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秀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文献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摘要：数字乡村治理成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目标，取得了可喜成就。最突出的是有一些探索创新典型，具有中国鲜明特色优势，这在平安乡村建设、强化监督治理、服务于民、培训治理主体等方面较有代表性。当然，目前的数字乡村治理也存在信息虚假、脱离群众、忽略传统、负面性影响等局限。未来，数字乡村治理应突破信息孤岛现象、推进民生建设、规范网络生态、重视人的现代化等，特别是要有观念变革创新，实现具有可操作性的有效发展路径。

关键词：数字化；乡村治理；中国特色；人的现代化；观念更新

近年来，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互联网信息技术。2018年，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在《“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出台前后，我国对乡村数字治理也有制度规定，如《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与《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很有代表性。其中，“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充分发挥信息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引领作用，整体带动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成为重要目标。目前，数字乡村治理已取得显著成绩，但离党和国家的高标准还有较大距离，特别是它的不稳定性、脆弱性、可持续性值得给予高度重视,必须通过“互联网思维”和中国智慧进行观念变革和探索创新。

一、数字乡村治理的中国化探索

作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以新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治理，已被广泛运用于各行各业，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数字乡村治理也不例外，它不断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具体工作中，成为不可忽略的新的生产力。与国家治理比，乡村治理的数字应用虽起步较晚，也远未达到全面和成熟，但一些探索创新特别是中国化特点非常明显和难能可贵。概括总结这些成功典型，有助于增强中国乡村治理自信，进一步推进数字乡村治理走向深入。

（一）以数字化进行平安乡村治理

传统的乡村安全是个令人头痛的难题，这包括防盗、维稳、解决群体性事件、消除污染等危及乡村社会安全的各种事情。除了要投入大量人力资源，还要承受生命财产损失，人们的精神和心理也备受压抑甚至处于恐惧状态。自数字化引入乡村社会，这一局面大大改观，实现了历史性转变和观念性突破。村口、街道、河道、村民家里都装上摄像头，村庄变化及其危险都在可视范围，大大提升了乡村平安的可靠程度与幸福指数。如福建南安市梅山镇灯光村的“智慧灯光”治理模式，村干群只要打开“智慧灯光”微信公众号，使用覆盖全村免费Wi-Fi,即可查看公共场所的实时监控。小探头监控和社会治安、视频对话、智慧党建，还有在五保户、残疾家庭、低保户、留守儿童、孤儿家安装的“智慧安防”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平安乡村治理方式。另外，灯光村还在森林、水库、室内安装了烟火预警系统，可随时提示危险发生警示。这在当时成为福建乃至国内的第一个数字乡村治理典型。另以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实行的“智能化防控+贵和群众工作法”为例：按“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分步实施、分级管理、网络互联、信息共享”原则，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通过基础数据平台、综合治理平台、公共服务平台，达到平安乡村治理的目的。具体而言，一是整合资源，有助于乡村平安。这包括整合各级各部门的视频摄像头，将公共视频、社会视频、安防视频、值班视频、专业视频、治安卡口、智能交通、高空瞭望等纳入其中，建立纵横连接县、乡、村及重点行业部门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网络；也包括整合条块分割的政务数据资源，整合信息资源；还包括整合人力资源，把安保、处置、救援、专家以及党政领导、综治干部、驻乡民警、内保干部、巡防人员、交通安全管理员、护路队、护校队、护林员、楼栋长、乡贤、网格员等统合使用。这是将乡村安全资源充分调动整合的整体总动员。二是优化资源，确保乡村平安。这包括权力向乡镇村下沉，甚至将触角延伸到每个村的社区、楼栋及各家各户，让“微治理”发挥巨大功能作用，也包括创新乡村治理警务模式，强化硬件建设和运作运行保障模式。三是层层设防，精准守护乡村平安。根据乡村社会特别是要害部门、特殊村庄、频发时段、案件多发地等，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智防、心防等措施，并建立“联勤、联防、联动、联控，快速、精确、高效”的立体化、信息化防控格局，力求达到全方位、无死角、无安全隐患的乡村治理平安目的。应该说，石柱县中益乡结合国情、县情、乡情、社情和民意，用数字化进行乡村治理，闯出一条严密、精密、缜密、细密的平安乡村治理模式，这一中国特色的创新对于全国都具有示范作用。

