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斯丽娟，女，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曹昊煜，男，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献来源：《内蒙古科学》2022年第6期。
摘要：数字技术进步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依托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县域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发育与城乡、政策、生产的良性互动是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从经济大循环的角度出发，“城镇经济循环”“城乡经济循环”“政策经济循环”共同构成了县域经济循环体系，集中体现了县域经济主体和空间的相互关联。但由于循环中存在摩擦因素，搜寻成本、验证成本、复制成本和追踪成本会阻碍县域经济循环和经济内生增长，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减少县域活动的四类经济成本提升县域经济循环体系的通畅性。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要持续推动要素信息数字化，加快工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同县域经济的深度融合，逐步实现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减少三道“数字鸿沟”导致的福利损失，以数字能力建设全面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县域经济; 乡村振兴; 数字经济; 循环体系; 经济成本;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持续奋斗，我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十四五”时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加快数字化发展，这充分体现了数字经济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紧密关联。《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9.8%,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关键动力。
县域经济是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全空域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源泉，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载体。从经济循环的角度出发，县域经济是功能相对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涉及生产、消费、流通、分配各个环节，也囊括国民经济多个部门，因此县域经济发展本身表现为多重嵌套的循环体系，也构成了国民经济循环的基本层次。从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传统经济活动广泛存在的经济成本使得县域经济循环体系面临诸多问题，亟待数字技术重塑县域经济发展格局。因此，深入探讨数字经济在通畅县域经济循环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理论机制、分析数字技术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实践场景是有序推进县域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在新格局发展势景下保障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应有之义。
2018年以来，中国县域数字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生活数字化对于县域经济的宏观、微观层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数字经济与县域经济的深度融合能够缩小县域内城乡发展差距，有效改善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也能够通过重塑产业形态提升县域生产活动效率。对于微观个体而言，数字经济主要通过社会分工效应加快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型,同时拓宽县域主体的资产配置途径，从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两个方面提升县域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纵观既有研究，其理论视角主要集中于数字经济对单一市场的影响，而忽略了数字经济在协调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在通畅县域经济循环体系的视角下探讨数字经济的发展效应，为数字技术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关联提出了新的解释。
一、相关文献回顾
数字经济是指由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区块链等一系列数字化技术组成的数字综合体，能够降低存储、计算和数据转换的成本。对于数字技术的经济效应，现有文献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相关研究。
