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汪昕宇，北京联合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教授；吴克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孟大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审

文献来源：《东岳论丛》2026年第7期

摘要：基于2012—2022年全国856个收缩型县域的面板数据，从劳动力需求视角出发，本文实证探讨了产业融合发展对收缩型县域复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县域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推动常住人口增长，对就业人数发挥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作用，形成对收缩型县域复兴的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产业规模扩张与生产效率提升是产业融合发展驱动常住人口持续集聚的双重路径；对于就业人数的非线性演变，产业规模的外延式扩张始终发挥促进就业人数增长的单一线性中介作用，而生产效率的提升是引致就业人数倒U型挤出的核心机制。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农业主导型以及经济欠发达的县域，产业融合发展的复兴效应尚未显现。结论可为如何通过县域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县域常住人口与就业人数的增长，进而实现收缩型县域复兴提供经验证据。

关键词：产业融合发展；收缩型县域；城乡融合；劳动力需求；县域经济；就业人口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长期存在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产业结构不平衡、对农业转移人口承接能力不足等方面，导致县域经济无论是在增长量还是在增长速度上都低于全国总体水平，部分县域甚至陷入了“产业空心化—就业不足—人口外流”的恶性循环，进而引发县域收缩现象。县域收缩，通常是指一段时间内县域人口数量的减少。相关研究显示，近年来我国收缩型县域数量在明显上升，收缩程度也在加深，形式严峻，并且显现出一定的区域集聚特征，其中东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以及黄河中游地区是我国常住人口收缩型县域集中分布的区域。如何破解县域收缩困局，防止其进一步恶化，并探索实现从收缩向复兴转变的有效路径，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课题。

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引致县域人口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推进县域产业持续发展，既是驱动县域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破解收缩型县域人口负增长难题的关键路径与有效抓手。那么，该如何推进产业的持续发展？2015—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提出要加快推进县域产业融合发展，强调推动形成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融合互动的良好局面，为从产业融合的视角推动县域产业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县域产业融合是通过推动农业、加工业和服务业的深度协同发展，促进要素流通与合理配置，在增加就业岗位和劳动力需求的同时拓展居民的就业机会及增收路径。这种内生的经济活力是推动县域由收缩迈向复兴的关键所在。目前，学术界关于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以农业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为主，围绕其主要问题、理论内涵、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等理论问题，以及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等展开探讨。在影响效应方面，已有研究表明，产业融合发展对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消费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推动共同富裕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回顾已有文献，学术界有关区域收缩的研究多聚焦于城市层面，针对县域层面的探讨仍有拓展空间。第一，现有研究主要依据常住人口变化判定县域收缩或增长，少数学者从劳动人口供给视角开展分析。从县域实际看，常住人口缩减的核心表现为适龄劳动力持续净流出，且劳动力供给侧对城乡要素流动的外部推拉作用具有高度敏感性，从人口或劳动力供给变动的视角来衡量县域兴衰，易受短期波动干扰。相比之下，受产业结构路径依赖和企业调整成本约束，县域就业吸纳能力短期内相对稳定。因此，从劳动力需求视角审视县域收缩与复兴，不仅能够避免供给侧波动干扰，也更能反映县域经济基础的长期变化。第二，现有关于产业融合发展影响效应的研究多基于农业产业延伸视角，反映出农业向二三产业的扩展趋势及农村产业发展的部分规律。然而，县域层面的产业融合不仅影响农业产业，还推动了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县域范围内三次产业之间的互动与协同，从县域角度开展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更能反映县域产业发展的特征和趋势。第三，已有研究从三次产业产值的角度分析了产业发展对于县域人口收缩的影响，而县域产业融合发展能否通过促进县域常住人口与就业人数的增长推动县域复兴呢？其作用机制是什么？有待进一步探索。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利用2012—2022年全国856个收缩型县域的面板数据，从劳动力需求视角出发，检验产业融合发展对收缩型县域复兴的影响效应，既可以丰富收缩型县域相关研究，也可以拓展产业融合发展经济效果评价的相关成果。第二，从产业规模和生产效率双重路径，探寻县域产业融合发展推动收缩型县域复兴的作用机制，可以深化对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县域复兴的认识，并为推进县域复兴提供理论依据。第三，从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两方面考察县域产业融合影响县域复兴的异质性，为因地制宜推进产业融合、促进县域常住人口与就业人数的增长，实现县域复兴提供经验证据。

