、县域社会的共同体性质和时代价值

作为一个实践单位和行动主体，县的历史在2600年以上，诞生于春秋晚期，推广于战国时期，到秦朝统一全国，郡县制普遍建成。自古以来中国就有郡县治天下安的观念，“县积而郡，郡积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民为邦之本，县乃国之基。安邦之难，难在固本；治国之难，难在强基”。从历史看，郡（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甚至省市）这一治理单位经常变动，但是县这个单位一直延续到现在而没有变更。县和县域最初首先是被作为治理单位所重视的，治理好县这个“基”，江山就可以坐稳。但是，县之所以具有稳江山的功能，不仅仅在于它规模小、易于治理，而且还在于县在长期治理过程中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共同体，而不只是一个规模小的行政单位。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在研究中国明清县域社会的时候，发现县域社会是一个地方有力阶层掌握主导权的生活世界。这些有力阶层包括乡绅和地主、商人和生员等。他进一步指出，这个生活世界又具体地分为三个鲜明的亚世界：小农的“社”的世界、下层士人与商人的“乡脚”的世界以及乡绅的“县社会”。

目前有关县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治理、经济、空间等方面。在知网学术期刊搜索中输入关键词“县域社会”，获得125条结果，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和评估体系、县域政绩评估、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空间、县域生态评估等研究；如果输入关键词“县域”，获得1891条结果，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县域经济、县域小城镇和城镇化、县域教育、县域生态治理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中跟县域社会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是县域社会治理研究，但是县域社会学研究与县域社会治理研究还是有许多的不同：县域社会治理仅仅是县域社会的一部分内容而已，县域社会是一个更丰富的生活世界和社会体系。从目前来看，把县域社会作为整体和对象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寥寥无几。目前除了本人的一篇拙作《对作为基层社会的县域社会的社会学思考》外，另外一篇是程继隆的《县域社会科学发展观——中观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点》，该文指出，“县域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在县域的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在内的庞大的县域社会系统，这是一个由多种子系统按其内在联系和共同目的组合而成的大系统。这个系统层次多、联系广、功能齐全，且各子系统都具有多变性和不确定性，中观社会学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为统领，对县域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进行分析研究。”该文首次提出了把县域社会作为中观社会来研究，由此提出中观社会学，虽然这个提法的学术性需要斟酌，但是，这一提法明确地认为，县域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是有其社会学价值的。为什么迄今为止中国社会学界不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呢？县域社会难道没有研究价值吗？县域社会难道并不存在吗？县域社会的时代性在哪里？社会学在县域社会研究上没有独特的价值吗？县域社会研究难道不能为社会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知识和方法资源吗？

从当今中国的治理、发展和社会运行格局来说，县域社会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可以说不研究县域社会就难以了解中国。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8》和《中国统计年鉴2018》的数据,全国县域经济占全国GDP约52.9%，人口占比约73.89%，县域面积占比约93.35%。与此同时，县域之间社会经济乃至文化差异却非常明显，在百强县中江苏和山东省的县数量居全国各省前一、二位，但是浙江省县域人均收入却远远领先江苏和山东。从这些人口、经济、土地面积的数据中可以得出三点认识：第一，县域面积大，人口多，经济比重大，县域在国家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二，县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很大，人口多的县有200多万人以上，而人口少的县只有几万人，有的县属于人口流出县，而有少数县属于人口净流入县，其中个别县外来人口高达200万以上；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更大，排在百强县市前10的县市中，有的经济总量超过西部一些省市总量，但是全国特困县目前还没有脱贫摘帽。第三，县域与市域、县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问题和矛盾，已经折射到社会结构上的不平衡，中国的主要中等收入人群集中在市域，而县域内生活的人口大多属于低收入者，由此显示占全国土地面积90%的县域集中了绝大部分低收入者，而占土地面积10%不到的市域则是中等收入者的聚集地，这很能说明中国的不平衡确实不是一般地严重。总体来说，与市域相比，县域又是我们国家的最薄弱发展环节，从乐观角度看，则是未来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地方。

