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方师乐，温州商学院管理学院教授；黄祖辉，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欣南，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献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5年第5期
摘要：以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为代表的城乡要素流动为推动县域农村产业融合提供了新机遇。本文首先基于2010—2020年全国2058个县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随后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返乡创业对县域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显著推动了县域农村产业融合，但这一作用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和商业信用环境不同的地区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返乡创业通过催生新形态创业模式和激发创新活力推动县域农村产业融合，且这一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关键词：返乡创业；产业融合；城乡要素流动；城乡融合；县域经济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历了城乡分割、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和城乡融合的发展阶段，这既是城乡关系不断演变的过程，也是城乡经济社会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城乡融合发展强调通过深化市场经济制度改革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易，从“重物轻人”向“以人为本”进行要素配置理念转型，注重城乡互动和互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扎实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实现城乡融合的重要抓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特殊的二元户籍制度下，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产生了大批进城务工人员，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截至2024年，全国进城务工人员总量已达29973万人，占就业人员总数的40.8%。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外出半径变小，返乡创业意愿加强，并得到国家政策的重点支持。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后返乡创业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典型特征，对于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区别于以往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镇化模式，通过小县城实现就近城镇化具有对农民身份、情感和心理认同的天然优势，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村转移人员就业，助力农村产业发展，同时还能缓解异地城镇化带来的“三留守”问题。在市场和政策的共同引导下，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从“外出务工”向“返乡创业”的转变趋势。这主要得益于外出务工经历使返乡劳动力积累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其实现从“务工者”到“创业者”的身份转变提供了支撑。返乡创业表现为农村户籍的劳动力带着在大城市务工期间积累的资金、技能和市场资源返回家乡，在中小县城和乡镇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创业活动。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就业[2015]2811号），并于2016年和2017年分三批在全国展开试点工作，这为学界研究返乡创业的经济影响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同时，进城务工人员在城乡间的流动和创业行为对空间要素配置和产业布局产生冲击，形成政策上的空间溢出效应，学界也对此展开探索。
农村产业融合作为城乡融合在要素流动和产业形态层面的重要实现方式，对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整合优化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发展理念，并将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机制的重要内容。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部署了“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的战略任务，强调深入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农村产业融合通过产业链优化、价值链升级和供应链协同的三维互动机制，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有效促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具体而言，该发展模式以高新技术渗透为核心驱动力，通过产业交叉融合不断拓展农业功能边界。在这一过程中，资金、技术、人力等关键生产要素实现跨领域高效流动与协同整合，从而推动农业生产、加工、流通和服务体系实现有机融合，最终构建协同共生的乡村产业发展生态，引领带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民可持续增收。由此可见，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对于实现农村共同富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在农村产业融合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高质量共同富裕有机衔接的重要抓手、县域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要载体的背景下，探讨进城务工人员这一类群体由大城市回流至中小县城和乡镇对当地农村产业融合的作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进而找到要素双向流动促进农村产业融合的有效路径，不仅是各级政府面临的现实机遇与挑战，也是学术界的重要理论课题。现有关于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文献集中在其与农民收入和经济发展两方面的关系探讨。比如返乡创业活动可以通过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以及加快城市化进程，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共同富裕，也可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目前关于返乡创业对农村产业融合影响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同时关于农村产业发展影响的研究以理论分析为主，虽然近年来实证分析也逐渐增多，但多聚焦于单一维度的影响分析，缺乏对城乡要素流动与农村产业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深入探讨。