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孟晓志，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耿鹏鹏，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文献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摘要：“稻米理论”基于我国“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对南方集体主义文化之下的特殊信任和北方个人主义文化之下的一般信任的形成根源进行了理论阐释。但现实证据表明，中国南北村庄的信任模式正在发生重要转换，即北方的特殊信任高于南方，南方呈现出更为明显的一般信任，从而出现了“Talhelm悖论”。南北市场化发育程度的差异及其对传统村落原生秩序的冲击，可能是形成“Talhelm悖论”的重要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南稻北麦”的种植文化虽然在信任的塑造中有着重要影响，但市场化发育程度在种植类型与信任的关系转换中发挥着关键的调节作用，市场发育弱化了种植文化对信任的影响，从而导致了南北方信任格局的反差与转变；（2）机理分析表明，市场化发育一方面冲击着村社传统耕作方式所决定的互助协作关系，另一方面通过活跃并畅通农村要素市场，弱化了种植文化对信任的内生性影响。本文强调，由“南稻北麦”种植方式所镌刻的文化遗产及其村庄信任格局，正在发生重要的解构与转型。
关键词：稻米理论；Talhelm悖论；市场化发育；信任格局转型
一、问题的提出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概念，并用以刻画乡土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性特征。“差序格局”重点强调了“关系”，即每个人以自我为中心，按照亲疏远近关系的强弱差异形成由内及外的“波纹”，内圈首先是家庭成员，其次是亲朋好友及乡邻，外圈是交往极少、关系寡淡的陌生人。与之对应，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建立在这种亲疏远近的关系基础上（王沛等，2020），形成“差序”的信任格局。后续研究也证明了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差序信任关系（胡荣，李静雅，2006），即个人对他人的信任程度依据关系的亲疏远近由强到弱依次为：家人＞熟人＞陌生人（张建新等，2000；Niu＆Xin，2012）。进一步地，学界一般将社会信任界定为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家人、亲戚、乡邻等熟人之间的特殊信任和几乎不存在直接社会关系的陌生人之间的一般信任（Delhey et al．，2011）。
实际上，信任关系无论在不同国家，还是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均存在明显的差异性（Delhey＆ Newton，2005；Nannestad，2008）。关于差异性的形成根源，已有文献进行了多样的解释。福山（2016）基于对不同国家文化的考察，阐明了人际信任差异的“文化决定论”。韦伯（2004）从中国儒家伦理和西方宗教信仰揭示了中西方人际信任的分野。雷丁（2009）进一步从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如家长主义、人格主义、实用主义、孝道、仁义等）分析了华人信任关系的特殊性。不仅如此，宗族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治理根基，其在不同区域影响程度的差异造就了中国乡土信任的“差序格局”（陈斌开，陈思宇，2018）。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广布，故乡土中国的差序信任格局也因气候、地理和历史等因素综合作用而存在地域差异（李伟民，梁玉成，2002；刘笑霞，李明辉，2019）。葛德石早就指出，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似乎把华北和华南的乡村社区塑造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Cressey，1934）。自地理学家张相文（2013）于1908年首次提出以秦岭—淮河一线作为我国南北方的自然地理分界线之后，有关南方与北方的文化差异及其信任格局一直是广受学界重视的重要议题。其中，最具影响力且备受争议的当属“稻米理论”（孙涛，2019；Ruan et al．，2015）。
Talhelm等（2014）提出的“稻米理论”，基于“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阐释了中国南北文化差异的生成根源，曾被作为封面故事发表于著名刊物《科学》（Science），并很快引起了学界与公众的关注。该研究认为，水稻种植所需的灌溉与人工投入，使南方农民间的生产协作、生活互助相对较多，由此，稻作区往往更具集体主义文化特征，更偏向整体性思维，且更注重自己的“圈子”；而小麦种植对集体协助的要求较低，相对独立的家户耕作体系使北方村域呈现出相对明显的个人主义文化（Talhelm et al．，2014）。传统农耕基因所形成的文化差异，不仅造就了南北村落社会结构的不同（萧公权，2018：26），而且镌刻出中国南北方迥异的信任关系。即南方集体主义文化下的村庄内部具有更高的短协作半径需求，形成了更高水平的特殊信任；而北方个人主义文化下的长协作半径关系，形成了更明显的一般信任（史建云，1998；丁从明等，2018）。