（二）发挥互联网监督巨大威力

在乡村治理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民主中，民主监督最为薄弱，也最为困难。因为在乡村社会中，民主监督主体相对薄弱，民主监督内容很难确定，一些违规违法者采取各种规避手段，致使监督有时形同虚设，甚至无处发力、难有奏效。然而，互联网特别是大数据使这一状况发生巨变，只要输入相关数据进行运算，一些难题变得迎刃而解。如有的乡村干部将不符合条件的亲朋好友列为贫困户、低保户，但互联网大数据立即使之显出原形，因为收入、房产、车子以及儿女的经济状况等都要上网，是无法隐藏和规避的。又如浙江嘉兴市南湖区首创全流程垃圾分类数字化监管系统，构建分、收、集、运、处的标准化运作新方式，探索关于奖、评、查的高效监管新路径，有效破解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难点与痛点，通过开发人工智能（AI）识别技术，实现所有分类照片实时自动评分，并通过智能收集车，集识别、拍照、称重等功能于一身，真正起到劝导监督作用。还有湖南娄底市的村级“小微权力+‘互联网+监督’”,这是湖南省唯一一项入选“中国改革（2017）年度十大案例”的乡村治理新模式。通过互联网给村级治理装上这双“千里电子眼”,也给村干部用权戴上“紧箍咒”,村务管理也就有了“防漏网”。具体做法是：将村级“小微权力”分为重大决策、日常管理和便民服务三类，将村级财务开支、工程项目管理、集体资产资源处置、农村党员发展、低保评定、生育证办理、宅基地审批等近30项权力全部列入清单，绘制公布权力运行流程图。于是，权力的边界不清、权责不对等、权力交叉等难题迎刃而解。与此同时，用“四议两公开”规范村干部用权，进行村务公开，给村民编发小册子，配置终端查询，让“小微权力”清单和流程图全部上网，实行“线上线下”同步公开。只要在电脑或手机上轻点，村里每个项目、每笔开支、每张票据都一目了然。目前，全市有47.3万人关注“小微权力+‘互联网+监督’”平台，点击量高达2 800万人次。通过互联网治理，不守规矩的村干部受到群众监督，仅2018年1月至11月，全市通过大数据对比发现问题线索58 495条，平台受理群众举报675条。经核实，处理相关责任人458名，清退不符合建档卡的贫困人口856人6。还有山东寿光市自2014年在全市975个村推广的“网上阳光村务”监督平台。因每村都有单独页面，村民通过电脑和手机可直接进入，详细了解村治民情。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真监督，是360度无死角的全过程全方位监督，具有强大的震慑力和影响力，它与传统监督方式相比无疑具有革命意义。

（三）将“互联网”作为服务于民的纽带

随着现代社会巨大发展和乡村社会阶层变化，特别是大量农民工外流，外地人不断加入，熟人社会越来越受到冲击，导致人们的工作和交流变得愈加困难。可以说，现在不论是选举、管理抑或是沟通交流都比以往更加困难。互联网等新技术平台使这些困难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缓解甚至解决。比如，有的留守老人儿童用手机短信、微信，特别是视频通话，可零距离与远在外地的亲人直面交流，外出农民工可通过数字化智能工具进行选举投票，还可在线上开会、协商，无障碍参与乡村治理活动。最重要的是，由于数字化的虚拟性及触屏一点通特长，人们不论身在何处，足不出户即可直接参与乡村治理，既便捷又增效，深受广大干群欢迎。如上海自2006年启动“为农综合信息服务千村通工程”,对全市所有乡镇村进行信息化改造，建立三个涉农平台，将土地流转、资产监管、集体产权等业务流全部转化为信息流。为此，上海还在1 391个村建立为农综合服务点，整合电子政务、村务公开、生活服务等业务系统，只要“一点通”就可了解有关详细信息。湖北巴东县将“农民办事不出村”信息化项目作为党政一把手工程强力推进，村民通过村里的电脑接入终端，让“数据多跑路、农民少跑路”,以做到“证件村里办、信息村里查、补贴村里领，矛盾村里调”。贵州黎平县铜关村针对乡村空心化、文化传承难、亲情关系疏远等实情，提出腾讯“连接，为乡村”理念，用互联网发掘乡村价值，以“互联网+”乡村治理模式为乡村联接情感、信息、财富、治理。为此，不会用手机短信、微信的乡村干群得到培训，成为数字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浙江以“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从智慧农业、精准农业到电子商务、淘宝特色馆，再到垃圾分类，都实现了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贵州数字乡村”APP管理平台通过大数据，为农业生产、河水管理、医疗、垃圾分类、养猪等提供智能化服务，达到了预警、精准化、精细化的治理目的。上海宝山区开展“社区通”,村民变成“乡村主播”,书记当“群主”,党员为“中坚”,群众为“铁粉”,干群可在线上线下交流，乡村治理很接地气,有助于党建引领乡村数字化智能治理得到更大发展。当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通过培训掌握了数字化“一点通”,并用来进行乡村治理与日常生活交流，这一历史飞跃是巨大的，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

