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慧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东北与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张文旭，吉林大学东北亚学院博士生

文献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9期

摘要：文章基于现代化理论的演进逻辑，系统阐释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即主体维度的人本现代化、产业维度的经济体系现代化、路径维度的发展模式现代化以及治理维度的组织体系现代化，构建以农民为主体、以经济转型为动力、以模式创新为支撑、以组织优化为保障的协同发展框架。文章提出了保障稳定性、增强韧性、调节均衡性和维持可持续性四种保障机制，旨在应对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性、区域差异性和资源环境约束，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跃迁、要素集约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生态转型引领绿色发展范式、文化传承彰显中国特色优势，为全球农业文明的演进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绿色发展

一、引言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协同发展机制，整合了对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结构性研判、新发展理念的系统化设计以及实践哲学导向的治理范式创新，从而有效推动了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转型。相较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其发展遵循农业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更基于中国特有的历史传统与制度基础。在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的积淀中，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农村的战略性空间与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共同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根基，也决定了“三农”工作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优先地位。现有研究通过解构农业经济系统的要素关联，揭示了农业生产要素—经济系统—生态环境复合体的交互机制，初步构建起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框架。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更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双轮驱动，为破解“三农”发展难题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效度的解决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新形态、新道路，其鲜明特色与关键任务之一在于重构农业农村现代化范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价值在于提供创新性制度供给，有效破解农村空心化、老龄化与城乡要素配置失衡、发展动能衰减并存的双重结构性难题。制度创新是农村深层改革的关键突破口。以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为核心的政策创新组合,通过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结构性分置，构建了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新型产权制度框架。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和“三权”分置等制度供给创新有效促进了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农业机械化与智能化转型不仅重塑了传统农业的生产函数，更催生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迭代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构建具有明显的系统性特征，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驱动城乡要素流动，这种演变实质上映射出新型城乡关系。

乡村振兴战略标志着中国农业农村政策体系进入范式转换期。政策设计在总体部署、新农村建设要求和实施路径三个方面呈现新的变化。新农村建设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活富裕”战略方针，实际上体现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乡村的具体实践。王曙光基于系统动力学理论构建了新型制度设计框架，其机理在于统筹城乡、工农和区域三大关系，实现发展动能的动态均衡转换。张红宇等提出的战略实施模型进一步深化了这一逻辑，提出深化发展理念、制度创新、政策安排和保障措施四个优先原则，辩证处理农业农村发展与农业政策体系的关系。

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核心，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三农”发展实践的辩证统一，其演进过程呈现阶段适配性、制度优越性和路径创新性。第一，阶段适配性的演进逻辑。在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之上，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已进入产业体系现代化、乡村建设系统化和农民生活品质化的新发展阶段。国内发展范式转型与国际秩序重构的双重变局，要求理论创新与时代命题保持动态适配性。第二，制度势能的转化机制。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成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障。历史实践表明，这种制度优势通过三重机制转化为发展动能：政治势能传导机制确保“三农”政策的延续性；农民权益保障机制创新集体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资源配置效能优化机制打破西方现代化固有的城乡二元悖论。第三，路径创新的方法论突破。农业农村现代化打破了城乡要素流动壁垒，并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构建，形成问题导向与战略导向相统一、辩证思维与务实推进相结合的方法论体系。

本文基于现代化理论范式的演进逻辑，构建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框架。该理论体系包含市场供给有效性、产业体系韧性、城乡融合协调性和生态保护可持续性四重理论内涵，形成市场资源配置效能保障、产业转型升级动能保障、城乡要素流动保障和生态价值转化功能保障四种保障机制，系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进程。

二、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内涵

虽然西方现代化理论日趋丰富，但难以有效解析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更无法厘清中国“三农”发展的独特历史逻辑与实践背景。因此，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理论基础，明确其核心要义。

（一）人的现代化：坚持以人为本，明确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本质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新农村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导向。从理论上讲，农业、农村和农民构成了“三农”问题的三元结构：农村是“三农”问题的空间场域，农业构成其产业基础，而农民则是矛盾转化的主体。因此，农业与农村问题的本质均指向农民的发展需求。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是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的革新，更是农民主体现代化的演进过程，其核心是传统生产者向现代经济主体的范式转换。