事实上，乡土中国的信任关系往往深嵌于村社经济社会的交易结构之中。长期以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地产权交易和流转关系是村社经济社会交往结构与信任格局的重要“观察窗”（耿鹏鹏，罗必良，2022）。一般来说，集体主义文化及其特殊信任所内含的交易关系往往倾向于关系型交易，而个体主义文化及其一般信任所决定的交易关系则更多呈现为契约化交易。按照“稻米理论”的核心逻辑，集体主义文化浓厚的南方应更盛行基于特殊信任的关系型交易，通过声誉机制、道德约束来维系交易秩序，而富含个人主义文化的北方则更多基于一般信任的市场化交易，以借助现代契约来保障交易完成。然而，已有研究基于农户问卷的微观数据发现，南方农地产权交易相比于北方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市场化与契约化水平（罗必良，耿鹏鹏，2022ａ）。宏观数据也佐证了这一事实。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表明，南方农村农地流转的缔约率要明显高于北方地区（见图1）。
中国南北方的信任格局可能正在发生重要转型。多个代表性的大样本农户调查也证实了南北村庄信任关系的变化。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的农户样本的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南北方信任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即北方的特殊信任高于南方，南方呈现出更明显的一般信任（见表1）。这一事实显然与“稻米理论”所揭示的信任关系呈现巨大反差，本文称之为“Talhelm悖论”。
“Talhelm悖论”意味着“稻米理论”关于文化与信任关系的南北格局判断面临现实挑战。需要重视的是，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使市场化逻辑对社会关系的冲击不断增强并逐步“撕裂”着封闭条件下传统村落的生产生活秩序与行动逻辑。由此，乡村社会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也持续上升，社会信任模式随之发生变化（齐亚强，张子馨，2022）。事实上，制度变迁或制度选择并不完全由路径依赖所决定，情境依赖性不容忽视（罗必良，2020）。信任格局同样具有情境依赖性。显然，“稻米理论”依存于传统封闭的农耕格局，而由市场化发育带来的村庄开放与要素流动，将导致原有村庄秩序及其信任关系发生松动与重塑。信任本就深嵌于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之中，乡村社会信任关系及社会转型与情境变化密切关联（胡洁，2020）。由此，乡村社会由封闭到开放、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南稻北麦”的种植文化所塑造的南北方不同的人际信任关系必然在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发生重要转型。其中，市场化及其经济理性无疑是诱发社会信任格局重塑的重要因素。
本文试图构建“种植文化—市场化—村社信任转型”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南北农村信任格局的转变，阐释转型背后的市场化根源。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分析“稻米理论”面临的现实挑战，从市场化角度揭示“Talhelm悖论”的发生机理；第二，尽管中国农村社会的信任关系转型已受到学界关注，但有证据的经济学解释尚不多见，本文有助于丰富相关的文献。
二、理论分析线索
（一）“稻米理论”与南北信任格局：一般机理及其情境约束
Talhelm等（2014）提出的“稻米理论”认为，中国南北方稻麦种植方式差异形塑了相异的文化，即南方的集体主义文化和北方的个人主义文化。尽管久经历史变迁，但千百年来形成的“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及其文化特征并未发生大的改变（韩茂莉，2012：14）。其中，不同的种植文化包含不同的信任关系。“稻米理论”所揭示的基本逻辑在于：稻作区集体主义文化内嵌着“集体意识”，村社农民基于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开展生产合作、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基于劳动协作、生产互惠、内圈交易形成的社会认同进一步强化并塑造了典型的特殊信任关系；而在注重个人主义的北方，由于人们彼此更加独立、开放，对外关系的延展能够跨越宗族、亲缘等形成更广泛的交流，从而产生了与非熟人之间的一般信任关系。由此，南方集体主义文化及其特殊信任和北方个人主义文化及其一般信任，构建起了中国南北迥异的信任格局（史建云，1998；丁从明等，2018）。
