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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辉祥、唐卡: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现实议题、理论逻辑与实现机制

作者简介:黄辉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唐卡,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文献来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年第6期

摘要:作为农业强国建设的核心议题,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和发展要义。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技术、制度、市场、主体等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单一要素难以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从乡村治理的现实议题和理论逻辑来看,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首先聚焦于生产要素的创新,依靠科技创新重构农业生产要素组合,通过制度的参与破除要素配置的壁垒。其次,依托市场需求引导生产要素的高效集聚,凭借多元主体协同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能,推动农业从传统模式向现代形态转型,实现经济、生态、社会等多维度价值的系统发展。具体来看,要通过要素聚合机制盘活各类资源,强化乡村治理的资源供给。借助数字赋能机制不断更新乡村治理工具,重塑乡村治理的运行模式。依托主体赋能机制提升农户的数字参与能力,增强农户在乡村治理进程中的参与效能,推动乡村治理迈向现代化新境界。

关键词:农业新质生产力;乡村治理;农户



“三农”作为农业大国发展的基础,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乡村治理秩序的稳定。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勃兴的背景下,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我国实现农业由大变强的关键路径。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这凸显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在农业发展战略中的核心位序。


一、农业新质生产力:一个农业强国的现实议题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以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进而形成的具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动能等显著特征的现代农业生产力形态。具体而言,农业新质生产力围绕智能技术的创新驱动,来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农业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新的生产条件、管理条件和经营条件等要素的简单叠加,更是对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创新性开发与创造性利用。就构成要素而言,农业新质生产力集中体现为劳动者素质的显著提升,劳动者能够熟练应用现代科技知识进行农业生产。而劳动资料的智能化迭代,智能农机装备的广泛应用,也不断拓展劳动对象的边界。同时,诸要素的优化组合,贯穿于农业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各环节的精准协同。目前,学界围绕农业新质生产力“新”与“质”的核心价值展开讨论,形成了要素重构、生产方式变革与综合发展等三大价值主张。

(一)要素重构:聚焦生产要素的创新性组合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新要素替代传统要素、并实现要素优化配置的生产力形态,其核心在于生产要素的“更新”与“重组”。具体来看,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高素质农业人才、智能化的劳动资料、无限扩展的劳动对象等三大要素的智能升级与协同联动。农业新质生产力中的新要素不仅包括技术要素,还涵盖新型经营主体等组织要素以及土地流转、农村金融政策等制度要素,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迈进的要素组合方式。

(二)生产方式变革:凸显从传统到现代的模式转型

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本质是一场贯穿人类文明进程的范式变迁过程,其始终围绕从经验型农耕向科学化生产的转型而展开。传统农业以人力和畜力为核心动力,依托“口口相传”的田野经验积累,在小块土地上实现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生活与交往。传统农业生产的效率受限于自然条件与农户个体的实践经验,难以突破“靠天吃饭”的困囿。而现代农业则以智能技术为治理工具,通过智能化的理性决策,构建起智能技术、信息资本与组织相适配的复合型乡村治理体系。

就此而言,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实现了农业发展从资源依赖向科技驱动的全面转型。传统“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模式被精准化、智能化与绿色化的生产模式所替代。智能化的环境控制和云计算的标准化植保,均是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呈现。这场农业生产的智能变革,实现了从农耕和人力劳动的单一投入向智能嵌入和农业品牌的多元驱动,促使农业生产摆脱对传统生产经验的依赖。在生产关系层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散经营,正逐步向土地流转的规模化组织演进,围绕智能产业链建构农产品生产、加工与销售的一体化平台,提升农业生产的韧性发展空间,奠定了乡村全面振兴与筑牢粮食安全的根基,彰显了农业生产方式不断革新的发展走向。

