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丁士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国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陈良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

文献来源：《新疆农垦经济》2020年第9期。

摘要：文章基于 950份农民工家庭生计调查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经济、社会、心理和综合等 四个维度的城市融入指数，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各维度城市融入的影响，进一步认识不同的社会资本 在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不同的社会资本会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不同的影 响。社会资本投资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四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投资比重增加，促进作用 会随之下降。社会资本质量和层级会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层级的作用更加全面。不同的社会资本对 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有一定差别，对老一代农民工影响更为显著。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融入；社会资本；主成分分析

一、引言

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网络资源，能够给资源所有者提供帮助，在决策和行动层面对资源所有者产生重要的影响。个体的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础概念，通过个体之间形成的社会网络能够获取一定的社会资源。农民拥有更为丰富社会网络资源能够显著增加他们进城打工的机会，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的经济地位以及融入水平。然而，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入，可以进一步完善：（1）现有研究，多将社会资本根据进城前后划分为两类。李文龙等学者的最近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可以进行更为系统的界定。借鉴最近研究，对社会资本异质性进一步探讨有利于更加细致了解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2）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可能同现有研究一样，对不同群体的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可能会在城市融入维度间进一步体现。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投资社会资本固然有利于增加社会资本量，但就像其他经济要素一样，投资带来的收益并不一定一直成正比，其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曾起艳等在研究人情消费支出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时，发现它们的关系是倒“”形的。在拐点之前，增加人情消费会促进情感沟通和人际交往，提升幸福感；在拐点之后，增加人情消费加剧生活负担与压力，降低幸福水平。结合以往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说：

假说1：社会资本投资会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但是这种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

有的学者将可以借钱给自己的亲友数作为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发现社会资本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种社会资本能够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进而增加人们的消费能力。秦海林和高軼玮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显著促进家庭消费升级，其中对城市居民家庭效果更加显著。李文龙等用农牧民愿意帮忙的人数作为社会网络地位衡量农牧户社会资本可利用量，认为提升居民个体的社会资本可利用度可以提高居民生活的满意度。显然，社会资本投资不一定能够带来实际产生帮助的社会资本，该类型的社会资本应该会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产生不一样的效果。所以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说：

假说2：社会资本质量会对农民工不同维度的城市融入水平产生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正向的。

徐定德等研究认为,事业单位的社会资本更会影响人们的就业距离倾向。张爽等以类似的方式衡量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市场力量，其作用可能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而减弱。但是传统中国深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尤其农村受传统影响更为浓厚。类似社会资本的力量对来自农村的农民工而言，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亲朋好友中若是有干部或者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往往会对身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产生更大的实际帮助，提高其社会地位。因此提出第三个假说：

假说3：社会资本层级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的影响将会比社会资本质量更加全面。

三、数据来源、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包含调查农民工的基本生计信息，如人口、家庭资产、居住条件、社会交往和家庭收支等内容。课题组选取广东和湖北作为调查省份，选择农民工工作和生活相对集中的区域，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共调查农民工家庭972户，回收有效问卷950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7.74%。

（二）变量和描述性统计

1. 因变量的描述

借鉴综合测量法，本文从经济生活、社会文化和个人心理三个维度构建城市融入指数，衡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城市融入指标体系权重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测度。

2. 自变量的描述

将社会资本区分为社会资本投资、社会资本质量和社会资本层级。

3. 控制变量

主要控制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动模式等。个体特征层面，控制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自评健康状况等。家庭特征层面，控制是否有耕地、家人是否随迁和老家房屋面积。流动模式，控制了流动距离。

（三）模型设定

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代表农民工个体的城市融入水平，表示农民工个体的个人特征，表示农民工个体的家庭特征，代表农民工个体的社会资本，表示流动模式，为模型的残差项。

四、实证研究

（一）农民工社会资本投资对城市融入的影响

人情支出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在社会维度影响最大，个人心理维度其次，经济维度最弱。这间接验证了当前研究，有学者指出人情支出对居民的消费等经济影响既有挤出效应也有促进效应，何种效应起主导作用存在争议。从社会角度来看，理性的人情支出能够使支出者得到一定的地位获得感，往往能够促进农民工社会和心理层面的城市融入。因此，社会资本投资总体上有利于农民工城市融入，对社会层面的影响更为显著。

