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直观的人口城镇化与教育城镇化数据来看，我国教育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发展，大部分学生已在县区和县镇而非农村接受义务教育，以城市为主的“城乡教育大分流”时代已经形成，相关学者将这种教育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称为“过度教育城镇化”。从形成机理来看，部分学者认为过度教育城镇化产生于农村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政策推动，以及地方政府强化县城教育优势的措施；部分学者则认为教育过快进城源于很多地方政府走上了以教育地产拉动农民进城买房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从过度教育城镇化对县域教育发展的影响来看，其不仅因为资源配置效率与保护弱势群体教育权利难以平衡的矛盾引发了教育学界在县域教育资源布局上的强化乡村教育与弱化乡村教育之争，而且因形成了“半工伴读”“一家三制”的农村家庭生活模式而强化了既有城乡教育二元体制与农村家庭县域城镇化风险。这些考虑背后所关涉的县域现代化与县域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大实践议题是，伴随着我国县域城镇化与县域教育均衡战略的持续、渐进推进，我国县域教育治理是应该进一步推动县域教育城镇化发展呢，还是应该适度抑制教育城镇化的过快发展？

笔者认为，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以及我国地区发展的差异性，使此问题的回答并非简单地推动或抑制教育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而应先理清县域教育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关系，区分出教育城镇化发展在不同地区的经验类型，以此作为分析工具来对复杂的经验现象获得更为深入的认识，再对县域城镇化与县域教育现代化的实践方向做出判断。事实上，笔者与团队在数年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在一些就地、就近城镇化的东部发达地区，例如，苏南地区的教育城镇化发展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教育失衡，当地的农村家庭教育投资不断提升但没有产生明显的家庭教育负担，城乡学校教育质量有一定差异，但尚未形成县城对乡镇学校的虹吸效应。这说明，因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差异，在地方政府主导的县域发展实践中，教育城镇化与县域教育均衡以及县域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正向关系或者负向关系。概言之，教育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有不同的关系类型，这进而影响了县域教育均衡与城镇化的发展样态。

进一步讲，根据苏红健对2019年全国人口城镇化率与教育城镇化率的相关统计，本文认为从直观的教育城镇化率与人口城镇化率的差额来看，人口城镇化与教育城镇化的关系可分为以下两种：一是人口城镇化驱动教育城镇化发展，教育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的结果。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教育城镇化发展同步于人口城镇化发展，或教育城镇化略快于人口城镇化，但两者差额在10%以内，地方政府并不依靠教育拉动农民进城，而是通过经济发展先带动农民进城就业，再带动其子女进城读书。以北京、上海、苏南、天津等地区为典型，因大量的随迁子女随农民工进城读书，教育城镇化率与人口城镇化率都相对较高；第二种为教育城镇化驱动人口城镇化发展，教育成为拉动农民进城的工具。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教育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速度，教育城镇化率超过人口城镇化率20个百分点甚至更高。以湖北、四川、湖南、山西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为典型，因欠缺就业机会与经济支撑，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城乡公共品供给差异吸引农民进城，这不仅产生了县域学生进城但家庭没进城的社会现象，也引发了务工妇女返乡在县城陪读的浪潮。

从保障我国县域城镇化与县域教育现代化的整体稳定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出发，第一种关系样态明显更为良性，第二种关系样态则会因为农民欠缺城市生活基础而造成农村家庭城镇化的压力过重，也会因城乡师资生源关系重组而导致县域教育失衡。由此，为了进一步解释为何同样是教育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一些地区其并没有产生县域教育失衡，而在一些地区则导致了较为明显的县域教育失衡问题。依据学界既有研究，笔者暂且将上文第二种教育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关系样态中，地方政府主导的且欠缺内生人口城镇化发展基础的教育城镇化的过快发展称为过度教育城镇化。在本文分析中，过度教育城镇化作为核心的学术概念，不仅是一种教育城镇化率显著高于人口城镇化率的社会现象，还是一种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供给的实践模式。尤其是在一些去工业化发展条件与人口城镇化发展缓慢的中西部地区，教育城镇化成为地方政府推动人口城镇化与实现土地财政的工具，农村家庭教育进城是县域政府积极推动过度教育城镇化实践的结果。相比于学界既有分析，过度教育城镇化不仅能够进一步呈现教育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复杂关系，还能清晰地呈现地方政府利用教育推动人口城镇化发展的行为逻辑与实践路径，更能够凸显县域教育供给失衡中的地方政府因素。

本文立足中部三县的田野调查，结合相关学者对全国教育城镇率与人口城镇化率发展状况的统计分析，细分人口城镇化与教育城镇化的关系类型，据此界定地方政府主导的“过度教育城镇化”，并将其视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供给的一种实践模式。本文结合田野调查系统阐释地方主导型过度教育城镇化的实践表征，同时剖析其对县域教育供给失衡的作用机制。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学界对新兴学术概念“过度教育城镇化”的内涵认知，深化了教育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而且从地方政府主体因素切入，补充了学界对“国家与农村家庭教育投入持续增加，但中西部部分县域教育失衡仍未得到根源性缓解”这一现实困境的学理解释。

