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苏芳（1981—），女，甘肃兰州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区域可持续发展、贫困治理等。
文献来源：《改革与战略》2024年第2期
摘要：县域经济增长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实现县域经济增长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探索县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明晰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现实挑战、寻求县域经济增长的优化路径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统筹城乡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县域为研究单元，从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禀赋、人口基数与劳动力等内生维度，外部资本转移、政府积极作为、社会稳定等外生维度，系统揭示县域经济增长的内外动力机制，并通过梳理县域经济增长存在的产业化发展落后、人口老龄化趋势严峻、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滞后、民营经济发展力量薄弱等现实挑战，明确阻碍县域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最终提出推进县域产业化发展、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民营企业扶持力度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持续推进县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经济；动力机制；乡村振兴；城乡融合
中国式现代化和县域经济增长密不可分。一方面，县域经济增长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内涵渗透县域经济增长过程。作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经济单元，县域经济以市场为导向，是城乡一体化经济，也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接口桥梁。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强调，县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这对县城在全国城镇体系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肯定。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从理论层面揭示县城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现实挑战和优化路径，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统筹城乡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均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尝试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从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禀赋、人口基数与劳动力三个内生维度，以及外部资本转移、政府积极作为、社会稳定三个外生维度，系统揭示县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挖掘县域经济增长优势，通过梳理县域经济增长的现实挑战，揭示阻碍县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并针对已有的现实挑战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持续推进县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一、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县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经济增长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产出水平的持续增加，是多种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1-2]。基于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3-7]，本文从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两个层面，系统性构建了县域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见图1）。县域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分为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两个部分，内生动力是外生动力产生的基础，外生动力是内生动力延续的保障，双方相互作用，持续推进县域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由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禀赋、人口基数与劳动力组成。其中，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禀赋构成了县域经济增长的产业基础；在县域经济增长过程中，吸纳高素质劳动力可以推动技术进步、实现产业升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县域生产总值。外生动力由外部资本转移、政府积极作为和社会稳定组成。其中，政府积极作为、社会稳定均会对外部资本转移产生影响；县域外部资本转移的实现能使更多资金在县域内部流转，有助于扩大县域生产规模、增加生产总值，而县域生产总值的增加能够促进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为政府积极作为提供资金支持，形成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一）县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机制
内生动力指的是一个组织内部的力量，是推动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的动力源[8]。县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指的是在县域经济增长过程中，县域本身具备的隶属于经济因素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各种要素的总和，主要包含县域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禀赋、人口基数与劳动力等及其相互作用。这些要素反映了县域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和现实水平。
1．区位条件
区位条件指的是某一地区在地理位置等方面具备的条件、特点、属性、资质，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依靠[9]。区位条件影响县域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不同的区位条件决定县域具有不同的产业基础，进而决定县域产业的不同类型和发展方向。具体而言，处于全国经济发展前沿的东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开发历史悠久、技术力量雄厚、工人技能熟练等一系列经济发展优势塑造出东部地区雄厚的工农业基础。位于长江“黄金水道”的中部地区，虽然城镇化率偏低、工业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相比较为落后，但其交通便利，多条铁路，国道、省道公路穿境而过，有利于能源和产品运输。同时，中部地区人力资源丰富、交通网络发达、生产要素密集、市场潜力广阔等一系列经济发展优势突出，起着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作用。西部地区国境线较长、邻国较多，直接面向亚太地区，发展沿边经贸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东南亚、欧洲和中东地区的经济文化与合作中具有独特优势。同时，西部地区年温差和日温差较大，具备特色林果产品种植的气候基础。东北地区属于我国重工业基地，工业基础雄厚。一方面，东北地区地处东北亚经济圈中心，拥有大量铁路、公路、港口、航空口岸，临海、沿边区位优势明显，能够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合作优势；另一方面，东北地区拥有两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三个国家级新区以及一批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为当地县域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2．自然资源禀赋
