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大鸣，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刘重麟，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摘要：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吸引人才回流与培育本土人才是人才振兴的两种途径。本文以湖南省攸县渌田镇返乡能人的创业过程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劳务型能人、经济型能人、农技型能人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以及发挥的作用，进一步讨论返乡创业模式引领乡村人才振兴的机制。研究表明，农村产业与人才的良性互动是人才振兴的基本逻辑。能人返乡创业改变了农村生产要素匮乏的困境，带动了产业的转型升级；产业兴旺进一步吸引各类专业人才的回归。然而，高度依赖返乡创业能人的个人能力，村庄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人才振兴；能人；返乡创业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湖南省攸县是有名的外出务工大县，其特色是每一个镇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在某一个行业就业。有的集中在超市零售业，有的集中在出租车行业，渌田镇则集中在挖掘机行业。笔者2008年对渌田镇进行了一个月的调研，也对渌田镇人外出务工聚集地佛山进行了调查（周大鸣，2012）。当时，笔者的着眼点主要是农民工内部的分化，以及一批富裕者何以在输入地落户成为真正的移民。虽然注意到外出务工者对家乡的反馈，如在家乡盖起了越来越高的楼房，或者在县城购买了商品房，但对于人口空心化引发的乡村活力减少、乡村文化凋敝不够重视。因此，笔者从2021年开始到攸县进行再调研，重点关注乡村振兴中的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吸引各类人才入乡回流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自2020年以来，中央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对乡村人才振兴工作作出了具体的规划与指示。其中，支持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军人等人员返乡入乡创业，引导城市专业技术人员入乡兼职兼薪和离岗创业，以乡情亲情吸引企业家、专家学者等回乡创业创新成为乡村人才振兴工作中的重要举措。

在本土实践中，各级政府积极探索乡村全面振兴的发展模式，出台各类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推进人才回流与产业转型有机融合，给乡村社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统计，截至2022年10月，全省农村返乡创业经营主体达28.5万个，农村创业创新人员达72.4万人，其中农民工57.9万人；全省累计开展农村双创就业培训19.8万人次，其中培训农村双创带头人9.9万人次；全省农村双创经营主体带动就业人数187.3万人。从国家治理的层面上看，吸引人才返乡创业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将现代科技、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引入农业，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激活各类城乡生产资源要素，促进农民就业增收（辜胜阻，武兢，2009）。另一方面返乡创业者积累了人力资本、经济实力、管理经验和政治能力，在参与村务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具有示范作用和号召力，能够引发村庄权力结构重组与村庄秩序的新型整合，从而促进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林修果，谢秋运，2004）。从返乡创业的主体层面看，大学生、能人、农民工、企业家被赋予回报桑梓的期待，在政策驱动、城乡推拉力、情感联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回流家乡创业。本文的研究对象不局限于某一特殊人群，而是将回乡创业群体聚合为多主体的社会角色，即“返乡能人”。

尽管目前学术界对“能人”的定义或分类见仁见智，但大致的内涵还是较为同一。乡村能人多指农村社区从事多种经营活动、比社区中一般成员拥有更多的优势资源和个人能力的人物，他们在权力、声望和财富等方面占有较大优势，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旷宗仁，杨萍，2004）。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转轨，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提升，大批拥有城市务工经验与现代观念，积累了一定经济与社会资本，具有突出能力、优势资源或者其他特殊才能的人才返回家乡参与乡土社会的建设。这些返乡能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中主要扮演着乡村社会企业家和国家—农户双重“经纪人”的角色（邓国彬，张晴，2022）。具体来说，返乡能人集村庄经济、政治、道德等权威于一身，能够在村庄集体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他们既能以自身的经营管理才能发展乡村产业、带领农民致富，也能依托广泛的社会关系积极争取政府项目，还能依靠富足的经济实力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产品。与此同时，他们还需要面对政府与农户的双重期待，不仅要协助政府、帮扶单位等主体开展乡村建设、发展乡村产业，还要反映农户发展产业的诉求和需要。因此，在地方发展主义目标下，返乡能人经营村庄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模式。本文尝试以返乡创业过程为考察中心，分析不同类型的能人参与乡村振兴的途径以及发挥的作用，进一步讨论返乡创业模式如何引领乡村实现内生性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经历了就地城镇化、单向城市化、城乡融合等不同的阶段。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已经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刘守英，王一鸽，2018）。在这种结构形态下，中国的农民高度分化，不同类型的农民与乡村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发生分野；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配置、互联互动，乡村在分化的同时实现业态、产业、功能多样化，城乡文明彼此共融互生。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返乡人才不仅成为城乡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的重要载体，也成为推动乡村社会发展与转型的重要力量。近些年，学术界对乡村人才振兴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劳动力单向流动带来的农村空心化为背景，分析如何在产业发展、组织建设、文化传承、村庄治理各个层面，重构再造乡村价值与农民的主体性。农民的主体性是农民在生产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主性、主动性以及受动性（李卫朝，王维，2019）。有学者在梳理有关乡村振兴的讨论中发现，无论是主流政策、学界理论还是基层实践，农民群体被政府和学者普遍代言，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叶敬忠等，2018）。于是他们眼光向下，试图寻找重构农民主体性的路径。贺雪峰（2018）认为，乡村振兴应该要为占农民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保底，要回应农民的诉求，让他们安居乐业。吴重庆和张慧鹏（2018）也赞同重建乡村的主体性必须依靠农民的组织化。朱亚坤（2019）进一步指出青年可以作为农民主体关系振兴的突破口，鼓励“中坚农民”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政策支持青年人回村创业。钟曼丽和杨宝强（2021）提供了更为具体的路径，即从对接现代农业、培养农民企业家、完善人才体系、重建乡村共同体、确定教化主体、完善村民参与制度等方面建构农民的经济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和治理主体性。这些研究者认识到，农民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要行动者与受益者，应该充分调动农民实践创新的动力，联结与村庄相关的人群、资源与网络，从本土传统出发因地制宜，形成有效的乡村内生性发展模式。

