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文化是根，文化也是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是灵魂》一文中指出，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文化，对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有着其独特的影响。促进城乡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首要是以文化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县域，一般是以县城为核心地带和行政中心并包含周边广大建制镇以及农村地区。县域文化指生活在特定县域的人们创造和享受的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文化总和，其内涵包括价值取向和观念形态、民俗风情和群众艺术、大众文化生活和文化基础设施、公益文化事业、大众文化产业等。县域文化发展对于新时期巩固县域发展成果、开辟全新视野和解决城乡融合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从已有文献看，学术界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县域政治、经济建设和社会属性与功能定位。(1)研究县域政治角色与功能，指出建设县域政治生态的重要性与难点；(2)研究县域经济沟通城乡、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认为县域经济是城镇经济与乡村经济的重要连接点，以县域地域性、综合性、乡村性、特色性等基本特征统筹推动城乡经济发展、促进城乡融合；(3)县域经济作为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核心竞争力在于打造优势产业，提供就业岗位和优质公共产品，因此，要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物质基础；(4)研究强调县域社会属性和功能定位，认为以此为切入点将是实现新时期城乡经济提升、政治自主、文化协调的方法与突破口，体现县域社会属性的完整性、独立性、地域性和互动性等多重蕴涵，同时还强调县域打造新型城乡关系与城乡融合教育生态的重要作用，提出通过强化吸纳式参与、注重融合式治理、县城类型化分治等手段进一步促进城乡融合。

虽然当前已有研究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学理支撑，侧重研究县域政治角色、经济发展助推城乡融合以及县域社会属性和功能定位在城乡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鲜少以县域文化为载体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本文将以二十届三中全会相关政策为侧重点，以县域文化为载体并与城乡融合发展进行联动探讨，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方向指引与根本遵循。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与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发展，高度肯定文化在国家治理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县域文化治理是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县域文化发展也在统筹城乡社会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城乡融合的重要方向，为县域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县域文化助力城乡融合找到有力突破点。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城乡文化建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以县域文化为载体助推城乡互融最早可以追根溯源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散见于《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关于城乡对立和融合思想中。列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继承与发展。(1)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共存的理论渊源。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即城乡的分工导致城乡社会的产生。同时，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划分条件下，社会逐渐被分成城市与农村两个部分，居民也因为分工不同划分为两大阶层。因为分工不同，导致城市与农村各具不同特点，城市代表先进与集中，相对应农村则代表落后与分散。两者并存且同时产生。(2)认为城市文化对于乡村文化起到积极推动作用。马克思提出，“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关于城乡文化关系的发展历程，马克思认为城市与乡村分工不同，没有率先发展的城市就不会产生先进的阶级以及阶级意识，从而达到率先发展的城市文化会助推乡村文化的发展的目的，进一步促进城乡互通互融。恩格斯也认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唯有先进城市思想的发展与带动，农村文化才能得到更好地发展。列宁提出“城市支援乡村，形成城乡良性互动的文化联盟”，高度认可城市文化对于乡村文化起到辐射带动作用，高度认可利用城市发展的先进性作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方法。(3)城乡融合是解决当前城乡文化差异的治本之策。马克思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只要私有制还存在，那么私有制带来的衍生物，即城乡之间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差异就始终存在。列宁也认为，城乡的分离制约了城乡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因此，解决城乡文化差异的根本在于消除城乡对立，推动其走向融合。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未来城乡文化融合的描述是宏观的，是具有先见性与可视性的。他们认为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将出现综合城乡二者优点避免二者缺点的社会综合体的出现，随着中国社会化不断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满足连接城乡的基础功能单元——县域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城乡文化融合思想的最集中体现与生动表达。

(二)历史逻辑：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城乡文化建设的推进与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针对城乡融合问题出台一系列政策，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城乡融合局面，促进了城乡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解决城乡文化建设问题的历史进程，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第一个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经过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战争期间城乡交通运输设施破坏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城乡分隔的局面得到缓解。广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加强城乡经济联系，也为城乡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进行讲家史村史“忆苦思甜”“典型思想讨论”等农村文化活动。1954年5月，党中央讨论通过《关于加强党在农村中的宣传工作的指示》，提出在广大农村系统地对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便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必要的思想基础。同时“一五计划”期间，城市化得到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据统计，这一时期城镇人口从1952年的7162万人增加到1957年的9949万人，由农村迁到城市的人口为1500万人左右，城市之中农村迁移人口激增进一步拉动城乡文化交流。

