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樊胜根，中国农业大学资深讲席教授、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院长。

文献来源：《中国农村经济》2022年第12期。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坚持人民至上，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要求“树立大食物观”“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食物观为粮食安全赋予了新的内涵，对农业食物系统（以下简称农食系统）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树立大食物观已经成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大食物观为什么提出、内涵是什么、有什么新要求、如何践行，对于新形势下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食系统面临的新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障粮食安全和提高全民营养方面取得卓越成绩，到2021年年底粮食生产实现“十八连丰”，口粮绝对安全。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我国营养不足发生率显著降低，膳食能量供应不足问题已得到根本性改善（中国营养学会，2021），居民膳食消费结构由“粮菜型”向“粮肉菜果”多元型食物需求转变。

农食系统是提供居民食物与营养供应，满足食物消费和营养健康需求的保障，也是实现国民营养、粮食安全、环境生态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Fan et al.，2021；FAO et al.，2021；周应恒等，2022），其涵盖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和食品工业的食物生产、储藏、运输、加工、销售和消费环节及所有的参与者及其相互关联作用，以及所嵌入的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中国农业大学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等，2022）。然而当前，我国农食系统正面临膳食结构不合理、资源趋紧和环境退化、国际环境不稳定等多重风险挑战。第一，居民面临膳食不平衡的问题，微量营养素不足和超重肥胖同时存在。中国居民食用油和盐摄入量偏高，而全谷物、深色蔬菜、水果、奶类、鱼虾类和大豆类摄入普遍不足（中国营养学会，2021）。我国成年人超重肥胖率超过50%，6-17岁、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分别达到19%和10.4%（国家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2020）。2017年中国有310万人的死亡与糖尿病和心脏病等饮食相关疾病有关（中国营养学会，2021）。第二，资源环境方面，高投入驱动的农业与食物生产、流通（储藏、加工、运输）、消费方式的环境代价高昂、不可持续。我国生态环境本底脆弱，局部区域生态系统质量不高、稳定性弱等问题突出，农业生产或其他活动挤占和破坏重要生态系统和重要生态空间问题仍时有发生，生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Rosenzweig et al.，2020），影响农业生产，2008-2018年中国农业受气候灾害影响遭受的损失累计达9760亿元人民币，占全球农业累计损失总量的55%（FAO，2021）。第三，国际环境方面，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突发事件加剧了贸易和投资风险。我国大宗农产品进口依赖度不断提高。2021年，包括大豆在内的粮食进口量达到16454万吨，相当于当年国内粮食总产量的24%。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全球疫情、气候变化和地区冲突，给全球粮食市场带来剧烈冲击，也增加了我国食物安全面临的外部风险（程国强、朱满德，2020）。

因此，在新时期多重风险挑战下，保障粮食安全要求关注重点从粮食生产拓展到食物全产业链，推动建设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侧重数量向注重食物“数量、结构、质量”多重目标拓展，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二、大食物观的科学内涵

大食物观是新时期我国粮食安全观的发展，是为了全面应对未来食物安全风险挑战，保障多元化食物供给安全。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在中央层面正式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2016年“树立大食物观，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满足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2017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百姓的食物需求更加多样化了，这就要求我们转变观念，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2022年，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大食物观进行了详细阐述，指出“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保障未来食物安全，不只是重大的民生问题，还是重要的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树立大食物观”，“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粮食等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新形势下，大食物观为粮食安全赋予了新内涵，也为建立可持续的食物安全保障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大食物观体现了国家农业发展目标从侧重粮食安全向粮食安全、营养健康、双碳目标、韧性及共同富裕多元目标的转变。大食物观的新内涵体现在：一是对象从“粮食”拓展到“食物”。食物不仅包括小麦、稻米和玉米等谷物，而且包括杂粮和薯类，同时蔬菜、水果、肉类、禽蛋、牛奶、水产品等也非常重要。大食物观不仅仅关注的食物范围扩大，而且注重各食物品类的内在结构。二是生产资源从耕地拓展到全方位、多途径的食物资源。严守耕地红线，建设高标准农田，同时科学综合利用草原、山林、湖泊、海洋等自然资源和食物工业等，并运用技术和创新手段，不断拓展多元化食物来源。大食物观不仅关注生产资源的食物供给水平，而且强调以绿色低碳的可持续方式利用生产资源。三是关注领域从侧重生产环节到“科研－投入－生产－流通－消费”全产业链食物安全。不仅关注农业作物种植和畜禽养殖，同时以食物产业链为载体向前拓展到动植物种质研发和要素投入，向后延伸到食物流通（储藏、运输、加工）和消费。从“供给导向”到“需求导向”，打通食物全产业链。