（四）通过互联网新技术对乡村治理主体进行培训

当前，摆在乡村治理面前最大的障碍仍是人才缺乏，这包括年轻干部、专业人才、管理人才、通才的缺乏。以往我们注重顶尖人才的培训，相对忽略乡土人才队伍建设，加之大量乡村人才外流，导致乡村社会“人才荒”。如按传统方式通过办夜校扫盲，提高人们的文化知识水平，那是相当困难也是很难达到预期目标的，因为乡村社会的人才匮乏已面临巨大风险挑战。基于此，互联网培训特别是通过线上线下进行人才培养成为一种新的有效方式，也得到广大干群的衷心拥护，因为它不仅省时省力省钱，还能达到高质高效。如四川大邑县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微党校”培训，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一是远教升级化，用活远教站点，以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站点为基础，整合利用村（社区）活动场所、村（社区）文化站、“法治大讲堂”等，在基层党支部建立“微党校”。二是布局全域化，培训全覆盖，全县建立117个“微党校”示范点，涵盖乡镇、村（社区）、工业园区、农业园区、文化旅游园区、非公企业、社会组织等各领域基层党组织。三是师资力量多元化，提升培训质量。这些师资包括党校教师、学校教师、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才、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老党员、老专家、老模范、实用人才带头人等。四是课程微型化，易学易记有用，微党校以党性教育为龙头，开发“党性+精准扶贫”“党性+法治教育”“党性+创新创业”等，采取每次培训两课时，每节时间在10—30分钟。还有河南宜阳县董王庄乡创立搭建的“云端大讲堂”,通过腾讯会议视频直播系统，邀请研究生晚上给乡村干部讲授手机高效办公，包括文档编辑、文件共享等。这对于提高乡村干部的专业能力水平大有益处。

中国乡村与城市不同，也与外国乡村有别，其最大特点是广大、丰富、多样与复杂，是各种问题的集结地。因此，数字乡村治理应以问题为导向，聚集社会焦点问题，以安全、民生、日常生活小事为重点，将村民满意度作为首要标准，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积极性、探索性、创造性，使之具有中国特色。

二、数字乡村治理面临风险挑战

数字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乡村治理格局，也带来思维方式的彻底变化。但是，要想在中国全面推进数字化并扬长避短也非短期能够达成，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艰苦努力。目前，对于中国数字乡村治理面临的风险挑战需有明确清醒认识，否则将很难获得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甚至会产生新的难题。如下风险应该注意。

（一）关于数字乡村治理的信息虚假问题

众所周知，数字乡村治理需要数据等信息，信息的真实性直接决定数字乡村治理的可靠性。如果信息是假的，后面所有工作都是沙上建塔、空中楼阁。事实上，现在以互联网等科技为载体的不少乡村信息是虚假的，严重影响治理的正确性、公平正义及其合法性。概言之，这些虚假信息包括：一是地方政府弄虚作假乱树典型，造成数据失真。如：西部某县政府急于出成果、树典型，在数字上动脑筋，大做表面文章，把一个普通养殖大户包装成“扶贫大户”；合作社是“空壳”,数据“注了水”,不但没有扶贫效果，反把养殖户搞得负债累累。二是县、乡、村在不达标情况下摆样子冒充脱贫，明目张胆欺上瞒下。有记者2021年4月实地调研，陕西洛南县灵口镇上河村五保户安置点，住的不是五保户，被工程队占用。该县名义上已脱贫摘帽，但村民仍吃不上水，县水利部门还欺上瞒下，将记者手机抢走。为此，陕西省政府专门发出通知，要求整改，并做了自我检讨，表示对造假严查严办。三是假报虚报冒领扶贫款，企图瞒天过海。重庆奉节一村主任身为产业扶贫项目负责人，虚报扶贫产业规模，套取国家扶贫款42万元，将净赚的12万元据为己有。四是随便应付填表，慵政、懒政、不作为。江西抚顺南城县建昌镇村干部赵建军，在《湖北入赣人员健康登记表》中，连续十天填写一样的体温。五是村民诬告他人，造成数据失真。近年来，虚假诉讼监督案数量激增，自2018年1月至2021年9月，全国监察机关共监督虚假诉讼民事案2.7万件。2019年人民法院审结的虚假诉讼犯罪案是2014年的118倍，被认定的民事案是2014年的17.7倍。至于村民诬告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四川广安纪委监委曝光六起村民诬告村干部的案例。六是在互联网、微信群传递与转发虚假信息。福建莆田村民郑子荣等7人，在网上举报选举作弊，经查核为假消息，点击量达8 522次，村民因此被判刑。如果各种信息失真，那么数字乡村治理就会既达不到善治，反会造成恶劣影响，与初衷南辕北辙。