自然资源禀赋指的是自然资源在数量、质量及分布等维度的整体状况，是一个区域不可改变的属性，是县域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10]。一方面，自然资源禀赋决定县域产业的类别。县域内各企业利用当地现有的主要自然资源禀赋，发展与之关系最为紧密的产业，以降低原料运输成本、节省生产成本，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位于东部地区的县域，石油、水产品等资源丰富，适宜发展综合型工业、轻工业和水产养殖业；位于中部地区的县域拥有大量的煤炭、水、铁矿、森林等自然资源，适宜发展原材料初级加工型重工业体系，其中，水能资源丰富适宜发展水利水电工程，森林资源富足适宜发展木材加工业；位于西部地区的县域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风能和光热资源等，并且海拔普遍较高，光热资源十分丰富，适宜发展冶炼化工、风力发电业等能源产业，以及旅游业和光热产业；位于东北地区的县域，水资源丰富、土壤肥沃，黑土地面积约103万平方公里，适宜发展农产品种植业，并且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大，适宜发展资源型产业。[11-14]此外，自然资源禀赋数量的多寡会直接影响县域生产规模的大小。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四大经济区域内县域各自的优势自然资源禀赋越少，可利用于从事生产的自然资源禀赋要素就越少，当生产投入的自然资源禀赋减少时，生产规模会随之缩小；反之，区域内优势自然资源禀赋越多，可利用于从事生产的自然资源禀赋要素就越多，当生产投入的自然资源禀赋要素增加时，生产规模必然会随之扩大。[15]
3．人口基数与劳动力
人口基数指的是一个地区、国家或世界上的总人口数量，是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人口基数大有利于为县域企业带来规模经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使企业获得更大利润。同时，人口基数大带来的高素质劳动力更多，能够提高技术进步的效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多样化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另外，人口基数越大，其消费市场的潜力就越大，会带动相关产业不断发展并产生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人口基数大带来的巨大消费市场会吸引更多企业家投资建厂，增加当地就业岗位，为当地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16]，也会吸引外地人才进入县域，推动县域生产技术进步。
劳动力狭义上指的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17]。在一定劳动生产率水平下，县域劳动力的数量及其占县域总人口比重的大小，能够直接影响县域生产规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县域投资积累水平，后两者又会反过来通过消费和投资再次影响县域生产规模，进而影响县域经济增长速度[18]。从消费角度看，一是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县域劳动力数量增多，县域生产规模较小的企业会适当扩大规模，达到合理生产区间，实现规模经济；二是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县域劳动力数量增加，则参与生产活动的人数也会增多，根据简单生产函数[Q=F（K，L）]可知，县域总产量增加，又因为收益等于产量与价格的乘积，则县域总收益增加，进而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从投资角度看，虽然县域存在劳动力供给减少、生产力下降等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但在人口大基数背景下，县域现存适龄劳动力数量仍可以吸引外商投资，并满足当地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数量的要求。此外，县域人口素质的高低还直接决定了县域劳动者素质以及劳动生产率，对推动县域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产生一定影响。
（二）县域经济增长的外生动力机制
外生动力机制指的是来自区域外部并且间接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一种过程。县域经济增长的外生动力机制指的是在县域经济增长过程中，不依赖于县域本身具备的外部要素流动，以及隶属于非经济因素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各种要素的总和，主要包含外部资本转移、隶属于非经济因素的政府积极作为和社会稳定等及其相互作用，这些要素为县域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推动力和根本保障[19]。
1．外部资本转移
外部资本转移指的是县域外部的资本流动或转移到县域内部的过程，是县域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资本转移是推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键要素[20]。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主要包括货币、设备、机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被用于生产及创新产品和服务[21]。县域倘若存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企业就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严重阻碍其扩大再生产，可能导致企业生产设备更新换代滞后、生产效率受到影响、市场竞争力下降。而外部资本转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县域主动吸引资本。一是县域重视项目管理。项目是进行招商引资工作的基础，建立项目库，筛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依托资源优势的优质项目，使项目引进与开发资源优势相结合、与拉长产业链条相结合；对项目进行分类包装，搞好市场化运作；完善项目督查工作，落实项目责任制，对项目进行经常性跟踪问效。二是政府通过构建较为完善的招商引资体系，成立专门的招商引资部门以及仔细考察部门领导和成员。广泛听取社会大众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严格的业内专家评审和群众监督，制定招商引资政策，保证县域引进的资本最充分地运用于当地生产发展[22]。另一方面，县域被动接受资本。县域凭借自身的区位条件和自然资源禀赋等优势使投资者看到该区域具有较大的投资回报空间，从而被动接受来自不同地区的资本流入，帮助企业进行更加有效的合作，实现有效融资，以缓解县域企业融资困境，并促进其他资源的再分配。此外，资本流入后，县域内的许多企业和机构为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获得更多利润，通过购买劳动力和土地、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扩大生产规模，不断改进技术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生产效率和产量[23]。
2．政府积极作为
