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彭文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迎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张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刘丹丹，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区域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文献来源：《中国农村研究》2021第2期。
摘要：基于中国西部山区甘谷县584份农户调研数据，引入农户家庭特征、贫困程度、农地流转、技能资本、物质资本等变量构建非线性probit模型，依据国家贫困标准，通过农地流转与否带来的家庭贫困差异，分析农地流转的农户减贫效应，并探究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地流转能够有效降低农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具有较好的减贫作用；家庭抚养负担、户主手艺和技术对减贫作用的影响尤为显著；农户的流转意愿、家庭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农业收入、转让土地使用权收入的重要性及农户农业劳动人数是农地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了促进农户增收和农地合理流转，应增强农户土地流转的科学认知，建立农地规模化和专业化流转平台，释放农地低效劳动力，分类指导农户农地流转，提高农业劳动力少的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提高农地转入农户的农业经营性收入，引导贫困户加入农村合作组织，有效促进农户增收。
关键词：农地流转；减贫作用；影响因素；乡村振兴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道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确保到2020年在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在我国农村地区，土地不仅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农民的资产、资源，承担着生活保障等多重功能，与农民生活贫富程度密切相关。乡村脱贫攻坚主要途径就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唤醒农村沉睡资产，提高土地要素的配置效率。土地流转不仅是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条件，更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和主抓手。
近10年来，农地流转问题备受关注，各界学者针对农地流转影响因素、流转效应效益、流转供求关系，以及农户的流转行为等开展了较多的实地调研和分析研究，在农地流转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率以及增加农民收入等问题上已基本达成共识。租入和租出土地均有利于提升农户收入并降低贫困发生率,流转土地能够有效促进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整个过程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模式；因流转形成的规模经营模式提高了农地利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规模效益，具有一定的减贫增收效应,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当地消费的增长，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农地流转还具有极大的非生产性收益，如农业风险的规避,促进就业和农民技能培训的功能。也有学者认为农户平均收入水平随着转入规模增加呈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倒U型”趋势，农地转入规模等级过大，其经济收益率会降低,短期的土地流转可能影响并不显著；此外，学者们通过“千村调查”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成本增加，不利于农村劳动力流动，降低农业生产效率。
其他学者研究发现，多方面因素影响农地流转，耕地面积对于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和农户农地流转规模均存在较大的影响,村级的管制显著性地抑制了农地流转的发生,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生产能力、社交关系网络等家庭特征因素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影响显著,此外，农户家庭的地理位置、耕地面积、劳动力就业的情况及家庭人口数量等因素也会对农户土地流转决策产生影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农地流转的质量和模式。中国土地流转具有明显的区域性,通过对江苏、广西、湖北、黑龙江4省的调查分析，2006—2013年间，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日趋上升，全国层面和分省（区）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存在差异，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山区耕地流转对缓解耕地撂荒的作用明显，尤其是减少优等耕作条件的耕地撂荒。可见，不同地区的农地流转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各不相同，合理的农地流转可以提高农地利用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脱贫攻坚的重要时期，选择我国乡村发展不充分不平衡表现突出的西部山区为研究对象区域，实地调查农户贫困程度及农地流转情况，探究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我国西部切实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持续保障脱贫攻坚成效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
甘谷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隶属于天水市。全县辖13镇，城乡共16.96万户，总人口63.92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2.77万户、51.1万人；县境内地表形态主要为山地、丘陵和河谷，全县耕地面积125.88万亩，人均耕地面积1.97亩，基本农田面积101.65万亩，累计流转土地11.25万亩。甘谷县一直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近四年来退出贫困村53个，减少贫困人口14万多人，2018年已摘掉“贫困县”帽子。当前，甘谷县剩余贫困人口仍有2.99万人，贫困率5.29%,乡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深化脱贫攻坚，把脱贫攻坚重心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仍然是全县下一步工作重点。