尽管县作为中国2000多年的治理单元没有变化，但是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变化却是相当大的。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纷纷关注县域经济和县域治理，取得了非常多的研究成果，但是，唯独社会学还在边上零敲碎打，没有进行系统的实证、理论和方法研究，使得现有的县域研究显得美中不足，因为没有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社会规范、社会秩序以及更具体的社会层面去理解县域内发生的经济、治理和政治活动，那么其他研究可以说会出现隔靴搔痒的感觉。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首先是从县域起步，县域在经济上引领着中国发展，因此县域经济受到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各种县域经济理论和模式纷纷提出；与此同时，县域作为国家最基层治理单位，也受到国家的重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忽略的是县域社会变迁，即共同体化以及县域社会结构的变化，县域社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不了解县域居民的社会关系、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就很难理解一个县的经济活动，因为中国每个县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经济表现，它是植根于当地社会和文化之中的。而就社会学本身来说，县域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社会现象，或者只是整体社会的一部分而已，事实上它在历史演变中已经呈现出共同体化，显示县域社会有自己的许多独特性，可以作为很有价值的社会学研究对象。

首先是县域经济共同体。经济学关注的是县域产业、投资、产值以及市场运行等，不注重经济活动行动者的相互关系以及行为方式，没有考虑到县域范围的经济活动主体已经构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既有竞争更有合作，成为一个生死相依的经济命运共同体。在传统时代，绝大多数经济活动发生在乡镇范围，甚至以某个中心村为据点而开展，这也就是传统的乡村经济活动形态。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虽然乡镇乃至村庄之间经济发展有差异，但它们的经济活动已经深度地融入了县域经济，紧密地与整个县域的经济形态、结构、发展水平以及经济政策等关联，难以分离。乡镇和村庄经济本身就是县域经济的内在部分，然而，从整体上看，县域经济对乡镇和村庄乃至农民家庭和个体从事经济活动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县域经济提供发展空间和机会，也提供各种资源和动力，如果不从县域上去寻找乡村经济发展空间，乡村自身就难以找到可以发展的着力点。比如2012年全国农民工在县内、省内县外和省外的比重分别为50.2%、20.7%和29.1%；而到了2015年，流入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农民工1.119亿人，占40.3%, 流入小城镇及乡内流动的合计2.224亿人左右，占59.4%，其中，乡内流动的农民工约占39.2%，“也就是说近40%的农民工是属于白天进镇务工、晚上回农村睡觉的城乡‘双栖型’流动，这一部分人口是县域就地城镇化的重要力量。”这就是说，县域是农村人口转向非农、寻找城镇化的主要场域。又比如许多村庄开展乡村旅游，办农家乐、民宿等，其服务对象和消费群体很大部分是在本县域内，除此之外就是城市居民。农民的绝大部分消费也是在一个县域内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县域既是生产共同体，又是消费共同体，合称为经济共同体。

其次，县域是一个福利共同体。在一个县域内，福利具有共建共享性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上是以县为单位、由本县财政承担投入责任，由此导致不同县有着不同的福利水平，采用不同的分享方式和机制。而一个县的福利水平、分享方式和机制直接影响到县域内每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质量，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流动行为和城镇化意愿。有研究表明，农村流动人口异地城镇化的意愿并不高，而更多地转向流出地县域范围内的城镇化，或者愿意回归农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县外特别是省外居住由于受户籍制度的影响而享受不到同等的福利待遇（孩子的教育、看病报销、住房保障等），而在县域内，他们不但可以保留自己在乡村的山林湖田草、宅基地、住宅等，同时可以享受到县域同等的福利，比如子女可以享受平等上学机会（特别是高考机会和资格以县域为单位配置的）以及社会保障等。所以，县域内共建共享尤其明显。我国基本上是以县域为单位建构福利的，所以强化了人们对县域社会的依赖和认同。

