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乡发展的历史比较来看，我国前一时期的现代化是一个“跛足”的现代化，乡村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的发展。近代以降，我国踏上现代化道路以后，乡村非但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反而不断走向衰败和凋敝。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面对这一课题，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便掀起了一场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绝大多数人将中国的乡村问题简化为农业问题，要么主张农业化，要么主张工业化，要么主张工农并举。无论是主张农业化（乃至农业立国）还是主张工业化（或者工业立国），绝大部分人把农业的发展与乡村的发展相等同；尤其是前者，更简单地认为发展农业（或者农业立国）便能复兴乡村（乃至拯救中国）。在这场论战之中，只有杨开道、梁漱溟等极少数学者把乡村视为一个社会或文化的概念加以认识，并从乡村的社会和文化方面探寻乡村凋敝的原因，思考乡村建设乃至整个中国建设的路径。

杨开道指出：“农村问题决不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实则是整个乡村社会的问题。对于梁漱溟而言，乡村问题之根本乃是乡村社会构造的重建问题。他认为：“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乡村建设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所以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梁漱溟进而指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他将当时中国各种问题的总根源，归咎于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固有）文化的变化、乡村文化的失调。因此，即便“要在政治问题上找出路的话，那决不能离开自己的固有文化”；即使“去找经济的出路，其条件亦必须适合其文化，否则必无法找寻得出”。梁漱溟倡导的乡村建设意在解决“文化失调”问题，不过他所说的文化并非现代性文化，而是中国“固有”文化，也就是他念兹在兹的儒家文化。简言之，梁漱溟推行乡村建设，意在恢复传统中国社会秩序尤其是他所属意的“伦理本位”的“理性”社会秩序。对此，千家驹对梁漱溟进行了猛烈批判，他说：“旧‘治道’之崩溃，我们是不必留恋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造成一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培养新的法制礼俗，而不是发明一套做好了的‘礼俗习向（社会秩序）’，而后改造我们的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梁漱溟虽从文化上对近代中国乡村衰败进行了诊断，他所开出的却是一剂复古的老旧药方——正如时人所评价的，其乡村建设是保守主义的复旧运动。

1949 年以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选择了工业化道路。在工业化初期乃至中期阶段，我国不得不以农业支持工业发展，致使工农、城乡间的发展鸿沟日益加深，乡村逐渐沦为工业和城市的附庸。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工业化又主要在乡村之外持续推进，从而推动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如今，回望我国前一个时期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工业化乃至城市化几乎都是在城乡二元结构框架之下展开，总体上都是把工业化、城市化作为外在于乡村的一个发展过程来推动的。也就是说，我国乡村长期被排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是在城市发展工业，普通的农民几乎没有直接参与工业化的进程。就像戴维斯（Deborah Davis）所说的那样，“当中央政府的计划占支配地位后，……城市企业从乡村分离出来，城市史无前例地用‘牢固的边界’把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分割开来，这种边界就如同深沟围绕的城墙一样”。并且，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是在农业生产率很低的条件下发动的，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只能用牺牲农民利益的方式来实现，或者说，采用了农业向工业增长支付费用的方式。在1950-1980年间，农业部门总共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大约10243.74亿元的积累，农业资源输出总额达到14508.77亿元。它不仅导致农民负担增加乃至过重，而且导致农业增长缓慢乃至负增长，以致乡村发展落后、城乡不均衡发展问题愈发突出。这就衍生出中国现代化的二律背反的历史命题——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乡村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与城市的差距拉大了。

工业化促进城市的生成，城市进一步强化了工业主义。由此，乡村与城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前工业时代的城市并不是中心性地主宰着乡村，相反，它们被广阔无际的乡村生活所包围，并寄生在乡村的农业劳动之上。城市的消失，对于农村来说，无关紧要。但是，工业主义催生出来的现代大都市，却颠倒了农业乡村的主宰地位，它们使乡村成为社会的边缘并且依附于都市自身。都市不仅成为权力和经济的中心，而且还在一步步地引导和吞噬乡村的生活方式。乡村反过来成为现代都市的一个象征性的乡愁之所。”易而言之，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城市从“寄生”到“中心”、乡村从“主宰”到“依附”的“转身”。

更为重要的是，在“城眼观乡”乃至这单一的现代化的眼睛看来，乡村被视为落后的代名词，包括乡村文化在内的一切都被认定为“前现代的”，甚至被认为是“封建落后的”。在这种线性的进化论式的现代化话语中，一切“前现代的”都是落后的，都要摒弃。前一个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不发展或欠发展的事实，似乎又进一步论证了乡村文化的落后，甚至不少人将乡村的不发展或欠发展归咎于乡村文化的落后。于是，“改造”乡村和建设乡村文化成为我国现代化前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主题和国家工程。

很显然，“乡村成为问题”是这一现代化镜像中的发展落后问题。在与城市发展的对比中，乡村的发展落后问题愈发突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过短暂的农村改革和农村发展，乡村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再次落后于城市发展，并且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乡村社会的人口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各种资源被无形的抽水机虹吸到城市，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发展的落差。在这种情况下，就连年轻一代农民也对生养他们的那个乡村产生了厌弃，对乡村文化怀有深深的自卑情结。许多人将一切与乡村相关的事物视为时代进步的累赘，弃之如敝屣。乡村，在这一现代化的熔炉中逐渐褪去了其原有的“根本”色彩，被贴上了“落后”“土气”“保守”等负面标签。于是，建设乡村（文化）、发展乡村，一时成为主流政策话语。