以人情支出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对人们的幸福感、家庭负担等方面的影响呈非线性。社会资本投资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在经济、社会、心理和总体四个维度均正向显著，且对社会文化领域影响最为显著，关系均是倒“”形的。随着社会资本投资的不断增加，对城市融入率先出现负向影响的为心理维度，然后是社会、综合和经济维度。当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农民工逐渐将该项支出视作一种负担，首先从心里上产生排斥，然后影响社会和总体维度。当社会资本投资进一步增加，最终对农民工的正常经济生活产生影响，阻碍经济维度的融入。

（二）农民工社会资本质量对城市融入的影响

社会资本质量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正向显著。分维度来看，经济层面的影响更为显著。与农民工群体的接触中，发现能够让其感受到最直观的社会资本为帮助他们解决经济压力的人群。农民工多为非正式城市居民，由于社会保障、户籍等制度的阻碍使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给予介绍工作、缓解经济压力对农民工才是最直观的帮助。章元和陆铭的研究也表明，农民工群体的亲友数量会对就业起促进作用，使农民工的收入增加，缓解城市生活成本。该结果验证了假说2，即社会资本质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主要体现在经济维度。

（三）农民工社会资本层级对城市融入的影响

社会资本层级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在社会文化维度最高，其次是综合融入，在经济生活维度影响比较小。社会资本层级在个人心理维度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并不显著。结合数据调查中的发现，拥有社会资本层级对农民工就业类型、就业单位性质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不仅如此，还会使农民工更加认可本地的城市文化，参加当地的一些社会组织。但是，社会资本层级较高的农民工多为近距离省内务工，我国的老乡地域观念多是以省域来划分的，近距离务工没有使他们产生心理上身份的疑惑，所以社会资本层级对心理融入影响并不显著。

五、进一步探讨

（一）社会资本投资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就新生代而言，人情支出水平只在社会文化维度的影响较为显著。当用人情支出比重衡量社会资本投资时，对老一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随着社会资本投资比重的进一步增加，率先对城市融入不再起明显正向影响的为综合层面，其次为心理、社会和经济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总体融入呈倒“”形的影响，分维度均不显著，拐点较低，说明社会资本投资对他们城市融入的促进作用较小。原因可能是老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多为同时代的人群，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为重视人际关系，人情也更能发挥相应的作用。新生代受社会改革的影响更为深刻，更加认同市场的力量。人际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认可当地社会文化帮助较大，对经济生活和心理认同的影响并不显著。因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更加规范，受教育水平更高，社会资本等人际关系发挥的空间并不大；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农村的时间并不长，无论社会资本多寡，他们对农村的认可度都比较低，所以社会资本的变化对心理融入影响不显著。

（二）社会资本质量对不同代际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社会资本质量对老一代农民工在经济生活、综合融入和社会文化维度影响均正向显著；对新生代不显著甚至为负。对比总体结果，社会资本质量主要对老一代农民工起促进作用，能够促进他们在经济、社会和总体维度的融入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不明显。

（三）社会资本层级对不同代际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社会资本层级对老一代农民工在经济生活、社会文化和综合融入维度影响显著，对新生代农民工各维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和总体相似，社会资本层级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主要为社会文化维度，其次是综合维度和经济维度。对比社会资本质量，社会资本层级对老一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显现更大的推动作用。

六、结论

具体结果表明：首先，社会资本投资的增加，会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关系是非线性的。当社会资本投资比重过高时，对城市融入的促进作用逐渐弱化。率先起阻碍作用的是心理维度，然后是社会、综合和经济维度。其次，社会资本质量对于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推动作用，但更多的是经济层面，其他方面的影响不明显。再次，社会资本层级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维度更为均衡，无论总体或是各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后，不同的社会资本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影响不尽相同。社会资本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而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并不明显。

虽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融入城市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存在一定的限度。因此，对于社会资本的投资要注意它的适度性，当社会资本投资过多时，注意对个人资本等方面的积累，避免短板效应。社会资本质量表明对他们融入水平起到促进作用的多为经济方面，间接印证了农民工在城市中认识的人际关系网络较为单调，在熟悉当地社会、融入个人心理方面人际关系网络较为匮乏。社会资本层级表明，拥有更高社会地位的关系人脉对农民工融入城市起到显著的作用，这可能与农民工多从事非正规就业有一定关系，表明非市场力量仍不容忽视，尤其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而言。代际之间的差异表明社会资本的作用可能正在弱化，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可加强个人资本、政策等方面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