（二）问卷设计及调查
本研究设计问卷包含农户家庭特征、农户贫困程度、农地流转情况，以及技能、物质、人力、社会等资本情况，选取最能反映其特征的变量指标进行农户调查。本次调研于2019年4月在甘肃省甘谷县开展入户调查，通过问卷和面对面的访谈形式获取所需数据。为了确保样本的代表性，本次调研采取随机抽样与分层抽样相结合的原则，在甘谷县安远镇、白家湾乡、金山镇、八里湾乡等乡镇中，依据乡镇规模比例随机抽选20— 60户进行入户调查。
本次调研一共发放637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602份。在问卷录入数据库后，本研究对数据进行了筛查和逻辑检验，剔除了无效和含有缺失值的问卷，最终共获得了584个有效样本，问卷有效率为91.70%。在有效样本中，未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311户，占53%；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273户，占47%,其中，转入土地农户163户，占参与土地流转的60%,转出土地农户110户，占参与土地流转的40%。
（三）问卷分析方法
甘谷县农地流转行为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当地农民减贫，是本研究进行实证分析的目的。考虑到甘谷县以小规模、家庭化的小农经济为主，日常生活自给自足，采用消费水平来衡量贫困状态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偏误，本研究从收入视角来衡量农户的贫困状态。依据国家统计局于2011年发布的现行贫困标准（即年度农村人均净收入2300元/人）,将甘谷县农户界定为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两种状态。农户作为微观研究的主体，贫困状态的被解释变量可以定义为取值在0—1的二值选择变量，且服从正态分布。如果采用简单的线性概率模型（其扰动项服从两点分布）有可能会产生估计偏误，从而导致分析结果的可靠性降低，本研究采用非线性概率模型进行分析。
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构建模型所需的变量如下：（1）核心解释变量Ti: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2）农户家庭特征变量Fi:家庭人口数量、抚养负担；（3）技能资本变量Si:户主是否有手艺；（4）物质资本特征变量Pi: 家庭耕地面积、家庭耕地质量、未来生产经营意愿；（5）人力资本特征变量Hi: 家庭最高学历；（6）社会资本特征变量Mi: 户籍是否在本乡镇、家庭是否有人担任村干部。变量具体含义及赋值标准见表1所示。
本研究构建的非线性Probit模型如下：
在模型1中，i表示农户，Pr（Yi=1Xi）表示农户为贫困家庭的概率，Xi为解释变量，包含核心解释变量Ti和控制变量；其中，控制变量为农户家庭特征变量Fi、技能资本变量Si、物质资本特征变量Pi、人力资本特征变量Hi和社会资本特征变量Mi；α1、α2、α3、α4、α5和α6分别表示probit模型中相应解释变量的待估系数；εi表示残差。根据表1标准将问卷数据输入spss中，进行后续的统计分析。
三、结果与讨论
（一）模型分析结果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为了检验变量是否有较大的波动性，从而产生偏误，本研究首先对各个解释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在584个被调查农户中，平均家庭人口数量为5人，平均每4个人中有1个学生或老人，整体抚养负担较重；基本为当地户籍的居民，在样本中有18%的家庭中有人担任村干部等公职；只有极少数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低于2300元/年；有接近50%的家庭进行了转入或转出的土地流转活动；整个样本的平均家庭耕地面积为8.822亩，耕地质量介于一般至较好之间，农户在未来对于进行农业生产的热情仍然高涨；受教育水平不高，基本为初中、高中或中专学历，38%的农民拥有一技之长。除了家庭耕地面积变量的波动性较大之外，其余变量并未出现较大的差异。
2.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对模型1进行probit分析，模型卡方检验的结果如表3所示。该模型的卡方值为1140.406,显著性p=0.000<0.001,该模型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因此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农户贫困状态影响因素的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分别代表在10%和5%的水平下显著。农地是否流转因素的估计值为-0.19,标准误为0.082,Z的值为-2.313,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即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因此可以看出农地流转具有较好的减贫效应，流转行为能够降低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
此外，在家庭特征变量中，家庭人口数量和抚养负担会对贫困程度有正向影响，即人口数量越多、抚养负担越重，该家庭越容易陷入贫困境地，家庭人口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抚养负担在10%的水平下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家庭人口数量带来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技能资本变量中，户主的手艺或技术对贫困程度有负向影响，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即掌握技能的农户与那些没有掌握技能的农户相比起来，不太容易陷入贫困，手艺或技能等养家糊口的资本可以促进农户家庭的减贫。从物质资本来看，家庭自有和承包的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对于贫困程度有正向影响，即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也在增加，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说明耕地面积给贫困程度带来的影响存在滞后性，短时期内并不明显，这极大程度上是因为投入的劳动力和其他支出的边际价值的增加存在滞后性。从人力资本的角度上看，学历的高低会影响农户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提高农户的学历水平和文化程度可以有效降低贫困程度，该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也可能是因为学历带来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社会资本变量中，农户户籍和社会地位（即家庭中是否有人担任村干部）能够降低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促进农户家庭的减贫，但该数据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总之，甘谷县农户农地流转能够有效降低农户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且具有较好的减贫效应；在其他变量中，家庭抚养负担、户主的手艺和技术带来的影响尤为显著。模型1分析的结果，对于农户后续的土地流转意愿和行为选择，以及甘谷县整体的减贫工作方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进一步讨论：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