一方面，构建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理论体系。首先，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切实转化为制度安排，将一切为了人民的工作路线贯穿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构建基于农民需求的政策供给机制。其次，通过构建多元化增收渠道，包括产业融合、数字赋能、要素激活等，系统优化农民收入结构。最后，立足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在保护小农户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另一方面，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水平。依托现代教育体系，革新农民的传统认知结构，运用职业教育体系提升其专业技能，通过市场实践机制培育其现代经营理念，推动传统农民的职业化、专业化转型。

（二）经济体系的现代化：坚持锻长补短，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基础

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具有鲜明的辩证发展特征，应科学把握优势与短板的内在关联。只有充分发挥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优势，才能提升中国农业市场的竞争力与全球话语权；只有补齐其短板，才能突破关键技术瓶颈与发展动能的约束。锻长补短的内在逻辑体现为，通过比较优势强化产业竞争力，依托系统性治理，破解发展困境。这一实践路径充分彰显了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在动态平衡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实现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做好以下机制转化：

一是将制度优势、市场优势和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体现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计划性和组织管理的高效性。市场优势根植于超大规模农产品消费市场的持续升级，资源优势则表现为农业资源禀赋的多样性及地域特色，二者共同构成产业升级的动能支撑。二是弥补产业短板，推进农业提质增效。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在城乡维度表现为教育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交通基础设施存在缺口与文化服务供给断层；在产业维度突出表现为种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经营规模化不足等瓶颈；在主体维度存在亟待破解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难题。基于对中国“三农”发展问题的充分认知，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弥补农业农村发展短板的政策并取得良好成效，夯实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三）发展模式的现代化：坚持和谐共生，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质量

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具有战略紧迫性与历史必然性。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始终遵循生态环境友好型、资源高效利用型发展路径，构建“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价值转化”三位一体的绿色发展体系。绿色是农业农村的自然底色和特有属性，决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发展绿色经济的根本遵循，这既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化学投入品超量、固体废物污染、有机废弃物直排、生活污水无序排放，共同导致乡村环境的恶化。技术减污路径可通过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天敌昆虫生物防控等技术革新，降低农业污染负荷；空间优化机制可以依托土地承载力评估技术，优化农业土地的空间布局，二者共同构成农业绿色生产的基础支撑。制度约束通过严格的污染排放要求与标准化的污染处理方式，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向环境友好型发展。这种模式能突破传统农业生态承载力的阈值，显著提升农业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在保障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双重目标下，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基础。

（四）组织建设的现代化：坚持综合治理，强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保障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植根于“组织强基—法治固本”协同机制，对乡村综合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推进农业农村综合治理的过程中，关键是明晰党政部门之间的权责边界，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第一，组织维度上，强化农村基层组织的制度化建设。其中，基层党组织应统筹政治引领与资源整合功能，将国家治理理念与乡村建设实践相结合。当前治理范式正从科层管理转向多元共治，通过村级“小微权力”清单、数字化村务监督平台等制度创新，在项目规划等重大事项中构建“提议—协商—票决—监督”的闭环机制。第二，法治维度上，乡村法治化进程构成了农业现代化治理的基石，其核心在于实现国家法律规范与乡村秩序的有效结合。通过完善涉农法律体系来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依托“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提升基层法治素养，创新“线上调解+巡回法庭”非诉解纷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基层党组织通过政治引领和法治保障双重机制，能够有效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模式，为破解传统治理困境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

三、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保障机制

实现人的现代化，需要为农民全面发展夯实物质基础，通过产业振兴提升农业经营主体收益，营造公平的城乡发展环境，使农民能够获得教育与文化的熏陶。首先，实现经济体系现代化，运用现代农业科技与数字化管理手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农产品质量，构建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产业体系。其次，实现农业发展模式现代化，推动传统农业向低碳绿色转型，延伸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增强综合效益与市场竞争力。最后，实现组织建设现代化，强化乡村治理制度供给，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基层组织，提升管理效能。因此，本文提出从市场供给优化、产业融合升级、城乡要素平衡、生态保护修复维度筑牢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基。

（一）发展的稳定性保障：稳定农业基础地位和农产品生产供给

第一，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明确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方向。