因此，本文首先构建了县域层面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以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为代表的城乡要素流动对于县域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及机制。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其一，区别于以往多数学者从省级层面研究中国农村产业融合的情况，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测算出县域层面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为学界研究农村产业融合相关问题提供了参考；其二，本文以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从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层面分析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加准确地捕捉到其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净效应，较好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其三，本文围绕催生新形态创业模式和激发创新活力两个维度探讨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的机理，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和商业信用环境等多个方面研究异质性问题，并进一步讨论空间溢出效应，丰富了已有研究。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和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双重助力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至城市务工，形成了“人口红利”，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但随着农村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及国家政策的引导，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在掌握了先进技术和经验、积累了足够资金、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后，选择返乡创业，逐渐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力量。具体来说，返乡创业经历了萌芽期、成长期、发展期和繁荣期四个阶段。
萌芽期（1992—200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在此背景下，悄然出现了人口回流的“逆城市化”现象，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具备了返乡创业的基本起步条件和能力，出现了具有偶然性、分散性和无序性的返乡创业。
成长期（2002—2008年）：在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的现实背景下，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各级政府开始注重多渠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并积极实施“回引工程”，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进入“成长期”，被动回流式返乡创业转向主动回流式返乡创业，创业类型以生存性为主。
发展期（2008—2014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外市场需求日渐萎缩，中国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受到冲击，国内经济增速开始下行，企业投资大幅度减少，造成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减少和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水平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面临严峻局面。返乡创业是顺应经济转型的客观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中国政府开始从政策上对返乡创业进行扶持。
繁荣期（2015年至今）：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部门联合下发《关于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就业[2015]2811号），并于2016年2月、2016年12月和2017年10月分三批确定了共341个返乡创业试点县（市、区），通过开展支持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试点工作，助力中国返乡创业蓬勃发展。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84号），强调返乡人员创业创新，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发展新动力。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这个关键要素，返乡下乡群体就是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而经历了现代市场体系洗礼和现代企业管理熏陶的返乡创业者更是促进农村产业融合的主力军。
（二）理论分析
1. 返乡创业对县域农村产业融合的直接影响
长期以来，基础设施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证照办理环节复杂等问题严重阻碍了中小县城和乡镇的创新创业活力提升与涉农产业发展。对此，中国政府在试点地区开展了诸多工作，例如：通过提高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金融可获得性，缓解返乡创业融资难问题；加快实施宽带乡村工程、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加强城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改善返乡创业环境，激发返乡创业的进城务工人员创业积极性；通过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优化返乡创业登记方式、减少返乡创业投资项目前置审批等方式，降低返乡创业门槛；加强返乡创业用地支持，落实租金、资金补贴政策，完善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税政策，帮助解决返乡创业面临的用地和资金问题，降低返乡创业成本；加强服务能力建设，通过扩展创业咨询、创业培训、创业孵化功能，建立一体式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提升创业服务水平，吸引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根据“推拉理论”，目的地政府为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提供政策支持，叠加更为优越的发展机会，共同构成了吸引劳动力回流的关键拉力。进城务工人员在务工期间积累的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和社会网络，提升了他们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同时，这些进城务工人员更倾向于将在城市获得的人力资本与本地自然资本进行高效融合，有利于挖掘潜藏于县域的创业机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掌握的先进理念与技能在经过本土化创新改造后，能够迅速转化为创业技术上的后发优势，从而形成独特的竞争力。家乡政府通过扶持返乡创业政策，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了丰富的创业资源，使他们在外地积累的人力资本能够在家乡获得更加丰厚的回报。因此，对于人力资本较高的进城务工人员而言，回流是理性的选择。