1.模型设定
为了进一步实现研究目标，设定模型2以了解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研究选择影响农户土地流转选择行为的变量主要有农户基本特征变量、农户家庭禀赋、技能禀赋、物质禀赋和人力禀赋，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对农户的选择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在该模型中，i表示农户，因变量Zi代表农户是否参与土地流转，其中控制变量为农户特征变量Ci、家庭禀赋变量Ui、技能禀赋变量Ji、物质禀赋变量Wi和人力禀赋变量Ri；β1、β2、β3、β4、β5分别表示模型中相应解释变量的待估系数，具体变量含义及赋值标准见表5。
2.模型2回归分析结果
根据模型2的设定与变量选取，利用spss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probit分析，因变量为农户是否参与土地流转，自变量则是表5中的13个影响因素，模型统计结果详见表6,*、**、***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
根据回归结果来看，农户的流转意愿、家庭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农业收入和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入的重要性以及家庭农业劳动人数是影响甘谷县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对流转行为起正向影响，土地流转意愿强的农户更易于发生土地流转行为，其数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家庭耕地面积也对流转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一般说来农地越多的农户更容易转出部分土地获得收入，或者转入部分土地以换取规模收益，其数据在10%的水平下显著。另外，耕地质量对流转行为产生负影响，即家庭耕地质量越好，越不愿意转出或转入土地，这与甘谷当地优质耕地资源有限的现状密切相关，其数据在5%的水平下显著。在一个家庭中，农业收入在经营收入来源的重要性越大，该家庭越不愿意进行土地流转行为，反之，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的收入在财产性收入中越重要，该家庭越倾向于土地流转。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考虑，如果家庭有着更好的其他非农收入来源则更愿意发生流转行为，如果这些家庭主要依靠土地进行生产生活，则流转意愿并不强烈，其数据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下显著。对于甘谷县而言，影响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最显著的因素是农业劳动人数比例，农业劳动人数占比重越大，其越不愿意发生流转行为，尤其是转出行为占绝大多数流转行为，其数据在1%的水平下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对甘肃甘谷县的实地调查研究，利用获得的584份有效调查问卷，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农地流转行为对于农户的减贫效应，以及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是否流转因素的Z值为-2.313,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即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促进农地的转入和转出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路径之一。对于西部山区的甘谷县而言，农户的流转意愿、家庭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农业收入和转让土地使用权收入的重要性以及家庭农业劳动人数对于农地流转有一定的影响。影响甘谷县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最显著的因素是农业劳动人数比例，家庭抚养负担、户主的手艺和技术；家庭耕地面积对于流转行为起正向作用，耕地质量对流转行为产生负影响；农业收入在经营收入来源的重要性对于土地流转行为起反作用，反之，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的收入在财产性收入中的重要性起正向作用。这些因素的作用方向与实际情况相一致。
本研究验证了农地流转在贫困减缓上的重要作用，根据农地流转影响因素，基于贫困地区的自然禀赋，有针对性地促进农地合理流转，拓宽农民多种收益渠道，促进农民的其他技能提升，这是增加农村家庭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全面脱贫攻坚的一个思路。对此，针对西部山区农地流转及农户增收具有以下政策启示：（1）塑造农户土地流转科学认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经营，克服农地细碎化和产出能力不足的弊端，将束缚在农地中的低效劳动力转移到非农就业当中，提升非农收入水平，实现农户家庭的有效减贫；（2）分类指导农户农地流转，适时引导关注重点对象。在县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可依据农业劳动人数、学历水平、耕地面积、收入水平等进行分类，制定有针对性的分类指导措施，保障转入、转出的合理性及其目标效益；（3）对于农业劳动人口数较少的农户，加大新政策新思想宣传，通过建立农地规模化和专业化流转平台，解除农户农地流转认知束缚，提高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保障农地利用效益；（4）紧抓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战略机遇，借助“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平台，促进“三次产业融合”,提高农地转入农户的农业经营性收入；（5）引导贫困户加入农村合作组织，一方面，政府有关公共服务的各种政策和项目可以通过农村合作组织来传达和实施，发挥农村合作组织在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方面的扶贫效应，另一方面，有利于各种与农业经营相关的技术和文化培训，提升农民自身的合作意识和文化素质，使其成为新型职业农民，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力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