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县域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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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甫宁:重新构建农业经济学的思路

作者简介:钟甫宁,南京农业大学钟山学者特聘教授,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食品与农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文献来源:《农业经济问题》2023年第3期。

摘要:任何科学都有自己的核心科学问题、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农业经济学也不例外;任何科学的发展都必须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呼应重大社会需求,具有强烈应用和实践性的农业经济学更是如此。核心科学问题、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具有普遍的共性,而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社会需求则高度依赖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对于农业经济学来说,其发展还要加上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因为资源禀赋的决定作用,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经济学始终重点关注生产主体内部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提高总体效率和生产者福利则更多依赖打开外部市场,而近20~30年来则逐步转向农业的外部性,因而不再从宏观层面上关注农业生产本身。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与此相反,农业生产的宏观问题和农业农村的转型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农业经济学具有重大社会需求,因而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关键在于如何把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和社会需求与基本科学问题紧密结合起来重新构建符合国情、适应经济发展阶段的农业经济学。

关键词:农业经济学;基本科学问题;重大社会需求;农业生产的特征


一、问题的起源——农业经济学面临的困境:挑战和机遇

农业经济学作为高等教育正式学科在中国经历了百年曲折发展,即使改革开放后也经历过辉煌和危机的交替。20世纪80—90年代更名为农业经济及管理并迅速发展;1997年学科目录调整时面临被取消、合并的最大挑战,经过多方努力与林业经济及管理合并为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发展势头延续;2011年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再次面临被取消、合并的挑战并最终保存下来。在此之后,一些学科授权单位自主调整、研究领域被交叉学科挤占,危机从直接学科调整转化为研究领域之争。

学科这一概念似乎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和对待:(1)作为科学体系分支的学科;(2)作为教学管理体系(特别是研究生教育管理)的学科;(3)作为支撑院系组织教学科研的学科。很显然,农林经济管理不是一个具有严格外延和内涵的科学体系,而是一个跨学科、多领域教学科研及其管理的组织形式,具有强烈的社会需求导向和应用性质。当然,满足社会重大、长期需求的教学研究也需要稳定的科学体系;即使跨学科、多领域的研究,也必须有核心领域,也需要相应的科学体系。

农业经济学是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最核心的领域。美国等发达国家农业经济系纷纷更名是否代表农业经济学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可能是农业经济学辉煌不再的直接原因,但只表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农业生产和流通的研究不再具有社会重大需求,而不能表明农业生产和流通的科学问题已经完全解决或基本解决。

传统农业经济学(农产品生产和流通及相关组织、制度和福利问题)的“衰落”是一个历史现象。发达国家完成农业转型、面临农产品生产长期过剩,需要解决的问题完全改变;即使可持续发展问题,其目标也由农业本身的长期发展问题转向对经济和社会总体的负外部性问题。发达国家农业经济学的转向没有也不可能消除传统农业经济学在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针对的现实问题及其科学基础,但严重影响发表导向的研究和教学。

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经济学研究的新方向,例如资源环境(农业生产外部性)、农村社会发展、食品营养健康,不仅与传统农业经济学渐行渐远,而且因学科交叉吸引许多一般经济学、社会学和医疗卫生学科研究人员的加入,与农业和农村特征也渐行渐远,而且对数据的整理分析日益脱离农业和农村特征,不仅挤压了农业经济学现有人员的发展空间,实际上也脱离了农业和农村的实际,逐渐成为科斯所说的“黑板经济学”。

作为社会实践的科学,研究从来都离不开社会重大需求。研究人员的兴趣和时间精力的投入受社会重大需求的吸引,科研教学所需的长期地、巨大地投入更离不开社会重大需求的推动。如果说农业经济学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失去社会重大需求的指引和推动,其核心科学问题及其理论基础仍然存在,并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在具有重大社会需求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如果超越了为发表而发表的研究,在脱离西方的“引导”之后,重新构建的农业经济学有可能更加符合农业和农村的特征,同时也更加贴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做出新的贡献。