返乡创业的进城务工人员携带的跨界知识库（城市工业技术与乡土情境知识交叉）打破了传统农业生产的技术锁定。例如，工业标准化理念与农业生产的嫁接，催生“设施农业+数字化管控”新业态，重构农业与制造业的产业界面，形成融合的初始动能。尽管返乡创业的进城务工人员的创业行为展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他们并未完全脱离农业，而是在此基础上在县域对农业产业链进行了更有深度的开发和延伸。通过资本、技术和资源要素的跨界集约化配置，培育新业态，利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打破现有农村产业边界，有机融合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相应服务，最终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的协同发展。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返乡创业能够推动县域农村产业融合。
2. 返乡创业推动县域农村产业融合的机制
产业融合本质上是技术范式跃迁、组织边界重构与市场网络扩展的协同演化过程，其核心在于突破传统产业间的制度壁垒与技术断层。返乡创业的进城务工人员将在城市积累的技术经验与乡村资源禀赋进行创造性重组，将科技和绿色等新形态要素融入创业过程，催生农产品电商、文旅融合等新业态，有效打破原有产业间的技术隔离与市场分割。在融合迭代阶段，返乡创业的进城务工人员依托地缘网络整合生产要素，借助数字技术搭建跨产业协作平台，推动农业与加工制造、文化旅游、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交叉渗透，形成技术共享、价值共创的新生态。这不仅加速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更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返乡创业的进城务工人员凭借其在城市务工期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提升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同时中小县城和乡镇特殊的地理与经济属性使得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创新的重要纽带。其中与县域农村产业融合联系紧密的是科技与绿色要素的注入。在科技要素方面，返乡创业的进城务工人员将在城市积累的资本、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带回家乡，从而推动“人”“地”“钱”“技术”深度融合，催生新形态创业模式。此外，他们对数字技术表现出较高的认知水平和接受度，能够有效整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资源及平台服务，推动新形态创业模式的实践。在绿色要素方面，面对日益严峻的农产品食品安全问题、市场对绿色农产品需求的持续攀升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绿色创业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选择。这种创业模式不仅能够将环保理念转化为低成本和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还能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返乡创业的进城务工人员将“环保”“低碳”等在城市习得的绿色环保理念切实融入创业实践活动中，开创了独具特色的绿色创业模式，从而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科技要素和绿色要素的注入极大地提高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一方面，科技要素投入能够打破产业链关键节点的技术壁垒，增加产业间的技术融合与生产创新可能性，催生新的技术和产品并拓宽市场需求，为产业融合提供市场空间。另一方面，绿色创业者通过引入绿色技术，创新绿色产品和服务，不仅推动了农业的绿色转型（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的发展），还促进了第二产业的清洁生产转型和循环经济实践，以及第三产业的绿色化服务提供。此外，外部性理论指出，企业的经济活动会对外部环境产生影响。科技要素和绿色要素通过减少负外部性（如低端竞争、环境污染）和增加正外部性（如技术溢出、环境改善），能够吸引更多企业和资本进入科技与绿色产业领域，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a：返乡创业通过催生新形态创业模式推动县域农村产业融合。
以农业为底色的县域农村产业融合面临生产迂回度低、专业技术人员匮乏的发展困境。返乡创业本质上是一场“逆向知识转移”运动，打破了城乡创新要素单向流动的固有模式，它通过构建依托“经验回流”促进本地化创新生态重构的传导机制，实现县域创新系统从边缘参与到主体建构的转变。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技术应用层面，更催生了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制度安排和社会文化认知，为产业融合提供了内生性创新动力源。随着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创新驱动县域农村产业融合的作用越来越显著。首先，创新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改善信息不对称、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延长农业产业链，为产业融合提供发展空间；其次，创新会改变需求结构，使得对原产业产品的需求升级，驱动产业功能融合，为产业融合提供可能性；最后，创新会促进农业分工深化，使原来连续的生产环节具有可分性，从而有助于新的经济组织进入，深化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融合。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b：返乡创业通过激发创新活力推动县域农村产业融合。
3. 返乡创业推动县域农村产业融合的空间溢出效应