第一，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多样化的经济模式，在重塑经济运行格局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生产过程中，要素的组合和企业组织共同构成了经济体的生产方式。由于信息传播的有限性，传统的生产过程具有要素线下搜寻和企业组织中心化两类特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要素市场的双边关系和企业结构在线上得以重塑，低廉的搜寻成本一方面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匹配，另一方面形成了企业管理去中心化的经济力量，提升了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水平。地区间贸易的成本主要来源于地理距离导致的运输成本，而数字经济的流通模式降低了实物产品的运输成本，并通过改善复制成本使得数字产品的边际成本趋于零，在极大程度上抵消了地理距离产生的影响。消费互联网的发展同样通过平台经济优化产品市场的交易行为，并依靠产品价格信息的透明化降低价格离散水平，改善消费者福利。最后，数字经济对分配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数字技术的“替代效应”会降低劳动力市场需求，提升资本收益份额,而数字经济的普惠性也可能拓宽劳动者融资渠道，以缓解融资约束的方式实现劳动力收入份额的提升。
第二，数字经济的发展效应对县域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层次均存在显著影响。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数字经济对县域经济的规模扩张和发展质量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具体而言，数字信息一方面作为一种新型的投入要素，能够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作为新型的生产方式，在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创新创业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最终加快实现县域经济增长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发展平衡性的角度出发，数字经济是推动乡村振兴，弥合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资源可得性、优化服务效率和创新服务的方式促进农业部门增长，随着收入增加和固定资产深化，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会挤出农业部门劳动力，进而通过就业转移和自主创业缩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改变了家庭投资行为，家庭风险资产配置能力的优化能够提升财产性收入，增加总体家庭财富，减少区域发展的机会不平等。
第三，数字经济对微观主体的作用场景也是现有文献关注较多的主题之一，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村电子商务的增收效应。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仅能够直接提升电商经营者的收入，还可以通过溢出效应改善总体收入水平。二是数字金融的创业效应。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应用场景，数字金融的发展和推广能够有效提升创业活跃度，并且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对企业创业均存在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在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和注册资本较少的微观企业中更加明显，体现了数字金融的普惠特征。三是数字化的福利效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扩散，城乡数字鸿沟和红利差异逐步缩小，信息检索和传播增加了居民获取信息的方式，减少了弱势群体在主观福利上的劣势。
既有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经验解释，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拓展了数字经济发展效应的文献。既有研究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效应的分析主要集中于收入、就业和资金配置等领域，而对于数字经济的典型特征没有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数字经济的成本效应为研究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将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与县域经济循环相结合，探讨了数字技术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现有文献重点关注了数字经济对县域经济中特定市场的影响，而相对忽略了市场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将县域经济中的不同市场相互关联，深入探讨数字经济对县域经济循环体系中不同环节的影响。三是为发展数字经济通畅县域经济循环的具体路径提供了多场景分析。在明确数字技术影响县域经济成本的内在机制之后，进一步提出通过发展数字经济通畅县域经济循环体系的场景和路径，为县域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图1 县域经济循环体系的构成
二、县域经济循环体系及其经济成本
县域是我国基本的行政单元，县域经济又是经济循环中的基础环节。从经济活动的地域划分看，县域经济既包含城镇，也包含乡村；从生产活动的产业结构看，县域经济既包含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又涉及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的消费；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看，县域经济既能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能通过有为政府合理调控经济运行。因此，县域经济作为开放的经济系统，构成了完备的循环体系。但是，由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于城市地区，因此经济摩擦也可能阻碍经济循环的通畅性。
(一)县域经济循环体系的构成