二、农业经济学的变迁

(一)从古代农业经济思想到现代农业经济学:中国和西方的异同

从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经过魏国的李悝变法,到秦国“黔首自实田”,中国基本实现了从封建农奴制度到土地私有基础上的小农经济的转变,因而农业经济管理思想知识体系的发展主要集中于经邦济民的治国之道。先秦诸子几乎都有经济思想的阐述,但现在已经很难准确追溯了;即使《汉书·艺文志》(班固,2016)收录了很多文献,但作者和成书年代往往存疑。能确切追溯的是晁错的《论贵粟疏》和《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前者强调粮食生产对国家生存和强大的重要意义,提出减轻农民赋税和征用农民不能耽误农时的建议,通过重农抑商鼓励粮食生产、缓和国内矛盾,从而使国家强大起来;后者特别强调屯垦戍边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国防的重要性。王安石更强调改革税赋、流通和金融制度,全面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例如《青苗法》(1069年)试图为农民提供贷款,《农田水利法》(1069年)鼓励农民兴修水利并提出具体奖励办法,《募役法》(1071年)允许农民用交钱代替服役,《方田均税法》(1072年)要求重新丈量土地以增加税基、减轻农民税负,《均输法》(1069年)和《市易法》(1072年)则试图通过政府机构参与农产品流通,“徙贵就贱,用近易远”,既平抑物价又增加农民收入(王安石,1987)。

与古代中国的小农经济不同,古罗马盛行建立在奴隶或农奴劳动基础上的多元化经营大农庄,因而农庄经营管理的文献成为农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源头。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撰写的《农业志》(约公元前160年)(加图,1986)和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撰写的《论农业》(公元前36年)(瓦罗,1981)都详细介绍了根据农业的季节性特点和地形地貌的情况,农民应如何组织生产以获得最大收入。文献内容包括如何组织和协调种植业、畜牧业和园艺产品的生产,如何在不同季节、不同产品的生产中组织和安排劳动力的使用。尽管魁奈(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年)已经把农业经济放在国民经济的整体之中进行研究(魁奈,1979),屠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 1783—1850年)也开始在大范围内研究农业生产的地理分布(屠能,2016),现代农业经济学的起源还是回到了农场管理,以及私人农场的内部资源配置的主题上。

农业经济学从19世纪末逐渐成为独立的专业学科。美国《宅地法》授权政府可以无偿或以极低的登记费给予每一农户640英亩(约4000亩)土地,虽然后来减少为320英亩,但足以在全国范围建立大规模私人农场。大农场的内部资源配置效率显然对农户极其重要,对农产品的大规模出口和国民经济增长也十分重要。因此,1909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正式成立了农场管理系,1910年首先成立的全国性学术组织名称是美国农场管理学会,关注点主要在农场内部资源配置和利用。受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影响,农场管理问题似乎是经济学原理在农户层面上的简单应用。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严重动摇了其国内的农业经济,美国农民不仅转向合作社发展,也呼吁政府进行干预,因而公共政策进入农业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领域:从金融、市场流通到国际贸易,以及农民收入问题(McDowell等,1990;Runge, 2006)。

改革开放以后重新引进的农业经济学带有明显的发达国家特征,特别是美国特征,即强调农户的独立决策。这忽视了小规模农户决策的外部性,无视非市场协调与调节的作用(实际上无视决策过程中的市场交易成本);同时也忽视农业生产的特点,特别是季节性和地域分散造成的经济活动密度低、市场因时空条件自然分隔,因自然条件(非制度因素)造成实际交易成本高,要素和产品市场(特别是土地和劳动力)难以实现自然平衡。虽然名为农业经济学,但实际是经济学在中国特定历史环境中农业生产、流通和农民收入问题上的应用,或者说是简单利用农业农村数据做经济学的数学分析,没有体现出作为独立学科应有的研究框架和范式。