（一）县域产业融合发展对常住人口与就业人数的直接影响

县域产业融合发展的初期阶段，产业间的协同发展催生出新产业链与产业集群，创造了大量关联岗位。同时，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快速发展，释放了多层次人才需求，吸引本地劳动力回流与外来人口迁入，推动了就业人数与常住人口增长。此外，产业融合离不开完善的基础设施支撑。交通、能源和通信等配套项目的落地进一步带动建筑、运输等行业就业，增强县域人口吸纳能力。随着县域产业融合持续深化，就业人数逐步由增长转向收缩。首先，产业融合进程中技术迭代与自动化水平持续提升替代了部分劳动密集型岗位，减少了基础劳动力需求。其次，产业升级提高了技能门槛，而县域高素质人才培育能力有限且人才外流较为突出，制约了就业市场扩张。最后，产业融合催生的新业态由高速发展期步入成熟期，市场竞争加剧导致部分弱势企业收缩甚至倒闭，造成存量岗位缩减。加之初期政策红利逐步消退，企业经营不确定性增加，进一步抑制了增量岗位的释放。多重因素叠加下，县域就业伴随产业融合发展深化呈现出收缩态势。

不同于对就业人数的倒U型影响，产业融合发展对常住人口具有持续正向促进效应。其内在逻辑在于：首先，产业融合驱动了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完善，提升了县域生活品质与人口吸引力；其次，经济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更稳定的收入预期，增强了居民定居意愿；再者，伴随新兴产业的兴起，县域能凭借新机遇与优良环境吸引外部高素质人才流入，实现人口结构的“腾笼换鸟”。值得注意的是，常住人口的增长并不完全依附于本地传统岗位，还广泛涵盖返乡创业、远程办公及退休安居等群体。因此，长期来看，产业融合发展能显著促进县域常住人口的稳定增长与结构优化。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县域产业融合发展有助于带动县域常住人口的增加。

H2：县域产业融合发展对县域就业人数存在倒U型影响。

（二）县域产业融合发展推动收缩型县域复兴的作用机制

理论上看，产业融合可以通过产业链延伸、空间集聚与新业态拓展驱动产业规模扩张，增强就业与人口吸纳能力；也可以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扩散与组织创新促进生产效率提升，优化要素利用效率。二者分别侧重于容量扩容与效率提升，共同塑造了县域人口与就业的演变形态。据此，本文从产业规模与生产效率两个方面，系统阐释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县域复兴的内在机理。

1.县域产业融合发展可通过扩大县域产业规模影响县域常住人口和就业人数

一方面，县域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打破三次产业边界、促进要素跨界重组，催生新链条、新业态与新集群，有效扩大县域产业规模。一是产业链纵向延伸，推动传统单一产业向加工、物流及销售等环节延展，带动企业数量与相关产值增加；二是产业间横向耦合，促进农、工、商、旅跨界交融，催生复合型新业态，开拓全新市场与营收来源；三是空间集聚效应释放，依托特色集群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布局，进一步扩大了区域内产业总体规模。这三重路径最终显化为县域企业数量、产业增加值及税收贡献的系统性提升。另一方面，产业规模扩张构成了人口集聚与就业增长的直接动力。在扩张初期，市场主体激增与产能扩充释放了覆盖全产业链的直接劳动需求。同时，规模扩张带来的乘数效应有效带动了县域餐饮、教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的繁荣，进一步拓宽了就业蓄水池。这种强劲的需求与多元的岗位形成了显著的“拉力”，在吸纳本地农业转移劳动力、遏制人口外流的同时，吸引外部技术人才与年轻群体回流迁入，最终驱动常住人口与就业人数的双重增长。