(三)系统综合发展:多维度价值协同下的农业价值升级

作为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导向的系统性生产力形态,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体现为对经济、生态与社会三者综合效益的统筹,这构成了内涵丰富的综合生产力体系。从价值维度分析来看,农业生产力形态的“质的跃升”并非仅局限于传统农业范畴内产量规模的扩大与生产效率的提升,而是涵盖了农业价值的多维度综合升级。从经济维度来看,突出表现为农产品的精细化改良以及农业生产的标准化运作;在生态维度层面,核心目标指向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管控与削减,进而有效推动农业生产模式向环境友好的全面转型;在社会维度层面,则聚焦于农户收入的稳步增长与就业岗位的持续扩容,践行全面乡村振兴的民生基础。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综合性贯穿于时空维度的无限扩展,即从耕地农业拓展至大食物观下的全域农业发展。在空间坐标上,其突破了传统农耕农业的局限,延伸至大食物观引领下的全域农业生产,具体涵盖现代农业品类、大食物观的生产开发等多元业态;在时间维度上,其打破了农业生产的季节约束格局,新质农业生产力借助智能种植等技术手段实现全年性的高效农业生产,大幅压缩了农业资源的时间效率。从系统升级视角来看,多维度价值的拓展与协同不但丰富了农业生产力的内涵,而且构建了农业全面升级的核心动力机制,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系统进程。


二、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转型的理论逻辑 

伴随全球范围内科技革新与产业转型向农业领域加速渗透,“三农”工作逐渐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学术界针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驱动方向和赋能价值展开了多角度讨论,在此过程中逐步构建起“技术核心论”“制度保障论”“市场牵引论”与“主体支撑论”等四大主流理论主线。

(一)技术核心论:以科技创新重构农业生产要素组合

在技术核心论的理论认知中,现代科学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实际应用,构成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得以生成的核心驱动力。该理论借助技术层面的革新举措,突破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面临的边际收益递减难题,进而达成生产要素的创新性整合与利用效率的显著提升。

1.种业技术构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增长的“源头驱动”。种子直接决定粮食单产水平和抗逆能力,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种子技术的领先有助于打破国际种业巨头的垄断,在全球农业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种业技术作为农业的“芯片”,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增长的“源头驱动”,对保障粮食安全,突破传统育种限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增强农业竞争力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当前,全球种业进入新一轮科技革命,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智能设计育种等技术加速应用。一方面,我国在基因编辑、分子设计育种等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促使农作物品种朝着高产、优质、抗逆、广适的方向不断更新。另一方面,种业领域的各类技术还具备双重赋能作用,既能够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也能增强农业生态效益,实现农业生产效率与生态效益的双重驱动。

2.智能装备技术奠定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载体。一系列智能技术的广泛推广,提升了农业生产力的效率。如农业机器人、物联网等技术的大规模推广应用,推动农业生产模式从“人力密集型”向着“智能精准型”转变,这一转变使得大田作物在耕地、播种、收获等环节的综合机械化水平得到明显提高。除此之外,数字技术还实现了农业全产业链的可视化管控。围绕智慧农业云平台可以整合土壤墒情数据、气象监测信息、作物生长状态数据等多类信息,能够动态优化灌溉策略与施肥方案,进而有效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化肥使用效率。

3.绿色技术构成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载体。伴随“双碳”目标的持续推进,学术界对绿色技术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日益关注。秸秆还田、生物防治、低碳农业机械等技术的实际运用,不仅能够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的产生,还能推动农业领域“碳汇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最终实现“产量增加与污染减少”的协同发展目标。此外,绿色技术与循环经济的深度融合,催生了“稻渔共生”“农光互补”等新型农业模式,这些模式促使农业生产从“单一产出导向”逐步转向“多元价值创造”的发展方向。

(二)制度保障论:以制度创新破除要素配置壁垒

“制度是政治分析题材的核心。”制度保障论认为,合理的制度设计是农业新质生产力落地的关键支撑,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打破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壁垒,为技术应用与产业升级提供制度环境,具体体现于土地制度、金融制度、人才制度等三大领域。