(二)农业经济学关注领域的演变趋势:中西方的异同

农业经济学具有强烈实践倾向,其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服务于不同时期的实际需要。从全球范围看,农业经济学大致经历了如下发展历程(有一定程度交叉):(1)传统的农业生产和农场管理阶段,聚焦农业生产、农产品营销、农业金融、涉农企业、研究与推广等领域的政策;(2)农业资源与环境,包括土地、水、海洋等领域的资源利用和保护政策;(3)农民收入和农村区域发展;(4)农产品国际贸易与合作;(5)食品和消费(McCalla等,2010)。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来源在于农产品供应的充裕程度和稳定性(包括供应出口),农民收入问题产生于经济转型过程中人口结构的转变长期滞后,国际贸易的目地在于打开国外市场。到世纪之交时,农产品生产不仅在新大陆严重过剩,也远远超出欧盟总体的需要;人口转型基本完成,美国农民平均收入已经超过城市居民;WTO和农产品贸易协定把农产品贸易纳入已有贸易体系;对农业经济学的社会需求接近消失,哪怕仍有大量科学问题也被搁置一旁。今后发展趋势大体如下:(1)资源环境问题,原本产生于农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增长的极限),现在转变成农业的负外部性及其造成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2)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收入和区域发展问题,实际上从属于推行自由贸易和意识形态的需要;(3)食品和消费问题则聚焦于营养和健康,更多反映“富起来”以后的需求。

科学本身没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属性,但其发展一定呼应具体时代和地区的重大社会需求。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全球的一般趋势,但由于面临的重大问题不同,社会需求不同,因而不应当、也不可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例如,营养健康领域的研究需结合社会保障和共同富裕,更关注弱势人群;经济增长和稳定的研究需结合粮食安全和全球产业链的变化,更关注国家安全;生态健康的研究需结合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更关注利用和保护的平衡。然而,最大的区别应当是对农业生产的关注,发达国家不需要研究,绝不等于中国也不需要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农业经济学的发展带有强烈的美国大农场背景,忽略了农业的特征,特别是小农户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面对大市场从事分散生产的特征。因此,有必要重新构建农业经济学,充分反映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经济再生产过程交织的特征,充分反映小农户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充分反映经济活动和资源密度低下的农业和农村发展过程中公共政策对分散决策的替代作用,特别是有效性及其边界条件。

(三)学科核心和交叉:传统农业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农业经济管理是研究农业部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的综合性学科。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涵盖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主要研究领域和对象分为两个部分:(1)农业生产流通组织形式对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的影响、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劳动力就业与农民收入、农村社区治理与社会服务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2)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资源环境、粮食安全与营养健康等重大公共政策领域中农林部门的基础作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2013)。严格来说,这样定义农业经济管理学实际上将之表述为,作为教学管理体系和作为支撑院系组织教学科研的学科,即主要是跨学科、多领域教学科研及其管理的组织形式。这样的学科或组织形式具有强烈的社会需求导向和应用性,虽然不聚焦、向许多相关领域发散,仍有其存在价值。

但是,跨学科、多领域的教学科研应当有自己的核心科学体系,以我为主,通过自身核心科学体系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满足社会重大需求,并实现自己的特定科学目标。如果没有自己的核心科学体系,所谓交叉就无从谈起,或者表现为另外两个或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又或者依附于其他学科,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处理农业、农村问题的数据,与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或农业经济学)没有实质关系,只是研究对象和资料来自农业部门或农业地区而已。这些年来,一般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挤压农业经济管理的现象不断加剧,其根本原因是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农业经济学)没有明确建立自己的核心科学体系,同时也没有可以从国外简单照搬的现成体系。

毫无疑问,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今后的发展一定会面向新方向,主要是资源环境、农村社会发展和食品营养健康,也会越来越显示出跨学科的性质;与此同时,一般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甚至营养医疗健康学科,越来越多地深入资源环境、农村社会发展和食品营养健康领域。无论是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向外扩张”还是其他学科“向内挤压”,都在呼应社会重大需求,都反映了研究领域的跨学科性质;关键在于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是否有自己的核心科学体系,是否能够以自己的核心科学体系为主,自主实现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核心科学体系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农业经济学。它应当反映小规模农户决策的外部性、非市场(公共政策)的协调与调节作用;同时更应当反映农业生产的特点,特别是季节性和地域分散造成的经济活动密度低、市场因时空条件自然分隔、交易成本高,要素和产品市场(特别是土地和劳动力)难以实现自然平衡的特点;即使公共政策的目标和作用,也植根于农业的特点之中,而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问题。农业经济学的核心是农产品生产与流通,以及农业转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核心并不限制向外延伸;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农业经济研究将更多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实际的研究工作将导致学科边界的模糊。少数人会坚守农业经济学的核心领域,并且在跨学科的研究中发挥独特的优势。