从经济循环的角度出发，县域经济的运行过程既包含从要素投入到分配的全部环节，又具备城镇与农村间的沟通交流，同时，政府决策与经济活动之间也存在一定关联。因此，县域经济的循环体系包括城镇经济循环、城乡循环和政策经济循环三种形式，三者的基本内容如图1所示。“城镇经济循环”是县域内部和不同县域之间经济循环的集中体现，主要包含城镇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两个子循环。在要素市场方面，城镇地区作为县域经济活动的基本空间，集聚着相对丰富的金融资本、熟练劳动力和新型数据要素，县域内的工业和服务业通过要素市场的搜寻和匹配，吸纳符合需求的生产要素实现经济产出，并根据要素贡献大小分配生产所得。在要素市场的长期运行中，金融资本得以壮大，人力资本水平不断积累，数据规模和质量得到优化，要素市场循环实现了县域比较优势的动态结构改善，塑造了县域经济参与高级生产分工的条件。在产品市场方面，工业和服务业是在县域经济中所占比例较高的经济活动，而城镇需求主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城镇内的消费者对工业品和服务业产品的购买，另一类是产业链分工差异引致的县域间产品贸易。通过产品市场循环，县域内的经济剩余一方面能够改善居民福利，另一方面能够加快推动产业升级，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
“城乡经济循环”是县域经济循环体系中实现城乡互动的根本方式。城镇和农村经济之间的循环体系同样以要素和产品市场为基础。农村地区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和非熟练劳动力，二者一部分用于农业生产，剩余部分进入要素市场参与城镇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分工。在这一过程中，农村集体获得土地要素出让的收入，而非熟练劳动力转换为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熟练劳动力，并获得劳动收入。在产品方面，农村地区同时具备供给方和需求方的特征。一方面，农业产出通过参与产品市场循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另一方面，城镇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品被农村居民消费，最终构成产品市场的城乡循环。城乡经济循环导致了三个方面的经济后果。一是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转移使得县域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二是收入差距不断缩小，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和农业从业人员的减少，不同部门间的收入水平也会重新调整，城乡收入逐渐趋同。三是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产品交换使得多样化需求得以满足，城乡供求关联更加紧密。
“政策经济循环”是政府决策端参与县域经济循环体系的直接途径。政策支持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适当的经济政策能够推动县域经济摆脱低水平均衡，实现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政策与经济活动的相互关联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财政金融政策对要素和生产的提升作用。资源约束是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通过财政投入和金融政策优化资源配置，是采用政策手段保障要素供求平衡和生产性资源可得性的重要路径。二是产业政策对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产业附加值低、生产布局分散和企业组织效率不足是中西部县域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实施产业结构升级政策、产业组织优化政策和产业布局集聚政策能够有效改善县域产业发展的难题。三是城镇化政策对城乡居民福利的改善作用。放宽城乡户籍约束、加快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是构建城乡统一市场、推动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措施。反过来，县域经济发展同样能够为政策变迁提供动力。随着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迁会对生产要素提出新需求，不断扩张的城镇规模也会导致公共服务供求失衡，使既有的政策措施不再满足现实需要，最终推动县域经济政策向符合发展目标的方向优化。
(二)县域经济循环体系中的摩擦因素
在理论上，县域经济循环体系能够内生地实现经济增长、要素结构优化和生产方式转型，但是因经济循环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摩擦因素而导致县域经济循环通畅性减弱，最终使县域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和结构性失调。
1.要素市场规模与结构性失衡
县域经济生产涉及的行业范围较广，因此要素需求的种类也相对较多，土地、资本、劳动、技术和数据等都是县域经济生产中的必要投入。然而，县域经济要素市场发育的不完备性、要素市场循环中的供求差异导致各类生产要素供给需求的规模和结构不匹配，其中，资本、劳动和数据要素的市场失衡更加明显。在资本方面，城乡金融发展的差异性和金融抑制导致县域资金投入的缺乏。1994年财税金融改革以来，资源要素的集中配置降低了县域金融资本的积累速度，商业银行大面积退出县及县以下地区，信贷资源逐步向大城市、大企业倾斜，县域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不断提高。在劳动力方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中心城镇的虹吸效应导致县域人力资本总体水平较低。随着城乡要素交流的深化，劳动力向中心城镇的集中趋势和县域产业布局分散性共同决定了县域人力资本净流出，产业升级与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在数据要素方面，县域数字经济新业态尚处于探索阶段，数据投入产出效率相对不足，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发展受到要素投入的制约。
2.县域产品市场的竞争力不足