不论是县域经济共同体还是福利共同体，最终体现为县域社会共同体。这里所说的共同体与当初滕尼斯提出的含义有明显的不同或者变化，但是，作为共同体，首先会有一些标志性的界限，除了经济（生产和消费）、福利等之外，社会交往、社会认同则是共同体的重要维度。所谓社会共同体，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对外的县域认同，一层是对内的交往和情感关系。不论是出去做生意，还是读书和从事其他活动，来自同一个县的人会有明显的老乡认同。在外地，来自同一个县的商人和老板或企业家们会组织以县命名的商会或行业协会；在大学里，来自同一个县的学生会组织同乡会。那些外出打工的人会以县为单位形成聚集。深圳就有来自湖南攸县的出租司机群，他们彼此很熟，有不少人在一个地方居住，平时相互支持、联络，就是一个很紧密的社会交往圈，那些刚到深圳找工作的攸县人也会加入其中，靠这个圈子和社会关系谋生。同样，在北京曾经出现过“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等，实际上他们首先都是以县为单位聚集在一起的，而不是以省或自治区为单位聚集，只是外部人不清楚他们来自哪个县，于是将其归到他们所属的省或自治区而已。就内部交往而言，可以说，在一个县域范围居住和生活的人，基本上都是以县域为范围，超出这个边界的活动会比较少（居住在县域交界地带的那些人除外）。随着交通设施的不断改善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县域范围内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从村庄向乡镇乃至县城扩展。县域范围的社会经济交往圈是从村到乡镇（建制镇、集镇、中心镇）再到县城，县城是县域社会交往的核心，不论是求学、就医、娱乐、购物消费、宴请等，县城基本上能满足县域人们的生活需求，由此他们都会将县城作为重要交往场所。

同时，县域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当今乡村社会治理已经超出村落和乡镇边界，在县域范围内展开。首先，越来越多的社会需求在村落内部乃至乡镇内部难以得到满足，比如基本福利需求、发展需求、环境生态保护需求、社会服务需求等。其次，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超越了村落和乡镇边界，得在县域层面乃至更大层面才能解决。比如污染问题、生态破坏问题、安全和秩序问题、产业发展问题等。最后，以上两方面与村落和乡镇的能力和资源有限或不足密切相关，而县域范围内可以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来解决村落和乡镇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从三方面来看，社会治理共同体从村落扩大到乡镇乃至县域。县域被认为是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中心与边缘地带的连接点，实际上更是涵盖它们，而不是连接它们，其独特性在于县域有城与乡的要素、现代与传统的要素、中心与边缘的要素，由此会在社会治理上形成层级性、梯度性的格局，即由县城作为中心向外辐射以及从村庄向乡镇乃至县城扩展的双向治理体系。在这样的治理互动中，县域构筑了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县域的空间不再像以前那样是障碍，县域范围一小时、两小时抵达，已经不再是问题；县域作为治理单位变得越来越重要，至少县域政策越来越普惠一致，县域内的城乡融合程度越来越高；县域越来越显示出其整体性、系统性和社会性。县域从原先首先作为行政治理单位而转向整体性共同体。总之，县域社会不论是从经济层面还是生活交往层面乃至文化层面，变得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彰显出每个生活在县域内的人有一种“天然”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与乡村共同体不同的是，县域社会共同体有着更复杂的直接和间接、有形与无形、有意与无意的连接关系。对此，现有的县域经济研究和县域治理研究没有对此进行深度的挖掘，也是它们学科所做不到的。

二、县域社会概念及其学科意义

相比经济学、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学乃至政治学、地理经济学、规划学等学科来说，社会学对县域的关注和研究是非常不够的，甚至可以说是缺席的。曾有少数社会学博士论文以县域作为研究对象，其具体研究内容更偏向县域治理，并没有把县域社会作为直接的对象进行研究。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至少有三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县域能不能作为社会学有特色的研究对象？社会学在县域研究上有什么优势？如果把县域社会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那如何去研究和把握它？前两个问题是理论问题，后一个问题是方法论问题。这里先讨论理论问题。

在现有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县域社会基本上找不到其位置。从研究对象来看，微观层面是个体、家庭、代际、性别、社区、群体、社会组织等，而从宏观层面看，社会学关注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区域社会、社会团结等。在这样的理论体系中，县域社会似乎属于区域社会范畴，但是区域社会的外延远大于县域社会，县域社会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区域社会。我们似乎又可以从社区上去找到县域社会在社会学体系中的位置，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中外社区研究都没有将县域社会纳入其中。社区研究之所以没有将县域社会纳入其中，是因为它把社区仅仅限于村庄和城市居民区（甚至等同于居委会），再扩大范围就把乡镇和街道纳入其中。美国社会学研究的最大社区也就是中镇，而中镇不论在范围、人口还是内在的复杂性上都无法与中国的县域社会相提并论。中国社会学研究更多地把乡镇作为基层社会或社区来对待，而县域社会似乎远远超越了社区范围，不在社区研究之列。