三、重新构建农业经济学的现实需要和科学基础

(一)问题导向的应用研究领域:不同国情产生不同的需求

综上所述,农业经济学在美国的“衰落”源于缺乏社会需求而不是缺乏科学问题。对美国来说,农产品的供应不是问题,农民收入也不再是问题,剩余农产品出口从理论和学术问题转变为法律和地缘政治问题(WTO、反全球化趋势),资源环境问题的关注点从农业可持续发展转向农业生产的外部性(对一般经济和福利的负面影响)。这一变化在欧洲发达国家也呈现出来,尽管程度不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发表导向的研究和对发达国家的盲目追随(与国际接轨、追随国际前沿)。

通常说科学研究起源于好奇和兴趣。如果是不需要多少资源投入的研究,确实可能有少数人出于个人兴趣从事非功利性的研究,条件是个人资产能够支撑生活和研究需要。如果需要大量投入,任何研究都变成需要衡量投入和潜在产出的功利性活动,自然科学、经济管理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概莫能外。科学发现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回应社会经济需求,不能呼应社会需求的研究不可能获得足够的投入。没有足够的投入不仅缺乏直接研究资金,也不能吸引足够的人才,当然没有发展前景。

但是,各国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重大问题不同,重大社会需求自然有所差别。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在美国缺乏社会需求,不等于在中国和类似发展中国家也没有重大社会需求,更不等于农业经济学的研究没有科学问题、没有自己的科学体系。如果要重新构建农业经济学的科学体系,重点不在于中西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而在于提炼出真实存在核心科学问题,围绕核心科学问题建立相应的科学体系,同时延伸出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领域和接触点。

(二)科学问题产生于农业生产的特征: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交织

农业经济学教科书多半开宗明义从“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交织”开始,但以后就不大看得见农业生产为什么是“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交织”以及如何交织。如果看一下农业经济的实证研究文章,几乎与一般经济学的研究没有区别,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甚至模型设定都基本相同,只是采用的数据来源不同而已,就像一个人研究某一个地区另一个人研究另一个地区,或者一个人研究某一时期另一个人研究另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的特征似乎只要加上地区虚拟变量,再加上代表土质或土壤肥力水平的虚拟变量就可以了,这些虚拟变量背后的涵义、成因和变化规律或趋势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只要这些虚拟变量能够改善模型测度结果已经足够了。

“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交织”的真正含义在于,为了获得期望的农业产出,必须投入一定的经济投入(哪怕是简单的采集活动也要投入劳动力);对于生产者来说,这就是经济再生产过程,正如在其他经济部门一样。但是,经济投入在其他部门获得的是直接的经济产出,在技术一定的条件下,无论在什么地方,同样的经济投入可以获得同样的经济产出;而农业部门不一样,经济投入获得的是动植物生命活动的自然产物,同样的经济投入获得的自然产出可能大不相同。

差别在于,经济投入主要用于维持动植物的生命活动,而期望获得的自然产物,其“原料”(或“自然投入”)包括二氧化碳、水和阳光,主要来自于大自然。这些自然投入,特别是降雨、径流和日照时间,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别。同时,温度、无霜期等自然条件显著影响动植物对自然投入的利用程度,因此同样的经济投入所获得的自然产出(和经济产出)必然有明显差异。不仅同样的投入会得到不同的产出,同样的产出也可能需要不同的投入。所以不应当简单照搬“经济投入—经济产出”的分析框架,也不能简单设定若干虚拟变量测度地区差异。逻辑很简单,农业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不是测度经济投入和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而是哪些因素影响经济投入和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经济投入和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公共政策具有什么含义。因此,这些因素不能用简单的虚拟变量表示,必须有明确的定义及其测度值。