与此同时，我国大食物观为共同推动全球农食系统转型，更好保障全球食物和营养安全提供了中国思路。近年来，国际上也关注到保障多维度的食物安全亟需系统性方法。2021年，联合国食物系统峰会提出食物系统转型目标：确保所有人都能得到安全而有营养的食物、可持续消费模式、促进对自然有积极影响的生产、促进公平生计、培养抵抗脆弱性、冲击和压力的韧性这五个行动轨道（樊胜根等，2022b）。大食物观下，我国粮食安全内涵向多维度“食物安全”拓展，紧密契合我国新时期国情、农情、食情和国家多元发展目标，同时也体现了我国食物与营养安全理念从系统性视角的不断深入。

三、大食物观对农食系统提出新要求

实现“大食物观”引领下的食物安全“多维目标”需要系统性视角，而农食系统转型是新发展阶段保障食物安全的重要途径和迫切需求。因此，应对营养健康、资源环境挑战以及国际市场多重风险，要求我们要树立大食物观，农食系统要向着高产高效、营养健康、绿色低碳、共同富裕和有韧性转型（Fan et al.，2021）。

第一，农食系统向高产高效转型有助于保障食物的有效供应。一方面，在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藏粮于地”确保口粮安全是实现食物安全保障的重要基石，而食品产业链生产效率的提升能够有效实现提高多元化食物的供给数量。另一方面，从全链条角度发力，深入推进产运储加销全链条节粮减损，可为提高食物安全，减少资源浪费做出贡献。研究表明，我国27%的食物在农场到餐桌的过程中被损失或浪费，与之相关的土地、水、碳、氮、磷足迹类似于一个中型国家的排放量水平（Xue et al.，2021）。目前我国在储藏、运输和加工等产后环节的粮食损失每年达到700亿斤以上（蒋和平，2015），产后环节的粮食损失量惊人，减少食物的损失与浪费等于建设无形良田（谭斌，2021）。

第二，以营养为导向的农食系统转型有利于提高健康营养食物的可获得性与可利用性。食物全产业链、食物系统参与者以及政策环境向营养导向转型是实现“全民健康”目标的重要抓手（陈志钢等，2019）。其一，食物供给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粮食的概念拓展为以主粮为底线，包含蔬菜、水果、肉、蛋、奶等营养导向的食物；其二，全产业链（农业生产、加工、运输、销售、消费）转型，可促进产业加工、储藏、运输技术革新，提高健康营养食物的可食化利用率；其三，促进居民膳食模式向健康转型，可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居民营养状况并降低与饮食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患病风险。

第三，农食系统的可持续绿色转型有助于兼顾长远利益，确保当代人的食物消费不会损害未来的食物供给能力。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合成物的过度施用造成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部分地区不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造成农牧生态系统失衡和退化，正威胁着农业生产，导致食物供给压力不断加大。数据显示，我国农田土壤污染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不足5%上升至2014年的19.4%（陈印军等，2014）。2018年我国农业食物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达6.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食品加工业是农业食物系统能源活动中最主要排放来源（张向阳等，2022）。在资源环境约束下，如何实现既提高农业生产又能保障居民营养健康的双重目标，是农食系统转型的关键问题（司伟等，2020；Fan et al.，2021；黄季焜，2021）。

第四，推动农食系统向更有韧性转型，有助于提高系统抵抗脆弱性、冲击和压力能力，确保我国多元化食物供应链稳定安全。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贸易摩擦和区域战争等多重风险叠加，国际粮食市场供给压力和不确定性剧增，我国食物安全受到多方面的冲击与挑战。通过完善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监测预警体系，推动粮食供应链技术、制度、政策创新，强化国内国际双循环，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等方式可提升我国农食系统韧性，可以应对国际局势变化以及多重风险叠加所带来的农产品贸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朱晶等，2021；李先德等，2022；王晶晶等，2022）。

