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盘活农业生产要素，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是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陈斌开等，2020）。家庭劳动力和土地是农户的两大基础性生产要素，而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是衡量农户家庭生产要素配置的重要指标。从劳动力要素配置的角度来看，持续增加的非农就业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非农部门，既满足了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又缓解了中国农村严重的隐性失业现象，提升了农村劳动力的总体就业率，为助力农民增收和农村减贫做出了重要贡献（胡祎等，2022）。从土地要素配置的角度来看，近年来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规模和速度呈明显增长趋势，显著提高了土地有效利用率，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对于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意义深远（李长生和刘西川，2020）。

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使用通过改变信息获取途径、增加社会资本等方式深刻影响着农户家庭生产要素配置。尤其是对于偏远地区的农户而言，以“网络扶贫”“互联网教育医疗”和“电商网购”为代表的网络覆盖行动更是解决了农村信息闭塞的核心问题，进而改变了山区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首先，互联网使用不仅促进了农村居民就业（赵羚雅和向运华，2019），而且显著提升了农民的创业绩效和收入水平（Ma et al.，2020）。其次，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技术效率，并促进了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朱秋博等，2019）。最后，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民消费潜力的释放和消费结构的优化，推动了农村消费升级（张永丽和徐腊梅，2019）。

以往的大量研究为理解互联网使用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有关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家庭生产要素配置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本文基于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农户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及内生转换Probit模型解决样本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并应用反事实分析法估计互联网使用对农户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的处理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首先，互联网使用通过促进信息获取推动农户非农就业。第一，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户获取就业信息，改善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状况，降低劳动力供需双方搜寻匹配的交易成本，提高农户从事非农工作的概率（Karanasios and Slavova，2018；张卫东等，2021）。第二，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户构建社会网络，促使农户更便捷地获取亲朋好友的信息并与家人保持紧密联系，由此降低外出务工者的心理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户非农就业的顾虑，并提高其务工积极性（赵羚雅和向运华，2019）。第三，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户获取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由此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从而有助于进入非农部门工作（马俊龙和宁光杰，2017）。最后，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户获取新思想，使其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开放，也促使其更加渴望走出农村、从事非农工作以提高生活品质（朱红根和宋成校，2020）。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互联网使用可以促进农户非农就业。

其次，互联网使用通过促进信息获取推动农户土地流转。第一，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户获取土地流转信息，缓解土地转出者与转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往农户主要在本村内部流转土地，并依靠亲戚、朋友、村干部等获取土地流转信息，然而这些信息在时效性与传播范围方面都存在局限性。互联网平台为农户提供全新的获取信息途径，使得农户能够获取到更大范围和更及时可靠的土地流转信息，从而促进土地流转契约的达成（张景娜和张雪凯，2020；刘子涵等，2021）。第二，互联网使用提高农户非农就业的概率（Lu et al.，2016；Dettling，2017），进而减少农户对土地的依赖，促进土地转出（Huang et al.，2012；张景娜和张雪凯，2020；胡祎等，2022）。第三，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户获取亲朋好友和陌生人的信息，不仅强化了“强关系”，也为“弱关系”的建立提供了更多可能（Mckenna and Bargh，2000；Ellison et al.，2014），从而拓展农户的社会资源，提高农户达成土地流转契约的效率（陈浩和王佳，2016）。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农户非农就业可以促进土地流转。

H3：互联网使用可以促进农户土地流转。

三、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在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开展的三期农户追踪调查。该调查数据收集了样本村和样本农户在2012年、2014年和2018年的家庭信息、耕地情况、种植情况等，还收集了样本农户通过互联网获取与使用相关信息、非农就业以及土地转入与转出等一系列详细情况。由于一些数据的缺失，本文最终所使用的样本包括2013年调查的612户农户、2015年调查的609户农户和2019年调查的607户农户，共1828个观测值。基于这些样本，本文构建了一个非平衡的面板数据集。

（二）模型构建

考虑到互联网使用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及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估计互联网使用对农户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开展反事实分析，估计农户互联网使用对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的处理效应。

（三）变量定义与描述

1.被解释变量。为了衡量农户家庭的劳动力与土地要素配置，本文设置农户家庭成员非农就业和土地转出两个被解释变量。非农就业表示农户家庭中是否至少有一位成员从事非农工作；土地转出表示农户是否将土地出租给他人，无论是否收取租金，只要将土地的经营权交予他人即设定为土地转出。