“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交织”的另一个含义在于构成农业生产的动植物生命活动分布于广袤的土地上,不仅具有强烈的季节性和地区性,要素流动性差异很大,无论是投入还是产出,单位面积的资源密度都很低。季节性和地区性特征表明,无论是要素市场还是产品市场,都存在时空上的自然分隔,这种分隔显然并不完全,且受到储藏运输的基础设施条件的影响,但却毫无疑问地实际存在。除了季节性因素以外,资金、机械和化肥农药等经济投入的流动性与其他部门没有本质差异,但土地无法移动位置,劳动力的流动也受到种种限制,即使排除制度因素也无法充分流动。分工和市场效率取决于市场规模。如果经济活动和资源密度低,单位面积上的需求规模就很小,很难形成有效市场。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经济活动和资源密度低必然导致实际交易成本高企,需求的时空差异更加阻碍市场均衡的形成。

“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交织”还意味劳动时间大大短于生产时间,即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内生产过程表现为动植物生命体自动生长而无须劳动投入。与季节性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农业生产本身不能提供全年稳定就业。如果一定地域范围内(合理通勤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密度也不足以在农闲时期提供适当工作岗位,或者时间上、技能上不能匹配,农民的就业和收入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对一般经济学的研究而言,目标是测度经济投入与经济产出的一般关系,上述因素可以忽略不记,或者用一些虚拟变量、控制变量加以刻画。然而,对农业经济学来说,真正的科学问题是深入研究这些虚拟变量或控制变量的作用机制、影响机理和政策涵义。也就是说,真正要研究的关键变量是过去一般经济学模型中的虚拟变量和控制变量,即经济投入如何通过自然投入发挥作用、时空自然分隔如何影响市场均衡,以及资源密度(市场规模)如何影响市场均衡。

1.自然投入和自然产出。

种植业的主要产品是光合作用产生的碳水化合物,其本质是利用作物的生命活动以获得期望产品和经济收益。真正的投入是二氧化碳和水(相当于原料),真正的动力是阳光(光合作用),这些都是自然投入。经济投入的实际作用是维持和促进作物的生长,保养作为“机器”的作物正常生长和壮大,产出更多的期望产品和经济收益。降雨带来的可溶解氮化物也是植物生命活动必需(合成蛋白质)的自然投入。在人工合成化肥以前,降雨带来的可溶解氮化物是植物机体和生命活动的唯一氮源。土壤中的腐殖质等含氮化合物只不过是过去降雨带来可溶解氮化物衍生积累产物。

养殖业的主要产品是蛋白质和脂肪、皮毛,其本质是利用动物的生命活动把饲料中的碳水化合物(包括蛋白质—含氮碳水化合物)转化为期望产品和经济收益,可以看做是植物生产过程产物的进一步转化,自然投入仍然是动物产品的原料(饲料、饵料)之源,经济投入只是在维持动物生命活动过程。

不同地区自然投入的总量及其分布有显著区别,因而同样的经济投入不可能获得同样的自然产出。经济投入的实际作用在于根据需要和可能帮助动植物生命体最大程度吸收自然投入,以及直接补充、替代自然投入的经济投入,同时提高对自然投入的补充、替代物的吸收和利用率,因而需要因地制宜。对于任何一个地区来说,尽管有波动和变化,一定时期内自然投入的总量相对确定,合理的种植业生产需要因地制宜,尽量增加对自然投入的吸收,包括多熟制、间作套种,也包括通过机械化和选用适当品种缩短土地闲置时间、延长作物生长时间。同时,也要通过选育品种和改良栽培技术提高作物利用自然投入的效率。根据不同地区自然投入的差异调整生产布局可以提高全国或大范围的资源配置效率,当然确保适当技术、装备和基础设施的可获性是必不可少的必要条件。

自然投入对养殖业的影响小于种植业,但如果把温度包括在自然投入之内,自然投入对养殖业特别是北方牧区和陆地水产养殖同样具有季节性的限制,包括可获性,也包括利用效率,当然,还直接影响后续加工设施的利用效率。