1.土地制度改革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空间保障”。土地作为农业最基础的生产要素,其市场化配置程度直接影响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我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深化,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为大型智能农机作业、连片种植基地建设提供了前提条件。此外,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宅基地领域的改革工作,同样为其配套设施的建设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宅基地改革所释放的资源与政策空间,能够有效保障农业新质生产力所需的仓储、加工、物流等配套设施落地,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稳定发展奠定基础条件,可有效解决农产品冷链物流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2.金融制度创新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资金支持”。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大量长期资金投入,而传统农村金融体系存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因此,一方面要持续推广“农业科技信贷”,通过知识产权质押、政府风险补偿等机制,提升农业科技企业贷款获批率。另一方面要发展农业保险,如“农业指数保险”“气象指数保险”,覆盖智慧农业设备、特色作物等新型标的,降低技术应用风险。同时,引入社会资本,支持智能温室、农产品加工中心等设施建设。

3.人才制度创新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人力依靠”。针对农业人才的“流失严重、结构失衡”问题,需构建“引才、育才、用才”的全链条制度。一方面,完善“人才下乡”的激励机制,建立一系列的育人政策,如“农业科技特派员津贴制度”和“返乡创业税收减免政策”等。另一方面,强化农村职业教育,如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计划,立足于人才理论开展智能化技术的实操培训,使农民掌握智能农机操作、电商销售等技能。

(三)市场牵引论:以市场需求引导生产要素集聚

市场需求构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导向性力量”。作为核心理论之一的“市场牵引论”,其关键逻辑体现在借助消费需求层次提升、市场主体间的竞争互动、产业链条的延伸拓展等途径,引导技术、资本、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向农业领域中附加值较高的板块汇聚,进而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方向指引与要素支撑。

1.消费需求驱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品质升级。在农户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的背景下,随着社会整体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农户对农产品的需求逐渐摆脱“满足温饱”的基本诉求,不仅改变了农产品市场的供需格局,更对农业生产提出了全新要求,直接推动农业生产体系向品质、健康与个性的更高层次需求转变。从实践来看,消费者对绿色有机农产品的青睐度不断提升,促使农业生产主体加大生态种植技术的应用,推动地方农业聚焦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这些变化均体现出消费需求作为核心动力,在牵引农业新质生产力实现品质跃升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续活力。

2.市场主体竞争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效率优化。新型经营主体作为市场竞争的核心参与者,其对效率的追求直接带动技术应用与模式创新。家庭农场作为规模化经营的主体,其对农机装备的需求使小型智能农机市场规模年均增长。此外,电商平台的崛起还加剧了市场竞争,倒逼农业生产“标准化”,农产品溯源体系要求入驻商家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覆盖率提升。

3.产业链引导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发展。多元化的市场需求推动农业从“单一生产”向“三产融合”转型,而产业链整合则是实现这一转型的关键。随着“农业+”等新业态的出现,促使传统农业产业链衍生出集生产、加工与销售等多元合作的产业链。该产业链通过整合育种、种植、物流、电商等资源,可有效带动农户的人均增收与价值增值,推动要素跨区域流动,提升全国农产品流通效率,减少损耗率。

(四)主体支撑论:以多元主体协同激活发展动能

目前,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技术应用、市场波动等风险,尚未形成完善的风险应对体系。因此,农业新质生产力涉及的智能技术离不开政府、企业、农户乃至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开发。唯有立足于多元主体的协同才能激活发展动能,明确各主体的角色定位,进而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农户参与、科研支撑”的联动机制。

1.政府发挥“引导者”角色。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进程中,政府需精准定位并充分发挥“引导者”的核心职能,通过政策扶持与公共服务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体而言,立足于系统性政策设计与科学调控,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成长营造优质环境。从顶层设计来看,政府可依托产业规划、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明确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与重点领域。同时,政府委托科研机构发挥“支撑者”角色,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技术源头”。作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的基础平台,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建构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加速了农业信息技术的转化,降低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风险,为农业的稳定发展筑牢基础,最终实现农业产业向高质量、现代化方向转型。