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发展存在紧密关联，要素市场的摩擦最终决定了县域产品市场的竞争力不足。在农业发展方面，由于城镇和农村土地市场的分割，中心城市能够以较低的价格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转换为国有土地，并通过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获取财政收入。这一“土地财政”的运行模式一方面导致县域土地的流失，另一方面减少了农业生产者用于改善生产效率的资金来源，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转型升级。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方面，县域金融抑制和人力资本流失使得企业长期面临融资约束，并且在技术研发和规模扩张方面缺少人才支持，因而在产业链分工中被“锁定”在相对低端的位置，难以通过自身积累提高生产附加值。除此之外，县域间的增长竞争同样可能引致大范围的重复建设，减少生产多样性和竞争力。
3.城乡发展充分与协调性分化
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不协调集中体现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充分和城乡关系的不协调，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的不充分性。一方面，县域经济中的生产要素长期外流使得要素市场的参与者不断减少，延缓了农村地区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在县域内农村地区发挥的作用较小，居民自雇、民间借贷等非市场因素对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具有较为广泛的替代作用，合理的价格机制形成有待构建。第二，城乡产品市场的消费差异性。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市场分割导致二者的消费差异，农村的消费品生产种类较少，产业链附加值相对较低，难以满足县域城镇地区的多样化需求，并且由于地理距离的限制，农村地区对县域城镇工业制成品的消费能力也不足，城乡间的产品经济循环能力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第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协调性。县域农村居民市民化速度较慢和公共物品的规模效应特征构成了县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矛盾。县域内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碍了农村居民向城镇居民身份的转换，进而导致城镇户籍人口规模的较慢提升和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形成了“重生产，重投资”而轻“人”的城镇化模式，城乡发展的不协调最终归结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协调。总体而言，三类不充分和不协调共同导致了县域城乡发展的充分性与协调性的分化，削弱了城乡经济循环体系。
4.政策与经济双向良性循环缺失
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财政、金融和产业政策的支持，从循环的角度出发，县域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行为空间，县域经济发展为政策变迁提供方向和动力。但在当前的县域经济发展中，尚未形成政策和经济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是县域财政收支不均衡。纵向失衡是中国分税制改革以来各级财政收入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县域企业自生能力较弱，居民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加剧了县乡两级的财政压力，显著抑制了财政政策促进产业发展的功能。二是金融政策监管效率不高。县域金融市场除了面临严重的资金约束外，信息不对称也是影响金融政策实施效果的关键因素。由于金融机构无法有效追踪企业的投资行为，因此可能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进一步减少金融机构向县域配置资源。三是产业政策实施路径不明晰。通过明确县域比较优势确定产业分工是制定产业政策的主要方式，但县域生产性信息的不完善和生产数据管理水平的不足，难以判断特定地区的比较优势，从而弱化了产业政策对县域产业发展的指导和支撑作用。
(三)县域经济循环体系中的经济成本
对于县域经济循环体系中存在的摩擦因素，相关理论从地理距离、资源禀赋、信息不对称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解释。但实际上，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经济因素，其本质是通过改变县域经济运行的各类经济成本，影响县域经济循环体系。因此，本文从经济成本的角度出发，解释县域经济循环体系中各类摩擦因素的来源，如表1所示。
1.搜寻与匹配：要素市场中的经济成本
在同质性要素假设下，金融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功能是通过价格机制合理配置要素资源。但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产业和企业对要素的差异化需求提高了资源配置的困难程度。在异质性企业和要素情形下，要素市场不再是完全竞争的，而是由搜寻和匹配构成的契约系统。一方面，金融资本的配置严重依赖于对风险和收益信息的把握，但县域经济中缺少信息在金融机构和企业间的流通机制，对于优质企业和金融资本的匹配机制也有所欠缺。在此情形下，金融机构会减少县域层面的资源倾斜，增强县域经济中的金融抑制。另一方面，由于个体能力和企业经营状况的透明度不足，信息不对称问题显著提高了县域劳动要素市场的搜寻成本，技术型企业和熟练劳动力在县域内的匹配难度较大，进而导致了人力资本和高端产业的外流。
2.验证与运输：产品市场中的经济成本