二是，从乡村人才的培育机制与实现路径出发，讨论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发展带来的影响。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而涉农人才供给不足是制约乡村振兴的瓶颈（方中华，2019）。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提出就地取才、多方聚才、实践育才、重用贤才的人才振兴建议（蒲实，孙文营，2018）。“引育结合”的人才激励机制指出，农村不仅需要培养本土人才，还要引导城市人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具体包括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农村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人才、乡村公共服务人才、乡村治理人才、农业农村科技人才等。这些不同类型的人才在乡村振兴的各个方面发挥了作用。李博（2020）指出，培育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导的农村实用人才可以实现产业兴旺，发挥党组织带头人的引领作用，实现治理有效，吸纳返乡就业创业人员补位乡村发展主体，依托乡村教师、医生等专业人员建构的新公共服务体系，引入农业科技人员提升农业发展软实力。

在众多返乡人才中，学者们发现“新乡贤”“城归”“经济能人”作为眼界开阔、了解乡情的重要人力资源，正在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力量。部分学者希冀通过返乡人才经营村庄，壮大集体经济发展，形成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实现共同富裕。但也有人表示担忧，能人的经营行为短期能增进村民的福利，但也存在经营失败风险转嫁和村庄公共性消散的隐患（陈锋，孙锦帆，2022）；同时，他们可能通过控制村级权力来摄取公共利益，形成村庄私人治理局面（桂华，2020）。此外，引进外部人才难以在情感上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行政选拔机制影响了长期扎根乡土的可能性，如“驻村工作队”“特岗教师”“大学生村官”面临身份过渡、期满即走、表现考核等现实问题。整体上看，这些研究充分认识到人才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核心要素，他们立足城乡关系的变化分析了各类返乡人才的主体特征与流动模式，同时对乡村人才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与策略。但关于人才振兴的讨论大多停留在价值和规范层面，未关注到农村人力回流与产业、组织、文化、生态振兴的衔接与转化机制。

三是，依托人才回乡实践或乡村建设实验，从主体性的视角出发，挖掘返乡人才融入乡村振兴的责任伦理和行动逻辑，进一步发现不同区域乡村发展的各类模式。目前，有学者就人才培养“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的目标提出了“缺位、补位与就位”（朱亚坤，2022）、“嵌入性与公共性”（钟楚原，李华胤，2023）、“市场与文化”（胡小武，2019）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返乡人才与农村社会有天然的社会文化关联，可在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和乡风建设等方面发挥独特的衔接作用。与通过行政激励的手段引入乡村治理人才相比，致富带头人或经营性人才无法归土入乡是农村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进一步来说，实现人才回流与乡村产业转型协同发展、互生共荣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乡村产业建设过程中，人才的组织管理体系决定了产业资源和权力的分配体系，影响着产业发展的方向。