这种局面跟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发展路径紧密关联。1979年中国社会学宣布恢复重建，但是当时社会学研究和教学人才非常缺乏，对社会学研究什么都不是很清楚，只知道社会学对中国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以费孝通教授为代表的社会学研究者们就是带着为改革发展服务的任务和宗旨去摸索社会学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1982年8月19日费孝通教授在吉林社会学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题目就是《开展社会学研究》，一开头就向与会者提出“什么是社会学”这样的ABC问题，就此他指出了社会学研究社会关系、家庭、社会问题等的重要性，并强调：“我们的科学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我们的人民利益服务，就是要为提高人民的精神的、物质的需要服务”。这实际上确定了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任务和使命就是服务于中国的发展和建设。随后的社会学调查研究都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展开的。当时中国社会学最先研究的是村落、家庭、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等议题。1979年社会学刚获得恢复，费孝通教授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三访江村，这是对他以前的江村研究的延续。“回想起我自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江村经济》确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与村庄相连的就是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问题，费孝通教授带着一个团队深入研究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曾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引起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家庭研究又是当时很重要的议题，首次全国性问卷调查的主题是家庭问题。费孝通教授基本上采用的是社区研究方法，将村落、乡镇做类型学的比较研究，后来转向发展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研究，再转向更大区域（如西北地区、边疆发展、京九沿线等）发展的调查研究，晚年则转到文化自觉的研究。在他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路径中，“县域社会”似乎有点影子，若隐若现，并不明确。

从1988年开始，陆学艺教授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带领全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包括社会学研究者，还有不少从事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开展大规模的“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首次把“县域”作为调查和研究对象。这次调查明确地确认县市就是社区：“此次调查，以县或中小规模的市为调查对象，是考虑到县或市这样的社区，工农兵学商，党政财文，样样俱全。”这个调查历经了十多年时间，共出版了105部著作。但它并不是一项纯粹的社会学调查研究，而更像一项对百个县市展开的社会经济小普查（县域普查）。他们将此次调查界定为“一次全面、系统的综合性调查”，不仅对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调查，而且还对社会、政治、文化等发展状况进行调查，其学术和应用价值是毋庸置疑的。首先，它有助于摸清县情，由此更好地认识中国国情。目前要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这套100多本的百县调研专著可以提供第一手翔实的县域数据和资料。其次，它是1949年以来在全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为中国社会调查人才尤其是社会学人才成长提供了“实战训练”。最后，为对县域进行历时的比较研究提供基线参照。但是，可惜的是后续跟踪调查没有跟上，另外，这次调查对县域社会作为调查研究对象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以及具体的政策价值，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讨论和提炼。自此之后，中国社会学研究对象趋于多样化，有做阶层和流动研究，有做家庭研究、流动人口研究、社会网研究、群体研究、单位制研究、青年研究、农村研究、社会变迁研究、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研究，等等，但是，缺乏对县域社会的研究。

缺乏对县域社会的研究，在理论上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县域也是一个社区，那么，以前仅仅停留在将村落、乡镇或者居委会、街道范围作为社区来进行研究，而忽略了县域社区，遮蔽了对社区全面性和多样性的理解，容易产生这样一种片面的理解，即社区就是指城市居委会所辖范围或者农村村庄（有的专指行政村），而没有意识到县域也是重要的社区和共同体。因此，可以说对县域作为社区开展研究，有助于丰富现有的社区理论，至少会对社区给予一些新的界定和分析，丰富社区的内涵。如果说县域是一个社区或共同体，那么我们就可能更容易理解我们中国人的一些行为和认同实践，比如前文提到的，中国人经常以县域为老乡认同和交往依据，同乡会通常以来自同一个县为单位组织起来，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县域是中国人的社会共同体，最明显地体现在县域是最基本的老乡认同基础。

同时，县域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不只是属于整体社会的一部分，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和自主性，在整体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主体角色。县域社会的整体性和自主性就在于每个县域有自己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规范以及独特的生活方式、文化和语言传统，因此是一个亚社会。而且县域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体系，由各种村落、乡镇和城镇等子体系构成，各个子体系之间以不同方式和机制形成关系，从而构筑成县域社会。大部分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中生活，因此，县域是他们的依附体系、归属体系和地位参照体系，离开县域社会视角，正如离开县域社区视角一样，对中国人的观念、习惯、习俗和文化等都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与此同时，县域社会还是中国社会从微观链接宏观的中间纽带，如果我们的研究从家庭、村落、乡镇然后直接跳过县域而到中国整体社会开展研究，那么就难以理解整体社会内部更为复杂构成的本质和内涵。事实显示，县域社会变迁对中国社会整体性来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过去的40多年改革开放中，我国存在着两条变迁路径：一条就是源于县域经济社会变迁，从而引发整个社会的变迁，另一条路径则是源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而带动全社会的变迁。因此，没有县域社会视角，就不足以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变迁的脉络和规律。这自然离不开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深入介入。社会学的特长就在于把握县域社会结构和变迁，这是其他学科所做不到的。