（二）关于乡村干部脱离群众的倾向

数字乡村治理可发挥便捷、科学、高效作用，但易带来对数据、互联网、手机等的依赖，导致治理留痕与脱离群众。一是过度依赖数据、表格，没时间下基层，自觉不自觉与群众疏远了。由于数字化乡村治理要应对各式各样的填表和数据，广大乡村人力、物力、财力有限，这决定了易陷入数据与表格的烦琐工作，自然难接地气，更难了解乡情、村情、民情、人情。现有不少乡村基层反映，年轻干部尤其是新晋人员，到乡村工作后，都一步一步沦为“表哥”“材料狗”“PPT专家”以及电脑手，成为专做文字材料、台账表格档案工作的“内务大总管”。可见，这些本该到群众中调研的年轻乡村干部，却被捆绑在表格、数据、电脑、材料上，怎能不脱离群众？二是数字乡村治理方式易固化人们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交流方式、感情表达方式，导致眼中没有群众。由于整天与数据、互联网、表格等打交道，极易形成固化、僵化、封闭的思维，有的甚至产生数据依赖症或厌恶症。西南某省一位村支书反映，现在最烦的是“留痕管理”,什么都要拍照、归档。村委会共有7人，其中招的4名大学生主要负责整理材料，一年用坏2台打印机。一次，他们集中在办公室整理材料，材料桌上放不下，就扔到地上，晚上累了，有的直接睡在纸上。从村支书的抵触情绪和反映情况看，这是一种固化甚至异化的工作方式，不可能不脱离群众，也会造成工作压力和身体隐患。三是数字乡村治理会形成官僚主义和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当乡村干部被数字、表格、材料捆住手脚，既易形成“工作本来就是如此”的思维定式，又会与广大村民拉开物理和心理距离，他们甚至不会与村民打交道，形成内在隔膜与对立情绪。目前，在广大乡村干部中，有一种情绪在漫延：不少干部认为，他们“白加黑”与“五加二”日夜为村民忙碌，有时甚至全身心为村民脱贫攻坚着想，结果村民就是不满意，甚至采取不合作态度，有的走对面不仅不打招呼，还绕道躲着走，更不要说有的上访户日夜不停折腾了。由此，有的乡村干部对村民还产生对立情绪，认为是故意与他们作对。其实，乡村干部较少从数字乡村治理导致的工作方式及脱离群众角度考虑其内在根由，当然不会自我反思，只是简单归因于村民。

（三）关于传统乡村治理方式的失落

乡村治理要避免走极端，因为乡村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它不会因新事物就变得立竿见影，哪怕这一新事物再好也无济于事。钱穆曾表示：“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因此，在强调数字乡村治理时，人们极易从优势角度考虑问题，忽略其局限性，更看不到传统乡村治理方式的价值意义。如果用数字化完全代替传统方式，乡村治理就走入单一的快车道，进入现代技术的专断。因为现代技术特别是数字化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有时甚至是无情的，如离开理性与智慧，其盲目性也就暴露出来。比如，一旦互联网中断、信息丢失，那是非常可怕的，这就需要有传统的纸本信息保存作为补充。又如，数字乡村治理被大量数字与材料特别是各种规范左右，导致工作烦琐无效；传统乡村治理往往能充分发挥无为而治、非正式制度作用，避免叠床架屋式的治理弊端。再如，中国乡村是熟人社会，许多方面靠情感、信任、理解、包容甚至让步达成，数字化甚至法治解决不了的矛盾冲突往往在情感与信任沟通中，会化解于无形。有学者指出：“在乡土性的熟人社会群体里，民间法调解民事纠纷历来比国家法更具优势、更接地气。这主要是因为它源自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又服务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实践，能够提供比国家法更加行之有效的维护机制、行为规范。即使在乡村矛盾纠纷调解和处置的过程中，也能够极易引导当事人双方冰释前嫌，减少解决矛盾纠纷的成本和费用。”换言之，复杂多样的乡村社会不可能只靠数字化进行治理，它离不开传统治理方式，否则就会陷入水土不服的治理困局。