返乡创业在空间上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和产业链嵌入效应，进而形成空间政策涟漪，推动周边县域农村产业融合。返乡创业通过突破传统地理边界的要素配置约束，重塑区域间产业网络结构，驱动农村产业融合进行跨行政边界的系统性演进。首先，进城务工人员的跨界社会资本构成知识溢出的“结构洞”，其城市端网络链接异质性知识源，农村端网络增强知识吸收应用能力。这种双向嵌入性形成知识空间扩散机制，一方面通过城市工作社交经历获取技术信息，另一方面通过乡村创业情境实现知识本地化适配，从而打破了行政边界对知识流动的刚性约束，使隐性知识沿县域地理空间形成连续梯度场。其次，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后更加倾向于整合区域内部相对禀赋优势，进行模块化生产从而推动产业链纵向分解，形成跨区域生产网络，邻近区县通过承接专业化模块，被深度嵌入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实现产业功能的互补性融合，形成上下游联结更加密切的区域产业集群。最后，知识溢出与产业链重构的协同作用，进一步触发政策效应的空间传导与迭代升级。在微观层面，返乡创业实践推动地方政府创新政策工具，例如针对跨界经营的许可审批简化、土地要素的弹性配置机制等；在中观层面，区域间产业关联的深化推动政策协调需求显性化，催生跨县域基础设施共建、税收分成协议、生态补偿机制等制度创新；在宏观层面，产业融合的规模效应引发更高层级的政策响应，推动上级政府出台区域整体协同发展规划，构建统一要素市场与政策框架。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返乡创业推动县域农村产业融合的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三、实证研究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了考察返乡创业对县域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本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6年开始牵头实施的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搜集整理了2010—2020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2058个县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
数据来源如下：返乡创业试点地区的名单和对应实施年份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2010—2020年各县级行政单位发明专利授权量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公布公告，中国县域乡村创新指数来自《中国乡村创新创业指数报告（2023）》，各县级行政单位科技农业企业数量和绿色农业企业数量、农林牧渔休闲观光产业企业数量、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龙头企业数量和家庭农场数量来自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CARD-CCAD），其余变量来自历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级行政区统计年鉴。此外，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极端值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本文主要从横向产业融合和纵向产业融合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的综合评价体系，该指数越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越高。具体而言，横向产业融合包括农业技术渗透与农业多功能性扩展，纵向产业融合则涵盖农业产业链延伸与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两个方面，基本框架见表1。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didit）。本文定义didit=treati×postt，其中：treati为地区虚拟变量，如果县级行政单位i入选返乡创业试点地区，treati=1，否则treati=0;postt为时间虚拟变量，县级行政单位i入选返乡创业试点地区之前，postt=0，入选之后，postt=1。
表1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的综合评价体系
3. 机制变量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选取新形态创业水平和创新活力作为检验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影响农村产业融合的主要机制变量。新形态创业水平包括科技创业水平和绿色创业水平，分别用CARD-CCAD中科技农业企业数量和绿色农业企业数量来衡量。同时，本文使用专利水平和乡村创新指数衡量农村创新活力，专利水平用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对数值衡量，乡村创新指数来自《中国乡村创新创业指数报告（2023）》的县域数据。
4. 控制变量
影响农村产业融合的因素十分复杂，为尽可能控制其他因素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参考方师乐等和张林、温涛等学者的研究，本文设置了如下控制变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用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衡量；政府财政支持，用政府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传统农业发展水平，用人均粮食产量衡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用固定电话用户数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衡量。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三）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模型
借鉴方师乐等（2023）的研究思路，本文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估计返乡创业对县域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建立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式（1）中，Converit表示县级行政单位i第t年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didit表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Controlsit表示影响农村产业融合的控制变量集合，λ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μi表示县域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2. 机制检验模型
基于基准回归模型，本文构建机制检验模型，以检验返乡创业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Mit表示新形态创业水平和创新活力，其余变量设定同式（1）。
3. 空间双重差分模型
空间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制度不仅会对当地产生影响，同时也会产生制度溢出，辐射至周边地区。本文进一步探究返乡创业对县域农村产业融合的空间溢出效应，构建如下空间双重差分杜宾模型（SDM-SDID）进行拓展性分析：