由此观之，县域社会的独特性、相对独立性以及其所具有的与其他社会主体不同的因素，反过来有助于丰富和提高社会学对社会复杂性、结构性、层次性的认识，并由此可以提出一些新的社会理论知识。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的县域社会也有其独特价值。在欧洲，几乎没有县这样的建制，即使有相关的对应物或对应体，也没有中国县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县域社会那样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所以，自诞生之日以来，欧洲的社会学基本上是没有“县域社会”这样的认知和概念的。因此，在其理论中有社区，有社会，有职业，也有家庭和个体，当然有社会阶层和结构，等等，唯独缺县域社会这样的对象。社区在滕尼斯那里就是人们亲密交往、单纯和私密的频繁联系的情感和认同平台或共同体，其规模和范围不会很大，不可能有县域那样的规模，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社会”是机械性、松散性的、个体化的，所以面向就很广，也就是说在“社区”之外的都属于社会。虽然芝加哥学派的社区概念更偏向于人文生态环境，可以有比较大的地域范围，但是最大的也就是所谓“中镇”、街角等，所以美国的社会学同样缺乏类似中国“县域社会”这样的视野。

日本虽然有县这样的建制，但是县在日本的治理结构中处于中央政府与市町之间，与中国的县所处的治理位置有很大的差异，因为中国的县处在中央、省市与乡镇之间，如果硬作类比的话，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一层级，而不是中国的“县”这一层级。美国也有“county”（中文翻译为县）这一层级，但是它是处于联邦、州和县结构中的最低层级，中国的县下面还有乡镇乃至行政村等，更重要的是中国“县”至少有2600年以上的历史，它不只是个行政单位，更是一种文化、社会组织和符号。由此而来的县域社会不仅是一个整体性单元，而且有着丰富的内在社会意涵。中国县域社会也不同于日本区域社会学所说的“区域社会”这一概念，后者的含义也难以覆盖中国的县域社会。因此，欧美和日本等国家的社会学体系中基本上找不到“县域社会”这一概念。

尽管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有县域社会这样的独特单元或因素，但是，迄今为止，中国社会学几乎忽视了县域社会研究，原因在于从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和重建以来，它深受欧美社会学的影响。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也只是从实务需要的角度看到县（含县级市）的重要性，没有真正从理论上去思考县域社会这个概念以及其所具有的学科意义。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忽视县域社会，表明中国社会学还处在引进、照搬欧美社会学理论的境况，还没有显示出自己的独特理论视角和方法。因此，县域社会研究不仅仅能够揭示一种欧美国家所见不到的社会现象，而且还具有重新反思欧美社会学对社区、社会的研究，并能使中国社会学具有从引进模仿到独立创新的转变、促成中国社会学真正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的潜能。

三、作为方法的县域社会及县域社会的研究方法

这里从两个层面来讨论县域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意义：一是作为方法的县域社会；二是对县域社会进行研究所需要的方法创新问题。前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后者是一个具体研究方法问题。

