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成梦溪，博士，浙江工商大学历史系讲师。
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摘要：在近代中国由帝制向共和的转型过程中， 地方乡绅也面临着群体的更新与迭代。相较于政权的更迭，社会秩序的重建要迟缓得多。以新学与国民革命为契机，近代乡绅群体出现重构。科举制的废除、新式教育的兴办、社会流动性的增强造就了庞大的新乡绅群体。奉化县的个案表明，新乡绅的登场并不意味着旧乡绅的退场。新旧乡绅群体内部不断对立、分离与重组，构成了县域政治生态的复杂图景。
关键词：县城；乡绅；社会流通；革命
近代以来乡绅群体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影响，始终受到学界的关注。已有研究表明，清末废除科举对于社会流动、乡绅群体的变化极为关键。其后，随着国家权力的向下延伸及下层乡绅的衰亡，“权力真空”由“土豪劣绅”填充，形成了基层政权劣化的趋势。近年来，各地契约文书、日记文集等史料得到进一步发掘和使用，这为我们梳理近代以来地方权力结构变化以及理解乡绅群体的社会角色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释读空间。有学者对清代江南地区的进士群体考察发现，明清江南地区的士绅地主城镇化，使得城乡差距扩大，科举对于清代尤其是清中期以后的江南乡村社会流动已几近全无助益。因此，废科举并未出现所谓的上升性流动断裂的困境，而是代以新式教育，为乡村流动提供了契机。确实，废科举、兴新学对于江南地区而言机遇远超越冲击。基于此，在新的流动展开之后，县域社会中的乡绅群体如何分化重组，如何因应社会秩序的重构等，依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即以浙江省奉化县为个案，对此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乡绅群体的更新与新乡绅的登场
传统中国的读书人多以孔孟之道为业，进而参加科举以图跻身朝堂。科举制在成为晋阶之梯的同时，也是社会流动的重要通道。在浙江省奉化县，情况亦大体如此。一个家族一旦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即会令后代就学，参与功名的角逐。家庭的兴衰交替也相当迅速，通常在二三代之内会产生一次循环。
据笔者所见材料而言，近代奉化地方精英的家族沉浮通常沿着贫穷—从事农商等业—家境富裕—获得功名的路径循环往复。例如，奉化城内的严氏家族以医业起家，家境富裕，经过一世、二世的经营和培养，三世考得进士，成为上层士绅。然权势和地位并未能保持更久，至五世时因家道中落，转而经营商业。五世经营商业又积累起一定财富后，其子六世便接续祖辈的学业，成为教谕。尽管获得了下层士绅的身份，但六世、七世均未能跻身上层士绅，失去了扩大家族资本的机会，家境又趋于普通。不过，严氏家族始终未曾放弃诗书传家的传统，历代家主均以读书为爱好，至少都获得生员的身份。在清末兴学中，严氏家族十七世严翼鋆与其子严圣浩两人均为县内兴学的重要人物，并主持地方自治事务。基于这般积极而广泛地参与教育及自治事务，直至民国年间，严氏家族始终位列乡绅阶层。
清末科举制废除，社会流动的主要通道骤变，传统的“四民”社会趋向瓦解。但废科举所带来的社会冲击在不同地区有不同表现。在东南沿海地区，科举制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社会流动，那些无功名在身的读书人、武人乃至商人，都有机会顺势而起，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一定的特权、地位、名望与身份，迈入乡绅的行列。特别是“新学”的兴办，成为“新乡绅”的重要“生产管道”。
废科举后，清政府在各县设置劝学所和教育会，欲借“绅力”发展地方学务。而奉化地方乡绅亦积极参与兴办“新学”。乡绅江迥、严翼鋆主动配合官方将锦溪书院改办为龙津学堂。龙津学堂的改设并非仅仅停留于名称，他们设立了全新课程，组建了新式教师队伍(包括一名日本籍教师)。有地方精英领衔推进，新学很快就推行开来，在奉化县下辖各村，乡绅们纷纷将原有家塾私塾改设新式学堂，或集资新办新式学堂。