2.县域产业融合发展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影响县域常住人口和就业人数

县域产业融合发展可以通过三个维度提升县域整体生产效率。一是经济集聚维度，产业融合发展通过二三产业的协同布局催生出产业集群与专业化分工网络，促使相关产业在地理空间上形成集聚效应，进而实现规模经济，这不仅降低了企业生产与交易成本，更通过高频的深度交流加速了知识溢出与技术创新，使企业生产效率得以有效提升。二是电商渗透维度，依据长尾理论，电商平台打破了传统地域壁垒，加速二三产业深度整合并提升全链条效率。在制造端，企业依托电商直面终端市场、精准捕捉需求，进而反向优化安排生产与研发，从源头减少库存积压与无效生产；在服务端，物流、金融等配套行业与本土制造业深度绑定协作，打通产销衔接断点，依托产业融合大幅降低了系统协作成本。这双重路径共同驱动了县域全产业运转效率的跃升。同时，依据价值链理论，电商能持续深化产业融合层次，助力县域产业向品牌运营、文化输出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以山东菏泽曹县为例，其依托电商平台构建起“4+1+N”汉服及相关新兴业态集群，2024年网售额达389亿元。这种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与协同改造，在加速产品产销周转的同时，有效赋能了生产端的精细化转型，最终实现县域整体生产效率的系统性升级。三是农业现代化维度，产业融合打破了传统单一生产模式，引导资本、技术与数据等现代要素向农业汇聚，依托要素重组全面提升农业效率。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其带动农机社会化服务落地普及，破解了小农零散用工约束，稳步释放劳动力红利：在资源与产出效率方面，产业融合联动数字科技与智能装备制造，推进设施农业迭代升级。通过智能灌溉、环境调控等数字化设施的应用，既能有效压缩水肥与人工损耗，又能依托精准管控延长生产周期、提高土地产出率，最终实现资源利用与产出水平的双重提质。生产效率提升进一步作用于劳动力市场，对常住人口和就业人数产生差异化影响，尤其在就业吸纳上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趋势。在效率提升初期，其释放的红利形成吸纳就业、集聚人口的正向拉力。具体而言，在经济集聚层面，生产效率优化增强集聚优势，吸引市场主体集聚和企业扩张，从而带动就业增长并促进人口留存。在电商渗透层面，产销效率升级催生出电商直播、村级电商服务等新业态，扩大本地就业容量。淘宝村作为以电商为依托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的重要表现形式，其通过“前店后厂”模式实现生产与销售的空间耦合，形成了“农户—网商—消费者”的产业生态链。据2020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全国淘宝村网络零售额已突破1万亿元，新增就业岗位828万个。在农业现代化层面，机械化、智能化设施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推动富余劳动力向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等二三产业转移，进一步拓展县域就业空间。

当生产效率提升到较高水平后，产业结构逐步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变，推动就业由增量扩张转入减量调整。一方面，集聚经济进入成熟阶段，要素进一步向高效率企业集中，市场竞争加速低效企业退出，传统岗位随之减少；另一方面，电商行业的规范化和数字化发展降低了对粗放型劳动力的需求。同时，随着智能装备、数字技术在工农业各领域普及，资本和技术也在持续替代中低技能劳动力。

上述多重因素叠加，致使生产效率持续提升下县域就业规模在经历初期扩张后逐渐走向收缩。从常住人口维度来看，生产效率的持续提升虽然使得就业出现结构性收缩，但其带来的经济基本面改善仍能支撑人口集聚。具体地，经济集聚倒逼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优化，电商与现代农业发展延伸产业链并增加地方财税收人，进一步改善生活配套和发展环境，从而增强县域人口吸附能力，促进常住人口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3：县域产业融合发展能够扩大县域产业规模，进而影响县域常住人口和就业人数

H4：县域产业融合发展能够提升生产效率，进而影响县域常住人口和就业人数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收缩型县域的复兴，首先需要对收缩型县域进行识别。参考戚伟等的研究，将2000年和201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期内常住人口减少的县域定义为收缩型县域。在具体操作上，利用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将2000年和2010年的常住人口数据换算至2020年的行政区划口径，并将2000至2010年间非区划变动导致人口减少的县域识别为收缩型县域，其余为增长型县域。在此基础上，依据2010—2020年的人口变动情况，将收缩型县域进一步细分为人口先减后增的复兴县域与持续减少的持续收缩县域。

鉴于2011年我国县级层面的行政区划有比较大的调整，本文选取2012—2022年的数据开展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以及各地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数据，并对样本数据作以下处理：一是鉴于北京不存在收缩型县域而未纳入初始样本，同时考虑到样本特殊性与数据可得性，剔除新疆、上海和天津样本；二是通过查阅年鉴及插值法填补部分缺失值，并剔除缺失严重的样本；三是对关键变量在1%和99%分位数上进行缩尾处理以排除异常值干扰。最终得到2012—2022年全国856个收缩型县域的平衡面板数据，共计9416个观测值。