同时，乡村产业规模的扩大与投资机会不仅可以吸引城归精英的回流，还可以培育一批懂技术、善管理的乡土人才，从而实现“产业引人”和“人育产业”的良性互动（李卓等，2021）。在此共识下，学术界讨论了两种不同的实践路径：一是，吸纳返乡能人进入乡村权力结构中心，立足乡土资源，衔接市场需求与国家政策，以合作经营的形式发展集体经济（黄振华，2015）；二是，引入兴业型人才或工商资本返乡自主创业。这些创业形式以市场盈利为导向，通过“企业＋创业主体”的模式，将农户、合作社等创业主体带入产业链（祁玉梅，2018）。自主创业一方面能够使创业主体直接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利益分配，另一方面能够在产业壮大后吸引新的农村创业主体加入，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虽然两种路径依托了不同主体，但都指明了返乡创业正成为人才回乡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此外，还有学者发现人才返乡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困境，如观念意识冲突（肖翔尹，郭星华，2022）、劳动力的不稳定（董怡琳，2022）、行政社会的准科层制、乡土社会的平均主义和人情逻辑（徐进，李小云，2022）等。总之，在主体性的研究中，人才返乡后的选择、竞争、合作不再是单一的经济维度，而是可能具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多种特质；不仅仅取决于宏观性、结构性、集体性的因素，而是更多地形成于日常性、行动性、个体性的社会互动中。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首先，既有研究成果重点分析了人才振兴的价值意义、基本内涵、基本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应对策略等内容，作为重要人力资源的返乡创业群体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但目前主要成果集中于创业群体特征、创业意愿、创业绩效、创业影响因素以及政策匹配等方面，较少对返乡人才创业与乡村振兴内在联结与转化机制作出分析。其次，返乡创业群体人数众多，组成多元，创业模式多样，而现有研究未对创业群体内部的复杂性与影响要素加以关注，只是集中于农民工和青年群体，也有部分涉及新农人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后，返乡人才创业实践与政策理论生产存在一定的张力。大多数研究看到了政策作为外部环境因素的激励作用，但没有分析政策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困境，以及返乡人才在运用政策时采用的策略与方法。本研究关注返乡能人的创业实践，去除对主体的伦理预设与价值判断，基于田野调查归纳他们返乡创业的多样化路径，分析能人返乡创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机制与风险，进一步讨论返乡创业模式如何引领乡村人才回流，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渌田镇能人返乡创业的实践过程

攸县位于湖南省东部，渌田镇地处攸县最南端，全镇土地总面积108平方公里，下辖14个行政村，262个村民小组，13684户，总人口48641人，总耕地面积35515亩，人均耕地面积0.6亩。2021年，镇域经济生产总值23.1亿元，完成农业总产值3.46亿元，工业总产值1.4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0.73亿元，规上工业产业产值3.19亿元，总部经济税收2000万元。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资源下乡和惠农政策实施力度不断加强，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部分城市经济要素开始向乡村延伸和转移，城乡之间逐步形成一种新的推拉力量。学者们广泛讨论了乡村振兴的不同模式，比如自下而上的小农积累发展模式、自上而下的政府资源输入模式、自外而内的外部工商资本下乡模式、返乡创业精英主导内源发展模式，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解决传统小农与规模化大生产、流通大市场的固有矛盾，在商品经济框架内将农民组织起来以接轨现代农业，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李群峰，侯宏伟，2019）。在渌田镇，返乡能人在行政吸纳、关系拓展、市场驱动、情感联系等因素的作用下返回家乡创业，发展出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不同模式，培育了农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多种经营主体，推动政策、技术、资本、人才等各类要素向农村集聚，带动村民参与市场化生产和实现共同发展，在多重维度上重塑了农村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态。这里对四个资源禀赋各异的返乡创业案例进行分析，具体见表1。

（一）劳务能人回县投资置业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攸县政府开展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大批劳动力在外出务工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部分人回到县城投资置业。本文将这些经济资本来源于劳务积累的返乡创业者称为劳务能人。改革开放以后，攸县主产的煤炭、生猪、粮食向广东沿海地区流通，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外出寻找新的就业机会。1987年，面对新变化，县劳动部门组织输送157名农村劳动力到沿海地区务工。这是第一批有组织的外出务工人员，自此拉开了攸县劳务输出的序幕。1988年春，县劳动局派出工作组赴深圳考察，针对沿海地区的人员需求和县内劳动力过剩的现状，由县局劳动服务公司与深圳公交公司签订劳务输出协议，随后通过媒体宣传与职业培训的途径公开招聘汽车司机（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3：789）。同年3月，渌田镇成立劳动服务公司，各村设置劳务信息联络员。公司主要提供劳务市场信息、业务联系、纠纷处理、合同签订、财务管理和结算等服务。

在具体工作中，劳务公司与镇政府从三个方面着手为劳务输出铺设通道。一是，与外地工作的渌田籍人员保持联系，主动发函介绍家乡经济发展情况，更新劳务和经济信息；同时，乡镇政府设立劳务输出信息奖，对提供输出劳动力20人以上、实现收入1万元以上的人员颁发奖金与荣誉。二是，将劳务输出列入村组干部工作实绩考核范围，促使乡村干部主动“上门联姻”，以村为单位建立用工单位与劳动力之间的联系。三是，利用本土能人以师带徒，提升劳动力专业技能，牵头组成劳务队陆续输送劳务人员5000人，主要从事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行业。2000年开始，渌田镇务工人员逐渐发现汽运行业就业成本较高且竞争激烈，逐渐转向出租车、挖掘机、经商和建筑业；至2010年，渌田镇在全国各地有经商户2000户，出租车790台，大小基建包头500人，挖掘机2550台，劳务年创收2亿元，渌田镇被称为“挖掘机之乡”（周大鸣，刘玉萍，2011）。

