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并指出了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总体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产业兴旺被放在了乡村振兴的首位。乡村产业的兴旺发展离不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电子商务可以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2020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期间指出，电商作为新兴业态既可以推销农副产品、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又可以推动乡村振兴，是大有可为的。

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以支持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早在2014年7月，财政部、商务部就实施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计划，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利用数字化和电商赋能传统产业，助力乡村振兴。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进一步提出建设数字乡村，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工程。此后数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将电子商务进农村作为重点项目加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计划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政策。2021年10月，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了《“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电子商务发展的7项重点任务和23项具体工程，其中将电子商务进农村列为电子商务的重要领域，推出了4项配套工程，以配合推动乡村振兴。

在现有的研究中，学者集中于探讨电子商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对城乡居民的增收作用、对居民消费的提振作用、对创业的支持作用，还较少涉及电子商务进农村与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这一问题。鉴于此，本文构建了2000—2020年全国1858个县的面板数据，基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这一外生政策实验，使用多时点渐进双重差分方法，实证研究农村电子商务政策对县域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降低了农业占比，提高了非农产业占比，并进一步优化了非农产业结构，提高了服务业占比。进一步通过机制检验发现，这种县域产业结构的升级主要是供给端的鲍莫尔效应（Bamoul Effect）以及需求端的恩格尔效应（Engel Effect）带来的。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村电子商务对于地区经济结构影响的相关研究，为之提供了相关经验性证据；第二，基于2014年以来财政部、商务部共同开展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时点的渐进双重差分方法进行较为严谨的因果关系识别，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识别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等问题；第三，从电子商务进农村发展的角度探讨了以电子商务进农村发展为代表的数字乡村建设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结构转型的驱动力

结构转型是如何发生的，是经济学探讨的一个经典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供给侧与需求侧两个角度来回答。从供给侧来看，鲍莫尔效应和要素密集度差异是两个主要解释。鲍莫尔（Bamoul)指出，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导致工业品与服务品相对价格变化，引起劳动力在部门之间流动，带来结构转型，即“相对价格效应”。具体来说，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要快于服务业部门，带来了工业品价格相对于服务品价格的下降，从而引导更多生产要素流入服务业部门，进而提高了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降低了制造业的相对比重，经济结构转型由此发生。阿西莫格鲁和格雷里（Ace⁃moglu&Guerrieri)则从要素密集度的角度刻画了结构转型，这一模型假定各部门技术进步的速度相同，但资本密集度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价格的变化由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供给所驱动。伴随着经济增长，资本逐渐积累，资本密集型部门商品的相对价格就会下降。只要两个部门之间的替代弹性小于1，劳动力就会出现从资本密集型部门转移，结构转型相应发生。无论是部门间技术进步的差异还是部门间要素密集度的差异，最终随着经济发展，部门间相对价格都会发生变化，在价格变化的引导下，资源由制造业部门流向服务业部门。

从需求侧来看，恩格尔效应（又被称为收入效应）是主要解释因素。该效应假定消费者具有非位似偏好，当经济整体增长，消费者对农产品和工业品的需求逐渐饱和并转向服务品消费，驱动服务生产部门扩张。部分代表性研究证明了这一效应在结构转型中的重要性。

而就中国的农村结构转型问题，许多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黄季焜系统总结了中国农村结构转型的相关路径和驱动因素，认为中国农村的结构转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农村以主食生产为主，土地制度的变化和农业技术是促进农村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第二阶段，中国农村开始进行农业多种经营和一定程度的商业化，其内在的驱动力在于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业市场化改革；第三阶段，中国开始进入农业专业化并向非农经济转型，乡镇企业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农村居民同时兼具农业与非农生产的属性，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和户籍制度调整带来了农业人口向城镇非农人口转化，农业机械化大生产促进了农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应当处于这一阶段）；而第四阶段，即高值农业和城乡融合，应当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驱动力在于政策和市场。总结来说，农村制度创新、农业技术进步、市场化改革和农业投入是中国过去40年农业增长和转型升级的“四大法宝”。黄（Huang)指出，制度、政策和投资是中国农村结构转型的核心驱动力。