总而言之，无论是1949年之前还是之后，我国前一百年来的现代化基调是工业化，工业剥夺农业、城市剥夺乡村不仅成为一种常态，而且固化为一种城乡二元的社会体制。从历史角度来看，“三农”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我国现代化前期探索的必然产物。

在中国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中国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一五”时期的工业化建设，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开始认识到单一工业化的局限性，提出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向着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推进。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向“搞现代化建设”上来，深刻认识到中国搞现代化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在此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党和国家先后提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战略，以及“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入新时代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强调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仅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且成功地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总之，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探索出的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把乡村振兴放置于中国现代化探索和推进进程中来考察时不难发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及其推行，实则是对前一个时期将现代化简单化为工业化、片面强调城市化战略的适度纠偏和政策调适。城乡互融、农工互促理应成为下一个阶段中国现代化的主基调。所以说，乡村振兴战略是从根本上改变乡村从属于城市、乡村消弭于城市的境况，使乡村走向全面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单一的工业化或城市化，若是以牺牲乡村的利益为代价，便不利于乡村的发展，其结果是加剧了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发展。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城乡人民都要共享改革和发展的红利，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城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现代化，既包括城市的现代化，也包括乡村的现代化，是城乡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化。

诚如王先明所言：“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居于什么位置，是任其自然萎缩、衰败、淘汰，还是促进其发展、进步和转变；将农业、农村和农民抛弃在现代化进程之外，还是将其纳入现代化进程之中，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将面临的重要课题和难题。前者的后果将使现代化失去稳定的基础和强大的发展动力，后者的结果恰恰相反。”毋庸置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必须将农业、农村和农民纳入其中，积极推进乡村现代化。乡村现代化必须与工业化、城市化乃至信息化同步、协同和交融发展。

然而，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相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步伐没有及时跟上来，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仍是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当前我国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乡村的正确判断。也正是因为如此，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和全局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积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能否顺利达成。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仅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还要推进农民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农业的现代化或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实际上，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于农民现代化。换言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然要求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即乡村现代化。相应地，乡村文化必须同步得到繁荣和发展。不仅乡村现代化必须且只能以乡村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来定义，而且乡村现代化最终要以乡村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来衡量。

中国式现代化完全不同于西方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如果说西方现代化所代表的是现代工业文明（它常常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实现路径），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不仅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精髓，更蕴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孕育出现代农业文明的新形态。更准确地说，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是一种现代工业文明和现代农业文明相互交融、共同进步的文明形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只有对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的农业文明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反地，表征现代工业文明的工业化或城市化，往往会无止境地向土地和自然索取乃至最终破坏自然，招致自然灾害的报复，损害人类永续发展。在对待自然问题上，恩格斯曾深刻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在这样一种中国式现代化视域观照之下，我们才会认识到，乡村作为一种典型的人类社会生活形态，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不会被城市所取代，亦无须被城市所取代。乡村和城市都是人类值得珍视的重要生活方式，有着自身独特的社会价值。城市有城市的特点和优势，乡村有乡村的特点和优势，两者应该并存、共生共荣，而不是扩张城市、简单地减少乃至消灭乡村。

乡村的生活方式之所以被人所怀念或向往，不仅仅由于它是一种“慢生活”、“宁静生活”或“生态生活”，而且是因为它蕴含的价值，即团结、互惠、合作、信任、亲情、守望相助等。或许这些，才是我们“乡愁”之所系，而不仅是乡村景致、田园风光，也不仅是“慢生活”——实则是城市人的想法和需求，符合城市人的口味。一些人造的文旅小镇、新农村并不能让人产生乡愁，是因为它缺乏原来乡村生活方式中蕴含的团结、互惠、合作、信任、亲情、守望相助等价值。正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迅速步伐增加了人的向往，向往昔日较慢的节奏，向往延续性，向往社会的凝聚和传统”，而这些向往之物恰恰是乡村生活方式所独有的。

既然乡村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值得珍视的、可欲的生活方式，可否衍生出以它为基础的现代化？或许罗志田是对的，他说乡村生活方式不啻为一种富有弹性的和可能性的典范，它能够包容各种生活方式和产业形态，具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相比于城市化，以乡村为基础的现代化或许更具开放性。它既能回应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又能保持乡村本色，不必让农民付出太多的代价，因为它更倾向于“温故知新”，而不仅仅是“推陈出新”。农业无论是作为一种劳作形式，或者是在工业城市之外的乡村生活方式，需要我们以新的思路加以思考。很显然，“乡村文化是可以参与‘完美生活’的构建的，或者说，缺失了乡村生活的文化诗意，我们就失去了理想的生活状态”。

简言之，乡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乡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

乡村不是凋敝落后的代名词，完全可以与城市一样，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承载地。我国14亿多人口，9亿多在城镇，近5亿在乡村。未来即便是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还将有数亿人生活在乡村，他们与城市居民一样，也向往在居住地就能过上现代化生活。要顺应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坚持不懈地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提高乡村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努力将乡村打造成农民就地过上现代化生活的幸福家园。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应是乡村服从城市、乡村服务于城市的发展，更不应是使乡村完全转变为城市的复制品，而是实现乡村自主的、全面的现代化。

习近平指出：“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农耕文明曾长期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基因密码，也是新时代提振乡村精气神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些优秀传统乡土文化逐渐衰落凋零，一些各具特色的传统村落正在加速消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起来，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进一步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积极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