在农村劳动力“离土离乡”寻求发展的同时，攸县政府大力实施“城镇带动”战略，推进“爱乡回流”工程，优化本地营商环境，出台一系列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在土地使用、地方税收、贷款担保、财政扶持等方面给予优惠，呼吁经济能人返乡投资、创业，参与县域经济的发展与转型。据报道，2000—2006年间，攸县籍劳务输出人员回乡创办企业500多家，牵线引进资金5.7亿元，占全县引资总额的48％；搭桥引进技术248项，占全县的47％；全县县属国有、集体改制企业中，86.7％是由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回乡经营；全县年产值5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中，90％由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回乡创办；行业涉及交通运输、水泥建材、矿山、轻工、陶瓷、商业等。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县约有2.86万名务工人员失业返乡，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16％。县政府迅速提供多项服务，尽力减少歇业，大力支持创业，全力帮助就业。县财政设立300万元专项资金，奖励和扶持返乡就业；注资500万元，支持担保公司，为返乡创业者提供贷款担保。至2009年2月，攸县共有320名返乡人员回乡创办烟花鞭炮、家具制造、电子电线等企业34家，组建专业合作组织37个，总投资1.73亿元，吸纳劳动力2600多人。在渌田镇，劳务能人蔡湘武在佛山经营城建工程事业，2015年他提出招募城市合伙人的概念，将自身业务优势与本地精英的渠道优势相结合，认缴500万元，合伙成立了中田建筑公司。通过制度化管理，股份分红的方式，中田建筑公司投资县城房地产项目1.2亿元，缴纳税收2400万元，提供120个就业岗位。简单来看，21世纪初期，渌田镇外出务工群体内部结构发生了改变，劳工型劳动力数量逐渐减少，技术型、业主型、投资经营型劳力占比持续增加（周大鸣，2021）。攸县经济发展模式开始从劳务经济向回乡置业型经济转变，农村劳动力由单一劳务输出转向劳务输出与输入的双向流动。这些外出务工人员成为具有资本、技术等重要竞争力的人力资源，带动了县域内经济结构的转型。

（二）经济能人返乡经营村庄

本文所讲的经济能人指的是通过在外经商积累经济资本的返乡创业者。这些人通过行政吸纳而返乡参与村庄管理，其创业实践的最主要特征是整合村庄的资源来发展集体经济。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土地集中流转、规模经营是能人返乡顺利开展事业的前提（焦长权，周飞舟，2016）。与外来资本入乡遭遇的水土不服相比，返乡能人与乡土社会有着亲缘联系，能够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快速建立商业链路与内部信任，减少创业过程中潜在的风险和交易成本。同时，基层政府出于树立本地区乡村振兴典型示范的压力，积极引入经济能人返乡治理乡村，扶持返乡能人创办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承接上级政府资源输入和项目落地的载体。以潞甫村桃源境文旅项目为例，返乡能人在获得行政身份后迅速整合生产要素，引入公司资本、职业经理人、村民参与发展集体经济。2018年，五星村与五一村行政合并，面临村支两委选举困难的问题，渌田镇政府引入经济能人尹某担任合并村潞甫村村支书。2021年，尹书记组织全村农田流转，以每户农田流转到村集体合作社，村集体再统一流转给种植大户或公司的模式，实现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18万元，村民每年增收60余万元。2022年，他以张家冲水库为依托，打造以果园采摘、农家乐、山地越野车俱乐部等项目为一体的桃源境田园综合体文旅中心。

在经营果园方面，尹书记组织村集体合作社承接了70亩金湘玉黄桃基地，发动本地商会网络构建农产品销售、流通的渠道，推出黄桃预购认养新概念。黄桃预购认养主要面向机关单位、公司商会、集体组织等，以年为限，每年每颗黄桃树认购费100元，果树产出全为认购者所有。若出现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每棵树产出未达到10斤，由经济合作社兜底。2021年，黄桃基地产值63万元，村集体合作社获益20万元，雇佣本村劳动力120余人，发放劳务工资26万元。中西部地区发展集体经济一般面临资金匮乏、组织管理能力弱、生产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政经合一”的村级组织承担着服务产前、产中、产后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并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双重功能（钟丽娜等，2022）。其中，村支书作为村两委与集体经济合作社的最大责任人，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创业过程中，返乡能人尹某一方面运用自己多年积累的商业网络与人际资源建立了农产品的流通、销售渠道；另一方面村支书身份使其拥有村庄组织与治理权力，能够解决农户组织化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社会嵌入、利益分配等问题。这类经营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组织农户规模生产，集中资金、技术、人力提升农产品产量与质量，推动农村社会整体发展和农业产业现代化转型，但也存在某些局限性，如过度依赖能人的个人能力与社会资源，不具备可持续盈利的能力与对抗市场风险的机制等。