政府积极作为指的是政府在县域经济增长中主动提供公共服务、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举措，在县域经济增长中发挥引领作用。县域政府在政策制定、资源配置以及招商引资等方面的决策，直接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速度。在我国各省份县域政府积极作为下，2020年我国县级行政区划数量为2844个，较2013年市辖区增加了101个、县（市）减少了110个，城市扩张势头明显；同时，2013年我国县（市）GDP为29.14万亿元，截至2022年达到46.5万亿元。[24]县域经济增长速度较快，除县域自身具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优势外，政府积极作为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一方面，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对生产要素具有引导作用，能够发挥各生产要素的最大效用。我国各省份县域政府颁布多项有关创业就业的政策，吸引企业家、务工人员、高等院校毕业生以及退役军人等群体返乡创业就业，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配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和市场需求，政府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资本要素向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中，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使县域生产资本得到最优配置。政府在县域内结合完善的地籍管理制度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在实施基本农田管理、农地规模化经营、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置换宅基地等方面，引导土地要素合理配置。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起引领作用，为县域中小微企业做大做强保驾护航。为帮助中小微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助力中小微企业稳增长调结构强能力若干措施》等一系列文件促进其做大做强。例如，开展“千企百城”商标品牌价值提升行动，提高中小微企业品牌建设能力；落实“校企双聘”制度，甄选一批专家学者向企业提供“一对一”咨询指导等服务，加大人才支持力度。[25]同时，我国政府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其组织结构和监管制度，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3．社会稳定
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县域经济运行的重要保障。社会稳定指的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系统、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等与社会预期和社会秩序相吻合的运作状态，及此类运作状态的不变性、可持续性，它涉及整个社会、社会子系统和社会个体等多个层面[26]。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实现社会公平，为推进县域经济良好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社会稳定对县域经济良好运行的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稳定有利于县域吸引外部资本。如果社会不稳定，投资者将对投资前景感到担忧，投资意愿降低，会使得外部资本转移份额削减，严重影响县域经济增长；反之，稳定的社会环境会使投资者对投资前景保持乐观态度，使他们愿意在县域从事长期投资，为县域经济增长提供坚实的资金基础，而外部资本的涌入会使经济增长动力越来越充足，经济平稳运行得以保障。另一方面，社会稳定有利于实现县域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各种资源可以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意味着政府决策能够最大程度落实到位，可以更好地发挥其在经济增长中的引领作用[27]。首先，稳定的社会环境能为创新提供安全感，在此环境下，人民生产和创新的意愿越来越强，更有动力创造新的产品和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也更愿意承担创新带来的风险，以此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其次，稳定的社会环境还能为县域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水平提高提供保障，使县域政府能够更好地规划和实施教育政策，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和学习环境，为县域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
二、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县域经济增长的现实挑战
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县域经济转型升级速度逐步加快，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2022年，我国县域经济增长总体平稳、区域分化势头未减、结构质效总体趋好、基础实力稳步提升。中国工业百强县（市）覆盖75个县级市、22个县和3个旗，GDP合计达到9.9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7237亿元，工业增加值达4.5万亿元[24]。尽管目前我国县域经济总体上呈现均衡增长态势，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阻碍经济增长的问题，并且发展质效还有待提升。
（一）产业化发展落后
县域区位条件和自然资源禀赋构成了县域经济增长的产业基础，而产业基础是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化发展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和平台。产业化是指在市场经济中，某一行业根据产业需要，以获得利益为目的，通过专业化的服务与质量管理，建立起一套系列化、品牌化的运作模式[28]。尽管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但仍普遍存在县域产业化发展落后的问题。一是县域内绝大部分企业生产规模较小、产业基础薄弱，无法起到对县域经济的有力支撑，并且一些产业由于在资金、人才、技术、市场等方面缺乏强有力的支持，集中度相对较低、发展后劲相对不足，缺少明显的龙头企业[29]。二是县域在生产过程中并未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没有形成有特色鲜明的农产品区域布局结构。同时，传统农业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占比依旧较高，农业经济仍然是县域经济增长的主体，农业产业化和第二、第三产业对农业的深加工和服务滞后。在农产品品质、储运及销路等方面存在优化空间，农产品优质率较低[30]。三是县域内大部分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结构单一。县域对于新兴技术、高层次人才的引入能力普遍低于大城市，严重缺乏科技创新能力。同时，不同地区之间产品同质化竞争严重、对外关联度低，缺乏与发达城市的对接潜力[31]。
（二）人口老龄化趋势严峻
人口老龄化指的是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减少、老年人口数量增多，从而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体人口比例随之增大的动态过程[32]。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老年人口比重较2000年的涨幅情况（见图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较第五次人口普查均有较大幅度增长[33]，且经济越发达地区老年人口比重增长得越快，这意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仍较为严峻，县域也不例外。一方面，县域内存在老年人口数量多的问题，与之并存的是养老资源匮乏与养老水平低下、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养老服务设施缺乏、老年人养老观念固化、涉老服务人才不足、服务人员整体素质较低等一系列人口老龄化问题。县域内各种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建设都相对落后、市场接受度也较低，导致需要资本投入的养老产业很少落地。并且，受到资金、环境、观念等方面的限制，县域养老机构在基础设施、配套功能、相关服务方面相对落后，其主要功能局限在基础饮食、居住和简单护理方面，医养结合的服务有待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县域内存在青年人口数量减少的问题。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前往大城市，劳动力人口外溢与质量下降[34]，加剧了当地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人口老龄化使县域生产活动缺乏活力，创新人才无法在本地立足，技术进步动力不足；县域企业管理能力不足，管理水平无法进一步提升，导致当地企业生产效能无法释放、销售路径无法畅通、品牌建设无法落地。[35]