第二个时期，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释放出巨大潜力，使得改革初期城乡关系呈现出良性互动局面。直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以城市建设为重点，农村经济发展经历短暂繁荣重新遭遇困境。城乡关系的失衡也进一步影响到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更多农民涌入城市务工，城市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村也失去了开展乡村文化活动的群众意愿和基础。2003年国家召开文化体制改革会议，开始重视乡村文化建设问题。2004-2005年，中央连续印发相关文件，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国家议事日程，进行整体思考布局，并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层面细化落实农村文化传承等具体事务，乡村文化开始回归全民视野，城乡文化建设逐步走向平衡。

第三个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2012年以后)。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农民夜校等渠道，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牢牢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同时，重视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党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领导地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建设具体任务当中，进一步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建立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的文化供给体系和城乡文化建设利益联结机制，提高城市对农村的文化辐射和带动作用，重视县域文化对于城乡融合的推动作用。

总之，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高度重视城乡文化建设与发展问题，并逐步形成重视以县域文化为载体促进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政策导向，进一步筑牢了城乡文化根基，巩固了新型城乡关系。

(三)现实逻辑：新时代以县域文化为载体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需要

以县域文化为载体对于化解城乡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矛盾，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解决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但以县域文化为载体促进城乡沟通建设依旧面临诸多困境，可归类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从政治层面上看，县域政治生态是国家狠抓党风政风建设的重要一环。

县域政治生态是县域文化重要一环，更是当地党风、政风以及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当前县域基层政府对县域文化为载体重视程度不够，表现在：一方面，县域主体意识不强，县域政治生态仍不清明，权力过分集中，沉疴待除；另一方面，内部组织管理松散，对小问题视而不见。

2.从经济层面上看，县域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县域文化产业是县域文化转型升级的有效承载，是国民经济构成的重要分支。但当前人们文化认同、文化消费的意识不足，文化产业支出在文化消费中占比不高。同时当前县域文化载体根基不稳、内需动力不足，文化建设投入经费不够，县域文化产业难以更好地发挥经济调控功能。近年来，国家财政对城市文化建设投入占总投入比重的70% 左右，而农村文化建设仅维持在30% 左右，投入比重严重失调。除此之外，县域内文化资源认识层次低、品牌意识缺失、现代科技与文化资源结合不紧密等文化转型类问题，使得当前以县域文化为载体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举步维艰。

3.从社会层面上看，以县域文化为载体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乡风文明建设，他明确指出，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实现乡风文明，构建和谐城乡，基础在乡村，突破点在县域。当前县域内乡风文明建设仍旧问题繁多。一方面，农村信仰价值缺失也是县域乡风文明建设成效不足、县域文化难以连接城乡发展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文化输入如“无根之水、无本之木”，未能同县域自身历史文化资源有效结合，难以满足县域文化建设需求；加之县域文化基础设施落后且单一，县域公共服务体系等配套设施建设不足，使得以县域文化为载体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效果差强人意。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进一步强调，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经济发展增动能增效益、为旅游休闲增内涵增魅力、为城乡社会增正气增活力，高度肯定文化对于城乡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县域文化统筹城乡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以政治文化为引领，经济文化为发展，社会文化为保障，是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一步。

(一)以政治文化为载体：有助于坚持党的领导、打造良好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域治理更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对城乡政治治理具有重要作用。

1.以政治文化为载体是建设以党为核心的县域文化、发扬廉政精神的根本。坚持以县域政治文化为载体，实现层层监管，谨防基层治理主体思想软弱涣散，扎稳以党中央为核心的基层政治生态根基，为城乡之间政治文化建设打通枢纽。以县域政治文化为载体有利于推进县域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发扬风清气正的廉政精神、塑造县域基层党组织全新精神面貌、打造作风优良的基层政治生态。