2.企业发挥“主导者”角色。在技术转化层面,企业成为技术转化与产业运营的核心载体,依托自身积累的资金储备、技术研发能力与市场资源优势,能够有效衔接科研机构的创新成果与农业生产实践,将实验室中的技术方案转化为可直接应用于田间地头的实际生产力,填补科研与产业之间的断层。在产业协同层面,企业还通过创新合作模式,如“订单农业”“保底收购”等机制,搭建起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桥梁,带动广大农户深度参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农户在与企业的合作过程中,不仅能够系统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的应用方法,将技术融入日常生产环节,还能借助稳定的合作模式保障农产品销路,切实实现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与个人收入增长的双重目标,形成企业引领、农户参与的协同发展格局。

3.农户发挥“参与者”角色。农户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体系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角色,同时也是农业先进技术与创新模式落地的“最终实践者”,具体体现在农户的“数字素养”与“科技认知”。因此,从实践效果来看,农户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相关技术的接受意愿与实际应用能力,直接决定了各类技术方案在田间生产中的落地成效。鉴于此,学术界普遍强调,要通过系统性培育与引导,提升农户的数字应用能力。一方面,要依托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开展针对性培训,帮助农户掌握智能农机操作、数字农业平台使用等技能;另一方面,通过典型案例示范,降低农户对新技术的认知门槛,发展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智能技术,打通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持续推进提供坚实的实践基础。


三、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的实现机制

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的实现机制,是依托其技术集成、要素整合与效能提升特性所构建的系统性治理赋能体系,对破解乡村治理资源约束、模式滞后与主体能力不足等难题具有关键支撑作用。该机制以三大子机制为核心协同发力。通过统筹农业生产、数字与公共服务要素,激活治理资源供给效能,摆脱资源碎片化困境;数字赋能机制借助智慧平台与物联网技术,重塑治理运行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迈进;主体赋能机制通过分层培训与能力培育,提升治理主体参与效能,促进主体从被动参与转为主动作为。三者相互衔接、层层递进,共同推动乡村治理向集约化、高效化与现代化转型,为实现乡村善治提供坚实的生产力支撑。

(一)以要素聚合机制激活乡村治理资源的供给效能

为激活乡村治理资源供给效能,需要通过要素聚合机制打破土地碎片化壁垒,有效盘活闲置资源,实现土地要素的集约化整合,为乡村发展筑牢空间根基。同步搭建“引育用留”一体化平台,定向引进专业人才、培育本土能者,推动人才要素的专业化集聚,为治理难题破解注入智力动能。同时,还要整合财政资金,撬动金融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构建资金要素的多元化融通体系,为乡村建设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形成三要素协同发力的治理资源供给新格局。

1.土地要素的集约化整合。土地作为乡村治理中最基础的物质资源,其配置效率直接决定治理资源的供给能力。传统乡村治理中,农户经营的耕地分散,难以适配现代农业技术应用,制约了乡村公共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空间拓展,导致治理资源在空间拓展维度上难以呈现较好的供给势能。而农业新质生产力可以有效推动土地资源从“分散闲置”到“规模高效”的供给转型。具体通过技术赋能与模式创新,构建起土地要素集约化整合机制,为乡村治理激活土地资源供给提供关键支撑,从整合路径来看,农业新质生产力中的数字化技术为土地确权与流转提供精准支撑,有助于清晰界定土地产权归属,建立“一户一码”的土地信息数据库,降低土地流转中的纠纷风险。同时,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土地资源从“单一农业用途”向“多元治理场景”拓展,为乡村治理注入持续动力③。