第一，稻麦种植的灌溉用水差异隐含着不同的生产协作关系。水稻种植对用水的要求较高，“治稻者，蓄陂塘以潴之，置堤闸以止之……又有作为畦埂。耕耙既熟，放水匀停，掷种于内，候苗生五六寸，拔而秧之，今江南皆用此法。苗高七八寸则耘之，耘毕放水熇之，欲秀复用水浸之”（冀朝鼎，2014：32）。水稻严格的用水要求发达的灌溉系统，而作为公共物品的灌溉系统，在修筑过程及后期维护中都需要集体成员之间的协调，进而加深了村民之间的合作（费孝通，2007：109；黄宗智，2014：27）。不仅如此，灌溉用水的竞争性与拥挤性也依赖于村落俱乐部成员之间的沟通、协调与合作。而小麦天然的耐旱性使其对用水并不如水稻那样苛刻，一般只需依靠天然降水并辅之以家户所有的水井灌溉即可。这使得小麦区的农户相对独立，村落内部的相互依存与互助协作需求远低于稻区。因此，相比于北方麦作区，南方稻作区的集体行动，有利于提高家族内部或村落家户之间互惠互助的社会交往，从而形成基于亲缘和地缘的熟人社会关系，建立起一个村庄内部成员或族人之间信任度更高的社会关系网络（丁从明等，2018）。可见，由稻麦种植决定的集体行动与合作博弈差异，构成了南北不同信任格局的内生性根源。
第二，稻麦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用工差异决定了南北农户互助合作程度的不同。在以农为生的传统乡村中，作为农民“命根子”的土地几乎承载着农民的一切，劳动力被迫局限于农耕“小圈子”，农民以土地为中心从事农业生产，并在土地上进行机会成本几乎为零的劳动投入。但水稻与小麦对劳动投入的要求并不相同，同等面积水稻种植的劳动投入约是小麦的两倍（Buck，1937：289）。农忙时节，家庭自有劳动力往往不能满足所需，错峰种收、村内换工的形式完美解决了季节性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费孝通，2007：101）。这种互助方式增加了村内农户尤其是亲友邻里之间的交互往来，从而建立起农户彼此间短半径的关系网络。北方因干旱的气候特征要求小麦的播种与收割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此类种植压力使得形似水稻的换工方式不再适用，而且北方小麦自东向西逐渐成熟的空间差异使农忙高峰期错开，并衍化出了农忙时节小农之间的异地雇佣关系（史建云，1998），从而使小农跨地域的交流与合作成为可能，由此拓展了农户间的协作半径，增加了与非熟人间的交易与合作机会。
因此，就传统村落环境下信任的形成条件而言，无论是基于用水协调与灌溉系统建造、修葺、维护所形成的合作关系，还是稻作种植为缓解用工约束所构建的互助协作秩序及其集体意识，无一不是建立在封闭乡村环境中的传统农业生产关系之上，这决定了“稻米理论”的成立具有情境依赖性。可以认为，即使假定在气候环境、人地关系、农耕方式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形下，由“稻米理论”所表达的社会关系及信任文化能够通过经验积累与观念传递保持长期的传承性与稳定性；但问题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市场经济迅速拓展，由传统稻麦种植关系所塑造的乡村经济社会交往秩序与人际信任关系，已不可避免地发生深刻改变。置于市场化浪潮中，“稻米理论”所揭示的中国传统信任关系格局面临现实情境的考验，并随着情境改变而发生重要演化。
（二）南北信任格局转换：市场化冲击的发生逻辑
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其变迁与选择过程不仅仅由“制度论”中的产权制度、宗教信仰、法律法规决定，也不仅仅由历史事件或初始选择决定，而是与制度遗产、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相关，因而具有情境依赖性。近年来的实验经济学也不断证明了人们社会行为选择的情境依赖性（罗必良，2020）。显然，“稻米理论”所揭示的传统村庄文化道统和农民经济社会行为选择的关系特征同样具有情境依赖性。这就意味着，“稻米理论”所揭示的中国南北方信任机制，可能会因为情境集合中某一维度变量的引入或改变而发生重要转换。不可忽视的是，相对封闭和静态化的村社生产生活环境和传统的种植格局是“稻米理论”成立的重要情境变量。然而，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理性、要素流动以及市场交易拓展不断冲击着传统的村庄秩序。市场信念传播不仅逐步撼动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也在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而且因户籍制度与择业管制松动带来的外部机会与发展空间也有效降低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显然，市场化发育与否成为影响“稻米理论”成立与否的重要变量。
始于1978年的中国农村改革，从本质上讲是财产关系与利益关系的大调整。从包产到户到大包干的土地制度变革与农村微观组织系统再造，确立了农户家庭经营的主导地位，实现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并因此满足了农民土地经营的真实权利，从而使广大农民获得了人民公社时期不可想象的财产支配权与经济民主权（包括农民的职业转换与身份变迁），由此产生的激励机制推动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农业结构调整和非农产业发展成为可能，从而引发了农村经济流量的迅速扩张，有力地改变了国民经济的原有格局与经济流程，并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确立（罗必良，2008）。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一方面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经济增长与市场化发育的区域失衡。研究表明，2005—2018年中国南方和北方市场化指数的差距由0.012扩大到了0.031，增幅为170.69％（卢现祥，王素素，2021）。《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中的数据显示，我国南方市场化水平明显高于北方（王小鲁等，2021：223－225），详见表2。南北市场化水平差距明显扩大的态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中的突出现象（万海远等，2021；丛胜美等，2022）。因此，南北方市场化的典型差异可能是诱发中国南北信任格局发生逆转的重要情境，从而为解析“Talhelm悖论”提供了现实依据。