式（3）中，ρ表示空间自相关系数，衡量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强度。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采用最常使用的邻近矩阵，即当两个地区地理邻接时wij=1，反之，wij=0。WConverit表示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的空间滞后项，Wdidit表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空间滞后项，WControlsit表示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项，γ表示识别是否形成政策空间溢出效应的核心参数。其余变量定义同式（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第（1）列展示了未加入控制变量、县域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第（2）列展示了在第（1）列的基础上控制了县域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第（3）列展示了在第（2）列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1）列至第（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did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返乡创业能够推动县域农村产业融合。本文假设1得到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在基准回归模型中，本文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估计返乡创业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但是使用这一方法必须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即在试点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被解释变量必须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本文使用事件分析法考察事前的平行趋势，并将基期设定为政策实施前一期。如图1所示，在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之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在各县域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政策实施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样本通过了事前的平行趋势检验。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2. 安慰剂检验
本文随机选择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地区进行安慰剂检验，来判断返乡创业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是否来自其他非观测遗漏变量。具体而言，结合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情况和相关数据，本文从2058个样本中随机抽取306个县级行政单位，将其设定为“伪处理组”，将其余样本设定为对照组，重复500次该随机过程。如图2所示，回归系数满足正态分布且大多数回归系数的P值都大于0.1，即在统计上不显著，且与实际基准回归系数0.138距离较远，说明随机生成的虚拟政策并未显著影响农村产业融合。这一结果证实返乡创业对农村产业融合的推动作用并非来自其他不可观测因素。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图2 安慰剂检验
3. 考虑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异质性处理效应
由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时间不一致，处理效应在不同处理组或不同时间存在差异，因此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在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时会导致回归结果不稳健。而这种偏误在本文中源于“坏的对照组”，即将晚实施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县级行政单位作为处理组，而将早实施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县级行政单位作为对照组时，对照组可能并未真正满足“对照”的标准。对此，本文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Bacon分解，得到三组“2×2”双重差分估计量，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以晚入选的返乡创业政策试点县作为处理组、早入选的返乡创业政策试点县作为对照组这一类型的平均处理效应为0.001，所占的权重仅为0.006，可见由异质性处理效应导致的偏误较小，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4 Bacon分解权重表
本文进一步采用三类“异质性-稳健”估计量：组别-时期平均处理效应、插补估计量和堆叠回归估计量进行分析。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使用更加稳健的估计量后，返乡创业对县域农村产业融合的推动作用仍然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5“异质性-稳健”估计量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4. 其他稳健性检验
（1）缩减样本周期。
考虑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开始实施年份只有2016年、2017年两年，在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2010—2020年）中时间比较靠后，政策实施前的样本年份较长，可能会对本文的回归结果产生影响。为此，本文将样本年份区间设定为2014—2020年，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第（1）列所示，did的回归系数仍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2）排除国家级贫困县。
国家对于贫困县的扶持政策以及资源的偏向性倾斜可能会影响县域农村产业融合，进而对本文的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在考虑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剔除研究样本中801个国家级贫困县，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第（2）列所示，did的回归系数仍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表6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3）排除行政因素。
考虑到行政序列和内部管理具有特殊性，本文剔除样本中直辖市的市辖区、地级市的市辖区和县级市，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第（3）列所示，did的回归系数仍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三）异质性分析
1.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延伸，通过数字技术（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向传统金融服务难以覆盖的群体提供低成本、高效率、广覆盖的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为返乡创业的进城务工人员打破金融排斥提供了可能，从而促进其创业活动的开展。本文参考张勋等的做法，利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县域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将大于或等于样本中位数的地区定义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将剩余地区定义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并进行分组回归。表7的结果显示，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返乡创业可以推动农村产业融合，而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这种作用并不显著。