2.人才要素的专业化集聚。随着村庄空心化的不断加深,乡村治理面临着乡村智力人才的断层,对乡村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从“体力型”转向“技术型”。为了弥补乡村治理资源供给在人力维度上的短板,必须利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技术优势构建起人才“引育留用”的完整闭环。立足于中央顶层的成功设计,推出乡村人才振兴计划,推动“人才返乡”,将普通农民培育为“懂技术、善治理”的乡村治理骨干。

3.资金要素的多元化融通。资金短缺是突破乡村治理的关键瓶颈,传统乡村资金来源主要依赖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渠道单一且额度有限,难以满足道路建设、环境整治、公共服务等治理需求,导致许多治理项目难以有效开展。随着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乡村资产的“可抵押性”增强,金融机构开始推出以农业设施、农产品订单、数字资产为抵押的贷款产品。一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可推动数字金融向乡村渗透,如手机银行、线上信贷平台的普及,让村民足不出村即可办理贷款、转账等业务,提高资金融通效率。另一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金融产品、激活产业价值,构建起资金要素多元化融通机制,为乡村治理开辟稳定的资金供给渠道。这种资金要素的多元化融通,既打破了乡村治理的“资金瓶颈”,又通过产业发展实现治理资金的“自我造血”,为乡村治理提供持续保障。

(二)以数字赋能机制重塑乡村治理运行模式

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下,以数字赋能机制重塑乡村治理运行模式,首要在于推动治理流程的数字化重构,通过对传统治理环节的数据化改造、流程再造与智能升级,为乡村治理奠定高效、精准的运行基础;在此基础上,依托数字化的治理平台与数据共享体系,实现治理主体的数字化协同,打破政府、村集体、社会组织、村民等主体间的信息壁垒,促进治理资源的高效整合与治理行动的同频共振。进一步推动治理场景的数字化延伸,拓展至线上智慧村务、远程服务、动态监测等多元化新场景,全方位提升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1.重构乡村治理的数字化流程。传统乡村治理流程存在“环节多、响应慢、沟通难”的痛点,村民反映诉求需多次往返村委会,治理事项审批依赖纸质材料传递,跨部门协作常因信息不通导致效率低下,村民满意度极低。而农业新质生产力中成熟的数字技术,如大数据、物联网、政务平台等,推动乡村治理流程从“线下分散”向“线上集成”转移。通过数据打通、流程简化实现治理效率的质效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线下跑腿”向“线上协同”转型,数字政务平台将实现乡村治理事项的“一网通办”,为政务服务下沉提供了载体,部门间通过数据共享完成审核,大幅减少“跑腿次数”,将高频治理事项搬至线上平台,村民通过手机即可提交材料、查询进度,体现了数字化治理的前瞻性与精准性。

2.治理主体的数字化协同。在传统乡村模式下,各主体沟通依赖“会议传达”“上门走访”等“口口相传”的信息传递方式。这种信息传递方式极易出现偏差,导致协同效率低下。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技术搭建协同平台,推动各主体从“单向沟通”向“双向互动”转变,实现治理资源的高效整合与责任共担。具体来看,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搭建多元联动平台,利用村民数字议事厅激活农户参与的主动治理,打破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信息孤岛”,增强了治理透明度与村民信任感,提升了村民参与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3.治理场景的数字化延伸。传统乡村治理受限于人力、技术,难以覆盖生态保护、安全防控等精细化场景。农业新质生产力拓展了乡村智慧治理的领域,物联网、人工智能、视频监控等技术,正将治理场景从重点区域向“全域覆盖”延伸,实现从“粗放管理”到“智慧防控”的转型。一方面,在生态数字监测系统中,乡村生态治理有助于实现“实时监管、精准施策”。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用于监测农田生态的技术,可拓展至乡村全域生态治理,通过传感器、卫星遥感等设备实时监测水质、空气质量、植被覆盖情况,及时发现乡村污染和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中用于农机定位、农产品溯源的北斗导航、视频监控技术,可应用于乡村治安防控,构建村庄监控与农户家用摄像头深度合作的全域网络,体现了数字化治理的人文关怀。