较低的产业链分工地位和较为缓慢的经济剩余积累速度是县域经济产品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从生产的角度出发，县域间的增长竞争导致了生产的分散和重复建设，削弱了产业布局的集聚性和规模收益。不同县域之间资源禀赋的相似性导致生产分工的近似，而分工的趋同又进一步降低了产品多样化水平。从需求的角度出发，县域内的城乡交换和县域间贸易是县域经济需求端的主要构成，但由于农村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和县域间的地理距离，较高的运输难度减少了城乡和县域间的贸易来往，因此，制约县域产品市场发展的经济成本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产品生产趋同导致的验证成本，即消费者无法通过获取产品差异信息来选择特定的产品。即使县域经济生产的产品质量高于城市，也无法得到消费者的有效关注。二是自然距离导致的运输成本，即距离因素驱动的市场分割减少了县域间的贸易规模。
3.复制与服务：城乡协调中的经济成本
城乡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受到搜寻成本、验证成本和运输成本的影响，而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协调性主要源于复制成本，并且主要体现在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延伸过程中。对于传统的教育和医疗行业，知识和医疗服务传播的边际成本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开展跨地区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异常困难。因此，教育资源和医疗设备的稀缺性使得公共服务无法以较低的成本向农村地区流动，导致县域内城镇与农村享受的公共服务始终存在一定的差距。
4.追踪与管理：政府决策中的经济成本
政府决策与经济活动间的良性循环关系体现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改善，但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政策的实施与扩散也面临着诸多成本。一是政策实施的追踪成本。以行政方式干预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倾斜，例如财政投入结构的变化或金融支持。但由于政府和经济决策主体、政府纵向网络间的信息不对称，政策制定者无法全面追踪资源的流动方式，可能导致实施结果与政策目标背道而驰。二是政策实施的管理成本。财政、金融和产业政策的实施是系统性工作，仅依靠基层工作者的监督管理难以兼顾政策实施的各个领域，最终在财政收支、金融倾斜和发展目标的甄别等方面出现政策缺口，使得管理成本大幅度提高。
表1 县域经济循环体系的摩擦因素与经济成本
三、数字经济与县域经济循环体系：机制与路径
市场中的多重经济成本阻碍了县域经济循环体系的通畅性，严重制约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而数字经济发展为重塑传统要素和产品市场带来了新机遇，也催生了县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场景和新业态。
(一)数字经济影响县域经济循环的内在机制
从数字经济的特征看，将数据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使得海量计算和高效传输成为可能，信息的收集、储存、传输及标准化利用得以突破时空界限，各类经济部门通过独特的组织方式集成在一起，扩大了经济主体潜在的搜寻范围和数量。其次，数字产品的非竞争性也促使运输和边际成本趋向于零，改善了距离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最后，数字化验证能够更加便捷地追踪个体信息，保证企业或组织的线上声誉。因此，着力发展数字经济能够有效实现县域经济成本收缩，对通畅县域经济循环体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1.优化供求匹配：数字化与搜寻成本
数字信息发展通过精准的供求匹配降低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搜寻验证成本。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搜寻成本同时存在于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对于前者而言，较高的搜寻成本体现为劳动和金融资本供给和企业需求的不适配性；对于后者而言，对特定产品的识别与验证降低了产品市场的匹配精度。随着就业信息平台的出现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线上劳动力市场能够极大地降低企业和个体在市场中的搜寻难度，缓解就业市场中的结构性失业和资源错配问题。另一方面，消费互联网的“声誉效应”和“长尾效应”提升了产品市场的线上福利。县域线下产品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县域间产品生产的同质性和空间分散性导致线下声誉积累水平不足；二是生产多样性缺失导致需求分布的尾部群体难以满足。线上消费市场实现了不同地区的产品整合和广告信息的精准投放，扩大了县域产品市场的覆盖范围并增加了消费者的消费种类。经过长期的数字化交易，提供优质产品的县域生产者能够有效积累线上声誉，尾部消费者的需求也得以满足。通过优化要素和产品的匹配质量，数字经济发展保证了县域城镇经济循环体系的通畅。
2.均等城乡服务：数字化与复制成本
数字产品发展通过边际成本递减特征降低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复制成本。相较于传统公共服务的扩散方式，教育和医疗资源数字化更便于实现跨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其原因在于，数字化产品具有较低的边际复制成本，以网络课程和线上医疗帮扶为代表的数字化公共服务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传播成本几乎不存在差异，因此能够较为全面地覆盖县域内边远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实现公共服务在地区和群体间的均等化。虽然当前数字化公共服务的蔓延处于起步阶段，数字鸿沟削弱了县域内城乡教育和医疗的普惠性，但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改进，基于数字技术的公共服务将会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
3.消融距离约束：数字化与运输成本