事实上，这些驱动力也可以被划分为供给侧和需求侧。在供给端，首先，制度的创新大幅度提升了生产效率。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结构转型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制度创新导致的生产力大幅度提升。在此后，劳动、土地要素市场的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市场化改革都大幅度解放了生产力，带动了农村结构转型。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解放一方面推动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另一方面使得生产同等数量的农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投入减少，单位劳动力所能生产的粮食产量大幅上升，带来了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南沿海省份的城市流动，形成所谓的“农民工”群体，从事工业或服务业等非农业劳动，从而加速了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其次，包括农业机械化、化肥使用等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增长，并且这种技术进步促使农民减少劳动力投入，使用资本等要素替代劳动力，而多余的农村劳动力则流入城市，或在农村从事非农业活动，地区就业结构中从事农业活动的人数占比下降，而非农就业占比上升。最后，影响劳动力等要素流动的障碍也逐步被打破，使得鲍莫尔效应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例如，21世纪初期，全国农产品统一市场的形成使得各地可以更加方便地进行农产品贸易，在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可以更快地向制造业转型；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得农村富裕劳动力可以向东南沿海省份转移，不仅大幅度促进了东南地区制造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转型。

因此，从现有研究来看，大部分对中国农村结构转型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农业技术进步、制度改革和政策改变等供给侧因素来进行的，少有探讨农村电子商务对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影响的文献，因此，本文研究以电子商务进农村为代表的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结构转型的影响，可以一定程度上填补相关研究空缺，具有一定的边际贡献。

（二）电子商务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作用

电子商务的核心在于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的各项成本，包括搜寻、采购、交易、运输等各项成本。电子商务还越来越具有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强市场可达性的作用。在农产品流通和交易领域，电子商务可以起到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各项成本、连接农村与更广大市场、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起到促进农产品销售的作用。

1. 电子商务解决了农产品销售中高昂的流通成本问题。

在传统的中间商收购模式下，农产品交易的中间环节多，加上中间商可以利用信息、资本、跨地区收购等优势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获取高额利润。电子商务平台直接搭建起连接农户与消费者的桥梁，消费者可以在电商平台直接购买某个农户生产的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流通成本大幅度下降。

2. 电子商务大大扩展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在传统农产品供销模式中，由于农产品的部分生鲜属性，或难以突破地理限制只能在小范围内销售，或只能通过支付高昂的保鲜成本才能在其他地区进行销售，但电子商务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市场可达性，促使农产品突破地理限制，消费者可以通过电商平台了解并购买到很远距离的产品，且大型电商平台为农产品交易双方提供了信用保证。在电商平台出现之前，消费者即便了解到某个地区生产的农产品并有购买意愿，也可能因信息不对称、缺乏信任等原因而担心生产者提供劣质产品，生产者也可能担心消费者不支付货款，最终导致交易无法达成。电商平台无疑为交易双方提供了信用保证，促进了交易，从而使农产品的市场可达性大幅提升。

3. 电子商务促进了双向的信息流通。

对于农产品生产者而言，使用电子商务可以有效弥补其市场信息和销售渠道方面的短板，提升自身市场地位。在传统的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农户很难获得较为准确和及时的市场信息。一方面，农户难以获知准确的市场价格，只能根据中间商报价，而中间商则存在利用信息优势地位损害农民利益的动机；另一方面，即便农户获取的价格信息是真实的，但可能存在滞后性，常常导致农户生产决策时追逐高价热销产品，但是到了产品成熟和收获期却发现市场供给已经过剩，难以卖出高价。电子商务尤其是大型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在电商平台中，价格信息实时、公开、透明，农户可以很方便地获取。并且，大型电商平台上，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规模都十分巨大，市场竞争激烈，这就促使价格信息尽可能地反映市场供需情况。双向的信息流通促进了农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

（三）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县域经济结构转型的作用

随着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等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政府对于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电商人才培训、相关品牌建设和培育进行了大量的财政投入。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及相关配套服务逐步健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在农村的普及程度有所上升，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和特色加工产品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接入中国广大的消费市场，农村与外界的商品、服务、信息、生产要素流通也更加频繁，在供给和需求两端促进农村结构转型升级。