市场化浪潮在中国的传播轨迹是从工业渗透到农业、从城市拓展到农村。已有研究表明，市场化发育可以撼动由传统农耕格局所形成的中国农村传统乡土社会结构。其中，市场化冲击在推动现代经济理念嵌入与村庄开放的同时，将诱导人情关系发生变化，乡土熟人社会形态逐步撕裂，传统信任关系出现转型（秦中春，2020；罗必良，耿鹏鹏，2022ｂ）。
一方面，市场化发展往往会带来新的生产理念和先进技术要素。这意味着，现代市场要素在传统村落中的嵌入将逐步改变农村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第一，开放市场条件下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引入与经营方式的变革，包括机械技术、外包服务所形成的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效应，有效减轻了农事活动强度，缓解农户家庭的用工约束。显然，稻作区由农业生产换工所构建的互助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松动和撕裂。第二，由公共政策支持和市场化运作所建构的灌溉系统供给、维护及保障体系，深刻改变了传统灌溉设施等公共物品的提供与利用方式，从而使稻作区村庄内部基于用水协调及修筑灌溉设施所形成的合作关系及其存续的基础不复存在。
另一方面，市场化发展对于农村的冲击将打破“城门”与“村门”的区隔，赋予农民更充分的非农就业机会，并畅通要素流动，从而使农户不再拘泥于“一亩三分地”的小农经营和生存格局。这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第一，农民在市场化环境中更充分的发展权利使其可以有效降低家庭生存风险；第二，农民逐渐从土地关系与熟人社会圈中脱离出来。这意味着，首先，农民在市场化环境中逐步强化的生存韧性弱化了其对传统帮扶互助生存体系的依赖性；其次，由人口流动扩大的社会交往半径和生存空间，降低了农户家庭与村社内部原成员交往的强度与频率，从而弱化了固有的社会关联性与信任关系。
因此，中国南北方不同程度的市场化发育水平，将使建立在传统农耕格局和固有秩序之上的信任关系发生转换。正如巴伯尔所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人际关系变化紧随其后，“身份”关系弱化而“合同”关系增强，人际信任正由依附信任逐步向角色信任过渡（Barber，1983：190）。市场化及其区域差异或许是“Talhelm悖论”生成的根源。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该数据包括了调研样本个人及家庭的收入、教育、消费、就业、健康等方面的情况，同时详细记录了样本所在村社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征。本文选取CLDS问卷2016年、2018年两期数据。结合本文研究主题，在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后，最终得到9287份农村个体样本信息。
本文使用了代表区域市场化水平的市场化指数。市场化指数来源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王小鲁等，2021）。该报告从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水平、产品市场发育状况、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五个方面对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并合成最终的市场化指数。市场化指数在1～10之间，数值越高代表市场化程度越高。
（二）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社会信任水平，按照信任对象的不同分为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特殊信任变量的衡量来源于个体问卷中受访者对熟人信任程度的问项结果，一般信任变量的衡量则是受访者对非熟人信任程度的问项结果。信任程度由低到高依次赋值为1～5。
2.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种植类型（是否种植水稻）。基于我国气候、降水等地理条件的划分，以长江—秦岭—淮河为界限，南为稻作区，北为麦作区。若调查对象所处地区为稻作区，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同时，本文使用调查对象所在村庄主产粮是否为水稻作为种植类型的替换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此外，本文引入市场化指数与核心解释变量构成交互项，以考察市场化情境下稻麦文化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产品市场发育程度来替换市场化总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