早在1960年，日本学者竹内好发表了“作为方法的亚洲”讲话，后来被沟口雄三发展和转陈为“作为方法的中国”。据此，孙歌教授提出了“作为方法的日本”以及陈光兴教授提出“亚洲作为方法”看法。由此，这样的方法视角进入了中国学术界。它们旨在强调主体性的形塑和内在的多样性，并“以世界为目的”,形成一种具有独特方法论意义的“批判性东亚话语”。它们表现出一种“反欧洲中心”的历史观念，构筑出一种新的历史视野和文化共同体。 不管这种方法论是否值得提倡，这里也无意卷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是给我们的启发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都可以用来作为思考、研究的方法。这就是一个立场或者角度问题。我们不能照搬日本人所提出的这种做法，但是，至少可以看到，从不同的角度或立场去思考和研究问题，也许会有新的研究发现。这里强调对县域社会的社会学研究，不仅是从对象上去理解，也有着视角、立场和方法的含义。县域社会对于社会学来说，有着贯通宏观与微观、城与乡、现代与传统、本土与他乡等的作用。最近几年，国内有学者提出“城乡中国”（赵旭东、刘守英，2018）、“后乡土中国”（陆益龙，2015）和“跨越城乡”（王春光，2016）等，认为城乡已经成为一个连续统，不再是非城即乡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城乡连续统上，县城、小城镇、村庄是关键的节点，县域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城乡连续统的社会体系。以前的研究都是探索这些关键节点，而忽视了将这些节点链接起来，将其作为完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来探索，同时也没有把这些节点纳入这个社会体系来分析，从而产生对基层社会的碎片化想象，或者将一个节点视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实体，出现以点代面的简单化想象。而县域社会则可以修补碎片化想象和简单化想象，至少将基层社会加以黏合，呈现出整体性和连续性。县域社会可以将家庭、村庄、乡镇和县城与更大的整体性社会进行勾连和对接，一方面丰富对前者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对中国社会整体性内涵的理解，尤其是为观察复杂的城乡关系提供新的视角、立场和方法。县域社会的主体性在此得到充分的彰显。县域社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社会实体主义和系统主义观点，至少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实体性特点，这反过来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为什么在治理上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行政层级，不仅仅是与区域关联，而更主要的是与复杂的社会实体性密切相关。生活在中国社会，不仅仅是个体，在个体之外，有家庭、邻里、社区、乡镇（街道）、小城镇、县域社会乃至区域社会等的各类实体都在影响着人的行为和认识。所以，县域社会的研究无疑强化了社会实体主义的视角和观点。

“县域社会”既是一种方法，又是研究对象，那么作为研究对象，现有的调查研究方法是否还有效？县域社会研究是否需要一些独特的调查研究方法呢？县域社会包含着村落和乡镇，但是从人口数量、空间布局、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差异性、文化多样性、经济发展水平和复杂性、治理体系系统性等，远远超过村落和乡镇，从这一点上看更逼近整体社会，但是与整体社会的差距还是很大。从这个意义上看，县域社会既具有社区的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前者包括交往频密、认同一致和人际亲密等属性，而后者则是人际疏离、个体为主体、认同多样等属性。现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和人类学方法都适合于对县域社会的研究：对县域社会的总体研究，可以采用对整体社会的所有研究方法，比如问卷调查方法，同时也可以采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文献分析等这些经常被用于研究和调查村落和乡镇的方法，因为对村落、乡镇的研究也是县域社会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有助于认识县域社会，同时也可以上升到对县域社会的研究。但是，县域社会又不同于整体社会以及乡镇社会，县域社会空间比较小，有明确的边界，人口规模和村庄、乡镇数量也有限，但是又比村庄、乡镇有更大的规模和复杂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县域社会研究需要一些新的特殊方法，才能更有效。

从1999年开始，我们就开始以县域为单位进行了社会学调查和研究，先后就不同议题展开对8个县市的调研，有的关注县域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有的聚焦县域现代化发展，有的探讨县域民生事业和社会治理问题，有的集中探索精准扶贫工作，等等。最常用的方法是问卷抽样调查。发放的问卷数量不等，多的达3000多份，最少也有1200份，基本上按照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来选择调查对象，但是由于农村人口流动性很大，对样本结构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在乡村地区，调查对象的年龄会偏大，这也是事实，但是如何能把外出的青壮年人口纳入调查范围，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调查方法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问卷调查对于理解县域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足。另一种调研方法就是对县域内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准行政组织、社会团体、村委会、居委会、企业等开展广泛的座谈和讨论。第三种调研方法是对县域内关键人物（如县委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乡镇书记和镇长、村书记和主任、离退休重要干部、重要企业家等）开展深度访谈。第四种方法就是对村民、居民进行深度访谈，由于村民和居民数量多，我们只能进行一定的选择，大多基于经济条件，先选择乡镇，又从乡镇中选择村落和社区，然后在选中的村落和社区中入户与村民和居民进行交流。第五则采用细画人口资源地理分布图的方法对选中村落进行摸底调查，在全县画出多个村庄的人口资源地理分布图，对有关村落进行分类分析，透视县域社会内部的村落结构。最后一种常用的方法就是文献资料收集和分析。这方面的资料大约有当地党政机构发布的政策文件以及工作报告、统计资料、档案资料、县情文章和书等。由此可见，我们的县域调查采用的是混合式方法：定性定量混合、访谈座谈结合、观察与体验同行、文献与数据并用等，实际上融合了社会学方法、经济学方法、人类学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地理学乃至人文地理学方法等。