2.季节集中性和地域分散性。

自然投入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低纬度热带地区主要表现为雨季和旱季的区别,中高纬度地区则主要表现为光照和温度的差异,而后者不仅决定动植物生命活动强度、生长速度甚至能否生存,同时也影响生长中的植物对光照的利用效率和动物对饲料的利用效率。

农业生产季节性与地区自然投入的差异直接联系,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不同动植物生长的适宜区域,同时也决定不同地区适宜生产不同的产品。自然投入的差异决定了经济投入的效率,既表现为土地要素(实际是当地的自然投入)缺乏流动性(地区间不可流动、季节间不可替换),也表现为现有生产函数的估计值不能简单外推。

农业生产季节的集中性与地域的分散性同时存在。在自然投入基本一致的地区内,同类生产在广袤的土地上大致同步进行。因此,表面上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实际上大范围生产决策却高度同步,加上农业生产的长周期和结果不确定,生产决策不易甚至不宜中途调整,土地以外的物质投入资源也缺乏流动性(即难以进行时空调整)。

农业生产季节的集中性与地域的分散性对劳动力有效利用的影响更显著。劳动时间大大短于生产时间且固定在一年中某几个短时期内,每一地区都面临短期劳动力供不应求但其他时期供过于求的窘境。地域的分散性则大大降低了任一地区劳动力供求数量和经济活动的密度,而市场规模又限制了劳动力分工的程度,进一步加大了本地劳动力市场实现平衡的困难。与地域分散性相联系的通勤、信息等交易成本,加上受市场规模限制的技能匹配程度,则大大限制了本地和稍远地域内灵活就业的可能。因此,在农业劳动力大幅度减少以前,劳动力资源的流动性很低。

综上所述,农业经济学与一般经济学有很大差别。首先,一般经济学研究中投入产出的关系取决于技术:生产函数刻画既定技术(通常假定为竞争所选择或决定的最优技术),投入直接决定产出。但是,农业生产中真正的投入却不是通常认为的经济投入而是自然投入(包括与自然投入起同样作用的部分经济投入,例如水和化肥),直接决定产出的也不是经济投入而是自然投入,经济投入通过改变自然投入的数量和利用效率影响产出。

其次,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地域性决定了市场的时空自然分隔,不同程度限制了资源的自由流动,也限制了边际改善的可能性。实际上,自然投入和经济投入的差异,以及自然生命活动的特点,不仅限制了调整经济投入数量的可能性,更严格限制了经济投入要素替代的可能性。由于资源和经济活动的密度低,一定地域内(合理通勤距离内)劳动力的供求曲线可能无法相交,因而劳动力的季节性过剩和不充分就业可能是常态。产品市场的时空分隔也不可忽视,无论是短期内一次收获与全年大体均衡消费的矛盾,还是可满足同样需求的同类产品(可替代产品)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收获提供的可能性,对产品市场的时空均衡、流通基础设施、物流方向和数量都有重大意义。

对于微观主体而言,一般经济学与农业经济学的差异似乎没有什么重大实践价值,上述所有因素都可以当做既定的约束条件,自身的决策目标就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争取最大收益。但是,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是公共政策。微观经济学从个别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开始,从给定生产函数推导出个别供应函数,同时从个别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开始,从给定效用函数推导个别需求函数。但是,微观经济学并不止步于此,而是从个别供应函数和个别需求函数直接推出市场供应函数和需求函数,最后得出市场均衡数量和均衡价格的决定因素和机制。研究市场均衡的决定因素和机制,直接目标显然不是为生产者或消费者个体服务,而是为了预测未来的均衡数量和价格(解释过去就是为了预测未来),更是为了寻求提高总体效率和福利的途径。这就是说,微观经济学的直接服务对象是公共政策,通过改善公共政策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福利。

同理,农业经济学的直接服务对象也是公共政策。除了一般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以外,农业经济学更关注上述农业经济学与一般经济学的差异,更关注自然投入与经济投入的差异、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地域性、资源和经济活动密度低等问题。在经济转型完成以前,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农民收入相对较低,公共政策对小农经济更加重要。

要实现农业经济学的历史任务,就需要重新构建农业经济学的科学体系,首先是农业经济学本身,然后是密切相关、体现农业特征的学科,例如农产品运销、农业区划、农业政策等,最后是外围交叉融合的学科。