经济发展依靠三大产业的共同进步，产业属性的差异决定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时序的差异，世界各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亦存在显著区别。基于国情，中国必然选择大规模、多元化的“主权农业”发展道路，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牢牢掌握农业发展的主动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促进三产融合，确立农业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纵观中华民族千年农耕文明史，农业兴衰直接关系国家强弱。实现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跨越，必须立足当前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道路。农业是立国之基，应坚持立足大历史观审视“三农”问题，只有深刻理解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才能透彻理解党和国家事业的根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也在农村。必须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原则，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支持力度，稳住农业基本盘。

第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农产品稳产保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基于供需分析的现代经济学框架可知，当外生冲击导致市场非均衡时，需分析供需两端的动态变化以重构供需平衡。强调稳定性的发展思维，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理论创新。中国既是农业大国，也是农产品进口大国。在国内外风险挑战叠加的复杂形势下，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在动态调整中实现农产品市场均衡，达成“稳中求进”的战略目标。一方面，市场维度上，通过进口渠道多元化、物流网络高效化与议价能力专业化，提升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制度维度上，严格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与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以战略底线思维筑牢粮食安全屏障。同时，依托空间布局推动水稻、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种植结构升级，落实耕地用途管制制度，实施高标准农田连片建设工程，并健全财政支持体系，增强农业基础设施韧性，全面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质效。

（二）发展的韧性保障：强化农业制度支撑和科技创新驱动

一是通过强化制度支撑，统一农业发展步伐。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辩证关系的论述，制度创新可通过优化生产组织方式实现要素配置效率的跃升。第一，在现实维度，中国已构建涵盖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的政策体系、玉米大豆生产补贴制度及种植收入保险机制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与风险对冲工具创新，引导要素向农业农村集聚。第二，在产业维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依托产业链延伸与价值链重构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三，在民生维度，系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文化振兴工程，借助新乡贤治理模式优化乡村治理体系，实现农业生产增效、农民收入多元与农村社会发展的三重制度红利。

二是通过创新驱动支撑，激活市场内生动力。科技创新是技术迭代与应用革新共同驱动的系统工程，贯穿产业生命周期与生产体系变革。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强调以创新要素驱动农业经济发展，充分利用资源禀赋与市场优势激发农业发展动能。只有加速农业科技创新，提升装备水平与体系效能，提高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及全要素生产率，才能破解农业资源约束趋紧、国际竞争力不足、农产品进口依存度攀升等现实困境。

（三）发展的“均衡性”保障：均衡城乡资源布局和收入利益分配

一是通过科学引导要素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揭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迁出—回流”的阶段性特征，城乡差距的扩大将导致工业与农业阶段性二元对立。区域协调发展要求完善强农惠农政策体系，破解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要素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推动城乡关系从二元对立转为融合发展，持续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与收入差距。第一，在政策层面，强化城乡统筹机制设计，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深化包容性发展体制改革，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均衡发展。第二，在基础设施建设层面，推动农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对标城市标准，持续完善水电、路网、燃气等生产生活设施配套，为激活农村经济内生动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夯实基础，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机制，筑牢共同富裕的根基。

二是通过均衡配置社会资源，实现共同富裕。西方经济学主张资源配置遵循市场效率优先的原则，体现了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却漠视了社会公平与全民福祉。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突破了单一的市场调节范式，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既依托要素市场化改革释放农业生产潜能，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矫正资源配置失衡。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通过优化社会资源均衡配置，增强农民自身发展能力，完善农村新型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保障农民平等享有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确保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成果。

（四）发展的可持续性保障：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和系统性深化改革

一是通过加强生态环境治理，赋能农业绿色转型。系统理论在经济领域应用广泛，强调以整体关联与动态平衡为核心，解析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充分考虑自然环境的承载力，通过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培育生态文化理念，打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二元对立，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新范式。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统筹国际国内市场波动规律与区域资源禀赋差异，科学划定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产能红线，优化农业空间布局。在保障粮食安全与饲料供给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维护生态承载力，系统性防治面源污染，实现农业生产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同演进。

二是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核心指标，反映技术革新、规模效应与配置优化协同作用的经济增益，是评估产业体系现代化程度的关键参数。中国农业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在科技研发机制、经营组织模式、管理服务体系等维度深化改革，重点推进三产融合与全产业链升级：依托乡村特色资源禀赋培育新业态，创新“农业+”多元价值实现路径，通过产业链补链、延链、强链，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深度耦合。新发展阶段要求构建资源集约型、智能驱动型的现代农业体系，通过技术创新赋能与管理机制迭代，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农业治理体系。