除了村级组织管理的经济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外，尹某还引入返乡企业湖南渌溪休闲旅游开发公司、村歌社舞文化发展公司，以及职业经理人蔡梦林，与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合作经营桃源境文旅项目——潞水小筑农家乐与鹏程山地越野车。在合作经营的过程中，村集体提供土地与房屋，每年收取15万元租金。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用第一年租金分别入股两家企业，占股30％。企业日常运营由职业经理人负责，村委成员监理，优先雇佣本村村民。职业经理人是具有丰富的经营与管理经验的本村人，他们了解本地市场与消费逻辑，在协商合作模式与评估风险后，决定投资本村第二和第三产业。蔡梦林是渌溪农庄的总经理，回乡之前他与大儿子在佛山南海区经营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家庭年收入约60万元。在尹某多次邀约下，蔡梦林与妻子决定返乡投资农庄项目。蔡梦林出生于潞甫村油子塘组蔡氏家族，家族人数众多，经济能人辈出。他的父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担任村委会计，热心村内公益事业，捐资修缮了水渠与公路，一家人在村内享有很好的声誉。农庄运营初期，面临客源不稳定、设施不完善、服务流程不规范等问题，蔡梦林联合村委组织承办了乡镇行政接待、公司团建、节日庆典等业务，组建了一支专业化管理团队，制定了定价、采买、制作、出餐、清洁等各环节的标准，雇佣本村村民入职并进行技能培训。

返乡能人与村集体合作经营的公司一方面要遵守现代企业管理逻辑，另一方面要依靠血缘亲缘组成的乡村社会关系与村级组织的行政活动能力。因此，职业经理人经常会面临市场效益与人情关系相冲突的事件。在农家乐项目的创业过程中，蔡梦林将盈利目标与公益目标连接融合，通过对本村消费者打折促销的方式区分内外，营造出血脉同源、文化相亲的情感共同体。同时，公司以经营主体的角色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如为留守老人发放爱心午餐、捐赠教育基金等，树立了致富不忘桑梓情的企业形象。有别于其他市场主体，能人返乡创业面临场域叠加态的社会环境，即以事为本的工业社会场域与以人为本的乡土社会场域的并存（郭星华，肖翔尹，2020）。创业者若要稳步持续地发展合作经济体，需要将经济机制和非经济机制结合在一起，在加强乡村资源商品化、价值化的同时，遵守乡土社会的公共责任与人情伦理，因地制宜地调整管理经营模式，实现与当地人的合作共赢。

此外，在合作经营集体经济的过程中，村集体作为投资入股主体不直接参与日常管理与经营，只是发挥关系联结、政策监督的中介作用，更多依靠职业经理人或企业获得收益。从潞甫村文旅项目的案例中可以发现，村集体以地租入股分红，本着“利润共享、风险不担”的原则，实际上将更多的成本与经营压力转移给返乡创业的能人，难以维系长久稳定的合作关系。对于创业者而言，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入股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倾斜与财政补贴，短期内愿意投入更多资金与人力发展农村产业，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让利于村庄公共利益。可一旦政府项目结束或乡镇领导变动，村庄资源无法继续供给，合作经济体内部协议面临违约，村集体经济收入遭到损失，甚至可能引发市场风险向政治、信任风险转化的危险。

农业税费取消后，村级组织通过吸纳返乡能人，构建起多极化的农村权力结构，村庄治理由稳定秩序向促进经济发展转换（周大鸣，杨小柳，2004）。经济能人回乡后扮演村庄管理者与经营者的双重角色，通过承接下乡项目与创新经营模式对村庄分散资源进行整合，同时充分利用村庄社会的人际网络，带动农户参与集体经济发展，培育一、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经营模式，推动村民共同富裕。发展绩效表明，经济能人返乡创业能够显著提升村集体经济收入、重塑村庄治理体系、推进生态环境优化与文明乡风建设，各经营主体也在发展中实现共赢。

（三）农技能人入乡自主创业

如果说经济能人经营集体经济是个别乡村精英在国家权力、地方政府、市场效益共同驱动下的返乡实践，那么以家庭成员为经营核心的新型职业农民才是农村农业发展的普遍群体。朱启臻（2013）认为，农村种养能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基层创业的大学生都是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来源。他们以农业作为生计来源，不仅具有适度的经营规模和一定的资金投入能力，还能够组织农业产业化和提供社会服务（米松华等，2014）。在渌田镇，拥有农业技术的能人返乡创业成功后，迅速形成示范效应，带领邻近的农户投入农业生产，形成了良好的产业集聚现象。