农业经济学的核心科学问题可以总结提炼如下:(1)经济投入成本和自然产出收益的均衡;(2)时空自然分隔条件下的要素和产品市场均衡。

与一般经济学描述的行为一样,农业生产活动的目标也是利润最大化或经济收益最大化(流通活动也一样)。但是,因为真正的投入(转化为产品的原料)是自然投入(以及直接替代自然投入的某些竞技投入),生产过程是动植物生命活动过程,产出主要是碳循环、水循环和氮循环过程的结果。经济投入的直接作用是增加动植物生命体对碳、水和氮的吸收并提高其利用率。经济投入成本和自然产出收益的均衡点不仅取决于微观生产主体对现有资源条件的合理运用,更在于公共政策在科学技术、基础设施、研发推广和组织制度等方面为松弛自然投入的约束、改善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贡献。无论是科学技术研究人员、经济管理人员还是公共政策制定者,都需要从碳循环、水循环和氮循环的角度研究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问题。如前所述,重要的不是研究经济投入和经济产出之间的直接关系,而要研究构成各种制约两者关系的因素(即各种虚拟变量、控制变量)如何制约两者的关系,把农业生产函数的“黑匣子”打开。

与一般经济学一样,农业经济学也研究实现市场均衡的动力和过程如何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但是,由于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产品市场的自然时空分隔(包含资源与经济活动密度低),实现市场供求自发均衡的过程需要很长时间。同时过高的交易成本可能大幅度提高市场价格,甚至无法实现市场均衡,从而降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明确刻画和测度不同农产品不同环境下的时空自然分隔可以更有针对性地研究如何通过公共政策缓解时空自然分隔对市场均衡的不利作用,也有助于农产品物流的研究更切合实际。

农业劳动力市场的时空自然分隔(供求密度低)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人口和劳动力的结构变化长期滞后于经济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从而产生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通常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不可能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但针对农业劳动力市场的时空自然分隔和供求密度低的公共政策却有可能缓解现实中面临的窘境。


四、重新构建农业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

实现乡村振兴、解决“三农”问题或任何具有重大社会需求的农业农村实际问题,都需要跨学科的研究和多部门的共同努力,绝不是农业经济学可以单独完成的历史任务。但是,农业经济学也不应当因此而演化为跨学科的研究平台、研究中心甚至“重大项目”。作为一个学科,农业经济学应当有自己的核心科学体系,也应当有紧密结合的相关学科和交叉融合的外围学科。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总体上应当以我为主,从核心科学问题出发,根据实际问题的性质和目标,主动结合、融合相关学科,以服务社会重大需求。

科学问题存在与否是一个客观问题,是否存在社会重大需要则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投入不断增加,现代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前景都取决于社会需要。在发达国家没有重大社会需要因而逐渐“衰落”“边缘化”“模糊化”的农业经济学科,不等于在中国也失去了重要地位、也没有发展前景。相反,在中国和类似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学科还大有发展前景,只是需要跳出一般经济学的固有套路,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重新构建。

重新构建农业经济学有利于更科学地解释经济投入与自然产出的关系,不仅可以在全球变化的条件下更好地预测未来经济投入与自然产出的关系,更可以就改善经济投入与自然产出的关系提出公共政策方面的建议,包括新品种选育和大范围的品种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机械开发、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储藏运输和物流体系、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组织、乡村治理和集体产权、社会保障和乡村发展等。

如果农业经济学同仁能够切实抓住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和社会需求,紧密围绕农业经济学的两大基本科学问题,即经济投入成本和自然产出收益的均衡和时空自然分隔条件下的要素和产品市场均衡,深入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实践组织科学研究,在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编写农业经济学的教科书、组织教学,完全可能经过长期努力实现重新构建农业经济学的伟大目标。

同时,正因为发达国家主动放弃了这个领域,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仍有重大社会需求,中国重建农业经济学不仅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也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发挥重大指导作用。这将促使中国不仅成为学科的“带头羊”,而且成为全球农业发展和转型的“带头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