3.控制变量
本文对以下变量进行控制。其一，个人特征，包括样本的年龄、性别、教育、婚姻、政治身份、工作状态、经济地位、政治参与；其二，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收入水平、农业收入占比、家庭年龄结构、耕地总面积；其三，村庄特征，包括村庄农业条件、经济条件、人口结构、关系结构、交通条件和村庄地形。各变量定义见表3。
（三）模型选择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市场化背景下稻麦文化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为此设定含有交互项的方程，基本模型为：
式中，下标ｉ和ｔ分别代表样本个体和年份，μｉ是个体固定效应，λｔ是时间固定效应。Ｙｉｔ表示样本的信任水平，分为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Ｘｉｔ表示种植类型；Ｚｉｔ代表市场化程度；Ｄｉｔ代表由个人、家庭及村庄等控制变量组成的矩阵；α0为常数项，α1、α2、α3为待估参数，其中α1、α3为主要的估计参数；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并假设其满足正态分布。
鉴于普通最小二乘法可能会由于反向因果或者遗漏变量等原因产生内生性问题，故使用工具变量法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相对于小麦，水稻种植往往需要更适宜的温度。为此，本文选取气温条件作为种植类型的工具变量，温度数据来源于样本所在地级市的年平均温度。工具变量的模型设定如下：
式中，被解释变量Ｙ代表信任水平；Ｘ2为控制变量；Ｘ1代表种植类型的工具变量；1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第一阶段的拟合值；ｖ1、ｖ2为随机误差项。
此外，为了检验作用机理，本文进一步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式中，Ｍｉ表示中介变量；Ｘｉ表示种植类型；Ｄｉ为控制变量组；γ0、α0代表常数项；γ1、γ2、α1、α2、α3表示待估参数；εｉ为随机误差项，假设其满足正态分布。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水稻种植能够强化特殊信任并抑制一般信任，这与“稻米理论”及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即水稻种植衍生出的集体主义文化促进了基于熟人关系的特殊信任，而种植小麦形成的个人主义文化则促进了非熟人关系拓展而形塑一般信任。但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升，稻麦种植文化及其所决定的信任关系将发生重要转变，即市场化发育不仅能够显著抑制水稻种植所决定的特殊信任，而且能够显著提升其一般信任，从而验证了我国南北信任关系已经或正在发生的理论反差与现实转型。因此，市场化发育的区域差异对南北信任格局变化隐含着重要的发生学意义。
（二）稳健性检验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基准回归中对种植类型的定义是根据南北区域来划分的。显然，农户的种植类型相当程度上也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因此基准模型有可能表达的是由南北地理区域而不是由种植类型所决定的信任关系。为了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使用村级层面数据来重新刻画种植类型这一核心自变量。村级层面采用对村庄主产粮食种类的问项结果来判定，即种植水稻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验证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这表明，无论是按种植类型进行宏观层面的南北区域划分，还是按种植类型进行的村庄描述，估计结果都表达了市场化进程引发了“稻米理论”的现实反差。
（三）稳健性检验2：重新刻画市场化程度
前文用市场化总指数来刻画市场化发育程度，虽然市场化总指数包含了衡量总体市场的各个方面，但包含过多的因素也可能会产生内生性。因此，本文进一步使用市场化指数的两个分指标——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和产品市场发育程度来替换市场化总指数。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四）稳健性检验3：重新刻画被解释变量
上文对信任的刻画采用了个体样本的主观信任水平，以下进一步采用家庭礼金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和捐赠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两个代理变量进行再估计。一方面，中国传统乡村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往往形成于彼此间频繁的往来中，社会交换理论也认为社会交换存在于相互联系紧密的群体中，并且是一种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自发活动。显然，乡土社会交往中存在的礼金往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彼此间的信任关系（布劳，1964）。