刘德平是渌田镇江口村青蛙养殖大户。1996年，他跟随亲戚前往广州从事拖拉机运输行业；2004年，他通过民间借贷筹资50万元购入一台二手松下中型挖机，转行建筑业。当时，全国基建市场供不应求，劳动收益较高，刘德平在没有驾驶挖机经验的情况下跟风进入挖机行业。在很多项目实施过程中，他不仅工程完成质量不高，导致工期延长，增加了雇主用工成本；还由于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多发，身负伤痛。劳动技能水平与工资薪酬呈正相关关系，冒进的创业实践虽然在一定时间段内赚取了行业红利，获得了经济资本，但是低于同行水平的待遇与更多的用工时间使他的挖机业务陷入了恶性循环。2020年，他在生意伙伴的介绍下，在清远学习青蛙养殖技术，由于经验不足、市场环境不稳定，第一年亏损20万元。年底，他与妻子回到家乡江口村承包15亩农田准备再次养殖青蛙创业。青蛙养殖的时间为每年2至8月，对农田质量要求较高，每3年需要更换一次养殖场地。与普通种植业相比，水产养殖前期投入高、市场风险大，对农户饲料技术、养殖设施、环境控制、疾病控制的能力要求较高，但利润也相对丰厚。

刘德平的青蛙养殖场每年投入大致包括青蛙种苗3万元，农田承包费用3750元，搭建大棚花费15万元，饲料投入42万元，小工工资3万元，共计约63万元。2021年，他的养殖场出产蛙量5万斤，产值75万元，净利润约12万元。在养殖事业步入正轨后，乡镇中不少农户开始向其请教。他以“家庭农场＋农户”的形式，为没有启动资金的小农户提供种苗并培训养殖技术；等到青蛙成熟，以批发价收购，再统一流通到专业市场。与普通农户相比，农技能人返乡创业一方面具有良好的示范与带动作用，通过组织农户集体行动建构良性集群化成长机制；另一方面在面临市场风险时，能够协同农户、村级组织、政府等多元主体的渠道与资源，提升农产集群的核心竞争优势（王肖芳，2018）。简单来说，农技能人可以联合小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主体形成农业产业联盟，为农民提供生产资料、产品销售、专业技术，甚至打造区域性农业品牌，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和科技贡献率，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

综合来看，农技能人入乡自主创业呈现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家本位的打工模式向家庭经营为主的创业模式转变。在案例中，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兼具稳定性与效益性。家庭经营方式适合农业生产所需的高度灵活性、自觉性和责任感。家庭内部依靠非正式规范产生的家庭成员利他行为和家庭凝聚力，能够在没有外部监督和管理的情况下依然产生较强的内部自我激励性，从而保证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朱启臻等，2014）。刘德平与妻子共同经营的养殖场除了除草、卖蛙时段需要雇佣小工外，日常管理都由两人亲自完成。这样一来，既节省了用工成本，增加了农产盈利，又积累了更多农业生产经验。同时，家庭作为利益共同体，成员之间具有最大化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第一年清远养蛙失败后，妻子及时拿出家中的积蓄偿还欠款，并且作为共同贷款人向银行借款20万元作为再次创业的启动资金。青蛙的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病虫害多发，需要农户具备敏锐的市场感知能力。家庭灵活的信息决策形式能够快速有效地预见和抵御风险，提升农户的市场竞争能力。

第二，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与行为能力具有促进作用。在渌田镇从事青蛙养殖的农户大约有10家，承包农田超过150亩，年产值约550万元。在相似的地理气候环境下养殖同样品种的青蛙，有的养殖户因错判市场价格，导致农产品滞销，引发传染疾病，大量青蛙死亡，造成严重亏损。刘德平返乡创业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具备敏锐的市场感知与风险控制意识。比如，他从过往的务工经历中总结出“出货现结、概不赊欠”的经营原则，缓解了成本压力，避免了产业链上下游带来的资金风险。

农技能人入乡创业能够立足于乡土优势资源，与农户建立了合作共赢的利益联结，增强了联农带农发展的内生动力，培育了一批做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本土人才，构建了返乡创业集群良性的合作氛围，推动了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具体来说，能人具备的专业知识与运营模式被后继者模仿学习，衍生出产业相关、领域相近的经营主体，使得更多农村精英进入产业集群创业，从而产生链式效应，促进农业形态从小特产转变为大产业（赵利梅，2022）。同时，能人发挥自身在社区内部的影响力，协同内外力量，组织农户规模生产，共谋村庄发展。一方面，村级组织、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核的压力，重视本地特色产业的良性发展，制定有关产业扶持政策，优化返乡者的创业环境；另一方面，农业集群的形成本质上依赖于乡土社会的社会网络与信任体系，农技能人作为乡村农业发展的领头雁，在多主体的合作关系中处于核心位置。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与农业生产的风险，能人需要与农户建立良好、开放的沟通机制，共享商业信息，整合各方利益诉求，创新农业种养技术，实现农村农业发展的可持续。