（四）关于网络对乡村社会的不良影响

网络伦理好坏直接影响乡村社会道德，也对乡村治理产生不同的结果。从积极方面说，网络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村民学习与掌握各式各样的知识技能提供重要平台；但也要看到，当下网络流传着一些消极甚至不良信息，直接对乡村社会造成消极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方面值得注意。一是负能量的信息会破坏社会生态与乡村伦理道德。最突出的是铺张浪费、戾气暴力以及金钱崇拜，这在相当程度上大大干扰破坏了乡风民情，像不少地方形成的结婚需要昂贵彩礼，婚丧嫁娶的大操大办，比车比房比阔成风，都很有代表性。当然，不孝甚至虐待老人在广大乡村也不在少数，还有老人的自杀情况令人担忧，这些信息被不加选择与甄别传到网上，将对乡村社会道德造成极恶劣的影响。二是通过网络传播黄、赌、毒、性、恶等是另一风险。近几年出现一种新型网络贩毒，其做法是用暗网、智能快递、比特币等形式，可谓防不胜防。如安徽合肥某网络贩卖毒品，涉及辽宁沈阳、广东深圳等22个省市和上百个买家与商店。还有云南临沧永德县班老村是个有名的贩毒村。据称，小小班老村在全国毒品犯罪中不可小觑：目前，全国有十分之一的毒品来自临沧，临沧的毒品一半来自班老村所在的永德县。在当地最近五年抓获的贩毒分子中，85%是班老村农民。班老村只有3 000人，因贩毒被抓多达90人。这些通过互联网与智能进行犯罪活动的不法行为对广大乡村与农民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三是通过网络集资、借贷、诈骗等给乡村治理造成危害。应该说，因病致贫是乡村社会的最大威胁和短板，而上当受骗让生活陷入绝境也不可忽略。由于不少农民缺乏足够的文化知识，特别是对网络安全及社会风险认识不足，加之贪图便宜引起冒险行为，常被骗得一败涂地，既破坏家庭生活稳定又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如2020年2月，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张村的村民老李被网骗8800元，他在网上平台借钱，添加一个业务员信息，扫描对方发来的二维码，根据指令注册，按要求向对方转账各种手续费。在类似事件中，被网骗的村民不在少数，造成的伤害和损失不只是物质，更是精神和心理的。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都是双刃剑，数字乡村治理也不例外，关键是如何掌握和运用它，扬长避短，尤其是不为所害。数字乡村治理面临的风险挑战很多，有的还是根本和致命的，需保持警醒和有清醒头脑。

三、数字乡村治理瞻望及其未来

数字乡村治理还处在起步阶段，存在的不少问题需要得到有效解决。不过，要真正解决相关问题，不能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改变观念，也要有切实有效的路径方法，还要立足长远和着眼于未来发展。因此，数字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关系乡村振兴和国家战略发展的重大问题。