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基于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内涵和保障机制的分析，本文立足农业现代化转型的核心维度，提出构建科技赋能、集约经营、生态振兴、中国道路四位一体的实践路径体系。

（一）强化技术创新，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

科技创新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引擎，缺乏关键核心技术将制约农业高质量发展。相较于农业发达国家，中国在技术研发体系、成果转化机制、机械装备智能化水平等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在当前国际竞争格局下，部分国家持续加强技术封锁，使中国在农业生物育种、智能农机等领域面临“卡脖子”风险。破解这一困局需实施农业科技自强战略，聚焦种源自主可控、装备自主研制、数据自主应用三大攻坚方向，健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创新体系。重点推进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稳定增长的财政投入机制，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农业科技创新生态，切实提升技术供给质量与成果转化效能。

一是突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瓶颈。东北三省约有2.94亿亩典型黑土区耕地（占全国耕地的15.4%）,但地力呈现退化趋势，黑土地变薄、变瘦和变硬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抑制。当前中国作物种质资源库已保存超过52万份种质资源，但其中育种可用资源仅占1.9%。现有研究更多聚焦于农艺性状表型分析，在表型数字化表征、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及功能基因挖掘等领域存在显著的技术短板，制约了突破性种质创新与关键基因资源的供给能力，难以满足现代育种体系对特异性状基因源的需求。未来研究应聚焦种质资源基础研究的薄弱环节，通过多学科协同攻关，突破表型—基因型关联解析技术瓶颈，构建覆盖主要农作物的数据库及种质创新平台。第一，黑土地保护技术体系。集中突破土壤数字化检测等“卡脖子”技术，集成推广秸秆还田与“梨树模式”,构建涵盖工程措施、农艺改良、生物修复、智能监测的系统化保护体系。第二，种业创新系统工程。建立长中短期配套的种质保存体系，强化表型组—基因组数据库建设与共享机制，深度挖掘核心种质与功能基因育种。第三，技术转化机制创新。构建“需求牵引—技术突破—产业应用”创新链条，基于农业要素禀赋图谱，优化研发资源配置，在生物育种、智能装备、农业大数据等领域形成自主技术体系，实现前沿技术的跨代布局。

二是健全农业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深化科教兴农战略，构建多层次农业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动农业科研创新。聚焦全产业链标准化技术攻关，重点突破农产品精深加工与智能监管等关键技术。创建农业科技创新协同管理平台，整合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资源，打造“技术研发—中试验证—成果转化—市场反馈”全流程信息链，构建基于数据驱动的全链条数字化治理体系。

三是培育农业科技研发孵化基地。加快推进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等科技力量布局，建设区域性农业技术中试基地。推动组建“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创新联合体，建立“技术研发—成果估值—风险投资—产业孵化”市场化运作机制。重点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建设生物育种、智慧农机等专业孵化器，形成“研发攻关—专利运营—产业集群”的良性循环系统。

四是推动农业技术集成创新。探索农业技术的关联性和可能性组合，在技术的交汇、融合过程中激发创新活力。整合育种、种植、加工、流通、营销等环节的创新技术，以技术联动形成创新合力，通过产业链、创新链双向赋能机制，实现跨领域技术协同突破。重点发展基于全价值链的技术集成解决方案，依托数字孪生、区块链等技术构建农业技术创新网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技术集成创新模式。

（二）强化产业集聚效应，驱动农业集约化转型

产业集聚通过促进关联企业及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能够有效释放规模经济效应、深化专业化分工，从而提升农业生产质效并增强产业竞争优势。粗放型发展模式已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需求，单一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益持续递减，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全面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高效化转型的根本路径。

一是构建差异化产业空间布局体系。基于中国农业资源禀赋地域差异显著的现状，以国土空间规划顶层设计为抓手，构建“国家战略—区域特色—地方实践”的三维统筹机制。严格遵循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以及双循环发展格局的产业布局导向，深度融合地方乡村振兴实践需求与特色产业培育目标，实现产业集聚与粮食安全、开放经济、区域协调、特色发展的协同。同时，各地政府应依托所在地区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建设具有当地特色的产业园区，发展当地优势产业，合理规划地区产业化的战略路径，促进地区产业融合发展。