表7 异质性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可能的原因如下：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了融资约束。普通金融机构因信息不对称、抵押品不足等问题不愿为返乡创业的进城务工人员提供贷款，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大数据征信和算法风控，降低了对抵押物的依赖，提高了返乡创业的进城务工人员的信贷可得性。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交易成本。农村产业融合涉及生产、流通、销售等多环节协作，但传统金融支付效率低、合同执行成本高，阻碍了产业链整合，而数字普惠金融能降低支付结算成本和规范跨主体合作，减少违约风险。数字金融平台实时汇聚供需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帮助返乡创业的进城务工人员精准对接市场，促进农业产业链的跨界融合。因此，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返乡创业对县域农村产业融合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
2. 市场化水平
市场化水平是经济、法律、社会以及政治体制等多方面指标的综合反映，主要表现在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金融市场化的发展水平以及法治环境等方面。由于中国各地区在资源禀赋、地理环境以及国家政策扶持等方面存在差异，地区间的市场化水平呈现不均衡性和多样性特征。
本文利用樊纲市场化指数衡量城市层面市场化水平，将大于或等于样本中位数的地区定义为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反之则定义为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并进行分组回归。表8的结果显示，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返乡创业对县域农村产业融合的推动作用更大。可能的原因是：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资源要素有序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偏低，农村产业融合面临着要素匮乏和效率低下的双重制约，而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要素配置的效率较高，为农村产业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返乡创业对县域农村产业融合的推动作用更大。
表8 异质性分析：市场化水平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3. 商业信用环境
市场经济本质上以信用为核心，商业信用环境作为信用文化和信用体系的共同产物，既是对正式制度的补充，也是企业成长的必要外部环境。优化商业信用环境，能够降低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增强对企业经济行为的“软”约束力，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题，并使个体间的信息交流更为顺畅。返乡创业的进城务工人员开展的一系列创新创业活动能否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同样依赖于当地商业信用环境是否健康。
本文采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蓝皮书》中的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衡量城市层面商业信用环境，将大于或等于样本中位数的地区定义为商业信用环境较好的地区，反之则定义为商业信用环境较差的地区，并进行分组回归。表9的结果显示，在商业信用环境较好的地区，返乡创业对县域农村产业融合的推动作用更大。政府对返乡创业的支持和良好的商业信用环境共同作用产生“共振效应”，能够极大地促进农村产业融合高水平发展。
表9 异质性分析：商业信用环境
注：本文使用2012、2015、2017、2019年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衡量商业信用环境。***、**、*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四）机制检验
前文的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已经证明了返乡创业能够推动县域农村产业融合，但是仍需要验证其作用机制。为此，本文结合理论分析对返乡创业催生新形态创业模式和激发创新活力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如表10和表11所示。
表10展示的回归结果表明，返乡创业能够显著催生包括绿色农业创业与科技农业创业在内的新形态创业模式。一方面，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积极实施，为返乡创业的进城务工人员在绿色农业与科技农业领域提供了新的创业机遇和必要的支持与引导。另一方面，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人力资源、绿色资源、知识与技术等优质要素汇聚的天然驿站。这些绿色要素与科技要素在县域的融合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当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还通过推动农业各领域的综合发展，为传统农村产业的价值创造与产业整体效能的提升注入了强劲动力，推动县域农村产业融合。本文假设2a得到验证。
表10 机制检验：催生新形态创业模式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11展示的回归结果表明，返乡创业能够显著激发创新活力。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返乡创业的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务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知识与经验，这些技术资源的回流为家乡产业带来了新的技术元素，从而推动了以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有利于打破产业边界、延长价值链并驱动业态创新，为县域农村产业融合提供技术支撑。从管理创新的角度看，返乡创业的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汲取了现代化的管理理念与方法并应用于返乡创业实践中，有助于当地企业优化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效率，在资源整合、效率提升、风险共担、利益分配等环节构建适配融合场景的治理框架，有助于农业与二三产业从简单叠加转向深度融合。从市场创新的角度看，返乡创业的进城务工人员的城市务工经历有助于其深入了解市场需求与消费新模式，拓展多元销售渠道，借助电商、品牌化与新兴消费场景连接城乡需求，为县域农村产业融合提供需求端支撑和引导。本文假设2b得到验证。
表11 机制检验：激发创新活力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五）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1. 空间自相关检验