2.以政治文化为载体是狠抓党的自身建设、打造良好党风政风基础。党风建设问题是党自身建设的重大问题，也是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问题。党风正则政风良，党风正则民风淳。打好基层党政建设基础，就是筑牢国家政策“上行下效”的基石，更是阻击“一言堂”“官本位”等落后政治文化的有力抓手。坚持县域文化作为连接城乡政治的载体，充分发挥城乡政治文化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基层党内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党内用人机制。

3.以政治文化为载体是筑牢国家基层治理基础、构建城乡政治体系的关键一步。当今社会，县域依旧是城乡政治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基层政治建设的枢纽。正所谓，“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的功能设定与角色属性决定了县域内部不同层级的结构划分、功能定位，可根据不同层级的划分解决县、乡、村的关键问题，进一步有效明确县、乡、村治理三个治理层级的功能定位，尤其是责、权、利三位一体状况，因此县域也成为解决国家治理问题的重要环节。抓住县域政治文化建设这一关键枢纽，可有效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基层治理现代化。

(二)以经济文化为载体：有助于打造特色县域、共促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是城乡之间有效融合的基础。立足新时代，以县域经济文化为载体是促进城乡融合的关键，对于推动城乡融合以及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以经济文化为载体是发挥县域经济优势、构建国家财政体系的重要基点。县级财政是县域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宋代县级财政初步具备一定的独立与自主性，拥有自主调控收支分配的能力，是国家财政系统的重要分支。1953年县级财政正式独立，是国家财政资金运行末端，在国家财政体制演变的不同阶段始终扮演重要角色，有效发挥着助力国家财政职能实现、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调节县域范围内收入分配以及保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等基本职能，为有效链接城乡经济筑牢基点。

2.以经济文化为载体是发展县域文化产业、提升县域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通道。县域文化产业是县域文化生产力在县域行政区域空间的业态呈现，对于县域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县域文化产业发展的真正长期价值就是促进县域地域营销、提升县域资源配置能力与文化软实力。以河北省张北县为例，张北县地属内蒙古高原坝上地区，本是地处偏僻的国家级贫困县，一直以来文化旅游服务业水平低，项目少，客源和收益均不佳。2009年起，由当地政府牵头与北京文化公司合作举办草原音乐节，一举激活了张北的文化产业和旅游经济产业链，有效带动了各类招商引资项目的快速跟进，利用“草原音乐节”热点拉动地域营销，有效提升了县域文化软实力与知名度，打开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新视野。

3.以经济文化为载体是筑牢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城乡经济融合的基本单元。城乡经济结构的稳固离不开县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与需求结构的不断完善。县域具有涵盖第一、二、三产业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腹地广阔且人力资源丰富，利于传统产业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县域经济发展以小城镇为节点，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成熟经济链，准确掌握市场动向，有效平衡城乡供需关系，完善需求结构。牢牢把握好县域这一基本单元是坚决落实“强县域，重经济”目标的需要，更是提升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与承载力、共促城乡经济融合的关键一步。

以县域经济文化为载体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新时期应高度重视以县域为文化载体的重要作用，做好经济文化硬实力与软实力的互通互融，以城乡融合发展为目的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三)以社会文化为载体：有助于筑牢城乡意识形态、为城乡融合领航

解决城乡融合问题，本质上就是在解决城乡互动性关系的问题。县域具有强大的社会互动性，唯有维持良好的城乡秩序，才能真正为城乡融合提供内生动力。

1.以社会文化为载体是有效维护城乡社会秩序的切入点。

县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分支与重要节点，发挥着维持社会稳定及便于国家纵向治理、横向调配等重要功能。随着县域自主权的扩大，县级政府成为县域治理的实际掌权者，城乡之间、群众之间的矛盾冲突会直接表现和聚集在县域治理当中。因此，县域良好的社会文化就成为维护城乡社会秩序的有效切入点。

2.以社会文化为载体是构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一步。

城乡社会道德差异性往往导致城乡居民在道德实践中发生冲突，城乡精神文明的良好构建依赖于县域社会文化的正向引导。以县域社会文化为载体推进城乡道德体系互通互融，优化升级：一方面，有利于深入挖掘县域内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约束，强化法治宣传与依法治理，植入现代法治意识与契约精神；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城市道德与精神文明建设，系统治理市场经济对于城市道德体系的负面影响，进而形成城乡互通互融的体系与价值理念。