二是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在加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强水电供应保障能力的同时，持续推进物联网基础设施部署、大数据平台搭建及信息化网络覆盖工程，通过培育电子商务生态，加速生产要素和产业信息的双向流动。同步构建多层级农村灾害监测预警体系，运用智能感知设备和灾害模拟技术，提升农村的防灾减灾能力，形成“基础设施—数字网络—应急管理”三位一体的支撑体系，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构筑风险防控屏障。

三是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农业集约化转型的核心载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现代化经营理念与组织化执行优势，是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在政策上不断深化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推行适度规模规范化经营，依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强化集体经济组织在资产资本化运营、土地开发、民主治理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培育“政治素养+经营能力”双优型村级治理团队。通过盘活农户现有的资源要素，积极鼓励农户基于土地、林权、实物和资金等生产要素，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营。着眼于农业发展的容纳性，让各类企业家、农村致富能手和广大农民群体共同参与构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系统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素养与农业技术应用能力，为农业集约化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三）践行绿色发展，深化农业生态化转型

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始终将绿色发展作为核心导向，系统推进生态资源保护、环境污染治理与生产方式生态化转型。当前，中国农业生态化转型在实践层面存在两大症结：一是经营主体生态保护意识薄弱，二是局部地区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因此，应通过减少生产端资源消耗与提升污染治理端系统效能，突破发展约束，全面推进农业生态化转型。

一是坚定贯彻“两山”理论。 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在于主体培育，即通过环境教育强化农民关于自然资本代际传承的认知，加强全民生态责任意识培育。系统实施水域生态修复、天然林系统保育及草原轮牧休耕制度，依托卫星遥感监测与网格化智能监管，构建生态保护闭环管理系统。同步建立生态补偿动态调整机制，完善绿色技术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引导生产要素向节水节肥型农业技术集聚，实现农业生产效率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协同增效。

二是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针对农药、化肥过量施用、畜禽粪污违规处置、秸秆农膜露天焚烧等问题，构建基于水土成分检测与气候特征分析的生产要素投入管控模型，推行“测土配方—变量施肥—种养循环”技术服务模式，实施有机肥替代、可降解地膜推广与农膜市场化回收置换工程，建立污染源精准防控体系。通过创建生态示范村，形成可复制的治理经验，构建“以点带面”的梯次推进机制。

三是引导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生态建设。基于生态农业的公共产品属性，推行“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农户主体—社会协同”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完善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引导、以社会资本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机制。运用数字技术集成生态治理信息资源，打造多方主体协同服务平台，实现治理需求与资源供给精准对接。

四是推进绿色生态经济发展。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者对绿色、健康、无污染、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加大，龙头企业通过开发绿色认证农产品，建设标准化生态种养基地，延伸绿色产业链条，形成“质量安全+生态溢价”的品牌竞争力。

（四）强化党建引领，走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乡村基层党组织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一线领路人，决定着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乡村基层党组织不仅是乡村人才战略的蓄水池，更通过凝聚政治素质过硬、技术能力突出、管理水平卓越的党员先锋队伍，引领农民群众参与现代化农业建设，实现增产增收与共同富裕。新时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

一是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活力。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党员干部持续进入基层党组织，下沉产业一线、扎根群众，以支部为依托构建便民服务网络，通过建立领导干部包联重大项目机制和党员群众结对服务制度，形成“组织动员—资源整合—利益共享”的治理传导链条。同时，完善“引才+育才”双向机制，重点吸纳农业技术骨干与产业创新主体，配套创业孵化、要素保障、能力提升等政策支持，构建以组织活力激发产业动能、以人才集聚驱动集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二是强化基层党组织枢纽功能。作为党中央政策落地执行的关键枢纽，基层党组织肩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的双重使命，为农村经济转型与农业科技创新提供政治保障。健全“上级党组织精准指导—基层党支部科学建设”的联动机制，由上级党组织输送优秀人才，强化基层队伍，依托基层党支部创新“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联村党建”等新型组织模式，构建系统高效的乡村治理体系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三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农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三农”问题的全面探索和实践，为党在新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持续深化党管农村的工作原则，通过组织优势保障农民权益、制度优势，推进小农户与现代产业有机衔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根本政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