本文选取莫兰指数来衡量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的空间自相关性，其计算公式如下：
W为空间权重矩阵，Yi表示各县级行政单位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N表示县级行政单位总数。莫兰指数I取值在-1到1之间，其绝对值越接近1表示空间相关性越明显，越接近0则表示空间分散性越明显，I>0表示空间正相关性，I<0表示空间负相关性。
为了更直观地表明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的空间自相关关系，本文通过2010年和2020年的莫兰散点图来分析区域间高值和低值是否趋于集聚。图3、图4分别是2010年和2020年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的莫兰散点图。从图中可知，大部分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的莫兰指数都分布在一、三象限，分别对应“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这表明中国各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
图3 2010年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莫兰散点图
图4 2020年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莫兰散点图
2. 空间溢出效应
表12展示了返乡创业推动县域农村产业融合作用的空间溢出效应，第（1）列展示了双向固定空间杜宾模型（SDM）的回归结果，空间自回归系数ρ显著为正，这表明本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与邻近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存在正向联系。Wdid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返乡创业推动县域农村产业融合的作用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也展示了使用双向固定空间滞后模型（SAR）和双向固定空间误差模型（SEM）的回归结果。
表12返乡创业推动县域农村产业融合作用的空间溢出效应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为了更为准确地呈现返乡创业对县域农村产业融合作用的溢出效应，本文采用偏微分法对表12第（1）列双向固定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无偏处理，将其分解成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如表13所示。可见，返乡创业推动县域农村产业融合作用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仍然显著存在。本文假设3得到验证。
表13返乡创业推动县域农村产业融合作用的空间杜宾效应分解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10—2020年全国2058个县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测算县域层面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并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以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为代表的城乡要素流动对县域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返乡创业推动了县域农村产业融合，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上述推动作用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和商业信用环境较好的地区，返乡创业对农村产业融合有更为显著的推动作用。第三，机制检验表明，返乡创业通过催生新形态创业模式和激发创新活力，推动了县域农村产业的深度融合。第四，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返乡创业推动县域农村产业融合的作用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突破农村产业融合的空间壁垒，促进要素高效流动，实施“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长效措施。首先，坚持“城乡一盘棋”理念，畅通资金、技术、管理等关键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的渠道，破除优质要素流动的壁垒，实现回流要素与本地要素的优势互补，推动形成返乡劳动力“有序发展”的局面。其次，多措并举完善乡村人才培育和发展机制。一方面，要大力实施乡村“领头雁”培养计划，重点培育农业科技创新人才，打造一支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另一方面，要着力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切实解决人才返乡创业就业的后顾之忧。最后，依据各地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和优势产业，制定更具针对性和地方特色的创业激励措施，推动不同地区、不同模式的返乡创业共同发展，持续优化创业环境。
第二，以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为引领，畅通返乡创业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的渠道。一是健全创新激励政策体系，聚焦返乡创业主体的技术研发、模式革新需求，制定专项研发补贴、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政策，对应用智能农机、生物技术、数字管理等创新成果的项目给予阶梯式奖励，激发内生创新动力。二是构建要素协同创新机制，推动返乡创业者与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组建“农户+专家+企业”创新联合体，通过技术入股、项目众包等方式联合攻关农产品精深加工、智慧农业系统集成等关键技术，形成可复制的融合型产业解决方案。三是完善创新要素供给网络，建设县域返乡创业数字赋能中心，整合产业链数据资源，为创业主体提供市场分析、技术匹配、专利导航等数字化服务。四是强化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支持返乡创业主体建设田间实验室、小微中试基地等载体，开辟绿色通道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确权转化。
第三，营造良好的外界环境，为返乡创业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提供有利条件。一方面，要着力推进县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共建共享模式实现数字化设施全覆盖，提升民营经济数字化转型能力，推动面向农业农村的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支持适应农村产业发展特点的信息技术、产品、应用、服务的开发，丰富农业信息终端和服务供给。另一方面，将优化营商环境和提高市场化水平的有效举措向县域延伸，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升县域政务服务效率，完善法治保障，以城乡要素有序双向流动为重要抓手赋能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实现城乡融合和产业融合的互利互促与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