在新的体制下，教育与“功名”之间失去了天然的通道。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自谋出路。从奉化的个案来看，他们构成了教师群体的中坚力量，这也是“新乡绅”的主体。据1917年奉化县教育会的调查，小学教师之中，新式学校毕业者（包括师范生），占比为66%，远超私塾教育出身群体。至1935年时，奉化县对师资情况再次统计，初等教育的教师中，已有97%为新式学校毕业。由于人数众多、文化程度较高，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在地方上自然形成了极为活跃的知识青年群体。他们积极组织团体，从研讨教育、开办杂志出发，及至参与到地方政治事务或公共事务之中。在1922年恢复的奉化县议会议员名单中，明确为新式学堂毕业生的议员为7人，占总数的四成以上。详见表1。
尽管教育与“功名”之间的直接通道已隔绝，但“教育”却是新乡绅成长的一个重要场域。从职业来看，在1922年17名县议会议员中，有11人的履历与教育行业相关，占总数的六成以上。其中，45岁（不含）以下议员9人，明确与教育行业相关的有6人，接近总数的七成。
晚清以降，奉化县域内出现的新式乡绅，尽管与旧式乡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也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他们大多接受或者从事新式教育，积极投身公共事务，在政治立场上更为激进，且多采取集体行动。这些群体特征在民国奉化一系列政治事态中得到充分表达。
二、组织化的新式乡绅
与旧乡绅相比，新乡绅似乎更善于利用“结社”的权利。当然，这一点也是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在政治参与领域的一种表达。
1920年，奉化县立初中教师王仲隅、王任叔、胡行之、严竹书等知识青年发起组建名为“剡社”的文化团体。受当时新青年文化思潮的启发，奉化的知识青年希望创造一个“新的适应的社会”，建设“新奉化”。
剡社是一个文化组织，同时又富含着政治参与的内容。胡行之回忆道：“任教之余，集合同志，组织剡社，朝乾夕惕，以铲除贪污、抨击土劣为鹄的。仲隅、竹书均为吾党之健者，而仲隅慷慨豪爽，叱咤呜咽。每遇开会演说之际，不畏权贵，一发言四座立惊，群报以掌声。此情此景，隔二十年而犹在目前也。”1925年前后，剡社发展到极盛时期，成员达到124人。借助剡社这一平台，年少气盛的奉化青年得以聚集起来，探讨公共议题，致力于改造奉化。
随着“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几乎同时进入奉化，剡社作为知识青年的团体则成了孕育革命的温床。胡行之、王仲隅、王任叔、庄公闾等剡社主要负责人直接加入了国民党，在庄崧甫的领导下于1924年组建了国民党奉化县第一区分部（临时县党部）。奉化县党部的负责人为胡行之，常务委员有王仲隅、庄公闾、卓子英，与剡社负责人高度重合。1925年10月剡社进行改组，即与国民党党务相关，剡社成员三十余人中一半以上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奉化县党部成立后，王仲隅、王任叔和卓子英等人又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加入了共产党。王任叔曾回忆道：“我在松林学校时，接宁波谢传茂来信，报告宁波已公开成立国民党分部，其中张葆麟为出面负责人。而国民党内部也成立了共产党支部，由谢负责。前面我们所谈的事，仍继续，希望我加入共产党，同时也参加国民党，我去信答应。”加入共产党后，他们分别在广州、宁波、奉化等地开展革命活动。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均迅速组织活动展开斗争，如发电声援、组织宣讲等。