（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滞后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严重制约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导致县域经济上升空间比较狭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也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县域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政府财政投入、金融机构贷款、农村集体投资和其他社会资本等。其中，政府财政投入为主要渠道。但与城市相比，县级财政收入有限。除国家级、省级重大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外，县域内大量非营利性基础设施的建设都需要自筹资金。虽然外部资本转移可以为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一定资金支持，但对本身发展相对落后的县域而言，外部资本转移带来的资金数量远不能满足县域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再加上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回报相对较少，导致县域整体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同时，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体系多以县城为中心，对乡村的延伸覆盖不足，且财政对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的投入强度低于城镇[36]。以医疗服务为例，根据《2022年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22年全国县级（含县级市）医院病床使用率为69.4%，比2021年下降了2.9个百分点[37]。另外，在人工智能时代，新型基础设施需要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其建设过程需要大量创新人才。然而，县域内资金相对匮乏，难以满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人口老龄化和产业化发展落后等原因难以吸引人才入驻，最终导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滞后[38]，影响县域产业化发展。
（四）民营经济发展力量薄弱
县域民营经济发展是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而民营经济发展离不开县域民营企业发展，其经营状况直接关系到县域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在县域经济增长进程中，中小微企业仍居主体地位，企业间关联度低，很难形成完整的技术链和产业链[39]。从这一点看，民营企业匮乏严重影响整个县域经济的结构优化和增长，出现此现象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政府积极作为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在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引领和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上，亟须给予更多的关注[40]；另一方面，受限于知识水平、知识结构、信息来源等因素，民营企业家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往往基于自身的经验，难以与国内外市场变化情况相适应，也难以与企业规模越来越大、投资领域越来越广以及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形势相适应。同时，部分民营企业管理方式落后。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并未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阻碍企业向更大的生产规模发展[41]。二是银行发放贷款时需要企业提供具有一定价值的抵押物作为担保，而许多县域民营企业生产规模小，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难以提供有效的抵押担保[42]。三是民营企业生产和销售的连贯性不强，如生产必需的原料供应存在问题或者产品销路不畅，对民营企业发展信心造成负面影响。
三、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县域经济增长的优化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县域经济增长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进程。探索县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有助于揭示县域经济增长规律、确定县域经济增长方向；正确认识现实挑战有助于县域经济有的放矢地找到破解之策。我们要突破县域经济增长的瓶颈，立足于内外在动力机制的基础，制定出具有操作性和针对性的优化对策[43]，从而为持续推进县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进一步优化县域经济增长路径。
（一）推进县域产业化发展，打造县域特色品牌
县域经济增长依靠当地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和自然资源禀赋，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产业，但县域内又存在着产品销售渠道单一化、生产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技术创新能力低下、产业集中程度不足等一系列产业化发展滞后的现实问题。若要实现县域经济增长的飞跃，就必须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一是拓宽市场销售渠道。企业需要对产品所在的行业开展调研，基于调研结果找准特色产品的科学定位、制定适宜的营销策略[44]。市场渠道主要分为三类：直销渠道、代理渠道、分销渠道。其中，直销渠道是指企业通过自己的销售渠道直接向客户销售产品；代理渠道是指企业与代理商合作，将产品推向不同市场；分销渠道是指企业寻找分销商，将产品经销到更多的终端销售点。[45]县域特色企业立足于自身情况，采取多种销售渠道相结合的形式，提高县域特色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稳固盈利能力。二是加快优势资源转化，增强品牌影响力。一方面，政府应加强产业集群指导，主张建立产业园区，利用补贴政策，吸引和推动中小微企业汇聚成群，在空间上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推动生产技术实现创新[46]。例如，位于《园区高质量发展百强（2023）》榜首的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现已形成下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六大优势产业集群，对取得关键技术突破和创新成果具有极大优势[29]。另一方面，企业要善于利用地缘和政策优势，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协同作用，促进特色产品原料供给、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提高资源整体利用效率，不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形成具有高度地域特色和辨识度的县域品牌[47]。
（二）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提升老龄人口生活质量
县域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虽然享受到人口基数与劳动力内生动力机制的红利，但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也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要想解决县域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不健全、养老服务基础设施缺乏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需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健全农村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农村养老服务发展部署，指导各地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及结构等要素完善发展方案，构建差别化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并对不同主体从事养老服务的准入条件进行约束，对其提供的服务内容进行统一管理并给予相应补贴[48]。二是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正如《“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到的，支持县级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改造，因地制宜实现特困老人集中供养[49]。加大农村社会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扶持农村社区养老院、敬老院等打造互助养老模式。在农村建设方面，构建实施准、落地稳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缩小城乡养老服务差距[50]。三是加强养老服务职业教育。一方面，鼓励大中专院校设立康养产业学院，引导大中专院校与养老服务机构联合培养人才，支持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设立老年大数据研究中心；另一方面，面向入职人员开设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训班，强化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意识，加强农村养老服务和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养老机构管理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以及高品质的养老服务需求。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县域综合实力