（一）努力解决数字乡村治理的孤岛现象

目前，在数字乡村治理中，省、市、县、乡、村都有一些探索创新典型。不过，站在更大的视野看，这些先进案例是有限的，在整体上存在突出的信息孤岛现象。一是各村、乡镇往往缺乏数字治理平台建设。打开中国各村的相关介绍，多数缺乏乡村治理信息，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各乡镇略好一些，但也是一般性介绍，少有乡村治理的详细信息，更不要说数字化建设情况了。从数字乡村治理角度说，无信息或信息孤岛现象尤其明显。二是村与村之间缺乏联通互动。数字乡村治理有时限于本村，想了解其他村比较困难，这既是由村庄自治决定的，也与村与村之间缺乏协同合作有关，还是信息难以共享导致的。这在那些省、市、县的交界地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江苏华西村在全国有名，它以“电话村”“彩电村”“空调村”“别墅村”“电脑村”闻名，但它的周边村却并不富裕发达。后来，周边村不断被合入华西村，不过后入村民却享受不到原村民待遇。另外，山东潍坊寿光有东、西两个斟灌村，东斟灌村先进富裕，相邻的西斟灌村则普普通通。这充分说明，乡村治理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发展不均衡、平等联动性缺乏的问题。在这方面，“强村党支部”智囊团的做法值得提倡。这是一种以强村帮扶弱村的做法，它有助于打破数字乡村治理的孤岛现象。三是县、乡、村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目前，有的县、乡、村在数字乡村治理中形成一体化，但这样的例子并不多，更未在全国形成大势，许多地方并未建立统一的贯通乡村的县域数字化治理平台，有碎片化的局限。四是缺乏全国范围的数字乡村治理平台。这既包括乡村治理也包括学术研究，整体缺乏乡村治理特别是数字化建设的整体平台，致使许多方面无法沟通联动，更难获得共享共赢发展。以每年农民工流动为例，人们很难找到全国性数字化平台，就无法避免过于拥挤集中的问题；又如在农业生产种植方面，也没有建立全国性的数字化平台，可供查阅的相关信息更少，以至于常出现盲从现象，导致“谷贱伤农”。要改变这一局面，在全国范围建立数字乡村治理平台，非常必要且刻不容缓。

（二）以调研为前提推进民生工程建设

数字乡村治理要避免脱离群众的倾向，必须打破对于数字化、互联网、大数据等的过分依赖，应走向田间地头、进入农民家中，真正与村民心连心，变成可与他们平等交流对话的朋友。毛泽东曾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干部下乡要倾听农民疾苦，要拉着农民的手问他们最迫切需要什么。邓小平特别重视调研，并形成三个特点：一是分别召开县、公社和生产队的干部座谈会；二是派工作人员住到农民家里，了解社员生活的真实情况；三是深入实地进行现场察看。陈云认为：“调查问题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要研究，要从实际出发，不要轻易把群众的老经验吹掉，要很好地继承、研究群众的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更加重视调研，早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打了个形象比喻：“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决策就像‘一朝分娩’。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的过程，千万省略不得、马虎不得。”他还提出，不调研不决策，要决策必调研，身入基层，心到基层。关于网民，习近平也给予高度重视，他说：“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显然，习近平非常重视调研和网民意愿，这是避免数字治理陷入形式主义的关键。其实，要让大数据真实可靠，离不开乡村调研；要克服形式主义，离不开乡村调研；要搞好数字乡村治理，更离不开调研，特别是要与网民心意相通。因此，今后数字化乡村治理必须打破当前局面，从调研开始，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做到心灵相通。习近平总书记从年轻时当县委书记开始就注重实地调研，后来当了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也一直深入基层调研，成为总书记后更把到全国各地调研作为重中之重。他不仅跑遍全国各省，有的还去了多次。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足迹所至多是贫困农村和贫困户，除了为他们排忧解难，还直接到家中厨房、粮仓、猪舍查看，关怀备至和问寒问暖，话能说到人们心坎。2012年12月30日，习近平在河北阜平县大山深处的龙泉关镇骆驼湾村看望特困户。他先后看望唐荣斌、唐宗秀家，盘腿坐在炕上，同村民手拉手详细询问一年收入，粮食够不够吃，过冬的棉袄有没有，取暖煤炭够不够，小孩子上学远不远，看病方不方便。看到老区一些乡亲还很贫困，习近平鼓励说：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他还要求当地政府进一步坚定信心、找对路子、坚持实干苦干，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与加快发展。在此，习近平为广大乡村干部树立了榜样，也提出很高要求。基于此，决不能因为数字乡村治理而忽略到村民中去，应当用实际行动与真心、实心、善心、耐心为村民找出路和谋幸福。