经过与五卅相关的种种运动，普通民众对于革命思想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国民党组织和共产党组织得以在民间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在学生和青年运动蓬勃发展之后，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亦开始了突飞猛进的扩展进程。仅奉化一县，便发生了进化区农民捣毁教堂、没收寺产，忠义乡农民平粜地主谷米、占据关卡并驱逐贪官，奉化和鄞县的农民、渔民一起打击盐警公所和税官等多种形式的群众运动，且均获得成功。1926年，共产党员卓恺泽、卓兰芳、竺清旦、竺一平、竺扬、毛坤一等人在各自村庄组织农民协会。在农协的组织下，农民们建立了农民武装，斗土豪、反抗盐税以及砸菩萨，斗争得热火朝天。
自清末以来，新乡绅逐步成长并开始登上地方政治的舞台。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新乡绅群体开始走向政党化，并且在地方政治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新乡绅的登场并不意味着旧乡绅的退场。在奉化，新旧乡绅时而合作无间、时而针锋相对。与此同时，新旧乡绅群体内部也不断对立、分离与重组，构成了县域政治生态的复杂图景。
三、旧乡绅的固守
步入20世纪，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帝制国家向现代国家过渡的时代。这种转型带来的不仅是政权的更迭，更是社会秩序的重建。这种重建在基层社会显得尤为漫长和复杂，新旧势力竞相登场而又盘根错节。
1922年，奉化县议会重新设立，议长一职的角逐充分展现了地方精英不同派别间的斗争。奉化县域内的旧乡绅分裂成保守派和开明派。保守派以前议会议长（1912年县议会）戴乾为首，县高小校原校长、省议会议员周钧棠（举人）是其中的核心人物，还有俞飞鹏、朱守梅、陈祥辉等。他们组建了名为“法治协会”的社会团体，试图以此争夺县议会议席以及议长一职。开明派则以崇尚新秩序的革命元老庄崧甫为主要代表，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新乡绅大都向开明派靠拢，与法治协会争夺议席和议长职位。
相较而言，知识青年的舆论造势能力优于保守派，庄崧甫就任县议会议长的呼声甚高，法治协会几乎没有运作空间。不过，恰好在议会成立前夕，庄崧甫一度重病，法治协会众人便造谣庄崧甫去世，使得城内人心动摇，“一般从收买中得到选票的议员，纷纷倒向戴南村一方”。但是，谎言很快就被戳穿了。十日之内，人们便知道庄崧甫仍健在而无恙。于是拥戴庄崧甫的浪潮又一次出现。戴乾也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遂产生了退让之意。
最后，县议会召开，“议会揭幕之日，庄崧甫却矫健地到了会场，并且发表了演说”，获得了过半选票，当选为县议会议长。此次县议会议长职位之争，庄崧甫虽成功当选，但旧乡绅保守派与开明派之间的分裂、旧乡绅与新乡绅之间的隔阂，就此埋下伏笔。
地方自治恢复不久，议长庄崧甫主导下的县议会就县高小校设立校董案、培本蒙养园迁附作新女校案等多项议案与县知事、县参事会产生尖锐的矛盾。随着事态逐渐发展，奉化县内各群体的分化加剧。知识青年们和县议会众人意识到不应只关注县知事和县参事会，事态的演变与县内部分旧乡绅也密切相关，他们被知识青年们贬称为“劣绅”。被认为是“劣绅”、站在县议会反方的，以县高等小学校长卢国英、蒙养园园长兼县视学凌景棠、县教育会会长俞国光为代表。
就议案本身而言，双方事实上各有理据，各执一词。然而，此时众人从议案出发，所争却不止于议案本身。究其根本，旧乡绅保守派与旧乡绅开明派、新乡绅是在经由地方自治事务而争取地方政治主导权。经过数次争端后，县域内形成了两个阵营：
县议会一方，以旧乡绅开明派为主，有县议会议长庄崧甫，县教育会副会长、县议员王师旦，县区教育会联合会正副会长张孔彰、胡颖之，还有民众中拥护自治的代表，以知识青年为主体构成，分为“学界”“商界”“学生界”“剡社”，学界为卓子英、孙桐源，商界为沈宗尧，学生界为王可权、周贻协，剡社为张乐尧、王仲隅、张昭绥、王任叔等。
县参事会一方，则为旧乡绅保守派的典型团体，有县知事袁思古，再有前议会议长戴乾，县高小校原校长、县议会议员、省议会议员周钧棠，县议会议员陈祥辉等法治协会成员，另有县视学、蒙养园园长凌景棠，县高小校校长卢国英，县教育会会长俞国光，以及部分追随俞国光的县教育会成员。