1. 从供给侧看，电子商务的发展可以通过鲍莫尔效应导致结构转型。

正如前文分析的，电子商务提高了农村与县域以及更大范围市场的可达性，农产品可以进入其他市场，其他市场的产品也会进入原本相对闭塞的农村，这就导致要素和信息流通及市场竞争加剧，市场竞争促使农民使用更先进的生产技术以提升生产效率。农业生产效率的相对提高将带来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部门间资源配置的变化。一方面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会下降，另一方面生产同等数量的农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投入减少（换言之，用较少的农村劳动力就可以完成和之前同等规模或更多的农产品生产），那么，这些多余的劳动力就可以流向非农业部门。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将继续增强生产率效应，在带动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减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促进更多劳动力转向非农业生产，从而带动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2. 从需求侧看，许多研究都表明电子商务可以通过多个途径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提高。

第一，电子商务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和风险，农民可以直接通过电商平台获取市场信息，从而改变其价格接受者的地位，提高产品售价，从农产品交易中获取更多收益。第二，电子商务降低了搜寻匹配成本，并且电商平台通过自身的信用为交易双方进行信用担保，加快了农产品流通，促进了农产品销售。第三，电子商务还给农产品提供了跨地区流通的机会，扩大了跨地区的消费配置效应。由于部分农产品存在特殊属性，区域内消费者早已习以为常，在小区域内其售价不会太高（附加值不高），但在区域外，消费者将其视为有特色的产品，愿意支付一定的溢价，农产品的附加值有所提高。此外，电商平台还有助于增强产品黏性，为农产品带来较为稳定的需求。总而言之，无论电商通过何种机制，都有助于提升农产品价格和附加值，增加农产品潜在收益，从而带动农村居民收入提升。更进一步，农业的高附加值化以及农村居民收入提升也会带来溢出效应，助推县域经济发展，从而带动县域范围内整体收入水平上升。

在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可以引入结构转型中需求侧的恩格尔效应进行分析。根据恩格尔效应的理论分析，不同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存在差异，农民收入的提高会带来对不同产品的需求，首先对农产品的需求逐步饱和，从而转向工业品和服务品消费，继而对工业品的需求逐步饱和，再转向服务品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相应的产业结构转变，出现农业向非农经济转型，非农经济中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两个研究假说：

假说1：电子商务进农村发展有助于推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

假说2：电子商务进农村发展通过供给侧的鲍莫尔效应、需求侧的恩格尔效应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产生正向影响。

三、制度背景与研究设计

（一）制度背景

2014年7月，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的通知》。每个被纳入名单的县（市）可以获得中央财政2 000万元左右的资金支持，并可以获得省、市、县层面的配套资金。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县域电子商务中心、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点的建设改造、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机制搭建、品牌培育和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以及农村电子商务人员培训等。

中央财政资金重点支持几个方面的建设：第一，健全电子商务进农村的支撑服务体系，包括整合现有流通资源，完善农村物流配送体系等；第二，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的应用领域，包括完善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支持青年和大学生从事电商创业，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带动农业生产组织化和标准化；第三，提高农村电子商务应用能力，包括加强推广电子商务知识，培训相关从业人员等；第四，改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环境，包括建立财政、金融等有利的政策体系等。

此后，这一政策的财政资金重点支持范围略有调整，除了继续对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品牌建设和人才培养等进行大力支持，还新增了对农村商贸流通企业转型升级的重点支持，支持邮政、供销、农村传统商贸流通企业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数字化转型；支持有实力的电商、邮政、快递和连锁流通企业向农村下沉供应链，为农村中小企业和零售网点等提供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库存管理等服务，打造现代流通服务体系。

这一政策不仅得到了地方的积极响应和配合，也在中央层面得到了更大范围和更高层级的支持。自政策推出以来，深入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已经连续六年被纳入“中央一号文件”中。2018年，这一政策的考核被国务院办公厅纳入30项重大政策督查激励列表中。截至2021年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已经累计支持1338个县，其中第一批56个，第二批200个，第三批240个，第4批260个，第5批260个，第6批164个，第7批148个。

从效果来看，这一政策对电子商务进农村发展提供了大量财政支持，截至2020年底，中央财政投入超100亿元，各级资金投入约160亿元，涉及的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1.79万亿元，带动相关就业超过3 000万人。这一政策对电子商务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截至2020年底，全国建成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2 120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13.7万个，基本实现快递网点乡镇全覆盖，快递直投到村比例提升至50%以上，农村地区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超过300亿件，占全国总量的36%。总体来说，这一政策实施力度大、支持配套政策完善、考核激励机制明确，对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二）实证设计