2.核心解释变量。农户互联网使用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农户使用手机或电脑上网都属于使用互联网的范畴。借鉴朱红根和宋成校（2020）的研究，本文衡量农户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具体做法如下：互联网使用（手机或电脑），使用手机或电脑上网，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该核心解释变量是通过如下两个变量生成的：①互联网使用（手机），根据问卷中的“你家是否使用手机上网”定义，若回答是，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②互联网使用（电脑），根据问卷中的“你家是否使用电脑上网”定义，若回答是，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3.控制变量。根据既有研究，本文选取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等14个变量以及乡镇层面的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户主个人特征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民族、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成员数量、儿童比例、老人比例和土地规模；村庄特征包括海拔、就业机会、到乡镇距离和交通状况。

4.工具变量。参考赵羚雅和向运华（2019）等的研究，本文采用村级层面的“宽带普及率”作为“互联网使用”的工具变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互联网使用对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的影响

1.互联网使用对非农就业影响的内生转换Probit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在使用互联网与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户之间，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对于使用互联网的农户，户主性别、家庭成员人数、儿童比例、老人比例、到乡镇距离和交通状况对其非农就业具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互联网使用和这些控制变量对农户非农就业存在交互影响。然而，对于不使用互联网的农户，只有就业机会对其非农就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使用互联网且户主为女性的农户，其家庭成员更可能从事非农工作。这可能是由于女性户主更愿意学习互联网知识，对信息变化的敏感度高于男性，且女性户主更可能将其通过互联网获得的非农就业相关信息分享给家庭成员，从而促进其家庭成员从事非农工作。因此，户主为女性的农户家庭更倾向从互联网获取就业信息并从事非农工作。

2.互联网使用对土地流转影响的内生转换Probit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对于使用和不使用互联网的农户，其土地转出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非农就业、性别、土地规模、海拔显著影响使用互联网的农户的土地流转，这说明，互联网使用和这些控制变量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存在交互影响。其中，非农就业对使用互联网的农户的土地转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非农就业对没有使用互联网的农户的土地流转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是由于没有使用互联网的农户样本中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的农户比例均较低，在统计上难以确定其因果关系。此外，户主的性别和婚姻状况显著影响了不使用互联网的农户的土地转出决策。老人比例对使用和不使用互联网的农户的土地转出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土地承包权对老人来说是一种社会保障和就业方式，能够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年龄越大越不倾向于转出土地。

（二）互联网使用对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的处理效应及其异质性

估计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在总体上促进了农户的非农就业和土地转出，验证了研究假说H1和H3。具体来说，对于实际使用互联网的农户，与假设未使用互联网的情境相比，使用互联网使得其家庭成员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增加了33.6%，同时使得土地转出的概率提高了21.7%。进一步地，本文分析互联网使用对于不同年份、不同土地规模和不同海拔村庄的农户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的处理效应的异质性。

（三）非农就业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本文基于全样本，采用“本村劳动力中非农就业人数比例”作为“非农就业”的工具变量，同时应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与反事实分析法估计农户非农就业对其土地流转的处理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对于实际参与非农就业的农户，与假设未参与非农就业的情境相比，非农就业使其转出土地的概率提高了50.0%，验证了假说H2。

（四）机制检验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农户信息获取是互联网使用推动农户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的一个潜在机制。

（五）稳健性检验

本文分别采用互联网使用滞后项、替换村级层面的控制变量、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均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西南山区农户面板数据，运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和反事实分析法，实证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的影响，并按照年份、土地规模和海拔分组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同时探索了互联网使用推动农户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均影响农户的互联网使用。第二，对于使用与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户，其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第三，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户非农就业和土地转出。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不同年份、不同土地规模和不同海拔村庄的农户家庭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效果不同。第四，互联网使用通过促进农户信息获取进而推动非农就业和土地转出，且农户非农就业促进了土地流转。

本文的研究结论补充了关于互联网使用在偏远地区农户家庭生产要素配置中发挥作用的经验证据，有助于理解互联网扩张背景下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趋势，也为相关农业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首先，切实落实“互联网+农业”政策，依靠互联网技术赋能传统农业，可以考虑设计和推广“互联网+就业服务”“互联网+农业市场信息”和“互联网+土地流转”等更具体的措施，进一步引导依托于互联网的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活动，在促进互联网带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实质性作用。其次，本研究注意到互联网使用对于不同土地规模和居住在不同海拔村庄的农户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如居住在较低海拔地区的农户在劳动力和土地要素配置方面受到互联网的影响更大，互联网的进一步推广应该考虑到这种群体间的差异性。因此，政府在制定相关农业经济政策时，除了考虑到互联网使用的重要性，也需要通过提前部署精准政策干预以减少偏远地区居住在高海拔地区与低海拔地区的农户间的数字鸿沟，增加互联网红利的群体包容性。最后，互联网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生产要素流动、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增加了农户家庭的总收入，这对于中国脱贫攻坚胜利后进一步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实现共同富裕长远目标提供了政策设计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