由于暂时无法驱逐县知事袁思古和县视学凌景棠，县教育会会长俞国光成为了众矢之的。1922年10月22日，由县教育会副会长王师旦召集各团体在八乡会馆召开会议，重新选举，罢免会长俞国光。他们推举张孔彰、严竹书、周孝成、王士毅为代表前往县公署备案，推选王师旦、董世明、王世充、庄世楣、李九谦、王禄蒙、戴绍鉴为审查员，办理接收审查入会会员资格手续及前任账目问题。县教育会开会期间，俞国光为避免意外而拒不参与。他选择与王师旦等人到县署谈判，由孙表卿、汪成教等不参与县议会的旧乡绅作为中立方居中调解。
最后，事件得以协调解决。相较之下，旧乡绅开明派和知识青年所主持的县议会获得了较大成果。在孙表卿等中立乡绅以及李忻齐的调停之下，县知事允许县议会议案重新执行，县教育会会长俞国光在一月之内辞职，县知事袁思古于1923年4月被省府调离奉化（县视学凌景棠暂时没有被撤销职务）。从另一方面而言，此次事件可看作是政党在奉化地方上的第一次试水运动。这是奉化青年组织剡社首次集体参与政治性运动，并在其中起了极为重要的宣传推动作用。参与此次运动的卓子英、胡颖之、严竹书、王仲隅、王任叔等人，后来均参与组建了中国国民党奉化县第一区分部（1924年成立）。
至此，新旧乡绅的较量还远未结束。伴随着层出不穷的群众运动，新乡绅中激进派的活动越来越有强烈的革命性和攻击性，这愈发引起了以“法治协会”为代表的旧乡绅保守派的强烈不满。他们即以反赤化的名义进行攻击。
眼见北伐军距奉化越来越近，县知事与保守派愈加抱团对抗所谓的“赤化”。剡社和《新奉化》于1926年6月被县知事沈秉诚查封。官方认为剡社“赤化”，必须停止办理，严加勘察。县政府列出赤化分子的名单，肆意拆阅私人信件，并控诉、拘捕相关人员，在奉化县城内张贴禁止《新奉化》的字报。严竹书、王仲隅等剡社骨干均曾受到县署的警告，王任叔更是被控诉“公然侮辱罪”。就连相对温和的张泰荣，尽管其行动思想并不激进，然因是剡社成员，又与王任叔等剡社人士交往频繁，信件遭到县署检查员强行拆阅并没收。张泰荣气愤至极，与检查员理论，被威胁将以“赤化嫌疑犯”的罪名控告之并关入司法房。直到请相关人士保证并写检查之后，他才得以脱身。
随着“大革命”的到来，新旧乡绅间的分野愈发明显。奉化县域所上演的种种斗争表明，“新”“旧”之别并非只是权威类型的新旧，更多的是政治理念的新旧。然而吊诡的是，看似水火不容的新旧乡绅，却在不久发生的驱逐县知事一事上进行了合作，共同完成了政权的更迭。不过，随着时局的发展，这种合作关系很快就宣告破裂。
四、新旧乡绅的短暂合作与决裂
北洋政府在奉化县的最后一任县知事为沈秉诚。其人为官昏庸、贪污受贿，且吸食鸦片。在“大革命”的关键时机，维持旧有政权本就不易，沈秉诚的行事风格更是增加了他和旧政权倒台的几率。
至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剑指江浙，奉化县内民心浮动、动荡不安。民间团体、自治机构犬牙交错，加上政党的悄然出现，局势更为复杂。沈秉诚所能够依仗的孙传芳政权已是风雨飘摇。国民政府的势力开始布局，国民党分部已经在奉化县内打下了广阔的群众基础，县议会、剡社、教育会等重要地方组织均有国民党成员。然而，情况已如此危急，沈秉诚却一如往常地无所作为，甚至贿赂、侵吞地方公债款，不断触及地方社会各团体的利益底线。
如此一来，沈秉诚不仅触怒了旧乡绅开明派和新乡绅，连保守派都离他而去。1926年12月25日，国民党奉化县党部正式成立，国民党以正式组织的形式开始在县域活动。地方保守派，如“法治协会”的戴乾等人，此时在驱逐县知事的问题上选择与国民党员协商合作，将之视为一股重要的新兴力量。1926年12月29日，以庄崧甫为首的县议会及国民党部决定驱逐沈秉诚，保守派精英戴乾表示了赞同。
沈秉诚提前得知了消息，潜逃离开了县署。县党部诸人分派任务到各处堵截，如张泰荣就被分派到县南门处监守，直到半夜2点才回家就寝。第二天，即1927年1月1日，县党部组织协调召开国民大会。有人报知，谓看到沈秉诚从县北门出逃。于是数人蜂拥前去追捕，将沈秉诚扭送回来。一路上，沈秉诚惧怕不已，频频求饶，仍是没能躲过拳脚。张泰荣当时就在现场，既忍不住怜悯他，又觉得他是自作自受：“原夫为官之道，因当廉洁自誓，困劳自勉，持之以公正，待人以谦敬，尚何有今日哉？此可为沈氏反覆自悔者也。”