（二）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产业融合发展对县域复兴的影响。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c表示县域，t表示年份。lnYct为被解释变量，考虑到县域收缩的本质在于人口流失，相对应地，县域的复兴同样可以从人口规模角度进行度量。与以往研究一致，本文选取常住人口（res）作为县域复兴的代理变量，并基于劳动力需求视角，选取就业人数（employ）作为县域复兴的另一个代理变量。indct-1为上一期的县域产业融合发展水平。Xct-1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采用滞后一期的形式。λC和μt分别表示县域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ct表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县域复兴，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县域常住人口数（res）以及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employ）作为县域复兴的代理变量，并进行取对数处理。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县域产业融合发展水平（ind）。鉴于学术界对产业融合度的测算尚无统一标准，在指标体系方面，本文参考陈学云等和汪昕宇等的研究，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和可得性原则，从三次产业的规模指标、成长指标和绩效指标3个维度评估我国县域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具体指标见表1。

在测算方法方面，已有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耦合协调度、熵值法、灰色关联分析法等方法测度产业融合水平。其中，产业耦合在概念上虽不同于产业融合，但也反映了产业间互动与融合的动态关系，且在近年的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广泛使用。基于此，本文将一二三产业视为系统耦合的三个子系统，使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县域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本文参考王淑佳等的研究，构建测算模型如下：

其中，C代表三次产业的耦合程度，其值越高表示耦合度越高；U1、U2和U3分别为一二三产业的综合评价值，通过利用熵权法对各产业的二级指标进行处理得到；T是综合协调指数，反映三次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对协调度的贡献；待定系数η1、η2和η3均为1/3，表明三次产业耦合系统中的贡献同样重要；D为耦合协调度，即为本文所测算的县域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3.机制变量

其一，产业规模（scale），通常表现为产业链的延伸与产业集群的壮大。受县域产业链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选取“县域新注册企业数”与“政府税收收入”两个指标，通过熵权法测算得到县域产业规模综合指数。一方面，县域产业融合带来的业态拓展与产业链延伸，为大量上下游配套服务创造了空间，新注册企业的涌现正是产业链条拉长、产业边界拓宽的实体显化；另一方面，政府税收能真实客观地映射产业规模扩张带来的实际交易体量与总产出扩张，且有研究指出产业规模和税收收入规模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上述两者指标的结合，能够较好表征县域产业规模水平。

其二，生产效率（effi）。县域产业融合带来的效率提升不仅体现为产业内部技术进步，更表现为空间、交易与生产环节的综合配置效率改善，具体从三个方面衡量。（1）空间配置效率：经济集聚（二三产业产值/县域总面积）。产业融合通过推动上下游主体集聚降低了交易与运输成本。该指标通过刻画单位面积上的非农经济密度，反映生产要素向产业集群和中心镇等节点集聚的程度，从而衡量空间资源配置效率。（2）交易流通效率：电商渗透程度（县域淘宝村数量）。电子商务能有效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降低搜寻与匹配成本，提升市场交易效率。淘宝村作为数字经济下沉的重要载体，依托“前店后厂”模式直连产销终端，能够直接客观地反映产业融合驱动下县域市场匹配效率的跃升与跨界交易成本的下降。据此，参考卢盛峰和洪靖婷的研究，选取“县域淘宝村数量”作为电商渗透程度的代理变量。（3）农业生产效率：借鉴郑欣悦等、何红光等的研究，选取设施农业占比（设施农业占地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与农业机械化程度（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两项指标，衡量现代资本和技术要素向农业渗透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综上，本文从“空间—交易—生产”三个维度构建生产效率指标，并通过熵权法进行测算。