本文一方面借鉴已有文献对村落熟人间信任的刻画（章元，陆铭，2009；郭云南，姚洋，2013），使用家庭礼金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农户的特殊信任水平；另一方面，对一般信任的刻画，主流文献常采用公益性行为来衡量（如献血等），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本文参考丁从明等（2018）的做法，采用家庭中捐款数额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作为一般信任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再次证明了基准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五）稳健性检验4：基于CFPS数据的再估计
本文进一步使用CFPS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该数据通过对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面的追踪调查，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人口等方面的基本状况。鉴于数据结构特征及其可得性，本文选取CFPS2016年、2018年两期数据对本文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方面，对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的刻画来源于被调查对象对熟人与非熟人主观信任程度的回答，与CLDS的问项一致；另一方面，CFPS也提供了家庭层面的礼金支出和捐赠支出，本文依然使用二者与家庭收入的比值作为两类信任的代理变量。控制变量同样涉及个人、家庭、村庄三个方面，并且引入了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同样验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五、内生性讨论与机理分析
（一）内生性讨论
为了更加有效地解决由于内生性所产生的估计偏误，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作物的适种性通常被视为外生于种植行为的合适工具变量（罗必良，耿鹏鹏，2022b），水稻的种植往往需要适宜的温度与之相匹配，我国年平均气温较高的南方为水稻种植提供了良好的气候条件。因此，本文选取农户所在地级市的年平均气温作为种植类型的工具变量。检验分析结果证明，本文所用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和识别不足的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一致性。
（二）机理分析
1.对农机服务的考察
在市场发育过程中，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引入无疑会冲击村落原生秩序，进而影响村庄的信任关系。其中，机械化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服务的引入实现了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从而作用于由稻麦文化所形成的信任格局。本文通过引入农户农业生产服务使用情况验证以上逻辑。该变量来自CLDS问卷中“农业机械化来源”的问项结果，并根据农户采用农机服务的程度依次赋值为0、1、2、3（传统农耕方式赋值为0，全部自己购买农机赋值为1，部分外包赋值为2，全部外包赋值为3）。回归结果显示，农机服务在种植类型对特殊信任的影响中发挥了关键的调节作用，能够显著弱化种植文化对特殊信任的影响。此外，本文通过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证实市场化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了农户农机服务的使用，肯定了市场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引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2.对邻里互助的考察
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由水稻种植所衍生的集体主义文化及其互助协作关系，在特殊信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传导作用。本文使用邻里互助水平作为体现互助协作关系强弱的衡量变量。其中，邻里互助水平变量来自CLDS问卷中“本村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间互助程度”的问项结果（由少到多依次赋值为1～5）。估计结果显示，邻里互助在水稻文化对特殊信任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尽管水稻种植有助于邻里间互助水平的提高，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强，互助水平将显著弱化。结果也证明，市场化发育对邻居熟悉程度和邻里互助水平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市场化对传统乡村由种植方式塑造的人际信任关系已产生重要的转型推进作用。
3.对外出务工的考察