第五，提高农食系统的包容性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实现人人都能享有营养而又安全的食物目标。农食系统是小农、涉农中小企业、小餐饮从业者等群体的生计基础（樊胜根等，2022a）。应扩大社会保障机制，探索建立城乡互融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脆弱人群尤其是小农的健康、营养和教育水平。女性是家庭食物选择的把关者，为妇女赋权、改善其营养和健康、给予欠发达地区妇女现金补贴以及营养教育方案培训，能够有效改善家庭饮食多样性、减少儿童营养不良现象的发生。

四、践行大食物观，转型农食系统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并践行大食物观，应有效发掘农食系统中自然资源和参与者的作用，以营养、高效、可持续、韧性为转型目标，从更广的维度提升食物保障能力，全面保障国民营养与食物安全。农食系统可持续性转型是践行大食物观，实现食物安全多维目标的必要手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资源禀赋和技术创新为基础，拓展食物来源

大食物观下的食物供给，要向森林、江河湖海、生物资源要食物，也要向食品科学技术要食物。其一，以营养为导向的食物供应应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资源和劳动力禀赋，发挥不同地区优势，在保证主粮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杂粮和豆类的生产，发展林下食物生产，扩大海洋可持续性养殖。其二，加强未来食物（如大豆蛋白、人造肉、微藻、菌体蛋白等）的科研投资，促进其产业链发展。

（二）加强农业科技及支持政策创新，提升多元化食物供给

农业科技及支持政策向营养、可持续方向调整，可为食品产业链转型提供市场和政策激励，有助于保障多元化食物供给数量。一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统筹配置农业科研投资，支持涉农企业提升技术研发能力，聚焦全产业链“卡脖子”问题，提高食物产业链效率。二要将政策支持从农业生产环节向全产业链延伸，形成包括价格支持、农业投入、直接补贴、灾害救助、金融保险等在内的政策体系，提升多元化食物供给水平。三要推动食物供应链各部门共同参与构建以食品安全为基础、以营养为导向的食品价值链。鼓励产业加工技术革新、加工企业将食物营养纳入预期目标，并引导食物供应链参与者（例如小农、私营企业、加工商、中间商）共同参与决策咨询活动。

（三）引导消费者行为转型，优化食物消费结构

应进一步推动国民膳食结构从“有的吃，吃得饱”向“吃得丰富且平衡，吃出健康”转变，引导居民膳食结构向健康可持续膳食转型。一方面，通过公众教育、普及健康膳食知识等方式提高居民健康素养，引导消费者优化膳食结构。此外，应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区域性的、适应当地膳食文化的健康可持续推荐膳食模式，以引导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居民因地制宜转型食物消费结构。另一方面，应强化消费者责任，调动消费者参与碳中和行动，进一步倡导节约习惯，鼓励居民科学转向健康可持续的膳食结构，引导居民减少食物浪费。

（四）加强粮食安全风险防范，强化食物供应链韧性

应进一步加强食物供应链的监测预警体系和机构协调能力，保障国内食物供给稳定性。一要建立健全食物全产业链的宏观调控、风险监测和应急预案体系，以提高对自然灾害的预警能力与食物供应链的应急管理能力。二要提高和完善重要农产品的储备体系，加强食物购销及食物库存动态监管，以保障风险冲击下重要农产品的供给。三要加强保险制度建设，为农业灾害保险和再保险系统提供补贴和支持，进一步增强系统稳定性，提升多重风险下多元化食物的供给能力。

（五）统筹国内外资源，提高国际农产品贸易韧性

要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保障“大食物安全”，必须进一步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要加强国际农产品市场监测与预警体系，及时跟踪大宗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供需和贸易动态，以应对国际农产品市场波动。二要完善全球农业食品供应链管理，采取农产品进口多源化策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畅通，以降低农产品贸易风险。三要积极参与全球粮农治理，提高农业贸易开放与粮食安全互信，提高对国际农产品的控制权与话语权，加强食物系统防灾减灾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全球和地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