4.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县域层面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省会（首府）城市县域（shengxian），是=1，否=0；金融发展水平（lnloan），采用各县域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对数值衡量；政府财政支出水平（lngovexp），采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对数值衡量；社会消费水平（lnconsume），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值衡量；教育资源供给（edu），用义务教育师生比来衡量；医疗资源供给（lnbed），采用医疗机构床位数的对数值衡量。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一）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依据式（1），采用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表3列（1）至列（4）汇报了以常住人口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在纳入控制变量并控制双向固定效应后，县域产业融合发展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产业融合发展有助于促进常住人口增长，假说H1得到验证。列（5）至列（8）汇报了以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为被解释变量时的回归结果。其中，列（8）中产业融合发展的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分别显著为正和负，初步提示了倒U型特征。本文进一步利用Lind和Mehlum的utest 检验发现（表4），产业融合发展对就业的影响确实存在由促进向抑制的转换，假说H2成立。

（二）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遗漏变量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选用上一期的同一省份除自身以外其余县域的产业融合水平均值作为该县域产业融合水平的工具变量，以解决由于遗漏变量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在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方面，同省县域在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其产业融合存在显著的空间联动效应，满足相关性要求。在排他性方面，尽管存在潜在的空间溢出，但较高的县域行政壁垒与低技能劳动力跨县流动摩擦成本，使得短期内由其他县域产业发展引发的劳动力虹吸效应相对有限，且模型中的关键控制变量与双向固定效应已充分吸收了政策模仿等同群效应及宏观周期冲击。因此，同省其他县域的产业融合发展较难直接影响本县人口与就业规模，基本满足排他性约束。

表5报告了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在第一阶段的估计中，Kleibergen-Paap rk LM与Wald rk F统计量均显著拒绝了识别不足与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证实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列（2）和列（5）显示，产业融合发展对常住人口的估计系数（0.516）及其平方项对就业的系数（-9.503）均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稳健。

（三）稳健性检验

1.调整样本选择范围

为排除撤县设市（区）等行政区划调整所带来的外生政策干扰与经济环境差异，本文进一步剔除样本期内经历区划变更的县域进行重新估计。表6列（1）和列（2）的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及其平方项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且倒U型特征依然通过了严格检验，证实了基准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地，为排除直辖市在政策与资源获取上的特殊优势带来的潜在偏差，本文在剔除京津沪的基础上进一步剔除重庆市样本进行重新估计。表6列（3）和列（4）结果表明，产业融合发展对常住人口的正向影响及对就业人数的倒U型影响仍然稳健。

2.缩尾处理

为进一步消除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样本进行双边3%缩尾处理来进行稳健性检验。表6列（5）和列（6）结果显示，县域产业融合对常住人口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就业人数呈显著倒U型影响。

3.更改测算方式

本文参考井钦磊等对于产业融合的测算方式对县域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重新测算，并再次进行实证检验。表6列（7）和列（8）的回归结果在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方面与上文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证明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四）影响机制分析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本文从产业规模和生产效率两个维度考察县域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常住人口和就业人数的作用机制，并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的方法对作用机制进行检验。

表7报告了产业规模机制的检验结果。列（1）显示产业融合发展显著扩大了县域产业规模，验证了机制传导的第一阶段。列（2）与列（3）表明，产业规模在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常住人口增长中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列（4）与列（5）进一步证实，产业规模扩大同样显著提升了就业水平。为深入探究基准回归中产业融合发展对就业人数的非线性影响，列（6）与列（7）引入了产业规模二次项，结果显示其一次项显著为正而二次项不显著。这一实证发现说明，产业规模扩张对就业人数仅存在单一的线性促进作用，并非引致就业规模出现倒U型演变的机制路径。

表8报告了生产效率机制的检验结果。列（1）至列（3）证实，产业融合发展显著提升了县域生产效率，且该效率跃升在促进常住人口增长中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为探究基准回归中产业融合发展对就业的非线性影响，列（6）与列（7）引入生产效率的二次项，结果表明生产效率对就业的影响存在由创造向替代的阶段性转换，即初期凭借成本优势与业态创新创造就业，跨越极值点后，则因技术偏向型变革与资本深化挤出传统劳动力。至此，假说H4得证，并清晰剥离出生产效率的提升正是引致就业规模呈现倒U型特征的核心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县域产业融合指数最大值仅为0.538，整体仍处于中低水平，但就业吸纳的倒U型拐点已提前显现。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收缩型县域沉淀了大量同质化剩余劳动力，中低水平资本深化即可产生较强的劳动力替代效应，从而推动就业拐点前移；另一方面，产业融合通过提升要素生产率引发“创造性破坏”，机制检验结果也表明其显著提高了县域生产效率。因此，就业下降更多体现为资源配置优化过程中的结构性调整，而非县域经济活力衰退，政策重心应由就业数量扩张转向就业质量提升，通过强化技能培训和就业保障缓解转型冲击。