现阶段，县域经济增长虽然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县域内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现实挑战依然存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可一蹴而就，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具体优化路径如下。一是县域政府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扩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规模，提高建设质量。同时，县域政府要优化投资结构，加大对关键领域、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提高投资效益，加快构建高层次的公共服务体系。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管理。县域政府主打精细化管理，旨在提高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建立真实可靠的管理体系，提高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意识[51]。三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因地制宜推进高标准农田与农田水利工程相结合，大力实施农产品产地冷库等设施建设；巩固和发展“四好农村”路，健全农村道路网络；加快发展城市冷链物流设施和农村冷链物流设施；加强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收集与处置[52]。另外，在人工智能时代，应着重加强县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其一，建立健全领导体制。政府应积极建立数字经济发展的管理机构，从组织结构方面确立县域数字化发展基调。其二，县域政府应抓住机遇，打造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缩小城乡的信息基础设施差距，有序推进大数据等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打通县域产业集群信息的“大动脉”，强化产业集群数字化融合发展的基础支撑[53]。其三，以“数字+产业”为契机，在政府引领下，县域企业将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与自身的核心业务和管理系统相结合，以此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从而推动县域内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54]。
（四）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壮大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积极作为和外部资本转移带来的巨大推动力。零散的小规模民营企业发展力量薄弱，不仅生产成本相对高昂、难以取得规模经济，而且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也难以提升。因此，需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增强民营企业发展力量[55]。一是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一方面，在政策制定前，县域政府要做好充分的实地调研，了解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困境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在考虑民营企业家诉求以及结合当地财政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县域政府制定出可落地的经济扶持政策[56]。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并根据政策执行的成效，对其进行相应的奖励和惩罚；政策落实过程中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推送政策，为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提供坚实后盾。二是加强金融扶持。一方面，健全民营企业担保机制。县域政府需要适当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健全商业性担保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以及信用评级体系。同时，鼓励民间再担保组织的发展，以分散信用担保公司的风险[57]。另一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大胆创新。在金融运行整体稳健、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金融机构推出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满足民营企业的不同需求。同时，加强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金融风险的动态监测，帮助民营企业及时发现潜在金融风险，减少民营企业的风险损失[58]。三是重视民营企业家队伍建设。县域政府应将加强民营企业家队伍建设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重点工程，加大对青年企业家的培育力度，明确企业家培育目标、制定培育计划、落实培育责任。建立民营企业家人才库，全面动态、实时掌握民营企业家队伍的基本情况[59]。四是推进现代企业管理。突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管理模式，鼓励尝试股权与经营权分离，革除企业管理者能力和精力不足、争权等弊端，并大力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实施职业经理人培育计划，对企业职业经理人人才培养给予补贴。
四、结论与展望
县域经济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点，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基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包括县域经济在内的各项事业发展的总目标和总任务，也是县域经济增长的遵循。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县域经济增长，找准并解决影响县域经济增长全局的关键节点和问题是第一要务。本文从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禀赋、人口基数与劳动力等内生维度，以及外部资本转移、政府积极作为、社会稳定等外生维度，揭示县域经济增长的内外动力机制；通过明确阻碍县域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最终提出推进县域产业化发展、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加大民营企业扶持力度的优化路径。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县域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承担着促进国家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使命，面临着提质增效升级的战略任务，更蕴含着巨大变革和创新活力。因此，未来县域经济发展应充分释放县域改革红利、提升经济发展韧性，探索多元主体协同共创机制，实现县域城乡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