县知事沈秉诚被驱逐后，1927年2月，北洋政府治下的旧奉化县政权瓦解。县署一时空置，地方混乱，暂时由孙乃泰军队（一师独立团）以及乡绅李师唐所组织的地方民团前来维持县城秩序。不久之前刚因反对沈秉诚而短暂联合的地方势力，此时再度分裂。
保守派势力乘政权空悬之时，结党占据县城，抢先以同盟会名义组织一党部，称庄崧甫等人所在县党部为反动势力。戴乾一度成为代理县知事（任期不到一个月），其所率“劣绅污吏”“反动分子”则时不时引发两个“县党部”之间的对峙。不过，动乱情形并未持续多久。开明派所主持的县党部与国民政府治下的浙江省政府很快就取得了统一，受令在混乱中成立新的地方政府。1927年5月，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奉化县政府即告成立，知事改为县长。庄崧甫等所组成的县党部验明正身，正式加入地方政治舞台。
新乡绅与旧乡绅开明派合作从保守派手中拿回了地方政权，然而此时，基于理念和信仰的差异，新乡绅群体中出现了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裂态势。他们对于革命和政党的理解不同，所走道路也愈发分离。新乡绅温和派与旧乡绅开明派掌握了地方权力，新乡绅激进派开始了更为坎坷的新斗争。
对新乡绅激进派而言，前路十分艰难。时隔不久，国民党即展开“清党”。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特务处长杨虎、第二路军总指挥部政治训练部主任陈群被派往宁波主持“清党”事宜。在此后的数年间，奉化县的中共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县委机关屡建屡破，包括董子兴、竺时英在内的一大批干部被杀害。即便是王仲隅、庄公闾这样的国民党左派，由于平日参与共产党活动较多，亦被当局视为“赤色分子”遭到抓捕。国共双方在20世纪20年代的决裂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而在奉化，这种决裂又增添了新旧乡绅日趋对立的色彩。
五、结语
近代地方精英群体的更新与迭代是近代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重要议题。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新式教育的普及，买办、商人、军人等职业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以及政党力量在地方的“生长”，乡绅的“产生”途径发生了重大转变，新式乡绅开始登场。这些成长于近代民族危亡下的新乡绅参与政治的热情普遍高涨、改造家乡乃至刷新国家似乎成为了他们天然的使命。相较于旧乡绅，新乡绅的组织化程度更高，而这也成为了20世纪20年代以降地方政治力量“党化”的前奏。
从奉化的个案来看，新乡绅与旧乡绅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新旧乡绅在地方事务中的合作与疏离构成了县域政治生态的复杂图景。当国民党当局“清党”之际，旧乡绅中的开明派仍不顾政治立场的迥异而全力营救已成为激进派的剡社青年们。显然，新旧乡绅间的疏离并没有因政党间的水火不容而成为鸿沟。国家层面的政治格局并未完全传导至基层社会，私情与乡谊要比政治更能成为他们行事的动因。
值得注意的是，新旧乡绅更新的过程要远比我们想象中漫长得多。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仍有旧乡绅活跃在地方政治舞台上。在近代奉化历史上，每每政权更迭、权力真空之际，总有旧乡绅组织的团练武装出面维持地方秩序。1927年如此，1949年亦如是。只不过，1949年时，地方团练防范的对象是活跃于山中的中共游击队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旧乡绅的社会韧性，他们的退场需要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力量加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