三、 返乡创业引领乡村人才振兴的机制

人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素，吸引乡村人才回流与培育乡土人才是人才振兴的两条路径。目前，国家从顶层设计层面为人才回乡建立了行政机制与流动渠道，越来越多的人才在乡土社会的文化驱动下主动返乡。尽管学术界对返乡精英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但很少涉及如何让引进的人才在农村留下来这一问题。能人返乡创业的实践证明，产业发展与人才回流是一对互生共融的关系：能人培育产业，产业发展带动更多乡村人才回归。在理想状态下，“人育产业”与“产业引人”是一段进阶性的良性循环结构。在渌田镇的案例中可以看到，返乡创业的乡村能人对于培育农村经营主体，带领农村经济产业发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农村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各种不同类型人才回归乡村，如生产型人才、经营型人才、技能带动型人才、技能服务型人才和社会服务型人才等。他们在多重维度上重塑了农村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态。因此，以乡村能人引领的返乡创业实践是实现乡村人才内生性发展的可能路径，其内在逻辑如图1所示。

（一） 回乡能人：引领乡村人才振兴的关键力量

通常来说，能人是指具有突出能力、优势资源或者其他特殊才能的人。能人回乡是“三农”政策富集的成效，是城乡关系变化的新变量。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地区人力资源匮乏、资本短缺、设施落后导致发展现代农业需要依靠大量外生资源输入。回乡能人是村庄实现内生性发展的理想主体。他们立足于乡土社会资源，带来新的就业和创业需求，引领乡村组织化发展，推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转型。渌田镇乡村能人返乡路径主要有制度吸纳、市场驱动、关系拓展与情感联系等。

不同的返乡路径决定了能人在村庄共同体中扮演的角色，影响了产业发展的类型与经营模式，在不同维度上实现乡村人才的振兴。首先，行政体制对回乡能人的吸纳一般体现为培育乡村治理人才。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是乡村组织振兴和村庄发展最直接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也是村庄重要的治理主体之一。选拔兼具治理与经营能力的返乡能人担任村支书逐渐成为乡村社会和基层治理的普遍现象。在渌田镇的案例中，经济能人尹某以“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向上争取项目资源，向外吸引资本下乡，向内引导本村劳动力回流，通过创新经营理念，对村庄分散资源进行整合，推动产业发展。

其次，与行政体系对个别乡村精英的接纳相比，市场要素驱动下自主返乡能人是农村人才回流的主要群体。刘德平作为渌田镇青蛙养殖大户，他的专业知识技能与市场经营能力被邻近的农户模仿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传统农村养殖技术，衍生出与其产业相关、领域相近的经营主体，使得更多农户进入产业集群创业，从而产生链式效应。当创业稳定时，返乡能人可以发挥领头雁的作用，与农户建立合作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共享农业技术、市场信息、销售渠道，培养一批做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本土人才，增加农户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能力，让农业利润留在农村，由农民自享。

再次，关键产业带头人个人人格魅力与社会网络也是吸引乡村人才回流的重要因素。在渌田镇的案例中，蔡梦林与尹某良好的私人关系是返乡投资、产业合作的基础。蔡湘武招募的城市合伙人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个人社会关系的拓展。对于返乡能人而言，在创业初期，关系型拓展是产业合作的信任基石，也是商业信息的重要来源。在乡村行政区划经历多次调整后，传统宗族力量不断式微，家户之间联结变少，很多同属一个行政村的村民可能彼此并不熟悉。中国农村已从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社会。关系拓展是农村社会链接个人的普遍方式，也是建立创业网络关系，吸引人才、资金、技术回流的途径。

最后，乡土社会与能人有着不可分割的情感联系，如对家人的思念、家乡生活的眷念、乡土责任情怀等。返乡能人的情感动机是复合性的，既有出于照顾家庭成员的现实考虑，也有贡献家乡发展的责任伦理。在渌田镇返乡能人的生命历程中，家乡情感联系与个人事业发展有着密切的相关性。渌田镇的挖机产业、超市联盟都是依托家乡血缘、地缘优势占领某一行业市场的案例。出于富不忘桑梓的道德伦理，多数能人都表示愿意回乡捐赠或投资。总而言之，能人是引领乡村人才振兴的关键力量，也是激活本土人才的核心要素。他们在不同的推拉力作用下选择回乡创业，使城乡生产要素在不同的产业之间流转增值，推动了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转型。

（二）返乡创业：发展农村新业态的重要途径

与政府“输血式”的项目下乡相比，返乡创业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在政策扶持、资本下乡、乡土社会网络等多方力量的共同驱动下，能人返乡创业是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重要途径。目前来看，能人返乡创业的形式主要有投资非农产业、发展集体经济和以家庭为单位的自主创业。从渌田镇潞甫村的创业实践来看，集中流转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为农村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除了将农田流转给种粮大户外，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发展了黄桃、高粱、湘莲、油茶等多样化的种植业，“村集体合作社＋家庭农庄＋农户”成为主要的经营模式。这使得农民在农村具有了安居乐业的产业基础，农民的经济收入有了一定的保障。此外，经济能人尹某整合现有农业生态资源与基础建设，引入公司、经济合作社、新型职业农民等市场主体合作经营村庄桃源境文旅项目。自项目运营以来，集体经济增收40万元，民营经济增收70万元；村庄内部新增小卖部2家，家庭旅馆1家，农家饭馆1家，带动本村村民开展兼业型创业，促进多产业融合发展。