数字平台经济通过统一的产品配给降低城乡间和县域间贸易的运输成本。城乡和县域间的运输成本主要来自线下的市场分割，而数字平台经济的出现有效替代了线下需求，从供给方式和需求集中两个方面来改善交易中的运输成本。标准化的产品需求往往无法在县域内得到满足，因此需要通过互联网平台在全国范围内对产品进行调配。随着县域需求的不断增加，规模效应和网络外部性会驱动生产者在需求较高的地区进行生产性投入，避免距离较远的交易行为。除此之外，数字经济通过识别偏好的空间差异决定企业生产布局。已有研究认为，产品需求具有明显的空间相似性,因而企业可以使用数字化手段识别不同地区的需求特征，并通过改善自身的产业链布局接近需求较高的产品市场，实现短距离交易。
4.强化治理能力：数字化与追踪成本
政府和相关组织通过工作流程数字化降低政策实施中的追踪与管理成本。在政策性投入方面，以“淘宝村”为代表的农村电子商务能够通过制造业企业集聚改善县域财政收入能力，财政收入的增加又为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二者构成了政策性投入与县域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关系。在政策性管理方面，数字经济的全流程和全解析性保证了数字化信息具有全程可追溯和不可篡改的特征，在降低财政税收征管、追踪企业政策性资金使用等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具有重要作用。数字经济和数字化治理为降低县域政策实施的追踪和管理成本、实现政策经济良态循环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
(二)数字经济通畅县域经济循环体系的基本路径
在理论上，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合理匹配生产消费供求，降低各类经济成本。在经济发展中，数字技术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具有多元性，能够通过多种场景优化生产和消费结构。对于县域经济发展而言，数字经济可以从提高要素劳动力和金融资本市场搜寻效率、重塑产业格局和企业组织形式、改善公共服务和治理能力等方面加快构建更加通畅的县域经济循环体系。
1.以县域要素产品信息数字化通畅城镇经济循环
降低经济循环中的搜寻成本、验证成本和运输成本是通畅城镇经济循环的关键。第一，加快构建县域劳动力线上就业平台，以政府补贴等优惠政策吸引县域内外企业入驻，精准推送劳动力和企业信息，提高就业匹配水平，降低县域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减少要素企业外流。第二，保障数字普惠金融平稳发展，缓解县域企业居民融资约束，在提升金融资本可得性的同时降低金融违约风险。第三，积极参与工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建。一方面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县域生产企业对5G等数字化技术的采纳，建设县域工业互联网，提高产品质量；另一方面，推广智慧农业和电子商务，打造符合比较优势的农业分销网络和产品品牌，着力提升线上声誉，扩大产品销售市场。第四，提升县域需求层次，吸引技术型企业产业链布局，最终实现县域要素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双重目标。
2.以县域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通畅城乡经济循环
通畅县域城乡经济循环的关键在于加快推进农村居民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技术普及来强化县城与周边中心城市、县城与乡镇的经济关联，降低城乡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进入门槛和信息摩擦，加快构建统一的县域经济市场。对于实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数字化转型。一是公共服务资源数字化。依托县域优质资源，搭建线上教育平台，推进区域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实现教育医疗固定资本、人力资本等资源的共享。二是公共服务管理数字化。通过建设核心数据集成中心，动态监测线上平台的运营状况，提高数字化公共服务管理效率。三是公共服务场景数字化。在多元场景下开展数字化公共服务，以在线教育、互联网预约、线上诊断等方式拓展县域公共服务新场景。
3.以县域政府决策治理数字化通畅政策经济循环
政府决策与治理的数字化是指政府部门或基层治理组织通过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式，开展高效的经济研判和政策工具选择。以数字化技术支撑政策经济循环需要着力提高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提高县域信息数字化能力。将农业数字化、物流数字化、帮扶数字化、生态治理数字化等多元场景纳入县域数字化体系，推进县域各领域贯通互联，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数据要素。二是提高县域数字化监管能力。推动县域政务数字化，优化行政流程，保障政策性收入。充分结合金融、产业帮扶政策与数字化技术，合理监管政策性资源的流动方向和使用效率。三是提高县域数字化基层治理能力。依托“智慧党建”等数字化平台，构建覆盖县域各乡村的立体化协同治理体系，加强党对县域基层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
结语
县域经济发展是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关键，而数字经济发展在通畅县域经济循环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依托数字技术推进县域要素和产品市场发育、城乡融合发展和政策经济良态互动仍存在一定的挑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县域数字化建设水平。一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县域数字化建设的全面领导，在全面应用数字化技术、享受平台经济红利的同时，减少“价格歧视”“大数据杀熟”等垄断行为对县域居民的影响，保障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二是要降低数字不平等程度，不断提升互联网普及率，弥合互联网接入、互联网使用能力和互联网使用效果三重数字鸿沟。三是要避免线上信息对线下福利的损害，明晰数字产权和归属，保证数字新业态权责统一，减少由于数据泄漏等因素导致的线下福利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