3.以社会文化为载体是打开城乡要素融合新局面的有效接点。

城乡文化的和谐共生，主要表现为城乡文化发展一体化与县域主体多元化。随着城乡融合的不断推进，县域主体趋向多元化，并形成行会、商会、同乡会等人际交往圈。据统计，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753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6751万人，占比38.2%；省内流动10907万人，占比61.8%。农民工已成为城乡文化有效融合的新兴力量。县域道德讲堂的出现，有助于农民工实现身份认同以及思想观念上的进一步转化，实现城乡文化认同，有效弥合分歧，克服了对文化的刻板印象。

县域作为社会文化载体为城乡融合注入新鲜血液，为城际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良好范式，筑牢了城乡文化认同根基，打造出城乡之间互通互融的文化关系网。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因此，积极探索以县域文化为载体促进城乡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融合的现实路径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优化县域政治生态，巩固城乡融合政治根基

1.抓好县委书记“一把手”，打破“政治腐败文化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讲话中指出：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是我们党在县域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

首先，明确责任归属，增强县域政府主体性。切实做到科学配权，形成以县委书记为核心、县域治理智囊团为辅助的新型治理体系，坚决摆脱“一言堂”与“土皇帝”的传统治理局面。其次，进一步完善权力监督体系。将权力监督作为保障政治清明的必要手段。建立巡视制度与政务公开，让干部接受上级监督和人民的监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最后，大力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使领导干部在思想上，精神上，不忘为官初衷，不改为官初志，切实做到为全县人民服务。

2.建设县域政治文化，增强城乡文化认同意识。

首先，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严肃党内生活。将纪律与规矩立在前面，强化党纪的约束功能。同时弘扬社会正气，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其次，积极推进政治文化机制改革。政治文化机制的创建离不开县权改革与县域人才选拔机制革新。县权改革使得县域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进而提升基层政府对于县域的重视力度；县域人才选拔机制革新要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切实做到“为政之要，重在人才”，培养一批敢想敢干、真抓实干的县域政治治理人才。最后，善于推陈出新。拓宽政治文化传播载体与渠道，政治文化宣传要摆脱依赖传统标语、思想政治学习大会等固板形式，要更好地利用“互联网+”“微党课”“视频号”等新型传播媒介进行宣传，坚持把握好理想信念总开关。

3.坚持城县乡基层治理协同推进，夯实政治生态根基。

首先，积极推进城、县、乡基层协同治理。坚持系统思维，将县、乡、村统筹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考虑，从城、县、乡垂直管理系统入手，整体施策，系统治理。其次，重点落实乡村政治生态优化。从基层入手，推进乡镇政府对内监督与对外监管，提升管理人员内部道德素养，坚持自我约束。最后，夯实城乡优良文化根基。淳朴民风、朴实民情是夯实城乡优良文化根基、优化政治生态的内生动力。重视村落文化，做好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与公共文化供给，为优良文化筑牢根基。

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因此需要多方齐发力，以县域文化为载体，抓好县域政治重中之重，把握县域治理的关键少数，塑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巩固城乡之间文化认同。

(二)构建县域文化桥梁，推动城乡经济向好向善发展

县域文化发展往往由于其传统地域性与特色性难以形成有效的对外发展，新时期推动县域经济可从以下三个方面。

1.构建合理县域财政体系，打造县域文化发展核心区。

首先，建立合理的县域财政体系，政府针对县域文化建设出台相应的财政倾斜政策，加大对县域文化建设的经费投入，多措并举减轻文化建设负担。其次，锚准县域文化建设核心区域，加快以县城为核心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升级。针对县城基础设施老化、市政工程缺项等问题进行统一治理。开展人才引进计划，增强县城经济发展活力。最后，提升县城为核心的优质公共服务的多样化供给。针对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发展线上文化教育与服务平台，探索开展远程教育、医疗、办公等数智化平台，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后勤支持。