参考现有的研究，本文基于2014年以来财政部、商务部实施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作为准自然实验，采取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由于政策试点存在批次，每年都有部分县被纳入示范政策中，因此，本文采用的是渐进的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研究。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Ind_it为i县在t年的产业结构；post_t为时间虚拟变量，政策发生年份以后取1，否则取0；treated_i代表政策虚拟变量，若该县（市）被纳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计划，则取1，否则取0；X_it为其他控制变量；u_i为地区固定效应；ε_it为残差项；γ为控制变量前系数。

考虑到这一政策主要是通过财政资金支持来实现效果，而从财政资金拨付、具体投入建设再到对经济产生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本文的样本截止到2020年，因此，2019、2020年及以后的政策试点并未纳入分析中，本文仅分析2014—2018年综合示范县政策实施的效果。

（三）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1. 地区产业结构。

在现有研究中，存在多种度量产业结构的方法，本文分别使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非农产值与农业产值比、产业结构高级化（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这三个指标，从多个角度刻画产业结构的变化，既可以反映农业与非农产业的结构变化，也可以反映非农产业内部的结构变化。这些变量分别记为str、stru、ts，数据来源于中经网县域经济数据库、万得（wind）数据库、县级统计年鉴。

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即时间虚拟变量与政策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历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名单来源于商务部。

3. 控制变量。

县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总量（gdp）、人口规模（pop）、人均GDP(rgdp）、人均粮食产量（rlscl）、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fi⁃nance）、财政支出总量（czzc）。

4. 农产品生产效率。

在机制检验和异质性检验中，本文还使用了农产品生产效率（z），这一指标的计算方法是用县域粮食作物产量（lscl）除以总播种面积（bzmj）。

5. 农村居民收入。

用该县农村居民当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me）度量。

（四）描述性统计

最终，本文构建了2000—2020年1 858个县的面板数据集，剔除了部分异常值，共计37 879个观测值，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第1和第2列是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的回归，第3和第4列是对非农产业与农业增加值之比的回归，第5和第6列是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第2、第4、第6列分别是在第1、第3、第5列的基准上进一步控制了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控制变量。所有回归都控制了时间和地区双向固定效应，且在省级层面计算聚类稳健型标准误。

回归结果表明，在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的回归中，平均处理效应均显著为负。在对非农产业与农业增加值之比的回归中，policy前的系数在没有控制变量的前提下显著为正，在引入控制变量以后不显著。结合前两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电子商务进农村这一政策显著降低了第一产业在县域经济中的占比，而提高了非农业产业在经济中的相对比重。再结合第三组回归结果，也就是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政策还改变了非农产业的结构，提高了第三产业的相对比重。综合三组回归结果不难发现，电子商务进农村这一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业在县域经济中的占比，提升了非农经济的占比，并且对非农经济的结构也产生了影响，促使县域经济向第三产业转型。

这些结论较为符合前文理论分析的预测，当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实施以后，大量财政资金投入到乡村物流体系建设、相关品牌建设和电商人才培训工作，直接吸引部分农民转化到物流等第三产业中去。同时，物流体系建设等措施还可能提高乡村与外部市场的可达性，促进信息、技术、资本等要素流通，并加剧市场竞争，促使县域经济运行效率提升，尤其是农业生产活动效率提升，生产率的相对变化将促进县域产业结构重塑。此外，美丽乡村建设等活动有助于农民收入提高，也会带来需求结构的转变。这些因素都可能最终导致产业结构转型。

表1 描述性统计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的t值根据省级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得到，**、***分别表示在5%、1%水平上显著。

（二）稳健性分析：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的前提就在于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发生前的被解释变量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因此，本文对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发生前的平行趋势进行检验。由于本文所基于的综合示范政策始于2014年，在政策发生前5年即2009年，t＿5取1，其他为0，然后将t＿5与处理组虚拟变量再进行交乘，记为x＿5。以此类推，x＿4、x＿3、x＿2、x＿1为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虚拟变量与处理变量的交乘项。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在五组回归中，交乘项前面的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对于处理组而言，在政策发生前其农业增加值占比与对照组的农业增加值占比并未体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因此，样本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三）稳健性分析：安慰剂检验