经济能人经营村庄从短期看获得了集体收益，改善了农村产业结构，提供了一定数量灵活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在集体经济富余的情况下，潞甫村成立了村级教育基金会，给予入学新生奖学金奖励，分别是本科生1000元，研究生2000元，博士生5000元；提供大学生寒暑假下乡实习的岗位，建立本村的人才信息库，增强村庄共同体的情感联结，培育、储备入乡发展的青年力量。潞甫村作为乡村振兴实施的示范村，无论是本村能人争取项目资源，还是乡镇政府出于政绩压力，共同指向了村集体经济成功发展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此外，村庄发展集体经济需要村支书具备超前的市场眼光与较强的组织运营能力，很多资源匮乏的中西部地区暂时不具备产业发展的能力，盲目打造“一村一品”不仅让村级经济状况陷入了窘境，还浪费了农村的公共资源。潞甫村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难以复制，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农村。

因此，若要实现村庄内生性发展，需要激活更多农户的能动性，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黄宗智和彭玉生（2007）曾提出改善农业隐形失业与收入过低的问题，出路应是发展市场化、规模适量的种植和养殖家庭农场。渌田镇农技能人通过发展以家庭经营为核心的养殖业，成功带动了周边农户参与农业生产，培育了多种形态的经营主体，形成了区域内的产业集群。创业初期，返乡能人以家庭为单位自主创业，自负盈亏，可以产生较强的自我激励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家庭作为利益共同体，成员之间具有最大化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灵活的决策形式能够迅速针对市场变化预见和规避风险。

事实上，市场导向的返乡创业实践可以激发村庄内生性发展的动力，以乡村能人为载体联结地方与超地方的发展要素，在多元行动中推动农村的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最终促进农村居民的全面发展。与返乡农民工相比，能人了解当地人的行动逻辑与价值系统，具备资本、技术、智力资源优势，能够利用乡土社会的人际网络组织农户灵活化、规模化生产，使更多的农业经营主体能够协商参与利益的分享，帮助农户挖掘和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此外，能人具备更强的市场风险抵御能力。在创业初期，创业者可能由于农业经验不足导致亏损，能人有足够的资金承担创业失败的风险，以及再次开展后续事业的底气。与市场不断磨合之后，成熟的创业模式与专业技术可以在农村社会起到示范作用。在此过程中，乡村各类人才不断回流，与本地人才一同构成了乡村社会的智力体系，形成城乡人才流动的良性循环。

（三）产业与人才的良性互动：人才振兴的基本逻辑

如果说能人回乡是人才振兴的初级阶段，解决的是引进人才的问题；那么返乡创业则是人才振兴的实践路径，解决的是留住人才的问题（李群峰，侯宏伟，2019）。渌田镇的产业发展过程和人才回流的结果充分体现了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从实践层面阐释了产业与人才之间互动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乡村人才振兴有三个基本目标：一是增加回流人才的数量，二是提升入乡人才的质量，三是优化乡村人才的结构。尽管国家政策规定了乡村人才振兴的发展目标与流动渠道，为人才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但农村社会仍然缺乏人才可持续发展的内部动力机制。中国农村社会情况复杂，不同类型的村庄发展有着多元化的人才需求，因此人才流入的路径也各不相同。从渌田镇人才回流的过程来看，多重动力驱动下的返乡能人在一定时段内补充了村庄发展的人才缺口，但这些能人的回归具有阶段性质，呈现出“返乡不离城”的特征。比如，经济能人尹某虽然在村内担任村支书一职，但仍保留了自己在县城的汽驾公司，每天保持着城乡两栖的生活状态。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很多返乡能人都是兼业型返乡创业，以托管的方式保留着原来城市经营的商业网络。如果聘期到期或返乡创业失败，能人还能退回城市生活，利用非农生产收益清偿自己的债务。因此，返乡能人的回归是激活村庄其他发展要素的催化剂，目的是通过返乡创业培育一批懂农业、善经营的本土人才，推动村庄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以产业兴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的加盟。

返乡能人是中国城乡关系中的新变量，体现着乡村振兴背景下人口流动的推拉原则。本文通过对返乡创业过程的分析，尝试构建一个人才与产业良性互动的循环模型。乡村人才流动有着不同的阶段特征：在产业发展的初期，制度吸纳机制吸引了治理型与经营型人才回流乡村，通过集体经营或合作经营的方式吸引各类生产要素向农村地区聚集；在产业发展的中期，市场因素驱动更多能人回归，同时培育了一批地理相近、文化相亲的本土人才，扩大产业规模，创新运营模式，实现区域性的产业集聚；在产业发展后期，引进人才与本土人才共同致力于村庄产业转型升级，吸纳更多类型的人才主动流向农村，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渌田镇的经验材料表明，乡村人才振兴必须与乡村产业形成良性互动和有机融合，完善人才流动的内外机制，才能实现“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的人才振兴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