（三）严格规范互联网特别是数字乡村治理平台

目前，我国互联网信息平台还不能令人满意，除了信息芜杂，还充斥着各种不规范、不健康、消极负面因素，特别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一致的方面，这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网络事业安全发展要求有很大距离。今后，应在以下方面努力：一是严把黄、赌、性、暴力等关口，避免其进入网络信息平台，营造风清气正的外部环境。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些跟帖和读者留言，充斥着污言秽语、性变态、暴力狂等，既是对网络生态的破坏，也是对读者的亵渎，还是对国民形象的损害。国家以及各级政府应制定网络实名制和语言监督，对不文明现象采取有效措施，以纠偏社会风气。国家在自然生态环保治理方面卓有成效，但网络生态治理一直处于滞后状态，需要认真思考并努力解决。在此，数字乡村治理应参与其中，有所探索创新。二是改变物质主义特别是金钱至上的网络生态价值取向，以劳动、知识、文化、思想、精神与信仰引领价值观与生活观。当前，在我国网络生态中，有一种极端世俗化倾向，即物质主义、金钱至上大行其道。这在婚恋、养老、家庭与社会关系上表现最为突出。一切以“钱”“房”“车”为衡量标准，有的还赤裸裸地表达对于物欲的追求与贪婪，即使批评的视频往往也多由“嫌穷”到“爱富”的转变。当下视频应多宣传劳动光荣、知识与道德、教养与奉献给人带来的快乐、充实与幸福。三是摒弃各种无聊视频，多宣传一些积极奉献社会的人与事。当前，打开网络，随处可见演艺明星的花边新闻，还有大吃大喝、暴殄天物的雷人视频，也有以怪异吸人眼球的暴露秀，还有展示怪异的宠物。所有这些大大污染了网络环境，给社会特别是乡村造成恐慌与压力。因此，让网络展示社会正能量，树新风、养正气、讲公德、存善意，不让不雅视频随意传播是网络生态，特别是数字乡村治理的当务之急。四是数字乡村治理平台内容简单，形式不够丰富，模式化倾向明显，应有所改变和突破创新。目前，一些数字乡村平台缺乏丰富性、灵动性、人文性、精神性，导致缺乏趣味和没有吸引力。打开一些数字乡村治理平台，往往都是乡村简介，然后是探索创新模式，是一种高度类同化的模仿。其实，在突显地方特色情况下，应将更多信息特别是中国式数字乡村治理的经验进行总结，还可在人文精神层面有所开拓，提升村民的思想道德与文化水平。

（四）人的现代化是数字乡村治理的重中之重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我国战略发展的重要目标，其中“人的现代化”是关键，没有人的现代化，不要说设计不出好的制度，即使有再好的制度也无法实现。有人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当前，乡村治理面临人才缺乏困局，而互联网、数字化等的人才更是供不应求，这为数字化乡村治理进一步提升带来巨大难度。要改变这一局面，一是要大量引进年轻人，特别是引进高水平大学毕业生进行乡村治理。不少地方对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及年轻干部重视不够，可让他们做更有技术含量的互联网工作。有一个颇有创意的年轻人，主动放弃城里工作，返乡创业做乡村旅游。他分几个步骤：先将流转土地定位在生态观光农场，以农业为先，形成乡村旅游的基本特色；后主打生态有机品牌，实施生态养殖和发展生态农业；再通过线上销售自家生产的农产品；最后是将线上顾客引到线下农场，促进线上销售。二是高度重视和高薪引进互联网专业人才，这是数字乡村治理平台建设、开发、管理、运营的核心内容。从县以上层级看，并不缺乏互联网人才，但在乡村就成为奇缺资源，至少现有人才很难满足广大乡村之急需。没有互联网高水平人才，数字乡村治理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更不要说升级换代和成为乡村振兴的引擎。从国家到地方特别是乡村基层应建立相应的制度机制，将城市互联网人才吸引到广大乡村，使其成为推动数字乡村治理的主力军和新的生产力。三是培养新农人，特别是快速提高农村干群互联网能力水平。数字乡村治理人才还应具有内生力，即重视乡村本土人才成长，这是立足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有人提出“新农人”,不论对这一概念如何定义，“互联网+农业”恐怕为其根本。而且，这种互联网与“三农”结合，以新理念、新思维、新技术，即以“互联网”思维进行乡村治理是主要的。这就牵扯到培训特别是通过互联网进行“新农人”培训的问题，也是快速补课或恶补数字乡村治理短板的最有效办法。

未来中国数字乡村治理并不是单纯的数字化问题，还包括整体网络平台建设、网络生态净化和网络制度机制建立。更重要的是，要在数字乡村治理中注入人文精神，有人的现代化发展。否则，不仅达不到数字乡村治理的高质量发展目标，而且互联网先进技术的负面作用还会被放大，成为新难题与新困境。因此，数字乡村治理要改变观念并以新姿态接受和运用新科技；另一方面，对新技术也要有反思精神和忧患意识，这也是观念变革和新路径选择的另一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