本文通过随机化处理组与控制组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来说，本文随机产生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入选名单，作为“伪处理组”。由于这些县并没有实际入选，且是随机产生的，因此，这些县应当检验不出政策的效果.换言之，使用伪处理组进行的回归应当是不显著的，且回归系数接近于0，与基准回归的结果存在显著不同。本文按照这一思路重复进行了500次随机生成过程，并将每次的回归系数进行记录，绘制成图1。结果表明，500次随机生成处理组的回归系数的均值接近于0，且与虚线（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存在较远距离，因此可以判定，基准回归的结果通过了安慰剂检验，本文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四）异质性分析：区域异质性

为了研究这一政策可能存在的异质性，本文将所有样本进行分组，分为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四个组别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参见表4）。在所有回归中，以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均控制了前文提到的所有控制变量以及时间、地区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在东部省份组别中，poli⁃cy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与主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但在西部省份组别中，回归系数却显著为正，与东部组别存在显著不同。这表明对于东部的县域来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降低了其农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但对于西部县域来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却提高了农业的占比，促使这些县进一步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的投入。

表3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的t值根据省级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得到，**、***分别表示在5%、1%水平上显著。

注：括号内的t值根据省级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得到，*、**、***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这背后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对于东部省份来说，除了农业生产以外，其他产业发展的条件更为成熟，当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以后，这些东部的农村可以更多地转向工业和服务业，从而降低了农业的占比。而对于西部地区的农村来说，农业是主要产业，发展非农产业的条件也不充分，且西部地区具备良好的水果、棉花等经济作物生产条件。当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以后，市场可达性大大提高，西部地区的农产品销路得以打开，需求增加，西部地区的农村反而会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生产更多的农产品，从而提高了农业占比。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在东部与西部的产业结构效应不同，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不同。

五、进一步讨论：机制分析

那么，电子商务进农村发展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呢？本文参考国际上对经济结构转型的经典理论，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背后的机制进行探究。

（一）供给侧机制分析：农业生产效率提高

首先，本文研究了供给侧的鲍莫尔效应机制。由于测算县级层面的农业生产率十分困难，本文将农田的单位产量作为农业生产效率的近似度量，记为z。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列1是用农业生产效率对政策虚拟变量的回归，列2在列1的基础上控制了时间和地区的双向固定效应，列3则进一步控制了其他县级变量。policy变量前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这一政策显著提升了县域农业活动的生产效率。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通过物流体系建设等措施，提高了农村与县域以及更大范围市场的可达性，农产品可以走出县域与其他农产品进行竞争，其他地区的产品也会进入原本相对闭塞的农村，这就导致信息流通和市场竞争加剧，促使农民使用更先进的生产技术。电子商务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在于电子商务促进了双向的信息流通。在电商平台中，价格信息透明公开，农户可以很方便地获取实时信息，并将信息带入生产决策过程中，从而避免因信息不准确或滞后而做出错误的生产决策。此外，大型电商平台上，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规模都十分巨大，交易频繁，价格信息反映市场供需情况，农民利用这些信息可以尽可能地优化生产决策和资源配置。总的来说，无论是市场竞争还是信息流通，最终都使得农产品生产效率提升。

表5 农业生产效率提高机制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的t值根据省级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得到，**、***分别表示在5%、1%水平上显著。

而根据理论预测，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会带来农产品相对价格的下降，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业产品相对价格上升，在需求价格弹性小于1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会转向相对价格上升的部门，带来部门间资源配置的变化。这也就意味着，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会在相对价格变化的引导下流向非农业部门，造成农业占比的相对下降，非农业占比的相对上升。更进一步，由于工业部门所需要的劳动技能要求可能高于服务业中的相对低端部分，例如，在工厂从事生产工作可能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但从事物流等相关行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技能更低，且在当前从事物流等行业所获得的报酬相对较高。因此，这些多余的劳动力转向县域服务业部门的可能性更大，从而导致非农产业中偏向服务业的结构变化。