(三)以主体赋能机制提升乡村治理参与效能

以主体赋能机制提升乡村治理参与效能,核心在于依托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治理主体的能力升级与权责协同。一方面,既要通过数字化手段为农户赋能,提升其参与乡村治理的实际能力。另一方面,也要着眼于村集体治理效能的提升,以专业化赋能强化其统筹协调、服务群众的核心作用。同时,还需聚焦专业人才,通过场景化赋能为其搭建发挥治理专长的实践平台,确保各类治理主体各尽其能、协同发力,共同提升乡村治理的整体效能。

1.农户治理能力的数字化嵌入。作为乡村治理最基础的参与单元,农户通过数字化工具的应用,既能实现自身生产生活与治理过程的深度绑定,又能为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真实场景与数据支撑。在农户层面融入数字技术,不但是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落地的关键路径,而且也是衔接数字赋能治理实践的核心纽带。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农户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参与”,让农户从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进而激活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这种数字化赋能让农户极大增强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

2.村集体治理效能的专业化赋能。在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的进程中,村集体作为承上启下的治理核心主体,其治理效能的专业化赋能是突破传统治理瓶颈、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环节。这种专业化赋能并非单一能力提升,而是涵盖治理理念、技术应用、资源统筹的系统性升级。一方面通过吸纳农业技术专家、数字治理人才参与村集体决策,为治理方案制定提供专业支撑,同时开展村“两委”干部专业化培训,聚焦智能治理工具操作、产业规划逻辑等内容;另一方面借助数字化工具与专业机制,搭建村集体专属的治理资源统筹平台,整合土地流转、产业项目与民生服务等数据,运用大数据分析实现资源精准匹配,推动村集体治理从经验化向精细化转型。

3.专业人才治理作用的场景化赋能。从“凭经验”到“靠数据”的场景化赋能,不但提升了村集体应对复杂治理场景的能力,而且强化了其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承接与转化效率,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主体保障。一方面,远程服务平台有助于打破人才服务时空限制。农业新质生产力中重要的抓手如视频连线、物联网监测技术,可促进专业技术人才提供精准服务。此外,平台还能提供远程法律指导、电商运营培训等服务,回应农村公共服务的技术使用范畴。另一方面,围绕利益联结机制吸引专业人才长期扎根,破解乡村空心化的留才难题。具体来看,农业新质生产力带来了产业发展机遇,让专业人才与乡村治理形成利益共同体。此外,部分地区还为扎根人才提供住房、子女教育等政策支持,这种场景化赋能,让专业人才从短期帮扶变为长期服务,治理技术支撑的持续性显著增强。


四、结语与启示

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是技术革命与治理现代化的深度耦合,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要素重构、产业升级与制度创新,破解传统治理中的效率瓶颈与协同难题。从现实维度看,技术渗透失衡、要素跃迁断层与产业体系脆弱构成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三大核心议题,数字鸿沟固化、人力资本滞后风险凸显了技术理性与乡土特性的结构性张力。作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议题,要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高能级组合,在制度层面通过数字化创新化解技术扩散的运作悖论,在主体维度构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协同架构。在实践中,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实现机制的效能已初步显现,数字化治理平台推动服务精准化,人才双轨培育激活主体动能,产业全链条赋能夯实治理物质基础,形成技术、产业与治理的正向循环。未来需以系统性思维破解协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难题,培育既懂技术又通乡土的复合型治理人才。通过算力下沉与定制化培训弥合数字鸿沟,建立农业数据产权与生物安全规制。将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减负与考核改革,完善智能农机适配、碳汇定价等配套政策。农业新质生产力将推动乡村治理从技术赋能向生态重塑的跨越,通过数字技术与传统治理智慧的融合,实现效率提升与价值坚守的统一,为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可持续的动力支撑。