（五）异质性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产业融合需以一定的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为依托，而这两者通常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本文以县域GDP表征经济发展水平，并按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低经济发展水平两组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县域产业融合发展对常住人口的正向影响以及对就业人数的倒U型影响仅在高经济发展水平组的地区存在。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通常基础设施完善、技术革新频繁且资本充裕，可驱动产业融合向高阶演进，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受要素约束，产业融合多停留在农业与初级加工的粗放式关联层面，难以实现深度的价值链整合与协同创新，因而导致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不同。

2.产业结构异质性。县域产业融合发展对常住人口与就业人数的影响可能因产业结构的不同存在差异。鉴于政策导向与现有文献多聚焦于农村三次产业融合，本文将全样本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和非农业主导型县域，以深入考察不同产业结构背景下县域产业融合对常住人口与就业人数的差异化效应。在划分依据上，本文参考龙花楼等的做法：若县域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大于当年全国所有县域第一产业占比的均值与标准差之和，则将该县域定义为农业主导型县域，反之为非农业主导型县域。表10汇报了基于产业结构的异质性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产业融合发展在非农业主导型县域显著促进常住人口增长，且对就业的影响呈倒U型特征；而在农业主导型县域，上述效应均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农业主导型县域产业链延伸和协同发展程度较低，产业融合难以形成显著的集聚与溢出效应。同时，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降低了劳动力需求，三产融合所创造的新增就业岗位相对有限，因而难以有效吸引人口集聚。

本文利用2012—2022年全国856个收缩型县域的平衡面板数据，从劳动力需求视角切入，系统考察了县域产业融合发展对收缩型县域复兴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产业融合发展对于收缩型县域复兴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产业融合发展对常住人口具有显著且持续的集聚效应，但对就业人数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影响。第二，产业规模扩张与生产效率提升是产业融合发展驱动县域复兴的双重机制，二者均能推动常住人口的增长，但对就业人数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产业规模对就业人数仅存在单一的线性促进作用，而生产效率的提升是引致就业规模由扩张走向收缩的核心机制。第三，异质性结果表明，在农业主导及经济欠发达县域，该效应并不显著，表明产业融合赋能县域复兴需跨越特定的产业基础与经济发展门槛。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遵循倒U型演变规律，实施动态分类施策。政府应建立县域产业融合发展阶段监测机制，避免“一刀切”政策。对于处于产业融合发展初期和规模扩张阶段的县域，可以通过税费减免、创业贷款等措施释放就业吸纳效应，同时前瞻性地加强技能储备，围绕农产品加工、电商运营、数字仓储等领域开展“技能+数字”培训，提升劳动者适应产业升级的能力。对于技术替代效应显现、就业岗位阶段性收缩的县域，政策重心应转向稳岗与转岗支持，通过统筹就业补助资金、强化政企协同培训，提升劳动者在现代农业服务、冷链物流和乡村文旅等领域的就业能力，缓解产业升级带来的摩擦性失业。

第二，拓宽县域就业渠道，增强就业韧性。鉴于资本深化与机器替代是效率提升的必然趋势，地方政府应依托产业融合溢出效应，大力发展不易被自动化替代的生活性服务业。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运营补贴等方式，培育社区康养、乡村文旅、农业体验等服务业态，吸纳传统劳动力转移就业，并以此为契机优化县域产业结构，增强劳动力需求韧性。

第三，夯实产业与基础设施基础，助力欠发达县域跨越“融合门槛”。实证表明，产业融合发展的县域复兴效应会受到初始要素禀赋的约束。对此，经济基础薄弱的收缩型县域应避免盲目追求高端化、数字化融合，优先补齐仓储冷链、数字网络等基础设施短板，改善产业发展环境，扩大初级产业规模，为后续释放人口与就业吸纳效应创造条件。

第四，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筑牢收缩型县域人口基本盘。鉴于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人口集聚效应，在应对劳动力市场波动时，应同步增强县域居留功能，以社会福利的确定性对冲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政府可以将产业融合发展带来的财税增量更多投向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提升居民生活预期与人口留存能力，实现从“以产聚人”向“以城留人”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