2.整合县域文化产业，提升县域经济资源配置效能。

首先，建设高标准县域产业新城。将布局分散、开发层次低且难度大的县域文化产业集群，开辟出独立的产业新城，对资源积聚并进行统一规划与考量，实现区域内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调整及区域内资源互助与科技共享。其次，建立以市场为导向，合理配置场地、人力、技术等资源要素。增强不同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使不同产业相互协调、补充与配合，达到提升县域经济资源配置效能的目的。最后，加强对县域各类产业园区规范管理。提升地方政府对产业园区支持力度和监管力度，改变治理产业散、小、布局混乱等局面，裁撤不成熟产业园区并进行归拢，引导产业集中布局。

3.打造特色县域文化IP，树立文化品牌与认同意识。

县域文化产业发展是县域经济水平提升的命脉，实现县域文化产业由资源向资本的转变，推动县域文化产业与市场联动。首先，重视文化产品拉动经济的重要作用。文化产品是文化资源变现的现实载体，文化产品的独特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产品附加值的大小。因此，要积极县域发掘自身文化优势，打造独具特色的县域文化产品。其次，建设独具特色的文化IP。文化品牌与文化IP是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无形资产与竞争力。打造独属于自己的文化产业IP，进一步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与产品附加值，提高市场占有率，打造特色县域文化，以县域文化拉动城乡经济发展。最后，重视文化消费体验的打造。针对不同县域各具特色的文化遗址进行开发，增强与消费者的互动性，使得消费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为消费者带来不同消费体验，实现本土文化增值与文化变现，拉动当地经济增长。

(三)搭建县域社会文化发展平台，为城乡融合理念提供不竭动力

1.办好县域道德讲堂，承载城乡社会文化归属。

县域道德讲堂是城乡文化沟通的桥梁与媒介，是县域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平台，对提升城乡主体素养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改变传统道德讲堂形式。动员群众更多地参与到道德宣讲当中去，使其获得归属感与满足感，切实做到宣讲主体的多元化，这是县域道德讲堂的重中之重。其次，规范宣讲流程。遵循道德讲堂“唱歌曲、看短片、诵经典、讲故事、作点评”等基本程序，构建和美县域文化氛围。最后，做到宣讲地点便利化。设立道德宣讲文化分会，定期组织宣讲，例如，贵州修文县在全县各乡镇、部门、村居委会设立“重德修文”分讲堂，坚持小规模、多场次，人人可讲、随处可讲。目前，该县建立大小讲堂229个，做到县域范围全覆盖，切实做到优秀传统文化有人传承，高尚品德有人弘扬，城乡文化有所归属。

2.整合县域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城乡文化“双创”发展。

首先，盘点梳理县域历史文化资源，引导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以光山县为例，距今有文字考证的历史已有4 000多年，是司马光出生地及“司马光砸缸”发生地以及《资治通鉴》文化的重要发掘地。推动传统县域优秀历史文化的进一步发掘和传承。其次，对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地引导，支持其与时俱进地“双创”发展。以县域历史文化创意打开非遗文化与农特产品卖点，探索县域文化产品的新销路。最后，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县域文化传播经验，将历史文化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牢固树立“两个结合”，以此为抓手推进乡村振兴。

3.推动县域公共服务体系升级，开创城乡社会文化融合新局面。

首先，依靠县域多方主体力量形成自主性治理合力。政府转变治理理念，市场激活城乡要素，社会主体有序参与等多方合力共建和美县域，奠定城乡社会文化融合基础。其次，明确县域公共服务体系。明确对象、确定科学方法以及建立治理绩效是建设良好公共服务体系的三把抓手，县域治理有序，城乡文化融合才有着力点。最后，依靠政策联动助推县域公共服务体系发展。制定县域文化倾向性政策，构建“城县乡”三级文化旅游网络，打造全县文化中心，有效促进城乡社会文化更好互通互融。

县域是连接城乡的重要枢纽，更是统筹发展的基础平台。以县域为文化载体，巩固了城乡政治文化根基，构建了县域经济文化桥梁，打造县域社会文化发展平台，是推动城乡关系向好向善发展的“黏合剂”，更是打开城乡问题解决全新视角的“敲门砖”，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