农民外出务工水平是反映村庄开放与社会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显然，流动性的增强打破了封闭的村社关系网络，势必深刻影响其内含的人际信任关系。为此，本文使用农户家庭劳动力中外出劳动力的占比来考察其在种植类型对信任关系的影响中可能发挥的传导作用。回归结果显示，市场化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了农户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显著提升了受种植文化影响的一般信任程度。市场化不仅降低了农户间的邻里熟悉程度与互助水平，而且显著促进了外出务工水平。这表明，市场化发育不仅深刻冲击了原有的稻麦文化，而且引发了人际关系与村社秩序的重要变化。
六、结论与讨论
中国是以农立国的文明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区域之间的资源禀赋、气候特征差异巨大，特别是中国南方与北方地理气候存在显著差异，从而诱发了南北方“因地制宜”的种植方式及其文化特征。按照“稻米理论”的解释，南方稻作区盛行的集体主义文化与北方麦作区典型的个人主义文化形塑了不同的信任格局，即南方的特殊信任与北方的一般信任。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不断拓展，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空间生存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由此触动了传统村庄社会中长期存续的缄默规则及其信任机制。本文基于中国村庄信任格局出现重要转换的基本事实，阐述“稻米理论”赖以成立的情境依赖性，揭示“Talhelm悖论”的生成逻辑。
本文利用CLDS2016年和2018年两期数据，通过构建“种植文化—市场化—村社信任转型”的分析框架，揭示我国南北信任格局转型的发生机理。实证研究发现，当市场化程度很低时，稻麦文化对信任的影响与“稻米理论”具有逻辑一致性，即南方基于水稻种植衍生出的集体主义文化形成了熟人间的特殊信任关系，北方基于小麦种植发展出的个人主义文化则形成了基于人际关系扩展的非熟人间的一般信任。但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由稻麦文化所塑造的社会信任关系发生了重要转变。这表明，市场化转型在稻麦文化与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两种信任模式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正是由于南北市场化发育程度的不同所产生的南北信任变迁的差异性，诱发了我国南北信任格局的“Talhelm悖论”。
作为有着悠久农耕文明的古老国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中国农民主要的生活状态，传统村社的社会交往秩序蕴含着深刻的农耕基因。然而，现代市场发育的力量是巨大的，村庄开放、人口流动以及与之关联的产品和要素流动，正在颠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社会行动秩序。这意味着，市场化发展可能会撕裂由传统农耕形式所塑造的乡土中国文化底蕴。显然，市场化发育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释放物质社会的发展潜力，有效盘活村庄资源，将村庄社会卷入现代经济发展轨道；另一方面瓦解农村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引发乡村治理的新问题。已有研究指出，中国乡村的社会网络正在由“关系型”转向“契约型”，传统人情社会的情感参与正在转换为成本收益核算的选择性参与（罗必良，耿鹏鹏，2022b），村庄作为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将因此不断弱化。
需要强调的是，由中国乡土社会特征所决定的人际信任，作为体现中国乡村“人情关系”的重要一面，在引导村落经济交易与农户行动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乡村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传统力量。即使到现在，在政府主导的现代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中，传统人际信任关系作为维护村庄秩序与社会稳定的关键纽带，在基层组织建设、公共服务及社会风险化解等方面依然不可或缺。需要警惕的是，市场化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情与信任关系的弱化，也可能带来乡村善治的潜在风险。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宏观层面的法制建设并不完善，在乡村实行完全的法律与契约治理并不现实，可能会因此产生机会主义的败德行为与信任关系的逆向选择。另一方面，人情关系的“隐性契约”性质决定了乡村社会撕裂与转型必然隐含着高昂的交易费用与治理成本。因此，有必要对市场化转型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关联性给予充分关注。在市场交易机制与村落关系机制的对接中形成新的信任机制的互补与兼容，加快构建契约化的乡村善治体系，可能是未来政策调整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