进一步而言，在中央持续加大农村学校资源补差力度的背景下，过度教育城镇化实践不仅加剧了县域教育供给失衡，更引发了县域教育生态的系统性失衡。在地方政府主导的这一实践模式中，其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教育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功能被过度凸显，城乡教育差距被异化为拉动农民进城购房的政策抓手，而教育服务民生发展的核心功能则不断弱化，最终导致县域教育供给功能发生根本性偏移。其二，学生家庭经济条件与学校发展水平呈现“弱势集聚”与“强势耦合”的分化态势——县—乡—村三级学校所构成的教育结构，已不再是单纯的教育资源供给层级，而是演变为承载教育质量、办学环境显著差异的发展层级。对多数县域家长而言，农村小学与乡镇初中已沦为劣质教育资源与弱势教育发展环境的代名词，县域教育结构严重失调。其三，在过度教育城镇化框架下，中央对农村的教育资源投入效率因乡村师资、生源过快流失而偏低；地方层面出现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倒置的错位现象，家庭被迫卷入教育投资的内卷式竞争；县城学校对农村学校的师资、生源形成持续性虹吸效应，最终导致县域教育发展关系的全面失调。

本文认为，过度教育城镇化所折射的本质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对教育公共品供给与地方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关系的认知偏差。实践中已然存在反例：部分地方政府通过稳定城乡师资流动、强化乡镇教育资源配置与质量提升等举措，既保障了县域教育供给均衡与教育生态稳定，也避免了县城学校大规模大班额现象的出现，陪读行为亦仅局限于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这一实践充分证明，以教育为杠杆拉动地方土地财政、助推人口城镇化的路径并非必然选择。当前，县域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心已从基础均衡转向优质均衡，针对过度教育城镇化引发的县域教育失衡问题，未来地方政府的治理思路需从传统的资源补差模式转向教育生态稳定导向，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推进：

1.巩固教育供给的民生定位

县域教育生态均衡的核心，在于巩固教育供给的民生定位。当前，我国基层治理中扩权强县改革正广泛推进，县政府已逐步获得中央教育项目及相关政策资源的统筹分配权，在县域教育供给与发展中将承担更重要的角色——义务教育阶段“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正逐步向“以县为主”的教育发展体制转型。在此背景下，新时期县域教育优质均衡治理中，中央及省、市级政府需警惕地方政府的过度教育城镇化实践，敦促其切实把握人口城镇化与教育城镇化的辩证关系；需明确我国农村家庭的城镇化进程必然是渐进式的，必须保障农村家庭人口城镇化与子女教育城镇化的同步协调。归根结底，教育城镇化应是人口城镇化的自然结果，而非通过刻意推动教育城镇化来拉动农民被动进城的工具。

具体而言，其一，在教育权力关系层面，需强化中央与省级政府对县级政府教育供给责任的监督力度，并适度约束地方政府在县域教育资源配置中的自主权。伴随资源下乡与项目治国体制的逐步成型，中央政府既要通过扩权强县改革，赋予县级政府更多基层治理统筹权与因地制宜的施政能力，亦需警惕因资源过度统筹而损害教育专项事业发展利益，确保教育供给达到基本统一标准，例如保障中央教育项目资源专款专用、地方教育经费足额投入。其二，需引导地方政府树立良性的教育政绩观与地方发展观：教育政绩并非简单体现为县城教育园区的建设规模与速度，而应落脚于县域教育生态的均衡稳定；县域城镇化的核心目标，应是保障农村家庭在城镇的稳定就业与安居生活，而非局限于土地城镇化与教育城镇化的表面推进。其三，需约束地方政府激进的教育新园区规划与建设行为，尤其要警惕教育新城中超大规模中小学的规划布局，此类规划显然与教育生态均衡的核心要求相背离。

2.形塑发展型乡村学校

县域生态优质均衡的重点是县—乡—村三级学校发展结构的均衡，其关键是打造发展型的乡村学校。若乡镇学校具备优质教育质量，多数农村家庭仍愿意选择在乡镇接受教育，尤其在农村双留守家庭普遍存在的地区，农村家庭对乡镇学校的教育质量抱有较高期待。结合多位乡镇中小学校长的实践经验，应以乡镇为基本单元，集中打造规模适中、教育质量优良的初中与小学各一所。具体而言，优质乡村学校的发展需具备三大核心要素：其一，规模适中以营造良性教学与管理生态。乡镇初中规模至少需达到500人，其中1000—1500人的规模区间管理效率最优；小学规模至少需600人，1000—1200人的规模区间管理效率较高。其二，师资与生源结构合理。师资层面需形成老、中、青比例均衡的年龄梯队；学生层面需构建优、中、差比例协调的成绩结构，避免两极分化。其三，学校管理水平、教学质量与发展态势相对稳定。核心是保障师资与生源的稳定性，尤其减少优质师资与生源的流动和流失，为学校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当前制约乡镇学校发展的核心因素，一是县城学校对乡镇学校的资源虹吸效应，二是农村小规模教学点的广泛存在。据此，可从三方面着力扭转乡村学校衰败态势：其一，落实学区制管理，规范城乡生源流动秩序，严禁县城民办学校对乡镇优质生源的“掐尖”行为；同时可通过完善高中指标生到校制度，稳定乡镇优质生源存量，增强乡镇初中的吸引力。其二，规范县域城乡教师流动秩序，破解流动失衡难题。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需严控城区学校对农村学校师资的无序招考与抽调，建立健全城乡师资双向交流的稳定机制与保障环境。其三，针对人口净流出的农业型县域，在地形平坦、交通便利的区域，省级政府应出台专项政策推动农村小规模教学点整合，规避因小学布局过于分散导致的基础教育质量偏低问题。需明确的是，国家政策的基本导向是保留必要教学点，这种“必要性”主要适用于民族、边疆、边远等地区或交通不便的山区，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人口城镇化与教育城镇化的发展现实，放任多数其他地区农村教学点自然消亡。概言之，农村撤点并校工作应回归政策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