混合式调研方法对于县域社会的了解和研究是必备的，但是，仅仅用一种方法不足以实现对县域社会的有效研究，目前我们所使用的这种混合式方法是否就是最有效的呢？我们还不能给出百分之百的肯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说对我们完成在县域范围进行的研究目的来说是有效的，或者说足够用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县域社会研究不需要一些新的调研方法。我们在实际调查研究中也有一些疑惑，找不到相应的方法来解决，比如对县域社会空间结构演变问题，现有的方法显得还不是很有效。这是从我们的县域社会研究实践经验中去讨论县域社会的研究方法问题，如果从更一般的层次上去分析，如果把县域社会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是否还要从县域社会的特性以及研究目的等角度去讨论什么样的调研方法是可行和有效的呢？如果前者是一种归纳思路，那么后者应该属于演绎思路。从演绎角度来看，县域社会学研究也许会带来调研方法的创新乃至革命，因为当有更多的社会学研究者加入后会基于自己的研究目的、经验和能力，采用或者设计一些新的调研方法。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仅县域社会研究有了新的方法，而且还为社会学提供了一些新的方法，这也是县域社会学研究所贡献的方法意义。有两点值得去探索：一是现代科技进步会带来县域社会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创新，经常所说的大数据方法，对在县域层面开展社会学研究是否效果更好？这值得去试验。另一点就是跨学科方法的借用和改进是开展县域社会研究所亟须的，我们尝试了画人口资源地理分布图方法，来寻找居住位置与社会地位的关系以及背后的影响因素，在县域社会研究方面，地理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测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待进行借用和改良，也许会有一些新的研究发现。

余论

本文从县域社会的属性、社会学研究对县域社会的忽视及其带来的理论问题，以及县域社会作为方法的价值和对县域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意义等多个维度去讨论和探索县域社会学的重要性、可行性、相应的调研路径和方法，力图为中国社会学研究拓展新的领域并探索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县域社会不是我们凭空制造出来的，而是有着很强的实践性，由多重因素铸就的：一是，除了家庭、村庄、国家等制度外，县制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迄今依旧不衰的一种组织制度，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不可分离的常变量或者说稳变量，具有超稳定的功能。二是，悠久的县制塑造了县域文化，尤其是县域认同。县域成为中国人最为常见的、习以为常的认同单位，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同自己所在的县，或者寻找自己籍贯县。三是，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和科技现代化，大大增强了县域社会的紧密性、整体性、连通性和系统性，冲破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形态，转向城乡连续统的新社会形态。因此，忽视县域社会的研究，一方面无助于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乃至文化的全面、深度的认识，另一方面使中国社会学失去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资源。不管社会学是否需要本土化，但是，如果不能有效地了解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那么这样的社会学很难说是中国社会学，也很难说会有长期发展的基础。

这里将县域社会研究冠之以县域社会学，是基于对县域社会这个对象的基本认识而做出的。县域社会既有社区共同体的属性，又有明显的“社会”属性，可以说兼具了两者的属性，同时县域社会既有城镇又有乡村，既有工业又有农业，所以混有城乡社会、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等不同特性，由此可见其混杂性非常明显，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这样的研究对象，在以前的社会学研究中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被视为整体社会的一部分而受到忽略，或者被认为是社区共同体的表现，而没有得到特别的关注。这种忽视与社会学诞生于西方国家有直接的关联，而在社会学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象。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并非西方国家可比，至少县域社会不是它们所具有的。为此，我们认为开展县域社会研究，一方面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有着重要的价值，另一方面对于推进中国社会学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这里提出县域社会学这样的学科概念，既在于引起社会学界的重视，又认为县域社会研究确实可以成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因为大部分学科都是因为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而确立的。当然，县域社会学的具体界定乃至权威界定，只能在深入研究中得以确立和丰富，并不是现在就能一锤定音的。本文的目的在于提出这个问题，引起学界重视，开展更多的讨论和研究，共同推进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以及更多地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