（二）需求侧机制分析：县域收入提升

本文还研究了需求侧的恩格尔效应。本文收集了县级层面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收入变量的度量，记为income，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列1是用农村居民收入对政策虚拟变量的回归，列2在列1的基础上控制了时间和地区的双向固定效应，列3则进一步控制了其他县级变量。policy变量前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电子商务进农村这一政策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电子商务可以通过多个途径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提高。首先，电子商务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农民可以直接通过电商平台获取市场信息，提高产品售价，从农产品交易中获取更多收益。其次，电子商务降低了农产品流通的各项成本，加快了农产品流通，促进了农产品销售。并且，电子商务的出现还给农产品提供了跨地区流通的机会，拓展了市场可达范围，产生了跨地区的消费配置效应。这些都有助于农产品价格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提高以及农产品潜在收益增加，从而带动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而农业的发展不仅会带动农村居民收入提升，也会带来溢出效应，带动县域范围内整体收入水平的上升。

而从需求侧来看，由于不同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同，农民收入的提高会带来对不同产品的需求，即对农产品的需求逐步饱和并转向工业品和服务消费，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就会带来相应的产业结构转变。同时，由于在政策实施前，中国大部分农村居民对食品等农产品的需求已经逐渐饱和，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已经开始增加对电器等工业品的需求，因此，收入的进一步提升会使得农民对服务的需求增加要大于工业品，进而导致在非农产业内部服务业占比的上升速度快于工业。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动力，深刻改变着乡村的发展道路和县域的产业结构。在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引领下，电子商务进农村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使数字乡村战略得到了贯彻和落实。能否利用电子商务赋能农村传统经济，促进农村乃至县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关系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基于2000—2020年全国1 858个县的面板数据，以及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这一外生政策实验，使用多时点渐进双重差分方法，实证研究了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综合示范对县域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降低了县域经济中农业的占比，提高了非农产业占比，并进一步优化了非农产业，提高了第三产业相对比重，推动县域经济向第三产业转型，促进了县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县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通过两方面机制实现的：一是电子商务进农村的发展提高县域整体收入水平，推动农村居民消费更多地转向工业品和服务品；二是电子商务进农村的发展提高了农产品生产效率，推动劳动力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

表6 县域收入提升机制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的t值根据省级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得到，*、**、***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电子商务进农村主要通过收入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引导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农村乃至县域经济调整升级，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有必要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结合数字化技术，利用电子商务等新业态，从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两个方面引领县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首先，在提高生产率方面，需要政府通过数字乡村建设，利用数字化手段赋能传统产业，尤其是促进农业生产的数字化转型。传统农业的短板在于信息不对称、流通成本偏高、附加值偏低，这些都阻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升。政府应当继续加大对电子商务进农村的支持力度，发挥电子商务进农村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利用电子商务尽可能地帮助农产品打开市场，引导农产品高效生产。同时加大农村“新基建”投资，进一步加强农村电子商务物流体系建设。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县、乡（镇）、村三级物流体系并加大支持力度，尤其是在与农产品相关的预冷、贮藏、冷链等相关现代化物流体系上加大投入，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此外，鼓励并帮助农村建设相关农产品溯源、交易平台，利用数字手段对农产品供应链进行有效管理，增加农业生产附加值，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只要农业生产效率有效提升，大量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才能从农业中解放出来转移到非农产业，县域的产业结构就可以因此提升。

其次，在提升农民收入方面，需要政府持续加大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的普惠性和支持力度，释放政策红利，消除城乡数字鸿沟，使农村居民真正从数字乡村建设中获益。各地政府应加大电商培训投入，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和发展能力，鼓励农村居民进行电商相关创业，发挥创业示范效应和创业带动效应，增加就业岗位，吸引农民从事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生产或进入非农行业就业，从而带动农村以及县域整体收入提升。只有当农村居民的收入提升，需求结构才能逐步转变升级，从对农产品和简单工业品的需求转移到对现代工业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带动县域经济结构调整升级。

再次，各地应因地制宜，寻找适合自己的转型路径。不同转型路径的农村有其特定的制度安排、政策支持和投资重点。在东部沿海地区，临近消费市场以及海外市场，电商的辐射作用更强，可以加快向服务业转型；在西部地区，农业占比高，具有特色农产品生产的自然条件和比较优势，完全可以通过电商实现农产品的高值化，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配置效率，实现高效、特色和多功能的农业增长，因而扩大农业生产、提高农业比重才是正确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